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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口述，《南方人物周刊》主筆蒯樂昊
要說華人對世界的影響，最直觀的是在海外遊歷時所見所聞。比如我到歐美，唐人街總是迴避不了的一個內容。海外唐人街總是一個餐館集中地。油膩、喧嘩、治安欠佳，一到那裡就有立刻回國的感覺。後來我在歐美旅行，對唐人街的關注就逐漸下降。我更想看到的是海外華人的生存狀態，如何與所在國一起發展？
海外華人聚集最多的是在馬來西亞，占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幾乎是這個國家除當地人外最大的少數民族。我去過3次，關注馬來西亞華裔實實在在參與當地民族發展的歷程。
歐美14、15世紀、相當於我們明朝以後的這段歷史中，歐美人有殖民活動，我們也有大規模的殖民外移，主要是福建廣東沿海大量居民外流。華人移民的規模，不亞於幾乎與此同時、遭到譴責的西方殖民潮流。誰說中國沒有殖民史？
差異在於我們的殖民先祖，是在朝廷打壓和歧視中背井離鄉的，而英國等國家的外來殖民者，是得到政府特許，有著合法身份出來移民的，他們後面有整個國家在支持。我們恰好相反，華人到了一塊新的土地，背後沒有國家的支持，只能靠自己的打拚，度過早期最艱難的歷程。從東南亞居民的構成來看，其歷史來源的層積痕迹非常明顯：最早是土著，然後是荷蘭人、西班牙人、中國人，中國人來得數量最多，但是中國人卻並沒有在當地社會輸出自己的制度，輸出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念。他們只是進入商業、貿易、金融等領域，在那裡發家致富而已。
在這個人口金字塔之上，來得最晚、人數也最少的是英國人，他們卻建立了當地的統治制度。華人和其他族裔以及當地人都接受了這個統治，接受了他們的文字、語言、文化，甚至價值觀念，這一移民金字塔當然飽含著早期先民的血淚，但從歷史角度去看，其中也有很多令人深思的東西。
驕傲背後如此自卑
馬來西亞有條非常值得一看的街道，馬六甲的「荷蘭街」，因為荷蘭人曾經統治過當地，而這條街是當年的港口商業貿易街，有點像我們上海的外灘，只是房子沒有那麼高、路沒有那麼寬而已。在這條荷蘭街上，留下了好幾個華人大家族的遺址，現在可以進去參觀。
有一個現象，當地人叫「峇峇娘惹」。「峇峇」，華人男性家長，「娘惹」，這些華人娶的當地馬來西亞妻子。「峇峇娘惹」的家庭陳設，帶有明顯的中華文明痕迹—— 服裝、男尊女卑的住房格局等等。除此之外，更多陳設反映出「峇峇娘惹」吸收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很多生活習俗和價值觀念：卧房裡的傢具不中不西，或者說中西合璧：用料是中國人最相信的紅木，紅木傢具的邊緣雕刻卻都是維多利亞式的花紋與圖案，看上去非常奇怪，就像紅樓夢大觀園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打了一個滾。差不多與此同時，英國人留下的文化遺迹里，卻看不到中式遺迹。這就說明，雖然中國人人數多、到得早，而且掌握了當地的商業貿易和金融命脈，但是在制度框架、文化層面、價值觀念上，他們是吸取者，不是輸出者。
究其原因，大概是這樣：從明代以後到現代，中國的大陸版圖實際上是「一制三國」——一個主流的統治制度，但是按照社會發展階段來講，有「沿海中國」、 「內陸中國」、「邊疆中國」。統治這個版圖的制度主流和價值主流實際上是內陸中國。「沿海中國」的發育從明代中後期就開始了，尤其是福建、廣東等地，由於人多地少，它自然就趨向於航海、貿易、商業等等，但是它與「內陸中國」相比，一直是支流末節，處於長期打壓之下。明、清統治者都發出過「片板不許下海」的封海令。
「沿海中國」早期的殖民者漂洋過海時，沒有中國的主流制度的支持，「內陸中國」的制度和價值體系基本上是農耕國的體系。早期移民的內心是壓抑的，身後世界並不支持，身外世界則冷眼相待。這樣內外交困的早期先民，無法設想要到移民國建立他們自己的制度和價值體系。他們只能用自己的商業成功，換算為在內陸中國得到承認的價值滿足，以期光宗耀祖。
銅牌越多，面子越大？
