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大學：西南聯大七十周年

 

張伯苓：一代人師

　　西南聯大，在戰火中劃出自己最燦爛的軌跡。但是，她並不是憑空出現的。

　　嚴格地說，她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此前10年，甚至20年變革和積累的一個結晶。

　　一所大學包括理念、體制、專業和課程等在內的實體的鑄成，往往依賴於校長及其管理團隊多年的努力。

　　因此，我們把目光投向變革時代的大學校長。

　　

　　★ 本刊記者/黃衛

　　

　　張伯苓，一生只做一件事，就是創辦南開學校。

　　

　　"私立非私有"

　　

　　天津南邊有一塊鹽鹼荒地，是一個蘆葦雜草都不願生長的地方。

　　張伯苓在此建起南開中學，此後一路"南開"，一直開發到有名的八里台，創辦起民國時期最著名的非教會辦的私立大學--南開大學。

　　20世紀30年代，沿學校的主幹道大中路，七橋一湖，夏季飄荷，冬季舞冰；南望思源堂，北瞧木齋圖書館。同學常雇一小船，放舟而去，弦歌不輟……

　　從鹽鹼灘到桃花源，全靠張伯苓到處托缽化緣，一磚一瓦掙來。在抗戰前30餘年發展中，張伯苓為南開系列學校募集數百萬資金，僅南開大學資產就增長到近3百萬銀元(以下貨幣單位同)。

　　這樣的集資成績，在當時是一個驚人的奇迹。個中艱辛，張伯苓說："余在外所歷艱難很多。"

　　1918年底，設南開大學動議一出，張伯苓和嚴范孫(南開的另一個創辦人、被尊稱為"南開校父")準備募集基金130萬元。嚴、張南下，拜望多次給南開捐款的天津老鄉、江蘇督軍李純(字秀山)，懇請幫助籌款。遍訪各省大員，募集大洋8.5萬餘元。

　　開辦的錢勉強夠了，日常開支還沒有著落。張二次南行，重訪李純。李純病重，未能謀面。他讓人轉告，籌集基金一事，他自有辦法。1920年10月12日，張伯苓回到天津不到兩周，李純因病自殺。臨死前立下遺囑，將家產的四分之一(約合50萬元)捐給南開大學作為永久基金。

　　張伯苓以南大董事會名義，推舉李純為大學創辦人，李純之弟李馨為南大基金保管人。南開興建一座禮堂，命名為"秀山堂"，在堂前立李純銅像。

　　每年李純忌日，校方舉行紀念活動，由張伯苓出面，邀請李純家人，包括李的故舊部下、妹妹等人，前來銅像前致祭。天津各報竟相刊載，傳為佳話。多年來成為傳統，直到抗戰爆發。

　　張伯苓的募捐成就如此斐然，最根本的還在於他始終奉行"私立非私有"原則。

　　張伯苓有兩個堅持：不以辦學為進身之階，不以辦學為求富之道。

　　南開的經費完全公開，每年的賬目都放在圖書館里任人查看。張伯苓曾說，誰要查當月賬目，他可以5分鐘內告訴你。南開教授的工薪最高為每月300元，他的工資卻一直定格在100元的水平上。教授們住的是南開院內綠樹環繞、寧靜幽雅的百樹村，他卻住在陋巷的3間小房裡30年安之若素。

　　張伯苓有一句名言："用軍閥的銀子辦教育，就如同拿大糞澆出鮮嫩的白菜是一個理兒。"有時候，他還是會做一些妥協。1919年5月上旬，觸犯眾怒的交通總長曹汝霖遞交辭職書，悄然來到天津，表示願捐1萬元，資助正在籌建中的南開學校大學部。張伯苓正苦於建校經費短缺，一時心動，準備聘任曹汝霖為南開大學部校董。留日、留美同學會相繼寄信南開，表示異議和不滿。張伯苓接納多方意見，取消聘任曹汝霖為校董的計劃，拒絕曹氏捐款。

　　對於一些難以拒絕的入學托請，張伯苓發明以"試讀生"養免費生的辦法。有權勢者的子弟"試讀生"，可以不經考試入學，但學宿費要加倍。試讀一學期或一學年，不及格者就得刷掉。南開校友鄭家駿回憶說，"幾十年來我和內子(也是南開同班畢業)在世界各地偶爾遇到一些紳士淑女，敘談起來聽我們是南開人，也會說他們也在南開念過半年或一年書，內子和我聽了就會微笑對看一下，很有趣。"

　　

　　"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

　　

　　張伯苓說過，大學校長，第一條找錢，第二條找人。找錢，他找出了藝術；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適的人，放在最合適的位置上。

