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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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富賢: 少生孩子省的錢到哪裡去了？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1-6 16:13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經濟觀察|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依照計生委的演演算法，中國少生4億多孩子，降低了扶養比，應該有一個「人口紅利」時期。通過比較中印兩國的人類發展指數，計劃生育並沒有為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任何貢獻。中國從1980年到2005年的平均生育率為1.82（城市只有大約1.0左右），而印度為3.71，就是說印度每個婦女生育的孩子數是中國平均的2.04倍，是中國城市婦女的3倍多。換句話說，相對於經濟發展並不算很成功的印度來說，中國是以2－3倍的綜合成本（不光是金錢）培養一個勞動力。那麼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創造的「人口紅利」到哪裡去了？

　　有什麼樣的生產力水平，就有什麼樣的消費水平和消費心理，人類幾千年曆來如此。一個正常的社會就是主流家庭沒有太多餘錢，不然的話，沒人願意幹活了，社會就不會發展了。只要民眾有閑錢，就會被人（政府或者市場）「盯上」。過去由於糧食品種和肥料短缺等原因，需要90%的人種地才能獲得必需的糧食，現在發達國家只需要不到10%的人口從事糧食生產，但另外90%的人照樣在忙碌。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主流家庭仍然沒有太多閑錢，還得辛辛苦苦養家糊口。家庭的閑錢肯定會被人拿走，關鍵是被誰拿走，有什麼回報。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閑錢，被一家電器廠「盯上」，該廠為了拿走你這1000元，想方設法提高洗衣機質量、降低成本，將本來1200元的洗衣機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的1000元，工廠賺50元（部分用來研製你今後需要的冰箱），皆大歡喜，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要是你這1000元被賭場「盯上」，那麼你就極有可能血本無歸。本來，計劃生育「節省」的錢是用來投資社會養老金、發展教育、提高醫療水平、促進經濟發展的，這也是當初實行計劃生育宣傳所要達到的目的，即提高人均生活水平。但是，我們的社保制度在老年化來臨的時候還沒有建立，我們的教育、醫療和住房條件，即使相對於印度這個不太成功的、「超生」嚴重的國家，也沒有顯著進步，反而是不斷倒退的。這些事實說明，我們的「人口紅利」並沒有被用來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那麼中國少生數億孩子所「節省」的錢被誰「盯上」、到哪裡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比腐敗更致命的行政成本

　　從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間，我國的行政管理費用增長了87倍（遠遠高於財政總支出的增長和GDP的增長），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並且近年來還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長[1]。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億元，而1978年只有52.9億元，增加100 倍。繁瑣的行政審批程序使政府機構設置臃腫，人員增加。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王健介紹，從經濟視角考察，即通過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我國是39人/百萬美元，大大高於發達國家（美國為2.31人/百萬美元），這表明我國公務員的數量相對國民經濟發展而言確實過多。我國政府行政公務支出的比例約３倍於美國政府。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總人口中財政供養人口的比例為600∶1，而現在已經達到26∶1。除去老弱病殘等非勞動力人口，差不多10個勞動人口養1個公務員。從全國來說，光工資，每個公民就得為公務員承擔超過1500元（中國公務員年平均工資15487元，城市高達三、四萬元）。而中共中央黨校的周天勇教授認為中國的官民比實際上是18：1，那麼公民承擔的公務員工資遠不止1500元。還有公款消費（公車、公款吃喝、公費旅遊、高檔辦公樓等）、機構重疊、職能交叉、文山會海、迎來送往、節慶和紀念活動、部門和行業利益膨脹等等，無一不是雪上加霜。同樣是一輛車子，假如社會車輛運營成本每年為1萬元，黨政機關則要6到8萬元，其運行成本要比社會車輛高出數倍。此外行政成本增高還表現在：消耗巨大財富的眾多形象工程、政績工程；上項目決策失誤；建設過度超前，改造追求高檔化（有些地方政府的辦公設施非常奢華）以及重複建設；國有資產轉讓過程中的流失；土地出讓價格過低；透支資源、透支環境。我國的行政成本不但遠高於歐美髮達國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國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中國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國家之一。