馬來西亞的檳城——檳榔嶼，華人聚集地，也是產生過華人市長的馬來西亞大城市。在那裡看到早期先民的祠堂，讓我驚訝。有一個大商人家族的「邱家祠堂」，胡錦濤訪問的時候去參觀過。在這個「邱家祠堂」里你可以鮮明地看到兩點：一是我們先祖和當地文化之間如何融合；二是他們把商業的成功如何換算為「內陸中國」的價值認可。
先說文化融合：祠堂前面有石雕的塑像，雕刻的是看門猛將——我們熟悉的張飛，旁邊跟張飛並肩站著的，是當地錫克族一個猛士，頭上包布，臉色黝黑、鬍子張揚。錫克人是印度一個山地民族，能征善戰，在現代社會裡，他們常常被雇傭充當保鏢。50年代初，我小時候在上海還看到過1949年前遺留下來的錫克族人，以紅布纏繞包頭，那時候上海小孩叫他們「紅頭阿三」，記憶中非常遙遠的孩童的叫喚，到60年代以後就看不見他們了。沒有想到到了 21世紀初，我在遠隔重洋的馬來西亞又看到了「紅頭阿三」，而且跟我們三國里的張飛站在一起！
再說價值換算：祠堂三大開間，居中一間供祖宗牌位，兩邊開間，供的全是本家族裡面的子弟，在海外考取英國學校的紀念銅牌。他把海外融入英國教育體系得到的學位，換算為我們的科舉功名，在那裡膜拜、紀念、教育後代。人已經到了海外，已經進入了多民族匯合的地區，內心還是臣服於「內陸中國」的價值體系。他們認為，只有商業上的成功是抬不起頭的，只有以商業成功積累的財富供養子弟考取功名，才覺得是文化翻身、身份刷新。
我當初看到這面金光閃閃的「海外功名牆」，內心很複雜。海外華人取得了他們應該取得的成果，可喜可賀；但也有可悲的一面，成功為什麼要換算為內陸的科舉功名，才能建立自己的心理平衡？這樣一想，你就理解為什麼人去得再多、去得再早，他也不可能在當地建立制度框架和價值觀念，如有之，那也只能在華人族群內封閉中運轉，如祠堂、幫會、行會等。
這就好像現在海外華人里出一個紐約市長、墨爾本市長，我們就歡欣鼓舞。愛爾蘭、英格蘭，或者是德國人在海外的移民，會不會因為自己一個族裔的後代在美國當上了市長就當成不得了的事情？評選所謂華人精英，在可以自豪、可以驕傲的背後，是否還有一種自卑心理？
學界精英為何都在海外
海外華人比較值得一說的是在學界。華人比其他族裔更多注重子女教育，他們在學術上面取得的成就要大於政界、軍界等其他領域。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下半葉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等等，都是在西方社會的制度環境中獲得發展，並不是在本土環境中成功獲獎。
如果說有一個時期中國的制度環境、教育體系比較接近於海外的教育，那就是40年代的西南聯大。民國時代中國在教育方面與世界的接軌，做得甚至比現在更好。不以諾貝爾獎做標誌，也不以國內、國外做區隔，僅看現在，80歲以上的兩院院士大部分都是庚子賠款時的留學生，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905年驟然廢除科舉，一代人的時間內，中國人在沿海地帶構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體系被廢除，沒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亂，是難以過渡到現代教育體系的，但是民國時期做到了，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可惜1949年以後，我們幾乎摧毀了這一體系，建立仿蘇體系，全盤俄化的結果是全盤惡化，這對中國的現代教育現代科研是毀滅性的。
現在俄國人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教育體系，但是我們還沒有徹底變過來，在此之上，又加上新出現的大學行政化，大學官本位化。需要批評的不僅僅是大家正在咒罵的教育產業化，毒瘤在於教育壟斷化，在壟斷的基礎上再來這個教育產業化！批評的注意力應該引到產業化之前的壟斷化，這才是批到了根本。壟斷下的產業化惡果，尚屬外在惡果，屬於教育跟社會、跟市場的外部聯繫，今天輿論壓力大了，也許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更應該注意、應該聲討的是這個毒瘤的內部——學校行政化、官本位化，這比前一個問題難多了，對中國教育學術的毒害也遠遠超過教育產業化。
