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朵漁編廣西人民出版社2006.1，26.00元
本書取材於歷史細微碎片、人物隻言片語，卻特別清晰地照射出晚近歷史的全貌，被讀者稱為是「在望遠鏡上加上顯微鏡」的寫法。本書以悲風、遲暮、維新、共和、啟蒙、梟雄、革命、國難、抗戰、解放等歷史風貌為綱，將歷史還原為細節，讓人物重歸
於人性，體察百年中國之風雲變幻，以期發現改變歷史航向隱蔽動力之所在。正是這些歷史的碎片、逸聞、邊角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歷史敘述，告訴了我們一段隱蔽的歷史真相，讓我們在不經意間洞悉革命的機緣，悟出歷史的玄機，窺探到晚近百年中國另類臉譜
書摘:
「五四」前後，黃侃和胡適同在北京大學任教。黃竭力反對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卻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問其故。黃侃答道：「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叫胡適，應該叫'往哪裡去』才對。」胡適聽后一時語塞。
譚鑫培的戲風靡北京，各大學多有譚迷。一天課間休息，教師們閑話譚的《秦瓊賣馬》時，胡適插話：「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都靜聽高論，無人說話。只有黃侃立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20世紀20年代上海泥城橋開了一間叫「四而樓」的酒館，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請教當時任上海公學校長的胡適。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臉面，只好親自前往四而樓小酌，尋機向主人探問究竟。主人說，樓名取自《三字經》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只不過圖個一本萬利的彩頭。胡幾欲暈倒。
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這句話後來被李敖盜用。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說：日本既已投降，共產黨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共產黨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毛澤東沒有理他。
湯用彤自信近於傲慢，當得知其所撰《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獲獎時，湯滿臉不高興：「多少年來都是我給學生打分數，我的書要誰來評獎！」錢穆談起湯來也是感嘆不已，贊其為「純儒之典型」。
陳獨秀和蔣夢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為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後來八股廢掉，改考策論，則稱策論秀才，雖多了幾分洋氣，但已沒有八股秀才值錢。有一次陳問蔣：「你那個秀才是什麼秀才」？蔣曰：「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陳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蔣於是做了一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先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
陳獨秀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中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縱觀其一生，也正是實踐了這一豪言。
吳稚暉如此諷刺「五四」時期的「海龜」：「就像麵餅，拿去國外炸一炸，回來就變成蓬鬆碩大的油條了。」
馮玉祥平生讀書甚勤。擔任旅長時，馮駐軍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讀英語2小時。學習時，關上大門，門外懸一塊牌子，上面寫「馮玉祥死了」，拒絕外人進入。學習完畢，門上字牌則換成「馮玉祥活了」。
1933年，蕭伯納訪華，前往迎接的林語堂說：「今天天氣真好。蕭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能在多雨的上海見到這麼好的太陽！」不料蕭伯納答道：「不是蕭伯納有幸在上海見到太陽，而是太陽有幸在上海見到蕭伯納。」
1936年，艾青出獄后回家。有一天，在趕集的路上，他的父親對他說：「你寫的那也是詩嗎？——聽說你寫詩還出了名。」在他父親的意識里，詩只能是五個字一句或七個字一句。