　　龐大的計生委系統的存在，本身就耗費大量的財政資源，額外增加了行政成本。政府的手都伸進老百姓的被窩裡，行政成本能不高嗎？如果停止計劃生育，鄉鎮幹部可以裁減一大半，大大降低行政成本、減輕農民負擔。

　　2、腐敗

　　中國國家財政的錢多了，人員雜了（比如一個縣只需要一個書記，一個副書記兼任縣長，兩個副縣長；但要是多增加兩個副書記、三個副縣長的話，不但增加人員工資，更主要的是這增加的5個人中只要有一個是貪官，其造成的損失將是巨大的），又沒有強有力的權力制約，想不腐敗都難。行政經費佔GDP的比重從 1978年的1.46％上升到2003年的4.0％。如果算上決策失誤導致的資金浪費，以及腐敗問題所帶來的社會財富流失，差距還要大數倍。200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18.2萬億元，而「工資總額」在GDP 中比例甚小，只有12 ％左右，只有2萬億元，加上福利和農民的收入一萬多億，還有70％以上的錢不明去向。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李志寧教授的估算，沒有腐敗、或腐敗氣味不太多的錢款，在 GDP 中佔1/4 左右，但養活了99％的民眾；而GDP 的1/3左右為占人口總數約1%的富人所據有，資本收入超過勞動收入，「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被顛覆。中國近年「新增儲蓄額」竟然超過「工資總額」，意味著儲蓄中很大部分是腐敗收入，也就是說每年增加1－2萬億資本收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資金進入銀行，大約6000億元流向國外，另外一些流向奢華的洋房、汽車、還有出國旅遊、吃喝嫖賭等，加大了社會的兩極分化，掏空了可持續發展的潛力[2]。

　　3、稅負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著納稅人負擔重。從2000年中國進入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的統計開始，中國的稅收負擔指數便一路上揚，2002年位居第三，2004 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數「躍升」全球第二，僅在幾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著過於慷慨的社會福利制度的法國之後（而我國的大部分老百姓卻沒有享受到基本的社會福利）。中國的財政收入增長速度兩年來一直高於GDP增長速度。過去十幾年，稅收收入的征管水平一直在不斷地提升，到了2004年的時候，典型調查顯示，稅收收入征管水平已經達到85.7%。這意味著，實際稅負和制度稅負之間的距離在拉近[3] 。除此之外，高稅負還直接導致徵稅成本高等問題。中新網2006年12月21日消息說，世界銀行與普華永道近日聯合公布了全球納稅成本的調查報告，中國內地由於每年872小時的納稅時間、47項需繳納的稅種、77.1%的總稅率、繁瑣的稅務條目和落後的納稅手段，在175個受調查國家(地區)中，納稅成本高居第8位。以1999年的數據為例，在中國，100萬稅務幹部，徵收10683億元的稅收，人均徵收107萬元；而在美國，11萬多稅收徵收人員，組織政府收入18273億美元，人均為1600多萬美元，是中國的117倍。中國公司每年因納稅花費時間多達872個小時，而中國香港地區的公司只需要80個小時。據國家稅務總局公布的數據測算，1994年稅制改革前，中國稅收徵收成本率為3.12%，到1996年達到4.73%，到上世紀末大約為5%- 8%，徵稅成本率上升非常快。而美國的稅收徵收成本率僅為0.58% [4]。

　　目前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讓大多數中等收入者、中低收入者繳稅，而理應多繳稅的高收入者卻繳稅很少。企業稅賦之重居世界第二，而國有大銀行又不屑於為小企業服務，小企業得不到銀行貸款，無法發展壯大，也就無法增加就業機會。中國個體戶正在消逝，據國家工商總局的統計，1999年，中國實有個體工商戶3160萬戶，而截至2006年6月，這個數字變成了 2505.7萬，7年間，個體戶減少650多萬。原因之一是中國個體戶們遭遇了「嚴苛的政府規制」，高門檻「准入」制度，高稅負。