前不久溫家寶拜訪一些老學者，曾有錐心之問：我們的大學為什麼不能產生大師？哪個大學校長敢於直面這一問題？他們不加劇惡化大學環境就算不錯了。不要說大師了，一個有獨立尊嚴、有人格追求的教授都難以生存，你看看最近的張鳴事件！表面上都有程序操作，有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這些校長、院長、委員哪一個是選出來的？還不都是任命的？教授連農民都不如，農民還能選村長，教授連選舉自己村長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還會有什麼大師？
制度、價值的競賽
講到「大國崛起」，中國人現在的虛驕之氣是被那幾個GDP的阿拉伯數字維繫著的。經濟發展是有周期的，即使不用過去的陳舊的經濟周期論，長波段經濟起伏還是客觀存在的，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這麼高，國內消費到現在還未有效啟動，光憑几個經濟數字不值得人們驕傲，而且其真實程度也很值得懷疑。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答得很好，當人們問到中國經濟的驕人成就時，他第一個回答是「我感覺滿心憂患」。僅靠幾個經濟數字支撐起來的民族虛驕心理是很可笑的。
歷史上有效地向本國之外輸出自己的制度文明和價值體系的，大致有兩類。成功一類的有英國、美國，如果考慮到美國制度本身就是英國制度在北美大陸的移植，其實英美可以歸為一類。我們所看到能站住腳的，就是幾百年來不列顛政治文明和價值體系的延續。自從英國有了大憲章，美國有了1787年憲法以後，你不管打開哪個國家的憲法，不管它們的內政是不是按照憲法在做，就具文而言，每一部憲法在開頭說的那些話，都是英美的翻版。就連憲法這個詞都是英語過來的。
失敗者一是德國、日本。它們也曾經很努力向外輸出制度和價值理念，種族至上。日本在亞洲要打倒「白色帝國主義」，挑動亞洲人對西方人的憎惡，日本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其實就帶有「大東亞反抗白色帝國主義」的註腳，所到之處果然吸收了很多當地的反西方精英。這兩個國家的崛起，在制度輸出和價值體系上都是反文明的，還帶有濃烈的對先進國、發達國的報復情緒，不惜以戰爭來解決他們之間的位差，以戰爭起，以戰爭終。
還有一個失敗的輸出，前蘇聯。它延續的時間比德國和日本要長得多，長達八十多年，而且在30年代確實以計劃經濟的驕人成就映襯出當時西方國家經濟大蕭條的暗淡，吸引了很多西方知識分子。就它的制度擴張來講，二戰以後它建立了 14個國家的所謂蘇東陣營，不可謂不大，而且也幾次走到戰爭的邊緣，比如古巴危機。實際上已經發動或介入了戰爭，只不過它在戰爭的第二線，比如韓戰、越戰。它不是在戰爭中驟然滅亡，最後是在制度、價值的競賽中黯然崩潰。
何謂大國「崛起」？
我還是認為最好的說法是「和平與發展」，而不是「大國崛起」。應該吸取此前「大國崛起」失敗的教訓，不能僅僅看到GDP幾個數字。溫家寶總理對中國的經濟成績提供了4個令人憂患的東西，最後一個就是不可持續，不可持續不僅僅是它的生產力的粗放、環境難以支撐，我覺得更不可持續的是，溫總理在兩會之前那篇文章中所講到的，不發達狀況的制度層面。
和平發展應該具備以下條件：
第一有政治文明的制度框架。你得有文明的政治制度，我們現在說是政治文明；第二價值觀念要與普適價值接軌，其經濟成就滋養的是「公民社會」，而不是「臣民社會」。社會當中每一個人都應當是馬克思所講的「自由人」，這個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當然，我們的制度框架和價值體系肯定會帶有本民族的某些形式和要素，這個不必爭論。現在爭論有沒有民族形式，真是本末倒置。
至於價值體系，自由、平等、文明、理性這些普適價值，無論你用英文、中文、法文、日文、德文說，它的核心是一樣的。