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多年任監察院院長。有一天，他見到機關院內有隨地便溺的現象，便拿起宣紙隨手寫了「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命人貼到院內某處。於書法天下聞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貼通告的人便沒有遵命去貼，反倒偷著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塊，經過拼湊，改變了字的順序，裝裱一新，掛在廳堂：「小處不可隨便。」
陳公博勸汪精衛拖蔣一道投日，汪夫人陳璧君訓斥道：「難道汪主席當漢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嗎？」
王國維曾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因為政治家只能謀求物質利益，而文學家則可創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物質上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1927年，蔣介石公然「清黨」，並宣稱：「以後各社會團體一定要養成黨化、軍隊化的習慣」「謀中國人思想統一」「再不許有第二個思想，來擾亂中國」。並強調說，必要時「就得於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在法律範圍內加以限制」。
史量才曾言，「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他認為「報紙是民眾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人民說些話，才站得住腳」。有一次蔣介石找史量才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這是槍杆子和筆杆子的一次對話。1934年11月13日下午，滬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殺，終年54歲。
唐生智一個手下曾在1927年對馮玉祥說，張作霖、吳佩孚是舊軍閥，而蔣介石是新軍閥。舊軍閥腐敗，容易打；而新軍閥會拿什麼主義來騙人，不好對付。
1933年，在回答《東方雜誌》關於對「未來世界」的夢想時，周谷城說：「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畫家錢君？說：「未來的中國是一團糟。」作家巴金說：「中國是沒有未來的。」
吳稚暉在《官氣與洋氣》中說：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氣、忍氣、下氣；當了大官以後要使氣，大發脾氣，又要小氣。
孫傳芳是北洋軍閥時期的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當時孫中山首倡，袁世凱發揚光大，都說要當人民公僕。孫傳芳看了報紙幾乎笑破肚皮。孫傳芳說那些爭當人民公僕的其實都是騙子，他要當就當人民的父母，不當人民的公僕。因為當僕人的沒一個好東西，不是拐騙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錢財，而天下當父母的沒有一個不愛自己孩子的。
蔣廷黼認為，中國近20年的內亂之罪，與其歸之於武人，不如歸之於文人。文人在一處不得志，往往群集他處，造出種種是非，盡他們挑撥離間之能事，久而久之，他們的主人翁就打起仗來。
1945年12月間，西南聯大學生因反內戰活動而與當地軍警發生衝突。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趕過去，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劈頭便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張申府曾指出：「只靠斗，解決不了問題，除非是奮鬥。」他奮鬥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沒能夠逃脫「被斗」的命運。
晏陽初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有沒有一個好皇帝倒並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個好縣長卻是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及免於恐懼的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1926年，郭沫若曾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場，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場是中國的官場，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國的官吏。」但他還是很快加入了有實權的國民黨，混入了官場。