　　4、國債增多

　　行政成本過高，超出國家財政能力，而稅負水平已經達到極限，那麼國家就只能依靠發行國債來彌補行政成本的不足。中國財政對國債的依存度遠遠高於發達國家水平。在1994－2005年間，中國國債餘額快速增加。國債餘額佔GDP的比重數字在2005年已經爬升至22.33％[5]。不光是國債，還有地方債務。如果算上銀行壞帳，那就更加是無底洞了。中國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是發達國家大銀行的10倍以上。《法制日報》2006年11月30日報道，目前中國各銀行僅車貸呆壞賬就達1000多億。中國百姓面對需要兩代人才能還清的債務。也就是說計劃生育二十多年來不但揮霍完我們父母的所有積蓄還透支了我們的下半生，所有的這些債務，到最後還得指望獨生子女一代來償還。

　　5、工資收入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

　　仲大軍認為壟斷企業與資本和財政稅收正在形成我國社會的三大寡頭，他們三者合夥起來拿走了GDP和經濟增長的絕大部分，使得工資收入佔GDP的比重不斷下降[6]。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的資料顯示(新華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國家財政收入是1.3萬億元，2004年上升到2.6萬億元。僅4年時間，財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資佔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則下降到12%。根據中國社科院經濟所李志寧的研究，從70年代末以來，「工資總額」在GDP中所佔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為例，居民工資總額大約在1.2萬億元左右，占當年10萬億元GDP的12%；2005年更是降低到 11%。就是說國民的工資總額只是政府財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強！就在工資佔GDP越來越低的情況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階層負擔的個人所得稅，卻從1994年以來成為同比增長最快的稅種，平均增幅高達48%，遠高於9%的中國經濟平均增長率。這說明國民創造的財富大部分被國家拿走了；而被國家拿走的部分，又大部分被中央財政拿走了[7]。中國工資只佔GDP的12%，加上農民收入（假設為工資）不到GDP的10%，工資總額不到GDP的22%。

　　而資本擁有者卻過著非常奢侈的生活。正如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哪裡有巨大的財富，哪裡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個巨富的人，同時至少必有500個窮人，少數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數人的貧困為前提。」聯想公司總裁楊元慶2005財年的年薪為2175萬港元！是一個普通打工仔的2000多倍！某山西私營煤炭企業，工人每月七八百元，但老闆卻成千上萬地賺取利潤，一百多萬元一輛的進口高級轎車，老闆一買就是十幾輛。據說著名民營企業幸福集團的老闆劉永好先生擁有三輛高級豪華轎車，最便宜的一輛也價值670萬元，最貴的一輛約有900多萬元[6]。而中國卻還刻意不斷提高資本擁有者的政治地位，眾多資本新貴躋身政府（掛職）、人大、政協。

　　在市場經濟成熟國家，勞動者的工資總額佔GDP的比重（分配率）普遍都在54%－65%之間，如日本1999年分配率為54.18%，美國2000年分配率為58.31%，德國2000年分配率為53.84%，英國2000年分配率為55.27% 。

　　中國的GDP增速雖是發達國家的好幾倍，但工資增速卻遠落後於這個幅度。日本在經濟快速增長時期，其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美國快70％，到1980年就已經與美國持平，這一段過程大概用了30年時間；而從1978年到2004年，中國經濟也高速增長了近30年，工資卻只有美國的1／20、日本的１／24。在製造業領域，中國的勞動力價格甚至比20世紀90年代才開始快速增長的印度還要低10％（2006年8月14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根據瑞士國際管理髮展學院編著的《IMP世界競爭力年鑒2002》資料，2001年各國每個製造業工人每小時全部報酬(美元)，最高的是德國為22.2，次之是美國為19.86，第三是日本為19.51，巴西為1.27，印度為0.78，我國排在倒數第三名為0.53，而德國、美國、日本、巴西、印度相當於我國的倍數分別為42、38、37、2.5、1.5 [8]。而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國的一半，巴西人均GDP是中國的1.2倍左右。