和平發展的焦點，不在於五千年大國是否「崛起」，而在於它的「崛起」是否可持續。持續除了經濟支撐，更重要的是兩個：一個是政治文明，一個是價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國在國際上出了多少個華裔名人並不重要，去曆數、嘉獎這些華人，為新添了幾個精英名士而沾沾自喜，只能使我想起在馬來西亞「邱家祠堂」里看到的銅牌。
要說華人對世界的影響，最直觀的是在海外遊歷時所見所聞。比如我到歐美，唐人街總是迴避不了的一個內容。海外唐人街總是一個餐館集中地。油膩、喧嘩、治安欠佳，一到那裡就有立刻回國的感覺。後來我在歐美旅行，對唐人街的關注就逐漸下降。我更想看到的是海外華人的生存狀態，如何與所在國一起發展？
海外華人聚集最多的是在馬來西亞，占當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幾乎是這個國家除當地人外最大的少數民族。我去過3次，關注馬來西亞華裔實實在在參與當地民族發展的歷程。
歐美14、15世紀、相當於我們明朝以後的這段歷史中，歐美人有殖民活動，我們也有大規模的殖民外移，主要是福建廣東沿海大量居民外流。華人移民的規模，不亞於幾乎與此同時、遭到譴責的西方殖民潮流。誰說中國沒有殖民史？
差異在於我們的殖民先祖，是在朝廷打壓和歧視中背井離鄉的，而英國等國家的外來殖民者，是得到政府特許，有著合法身份出來移民的，他們後面有整個國家在支持。我們恰好相反，華人到了一塊新的土地，背後沒有國家的支持，只能靠自己的打拚，度過早期最艱難的歷程。從東南亞居民的構成來看，其歷史來源的層積痕迹非常明顯：最早是土著，然後是荷蘭人、西班牙人、中國人，中國人來得數量最多，但是中國人卻並沒有在當地社會輸出自己的制度，輸出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念。他們只是進入商業、貿易、金融等領域，在那裡發家致富而已。
在這個人口金字塔之上，來得最晚、人數也最少的是英國人，他們卻建立了當地的統治制度。華人和其他族裔以及當地人都接受了這個統治，接受了他們的文字、語言、文化，甚至價值觀念，這一移民金字塔當然飽含著早期先民的血淚，但從歷史角度去看，其中也有很多令人深思的東西。
驕傲背後如此自卑
馬來西亞有條非常值得一看的街道，馬六甲的「荷蘭街」，因為荷蘭人曾經統治過當地，而這條街是當年的港口商業貿易街，有點像我們上海的外灘，只是房子沒有那麼高、路沒有那麼寬而已。在這條荷蘭街上，留下了好幾個華人大家族的遺址，現在可以進去參觀。
有一個現象，當地人叫「峇峇娘惹」。「峇峇」，華人男性家長，「娘惹」，這些華人娶的當地馬來西亞妻子。「峇峇娘惹」的家庭陳設，帶有明顯的中華文明痕迹—— 服裝、男尊女卑的住房格局等等。除此之外，更多陳設反映出「峇峇娘惹」吸收了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很多生活習俗和價值觀念：卧房裡的傢具不中不西，或者說中西合璧：用料是中國人最相信的紅木，紅木傢具的邊緣雕刻卻都是維多利亞式的花紋與圖案，看上去非常奇怪，就像紅樓夢大觀園到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打了一個滾。差不多與此同時，英國人留下的文化遺迹里，卻看不到中式遺迹。這就說明，雖然中國人人數多、到得早，而且掌握了當地的商業貿易和金融命脈，但是在制度框架、文化層面、價值觀念上，他們是吸取者，不是輸出者。
究其原因，大概是這樣：從明代以後到現代，中國的大陸版圖實際上是「一制三國」——一個主流的統治制度，但是按照社會發展階段來講，有「沿海中國」、 「內陸中國」、「邊疆中國」。統治這個版圖的制度主流和價值主流實際上是內陸中國。「沿海中國」的發育從明代中後期就開始了，尤其是福建、廣東等地，由於人多地少，它自然就趨向於航海、貿易、商業等等，但是它與「內陸中國」相比，一直是支流末節，處於長期打壓之下。明、清統治者都發出過「片板不許下海」的封海令。
「沿海中國」早期的殖民者漂洋過海時，沒有中國的主流制度的支持，「內陸中國」的制度和價值體系基本上是農耕國的體系。早期移民的內心是壓抑的，身後世界並不支持，身外世界則冷眼相待。這樣內外交困的早期先民，無法設想要到移民國建立他們自己的制度和價值體系。他們只能用自己的商業成功，換算為在內陸中國得到承認的價值滿足，以期光宗耀祖。
銅牌越多，面子越大？