郭沫若指責林語堂「叫青年讀古書，而他自己卻連《易經》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連他的英文也不見得好」。林反駁說：「我的英語好不好，得讓英國人或美國人，總之是懂英語的人去批評。你郭沫若沒有資格批評我的英語。至於《易經》，郭沫若也是讀的，我林語堂也是讀的。我林語堂讀了不敢說懂，郭沫若讀了卻偏說懂，我與他的區別就在這裡。」
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胡適稱讚了郭沫若幾句，郭氏在另外一個桌上聽到了，特地走過來，在胡氏臉上kiss了一個以表謝意。
1945年在重慶的一次聚會上，郭沫若經人介紹認識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訴他，因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作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親一定是邵力，郁達夫的妻子就是郁達了！」
沈有鼎不會做飯，偶爾與夫人動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飯，沈無法，只好找領導，說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領導問是何故？沈則說：「她不給我做飯。」此公曾在美國哈佛受教於懷特海門下，后又跑至德國投海德格爾門下，邏輯學甚是了得，號稱中國邏輯學先驅。有一次他說一條「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個逗點就更清楚了」，馬上給揪去開了一個晚上的批判會，說他是「現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滅亡」。
在清華大學教授組織的一次邏輯學研究會上，有人提起哥德爾，金岳霖表示要買本書來看看。他的學生沈有鼎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金聽了，「哦哦」兩聲，坦然說：「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金岳霖晚年曾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什麼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這個自知之明呢？……」
金岳霖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中國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邏輯上有問題。他說，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的邏輯結論就應該是「朋友如糞土」。
1938年3月21日，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柱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吉縣步行20多天，來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過，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打游擊，但戰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從丁玲那裡知道消息后，很想會會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問侯。和提出安排時間讓他見見毛主席。蕭軍竟然客氣地回絕道：「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批判王實味的大會，蕭軍也參加了。會場比較混亂，王實味每說句什麼，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蕭坐在會場後邊，聽不清前邊人們說些什麼。他便煩躁起來，站起來大聲喊：「喂……讓他說嘛，為什麼不讓他說話！」大會不歡而散。蕭走在回家的路上氣憤地說：「這他媽的開的什麼會，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個最高學府！」
〇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類妃嬪、女官，女司等人，各項人數加起來，總計有2300多名婦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乾脆一概編號。
〇辜鴻銘曾勸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為從那裡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女性的端莊、羞怯和優美。對此，林語堂說：「辜鴻銘並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〇康有為在光緒初年（1875年）嫖得一塌糊塗，因急於趕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輪船，他的嫖帳還沒有還上。債主們追到船上來索債，「康聖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頂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賴過債。這段子來自馬相伯的《六十年來之上海》，當時馬正奉李鴻章之命，在上海輪船招商局查帳。