　　分配問題其實涉及到兩種對立的發展觀：是「以物為本」還是「以人為本」，是「以官為本」還是「以民為本」。「以人為本」就必須提高勞動（人）收入，增加工資總額在GDP的比例，降低資本（物）收入的比例。「以民為本」就必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增加民生（醫療、教育、社保等）的投入。

　　6、依照美國標準，中國公務員應該拿多少工資？

　　眾多公務員感到工資低缺少尊嚴，呼籲「高薪養廉」，有些貪污腐敗的官員還以工資低為辯護理由。新華網最近刊登文章《中俄巴印四國公務員工資比較：中國整體不算高》[9]，結合以前的文章《積極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促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改革公務員工資制度：克服收入分配不公重大舉措》，似乎是為公務員漲薪進行輿論開道。

　　讓我們看看美國州長的工資情況，2006年1月21日報導，緬茵州政府將討論共和黨眾議員Gary Moore提出的增加州長工資的法案。緬茵州州長年工資在全美最低，為70,000美元。法案提議州長工資為220,000美元，共和黨立法委員會主席 Christopher Barstow不支持該法案，緬茵州長本人，John Baldacci也不支持該提案。除緬茵州外，其它幾個低薪水州長的地區是：阿肯色州（75,296美元），內布拉斯加州和田納西州（85,000美元），北達科他州（85,500美元）。州長工資高的地區是紐約州（179,000美元），密西根州（177,000美元）和加州（175,000美元）。美國2005年人均GDP為$ 41,800，美國五個低薪水州長平均年薪$80159，是人均GDP的1.92倍；三個工資高的州長平均年薪$178000，是人均GDP的4.26 倍。其他一些州的州長工資的是：阿拉斯加州 86,000美元，夏威夷州94,780，德克薩斯州115,345，佛羅里達州124,175，俄亥俄州130,786，馬里蘭州13,5000，新澤西州15,7000，密歇根州172,000。

　　中國2005年人均GDP是13919元人民幣，那麼依照美國的標準，中國省長的年薪為 26692到59272元，月薪在2224到4939元，這還是以工資總額佔GDP的58%來計算的；要是以中國目前工資總額佔GDP的22%來計算，省長的月薪只能在843到1873元之間，相信中國的省長們實際收入遠遠比這個數字高。省長們要是想將自己的月工資提高到2700元左右，首先得將中國工資總額佔GDP的比例提高一倍，從22%提高到44%。要是只提高官員工資，而不提高老百姓的工資，當官員們的工資高到感受不到窮的時候，他們體會不到老百姓的生活艱難。

　　新華網的文章說，中國公務員年平均工資只有15487元，但要知道，在中國工資總額不到GDP的22%的情況下，中國公務員年薪已經達到人均GDP的1.11倍，已經相當於美國等國家的水平（工資總額佔GDP的58%），算是高薪了。中國公務員除名義工資以外，普遍還享受福利待遇，如住房補貼、交通通訊補貼、醫療保險、退休保障等。普通公民有多少人享有這些福利？由於公務員待遇高，收入穩定，灰色收入也高，導致大學生、研究生一窩蜂地報考公務員。

　　新華網的文章說中國公務員工資相對於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並不算高；但要知道中國行政成本占財政收入的 19.03%，而日本和歐洲國家基本都在2-4%，印度只有6.3%（2000年），俄羅斯只有7.6%（2000年），連拉美國家的阿根廷、巴西也分別只有為9.13％（2000年）、14.16％（1998年）。中國行政成本占財政收入比例遠遠超過拉美國家，在工資絕對數上也要與拉美國家比。有人說中國發展要避免拉美化，但從行政成本來看實際上是拉美國家發展要防止中國化。