馬來西亞的檳城——檳榔嶼，華人聚集地，也是產生過華人市長的馬來西亞大城市。在那裡看到早期先民的祠堂，讓我驚訝。有一個大商人家族的「邱家祠堂」，胡錦濤訪問的時候去參觀過。在這個「邱家祠堂」里你可以鮮明地看到兩點：一是我們先祖和當地文化之間如何融合；二是他們把商業的成功如何換算為「內陸中國」的價值認可。
先說文化融合：祠堂前面有石雕的塑像，雕刻的是看門猛將——我們熟悉的張飛，旁邊跟張飛並肩站著的，是當地錫克族一個猛士，頭上包布，臉色黝黑、鬍子張揚。錫克人是印度一個山地民族，能征善戰，在現代社會裡，他們常常被雇傭充當保鏢。50年代初，我小時候在上海還看到過1949年前遺留下來的錫克族人，以紅布纏繞包頭，那時候上海小孩叫他們「紅頭阿三」，記憶中非常遙遠的孩童的叫喚，到60年代以後就看不見他們了。沒有想到到了 21世紀初，我在遠隔重洋的馬來西亞又看到了「紅頭阿三」，而且跟我們三國里的張飛站在一起！
再說價值換算：祠堂三大開間，居中一間供祖宗牌位，兩邊開間，供的全是本家族裡面的子弟，在海外考取英國學校的紀念銅牌。他把海外融入英國教育體系得到的學位，換算為我們的科舉功名，在那裡膜拜、紀念、教育後代。人已經到了海外，已經進入了多民族匯合的地區，內心還是臣服於「內陸中國」的價值體系。他們認為，只有商業上的成功是抬不起頭的，只有以商業成功積累的財富供養子弟考取功名，才覺得是文化翻身、身份刷新。
我當初看到這面金光閃閃的「海外功名牆」，內心很複雜。海外華人取得了他們應該取得的成果，可喜可賀；但也有可悲的一面，成功為什麼要換算為內陸的科舉功名，才能建立自己的心理平衡？這樣一想，你就理解為什麼人去得再多、去得再早，他也不可能在當地建立制度框架和價值觀念，如有之，那也只能在華人族群內封閉中運轉，如祠堂、幫會、行會等。
這就好像現在海外華人里出一個紐約市長、墨爾本市長，我們就歡欣鼓舞。愛爾蘭、英格蘭，或者是德國人在海外的移民，會不會因為自己一個族裔的後代在美國當上了市長就當成不得了的事情？評選所謂華人精英，在可以自豪、可以驕傲的背後，是否還有一種自卑心理？
學界精英為何都在海外
海外華人比較值得一說的是在學界。華人比其他族裔更多注重子女教育，他們在學術上面取得的成就要大於政界、軍界等其他領域。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下半葉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李政道、丁肇中、李遠哲等等，都是在西方社會的制度環境中獲得發展，並不是在本土環境中成功獲獎。
如果說有一個時期中國的制度環境、教育體系比較接近於海外的教育，那就是40年代的西南聯大。民國時代中國在教育方面與世界的接軌，做得甚至比現在更好。不以諾貝爾獎做標誌，也不以國內、國外做區隔，僅看現在，80歲以上的兩院院士大部分都是庚子賠款時的留學生，就可以看出這一點。1905年驟然廢除科舉，一代人的時間內，中國人在沿海地帶構建了一套全新的教育體系和科研體系，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按照常理，1300年的教育體系被廢除，沒有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混亂，是難以過渡到現代教育體系的，但是民國時期做到了，這是了不起的成就。可惜1949年以後，我們幾乎摧毀了這一體系，建立仿蘇體系，全盤俄化的結果是全盤惡化，這對中國的現代教育現代科研是毀滅性的。
現在俄國人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教育體系，但是我們還沒有徹底變過來，在此之上，又加上新出現的大學行政化，大學官本位化。需要批評的不僅僅是大家正在咒罵的教育產業化，毒瘤在於教育壟斷化，在壟斷的基礎上再來這個教育產業化！批評的注意力應該引到產業化之前的壟斷化，這才是批到了根本。壟斷下的產業化惡果，尚屬外在惡果，屬於教育跟社會、跟市場的外部聯繫，今天輿論壓力大了，也許能夠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更應該注意、應該聲討的是這個毒瘤的內部——學校行政化、官本位化，這比前一個問題難多了，對中國教育學術的毒害也遠遠超過教育產業化。