〇「燈閃著，風吹著，蟋蟀叫著，我坐在床上看書。月亮出了，風熄了，我應在院中唱歌。」這是溥儀在17歲時寫的一首新詩。他應該是第一個寫新詩的皇帝，且還是「口語詩」。
〇林語堂憧憬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裡安裝著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娶個日本太太……」其理想頗類似我們N年前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〇魯迅對京劇一直心存不滿。他自1902年到1922年的20年間，總共只看過兩次京劇，而給他留下的印象無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紅
紅綠綠的晃蕩」「一大班人亂打」「兩三個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認京劇是戲，認為它只是「玩把戲」，「毫無美學價值」。
〇1921年4月21日，來自德國的露娜小姐在洛陽見到了吳佩孚，一見傾情，秋波頻傳，無奈吳就是不領情。回去之後，露娜小姐對吳大帥下了「最後通牒」――一句話，譯成中文是：「吳大帥，我愛你，你愛我嗎？」吳看后大笑不止，提筆在原信上批了「老妻尚在」四個大字，命譯員將此信送回。
〇有一天，張作霖外出溜早，剛走到一個拐彎處，突然傳來一聲吆喝：「賣包子啦！」張大帥嚇了一跳，不禁暴怒：「給我抓起來，斃掉！」大帥親自執法，砰！一槍射向天上，將小販嚇得幾欲癱掉。大帥很得意：「你嚇我一跳，我也嚇你一跳。」
〇一次，梁思成作學術報告，拿自己的假牙現身說法：「我是個'無齒之徒』。牙齒都沒有了，後來在美國裝上這幅假牙，因為上了年紀，所以不是純白色的，略帶點黃，因此看不出是假牙，這就叫做'整舊如舊』。我們修理古建築也要這樣，不能煥然一新。
本書取材於歷史細微碎片、人物隻言片語，卻特別清晰地照射出晚近歷史的全貌，被讀者稱為是「在望遠鏡上加上顯微鏡」的寫法。本書以悲風、遲暮、維新、共和、啟蒙、梟雄、革命、國難、抗戰、解放等歷史風貌為綱，將歷史還原為細節，讓人物重歸
於人性，體察百年中國之風雲變幻，以期發現改變歷史航向隱蔽動力之所在。正是這些歷史的碎片、逸聞、邊角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清晰的歷史敘述，告訴了我們一段隱蔽的歷史真相，讓我們在不經意間洞悉革命的機緣，悟出歷史的玄機，窺探到晚近百年中國另類臉譜
書摘:
「五四」前後，黃侃和胡適同在北京大學任教。黃竭力反對胡適所提倡的白話文運動。有一次，黃侃對胡適說：「你口口聲聲要推廣白話文，卻未必出於真心。」胡適不解其意，問其故。黃侃答道：「如果你身體力行的話，名字就不應叫胡適，應該叫'往哪裡去』才對。」胡適聽后一時語塞。
譚鑫培的戲風靡北京，各大學多有譚迷。一天課間休息，教師們閑話譚的《秦瓊賣馬》時，胡適插話：「京劇太落伍，用一根鞭子就算是馬，用兩把旗子就算是車，應該用真車真馬才對……」在場者都靜聽高論，無人說話。只有黃侃立身而起，道：「適之，適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麼辦？」
20世紀20年代上海泥城橋開了一間叫「四而樓」的酒館，很多人都不明白「四而」的意思，就去請教當時任上海公學校長的胡適。胡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挨不住臉面，只好親自前往四而樓小酌，尋機向主人探問究竟。主人說，樓名取自《三字經》的「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只不過圖個一本萬利的彩頭。胡幾欲暈倒。
胡適當年曾感慨：中國有古訓「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應該再加一條「時髦不能跟」。這句話後來被李敖盜用。
1945年8月抗戰剛勝利時，遠在美國的胡適給毛澤東發了一份電報，大意是說：日本既已投降，共產黨就再沒有正當的理由來繼續保持一支龐大的私人軍隊，共產黨現在更應該學英國工黨的好榜樣。這個勞工黨沒有一兵一卒，但在最後一次的選舉中，卻得到了壓倒優勢的勝利。毛澤東沒有理他。
湯用彤自信近於傲慢，當得知其所撰《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獲獎時，湯滿臉不高興：「多少年來都是我給學生打分數，我的書要誰來評獎！」錢穆談起湯來也是感嘆不已，贊其為「純儒之典型」。
陳獨秀和蔣夢麟均是前清秀才，不同的是，一為考八股時進的秀才，稱為八股秀才；後來八股廢掉，改考策論，則稱策論秀才，雖多了幾分洋氣，但已沒有八股秀才值錢。有一次陳問蔣：「你那個秀才是什麼秀才」？蔣曰：「我這個秀才是策論秀才。」陳說：「那你這個秀才不值錢，我是考八股時進的八股秀才。」蔣於是做了一揖，說：「失敬，失敬。你是先輩老先生，的確你這個八股秀才比我這個策論秀才值錢。」