　　中國公務員報酬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遠比其他國家高。中國公務員平均工資不算高，但是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認為中國的官民比實際上是18：1！要是公務員工資占財政的比例降低到印度、巴西、俄羅斯等國的水平，那麼中國公務員應該減薪才是。公務員要想加薪，首先必須將人員數倍減少，否且老百姓將不堪重負。應該設立一個標準：公務員工資佔GDP的比例不變。人少工資高，人多工資低。

　　2451盧布，公務員月均工資接近1.1萬盧布，俄公務員工資是貧困線的4.48倍；2005年中國貧困線標準是年人均純收入683元（如果按照聯合國和世界銀行提出的人均每天消費1美元作為貧困線的話，中國貧困人口可能突破2億），公務員年平均工資按照15487元計算也是貧困線的22.67倍，難道還能說中國公務員工資「整體不算高」？

　　7、貧富差距拉大，富人的吃喝嫖賭

　　財政收入大大高於工資收入，資本收入大大高過勞動收入，國民收入大量地向政府和企業主傾斜，向權力利益部門傾斜，勞動收入一直處在縮小的狀態[10]。2002 年城市居民工資總額1.2萬億元，而城市居民全部可支配收入卻有3.7萬億元，還有2.5萬億元是非工資收入（其中大部分是腐敗、灰色收入）！基尼係數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基尼係數越大，收入分配越不平均。社會學界公認的一個中等收入差距的國家，其基尼係數應該在0.3到0.4之間。國家統計局2003 年公布的數據顯示，用以表示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0.3上升到0.46，這意味著不到20%的人口佔據了80%的社會財富，甚至更高。 2006年財政部副部長樓繼偉也承認中國的基尼係數達到0.46，認為中國收入分配相當不均。

　　中國社科院的調查報告顯示，中國城市與農村之間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1997年以來，農民收入已連續7年低速增長，不及城鎮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按照國際慣例，當經濟發展水平在人均 GDP為800-1000美元的時候，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大體是農村居民的1.7倍；而中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卻持續擴大(經濟差別的擴大引發、加劇了對農民的歧視的增長)，上世紀80年代中期為1.8比1左右， 2001年賬面差距為3－4：1，實際差距在5：1甚至6：1 [11]。根據2002年6月國家統計局的一項統計數據表明，20％的存款大戶擁有人民幣和外幣存款的64.8％和89.1％，而20％存款最少的戶只佔人民幣和外幣存款的1.2％和0.2％。根據2006年10月18日《中國青年報》的報道：中國大陸150萬個家庭佔有全國財富的70%（波士頓諮詢公司北京辦公室副總裁兼董事鄧俊豪說，「這個數據只考慮存款、股票等資產，沒有把灰色收入計算在內，但基本上是準確的。」），中國已經成為財富最為高度集中的國家之一[12]。

　　這些不盡相同的數據可能有些並不十分準確，但都反映一個現實：中國貧富差別太大。繼續這種分配方式的話，即使普通老百姓一個孩子都不生，日子照樣難過。要是改善分配方式，主流家庭養育三個孩子又有什麼困難？

　　一方面是大量財富快速轉移到少數人手裡，另一方面是大量農民破產，很多農民工長期領不到用健康、生命換來的血汗錢，很多工傷的農民工因為沒有拿到醫藥費而死亡或者終生殘廢。中國現在陷入了「窮人的生存」與「富人的生活」之間的博弈了。