前不久溫家寶拜訪一些老學者，曾有錐心之問：我們的大學為什麼不能產生大師？哪個大學校長敢於直面這一問題？他們不加劇惡化大學環境就算不錯了。不要說大師了，一個有獨立尊嚴、有人格追求的教授都難以生存，你看看最近的張鳴事件！表面上都有程序操作，有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這些校長、院長、委員哪一個是選出來的？還不都是任命的？教授連農民都不如，農民還能選村長，教授連選舉自己村長的權利都被剝奪了，還會有什麼大師？
制度、價值的競賽
講到「大國崛起」，中國人現在的虛驕之氣是被那幾個GDP的阿拉伯數字維繫著的。經濟發展是有周期的，即使不用過去的陳舊的經濟周期論，長波段經濟起伏還是客觀存在的，中國經濟對外依賴程度這麼高，國內消費到現在還未有效啟動，光憑几個經濟數字不值得人們驕傲，而且其真實程度也很值得懷疑。溫家寶總理答記者問，答得很好，當人們問到中國經濟的驕人成就時，他第一個回答是「我感覺滿心憂患」。僅靠幾個經濟數字支撐起來的民族虛驕心理是很可笑的。
歷史上有效地向本國之外輸出自己的制度文明和價值體系的，大致有兩類。成功一類的有英國、美國，如果考慮到美國制度本身就是英國制度在北美大陸的移植，其實英美可以歸為一類。我們所看到能站住腳的，就是幾百年來不列顛政治文明和價值體系的延續。自從英國有了大憲章，美國有了1787年憲法以後，你不管打開哪個國家的憲法，不管它們的內政是不是按照憲法在做，就具文而言，每一部憲法在開頭說的那些話，都是英美的翻版。就連憲法這個詞都是英語過來的。
失敗者一是德國、日本。它們也曾經很努力向外輸出制度和價值理念，種族至上。日本在亞洲要打倒「白色帝國主義」，挑動亞洲人對西方人的憎惡，日本的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其實就帶有「大東亞反抗白色帝國主義」的註腳，所到之處果然吸收了很多當地的反西方精英。這兩個國家的崛起，在制度輸出和價值體系上都是反文明的，還帶有濃烈的對先進國、發達國的報復情緒，不惜以戰爭來解決他們之間的位差，以戰爭起，以戰爭終。
還有一個失敗的輸出，前蘇聯。它延續的時間比德國和日本要長得多，長達八十多年，而且在30年代確實以計劃經濟的驕人成就映襯出當時西方國家經濟大蕭條的暗淡，吸引了很多西方知識分子。就它的制度擴張來講，二戰以後它建立了 14個國家的所謂蘇東陣營，不可謂不大，而且也幾次走到戰爭的邊緣，比如古巴危機。實際上已經發動或介入了戰爭，只不過它在戰爭的第二線，比如韓戰、越戰。它不是在戰爭中驟然滅亡，最後是在制度、價值的競賽中黯然崩潰。
何謂大國「崛起」？
我還是認為最好的說法是「和平與發展」，而不是「大國崛起」。應該吸取此前「大國崛起」失敗的教訓，不能僅僅看到GDP幾個數字。溫家寶總理對中國的經濟成績提供了4個令人憂患的東西，最後一個就是不可持續，不可持續不僅僅是它的生產力的粗放、環境難以支撐，我覺得更不可持續的是，溫總理在兩會之前那篇文章中所講到的，不發達狀況的制度層面。
和平發展應該具備以下條件：
第一有政治文明的制度框架。你得有文明的政治制度，我們現在說是政治文明；第二價值觀念要與普適價值接軌，其經濟成就滋養的是「公民社會」，而不是「臣民社會」。社會當中每一個人都應當是馬克思所講的「自由人」，這個社會是自由人的聯合體。
當然，我們的制度框架和價值體系肯定會帶有本民族的某些形式和要素，這個不必爭論。現在爭論有沒有民族形式，真是本末倒置。
至於價值體系，自由、平等、文明、理性這些普適價值，無論你用英文、中文、法文、日文、德文說，它的核心是一樣的。
和平發展的焦點，不在於五千年大國是否「崛起」，而在於它的「崛起」是否可持續。持續除了經濟支撐，更重要的是兩個：一個是政治文明，一個是價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國在國際上出了多少個華裔名人並不重要，去曆數、嘉獎這些華人，為新添了幾個精英名士而沾沾自喜，只能使我想起在馬來西亞「邱家祠堂」里看到的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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