陳獨秀在《研究室與監獄》一文中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縱觀其一生，也正是實踐了這一豪言。
吳稚暉如此諷刺「五四」時期的「海龜」：「就像麵餅，拿去國外炸一炸，回來就變成蓬鬆碩大的油條了。」
馮玉祥平生讀書甚勤。擔任旅長時，馮駐軍湘南常德，每日早晨讀英語2小時。學習時，關上大門，門外懸一塊牌子，上面寫「馮玉祥死了」，拒絕外人進入。學習完畢，門上字牌則換成「馮玉祥活了」。
1933年，蕭伯納訪華，前往迎接的林語堂說：「今天天氣真好。蕭先生真是有福之人，能在多雨的上海見到這麼好的太陽！」不料蕭伯納答道：「不是蕭伯納有幸在上海見到太陽，而是太陽有幸在上海見到蕭伯納。」
1936年，艾青出獄后回家。有一天，在趕集的路上，他的父親對他說：「你寫的那也是詩嗎？——聽說你寫詩還出了名。」在他父親的意識里，詩只能是五個字一句或七個字一句。
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多年任監察院院長。有一天，他見到機關院內有隨地便溺的現象，便拿起宣紙隨手寫了「不可隨處小便」六個大字，命人貼到院內某處。於書法天下聞名，寸墨千金，多少人求而不得。貼通告的人便沒有遵命去貼，反倒偷著拿回家去，裁成六小塊，經過拼湊，改變了字的順序，裝裱一新，掛在廳堂：「小處不可隨便。」
陳公博勸汪精衛拖蔣一道投日，汪夫人陳璧君訓斥道：「難道汪主席當漢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嗎？」
王國維曾說「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因為政治家只能謀求物質利益，而文學家則可創造精神之利益，「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物質上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利益永久的也」。
1927年，蔣介石公然「清黨」，並宣稱：「以後各社會團體一定要養成黨化、軍隊化的習慣」「謀中國人思想統一」「再不許有第二個思想，來擾亂中國」。並強調說，必要時「就得於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等自由，在法律範圍內加以限制」。
史量才曾言，「國有國格，報有報格，人有人格」，他認為「報紙是民眾喉舌，除了特別勢力的壓迫以外，總要為人民說些話，才站得住腳」。有一次蔣介石找史量才談話，蔣說：「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萬兵！」史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萬讀者！」這是槍杆子和筆杆子的一次對話。1934年11月13日下午，滬杭道上，史量才遭暗殺，終年54歲。
唐生智一個手下曾在1927年對馮玉祥說，張作霖、吳佩孚是舊軍閥，而蔣介石是新軍閥。舊軍閥腐敗，容易打；而新軍閥會拿什麼主義來騙人，不好對付。
1933年，在回答《東方雜誌》關於對「未來世界」的夢想時，周谷城說：「人人能有機會坐在抽水馬桶上大便。」畫家錢君？說：「未來的中國是一團糟。」作家巴金說：「中國是沒有未來的。」
吳稚暉在《官氣與洋氣》中說：未登仕途前要有耐氣、忍氣、下氣；當了大官以後要使氣，大發脾氣，又要小氣。
孫傳芳是北洋軍閥時期的東南五省聯軍總司令。當時孫中山首倡，袁世凱發揚光大，都說要當人民公僕。孫傳芳看了報紙幾乎笑破肚皮。孫傳芳說那些爭當人民公僕的其實都是騙子，他要當就當人民的父母，不當人民的公僕。因為當僕人的沒一個好東西，不是拐騙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錢財，而天下當父母的沒有一個不愛自己孩子的。
蔣廷黼認為，中國近20年的內亂之罪，與其歸之於武人，不如歸之於文人。文人在一處不得志，往往群集他處，造出種種是非，盡他們挑撥離間之能事，久而久之，他們的主人翁就打起仗來。
1945年12月間，西南聯大學生因反內戰活動而與當地軍警發生衝突。時任北大代理校長的傅斯年趕過去，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劈頭便說：「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沉默嗎？」
張申府曾指出：「只靠斗，解決不了問題，除非是奮鬥。」他奮鬥了一生，但晚年遇到「文革」，依然沒能夠逃脫「被斗」的命運。
晏陽初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有沒有一個好皇帝倒並不重要，但是，是不是有一個好縣長卻是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貧困及免於恐懼的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1926年，郭沫若曾言：「世界上最黑暗的角落是官場，最黑心的人是官吏；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場是中國的官場，最黑心的官吏是中國的官吏。」但他還是很快加入了有實權的國民黨，混入了官場。