　　由於貧富差別過大，大量的良家婦女「自願」給「大款」當二奶，年輕姑娘也「自願」嫁給年齡懸殊、富有的中、老年男人。

　　富人們有條件吃喝嫖賭。由於孩子少，部分中產階級也時間和精力玩婚外情。導致社會風氣敗壞，這大概就是人口學家所說的人口紅利之一。

　　有人說對正在積極推進改革開放的國家來說，基尼係數高一些不足以為奇；但問題是中國的基尼係數比其它類似的國家還要高。

　　有人說美國的基尼係數也突破0.4，美國沒有發生動亂，中國怕什麼？但是月收入一百元與一千元差別很大，月收入一萬元與十萬元差別不大，因此發達國家基尼係數稍高不會引起社會動亂，但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就必須更加註重分配的公平性，基尼係數必須降低到0.3到0.4之間。中國貧富差別必須引起重視，否則會引起社會動蕩的。中國富人的錢從哪裡來的，流到哪裡去了，必須有人管。美國的稅收政策比較完善，錢來錢往政府清清楚楚，富人得交非常高的稅，存銀行的錢稅務部門清清楚楚，得交利息稅，通過稅收來平衡收入。而中國卻直到近年才開始推行儲蓄實名制，並且漏洞不少。

　　中國的基尼係數早就突破警戒線，但並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引起社會動蕩。原因有兩個：

　　其一，中國行政成本高，可以動用大量的成本「維持穩定」，延遲社會動亂的發生。通過提高行政成本來維持的穩定是很脆弱的。

　　其二，中國是多個半獨立的、半封閉的階層組成的系統。在階層內部，基尼係數並沒有超過0.4，比如富人之間、城市普通居民之間、農民之間，並且還有東西部之分。但是隨著人員的流動(比如農民工)，而消費卻又全國化（比如教育、醫療不會因為農民收入低就少收費），這個階層隔離系統將被打破，一旦打破，就有可能引發社會不穩定。由於農村承受能力最為脆弱，沒有城市人口所有的貧困線、低保線、最低補助線等保障，教育、醫療的開銷越來越高於農村的收入增長，三農問題正在演變為三農危機，暴力抗稅、暴力討薪等事件愈演愈烈。目前教育和醫療產業化已經逼近農民的承受底線，要是國家不採取措施，發生動亂的可能性很大。在目前便利的交通情況下，破產的農民必將大量湧向城市，威脅城市社會治安。令人欣慰的是，中央已經提出建設新農村，縮小城鄉差距。

　　筆者反對盲目的仇富心理，但仇富心理有其社會根源。弱勢群體的大量存在始終是對社會的威脅，他們雖然不能獲得財富(雖然他們努力勞動或者試圖努力勞動)，但他們破壞財富的能力卻是驚人的。　

　　關於貧富差別、社會和諧，孔子有三句名言。「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在一個貧富差別懸殊的社會，隨著資本積累及經濟發展，黃、賭、毒等問題必然伴隨而來，就會出現「男盜女娼」。貧富差別的擴大，必然會引起社會動亂，社會治安惡化，因此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中國人的傳統信條。管子也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前些年媒體對這種觀點進行了大力批判，稱之為中國貧窮的根源，尤其是先富起來的那群人更是心安理得。但是「欲不可縱，縱慾成災」，不合理的貧富懸殊必然引起社會的不安定，在任何國家和社會都這樣，因此發達國家都盡量做到分配合理。貧富差別降低到一定程度后，文明、法制才能大行其道，才能到達孔子期望的「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的境界。　

　　8、產品廉價外銷

　　由於中國的貧富差別太大，工資低，結果導致普通居民消費乏力，雖然辛辛苦苦，但無力享受中國自己的發展成果。導致國內產品大量廉價外銷，中國獲得巨額外貿順差。民生不改善再多的外匯也不過是廢紙一堆，等於全國勞動力辛辛苦苦，消耗本國資源，進口國際污染。並且由於中國資本收入太高，勞動收入太低，發達國家通過資本獲取大量利潤。就是說全世界都在享受中國的人口紅利，而中國普通老百姓卻享受不到實打實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財富。

　　想想看，0.4%的家庭佔有了70%的財富，「計劃」全國人民的後代，「省」的那點資源，省給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