郭沫若指責林語堂「叫青年讀古書，而他自己卻連《易經》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連他的英文也不見得好」。林反駁說：「我的英語好不好，得讓英國人或美國人，總之是懂英語的人去批評。你郭沫若沒有資格批評我的英語。至於《易經》，郭沫若也是讀的，我林語堂也是讀的。我林語堂讀了不敢說懂，郭沫若讀了卻偏說懂，我與他的區別就在這裡。」
有一次在一個宴會上，胡適稱讚了郭沫若幾句，郭氏在另外一個桌上聽到了，特地走過來，在胡氏臉上kiss了一個以表謝意。
1945年在重慶的一次聚會上，郭沫若經人介紹認識了廖冰兄。廖冰兄告訴他，因為其妹叫廖冰，所以他叫廖冰兄。郭作出恍然大悟的樣子說：「哦，我知道了，那邵力子的父親一定是邵力，郁達夫的妻子就是郁達了！」
沈有鼎不會做飯，偶爾與夫人動口角，沈夫人就不做飯，沈無法，只好找領導，說自己的夫人是反革命分子，領導問是何故？沈則說：「她不給我做飯。」此公曾在美國哈佛受教於懷特海門下，后又跑至德國投海德格爾門下，邏輯學甚是了得，號稱中國邏輯學先驅。有一次他說一條「最高指示」中「要加上一個逗點就更清楚了」，馬上給揪去開了一個晚上的批判會，說他是「現行反革命」，「不投降叫他滅亡」。
在清華大學教授組織的一次邏輯學研究會上，有人提起哥德爾，金岳霖表示要買本書來看看。他的學生沈有鼎對金先生說：「老實說，你看不懂。」金聽了，「哦哦」兩聲，坦然說：「那就算了。」神色自若。
金岳霖晚年曾說：「在解放前，我沒有搞過什麼政治，那時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解放后是不是失去了這個自知之明呢？……」
金岳霖十幾歲的時候，就覺得中國俗語「金錢如糞土，朋友值千金」邏輯上有問題。他說，如果把這兩句話作為前提，得出的邏輯結論就應該是「朋友如糞土」。
1938年3月21日，蕭軍隻身一人，身背褡褳，手柱木棍，渡過黃河，從山西吉縣步行20多天，來到延安。此行延安只是路過，他原計劃到五台山抗日前線打游擊，但戰事相阻，路途不通，才住進了陝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毛澤東從丁玲那裡知道消息后，很想會會這位魯迅弟子，特派辦公室秘書和培元前往問侯。和提出安排時間讓他見見毛主席。蕭軍竟然客氣地回絕道：「不見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兩個星期就走！」
1942年6月初，延安中央研究院召開了批判王實味的大會，蕭軍也參加了。會場比較混亂，王實味每說句什麼，立即招來一片怒吼和痛斥聲……蕭坐在會場後邊，聽不清前邊人們說些什麼。他便煩躁起來，站起來大聲喊：「喂……讓他說嘛，為什麼不讓他說話！」大會不歡而散。蕭走在回家的路上氣憤地說：「這他媽的開的什麼會，簡直像狗打架倒尿盆，哪像個最高學府！」
〇洪秀全有妻妾88人，加上各類妃嬪、女官，女司等人，各項人數加起來，總計有2300多名婦女在天王府陪侍。洪秀全因妻妾太多，連姓名都記不住，乾脆一概編號。
〇辜鴻銘曾勸西方人若想研究真正的中國文化，不妨去逛逛八大胡同。因為從那裡的歌女身上，可以看到中國女性的端莊、羞怯和優美。對此，林語堂說：「辜鴻銘並沒有大錯，因為那些歌女，像日本的藝妓一樣，還會臉紅，而近代的大學女生已經不會了。」
〇康有為在光緒初年（1875年）嫖得一塌糊塗，因急於趕往北京，直到搭上招商局的輪船，他的嫖帳還沒有還上。債主們追到船上來索債，「康聖人」急中生智，躲到了船頂上的救生船里，居然得以賴過債。這段子來自馬相伯的《六十年來之上海》，當時馬正奉李鴻章之命，在上海輪船招商局查帳。
〇「燈閃著，風吹著，蟋蟀叫著，我坐在床上看書。月亮出了，風熄了，我應在院中唱歌。」這是溥儀在17歲時寫的一首新詩。他應該是第一個寫新詩的皇帝，且還是「口語詩」。
〇林語堂憧憬說：「世界大同的理想生活，就是住在英國的鄉村，屋子裡安裝著美國的水電煤氣等管子，有個中國廚子，娶個日本太太……」其理想頗類似我們N年前的「樓上樓下，電燈電話」。
〇魯迅對京劇一直心存不滿。他自1902年到1922年的20年間，總共只看過兩次京劇，而給他留下的印象無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紅
紅綠綠的晃蕩」「一大班人亂打」「兩三個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認京劇是戲，認為它只是「玩把戲」，「毫無美學價值」。
〇1921年4月21日，來自德國的露娜小姐在洛陽見到了吳佩孚，一見傾情，秋波頻傳，無奈吳就是不領情。回去之後，露娜小姐對吳大帥下了「最後通牒」――一句話，譯成中文是：「吳大帥，我愛你，你愛我嗎？」吳看后大笑不止，提筆在原信上批了「老妻尚在」四個大字，命譯員將此信送回。
〇有一天，張作霖外出溜早，剛走到一個拐彎處，突然傳來一聲吆喝：「賣包子啦！」張大帥嚇了一跳，不禁暴怒：「給我抓起來，斃掉！」大帥親自執法，砰！一槍射向天上，將小販嚇得幾欲癱掉。大帥很得意：「你嚇我一跳，我也嚇你一跳。」
〇一次，梁思成作學術報告，拿自己的假牙現身說法：「我是個'無齒之徒』。牙齒都沒有了，後來在美國裝上這幅假牙，因為上了年紀，所以不是純白色的，略帶點黃，因此看不出是假牙，這就叫做'整舊如舊』。我們修理古建築也要這樣，不能煥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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