　　"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南開雖小，卻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後來任職西南聯大的化學系系主任楊石先、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師範學院院長黃鈺生、商學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陳克忠、中國近代數學的開創者姜立夫等等。

　　1927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最高教育行政機構大學院《大學教員資格條例》所附"大學教員薪俸表"規定：教授最低月薪為400元，但南開教師的薪金遠遠低於這一標準。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是有一批頂尖教授堅守在這裡。

　　耶魯大學博士、南開商學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對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高薪聘請，且工作和職責都更自由自在。他在《何廉回憶錄》中寫道，"張校長站起身來，極其熱情而真誠地說，我應當留在南開，因為南開比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更需要我。他答應對陶教授說明我的情況，並且提出從大學預算中撥一部分款項供我下一學年研究之用。他還建議減少我的授課時間。我深受感動，當即決定留在南開。我向他建議在南開成立一個研究機構，他同意了"--這就是後來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開經濟研究所。

　　吳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畢業於南開大學，曾留校任教。他的一番話或許最能說明教師之所以選擇南開的原因："我以為一個優良的大學，其必需的條件之一，自然是優良的學者教師，但更高一層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使其發展他的才能。"

　　南開經常處於虧空狀態，但張伯苓有這樣的信念：教育機構的賬上應該是赤字。任何學校當局若在年終銀行賬上有結餘，證明他是一個守財奴，沒有充分利用這些錢辦件好事。張伯苓總是儘可能將每一分錢用在學生和教學上面。

　　教師們更為滿意的，還有南開機構精簡，辦事效率高。曾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的柳無忌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這位天才的領導者，他以身作則，引導人們如他一樣地為'公能'的理想服務……環繞這位大校長是他的五位得力助手：黃鈺生(教務)，伉乃如(註冊)，華午晴(財務)，孟琴襄(事務)與喻傳鑒(中學)。他們那種愛護南開，為校長效力，鞠躬盡瘁的服務精神，感動了我們這一批外來的教授，雖然我們有時對於學校的行政作風並非完全同意。"

　　南開中學部主任喻傳鑒是南開中學第一班的畢業生，是張伯苓親自培養的師範生，梅貽琦和他是同班同學，曾邀請他到大學任教，但他志在中等教育。他和張伯苓一樣，也是一輩子只從事一件工作，耕耘於中等教育達50餘年。南開人對他有一個十分貼切的比喻："南開這艘船是張伯苓掌舵，喻傳鑒划槳。"

　　華午晴，畢業於天津私立第一中學堂，后成為整個南開學校的會計課主任兼建築課主任，總管全校的財務和基建。每一筆進賬和花費在他的心中都一清二楚。即使支出一筆小小的經費，就算是張伯苓親自提出來的，到了華午晴這裡，他也要眼望天花板，慎重地思考一番。南開師生取唐詩"白眼望青天"之義，給他起個綽號叫"華白眼"。

　　1939年，華午晴因勞累過度而突發腦溢血去世。張伯苓提議把重慶南開中學的禮堂以他的名字命名。"午晴堂"這座禮堂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大禮堂，可以同時容納上千人，建築造型樸實無華，頗有幾分華午晴生前的風格。

　　需要指出的是，南開的教師和行政人員往往是交叉任職的。秘書長黃鈺生曾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註冊課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學生喜愛的化學教師，華午晴是建築能手，喻傳鑒則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

　　

　　"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會"

　　

　　張伯苓曾形容自己，"40多年來，我好像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只須不斷地向前滾，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頭會愈滾愈圓，路也會愈走愈寬的。"

　　1898年，英國以武力強迫日本轉讓對威海衛的租借權，張伯苓在北洋水師通濟艦上實習，親眼目睹"國幟三易"，深受刺激。"我在那裡親眼目睹兩日之間三次易幟，取下太陽旗，掛起黃龍旗；第二次，我又看見取下黃龍旗，掛起米字旗。當時說不出的悲憤交集，乃深深覺得，我國欲在現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創造一代新人。我乃決計獻身於教育救國事業。"

　　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主任梁吉生教授說，張伯苓一生最大的困難，不是從沒緩解的籌款壓力，而是在社會轉型背景下，中國教育向何處去這個大課題。

　　北大教授陳平原認為，張伯苓發展出一種迥異於北大、清華的"實業興學"路線。南開之"私立"，不只體現在經濟上的自籌資金，更落實為文化精神上的"特立"與"自立"。

　　終其一生，張伯苓的"實業興學"路線都面臨非議。《何廉回憶錄》寫道："他不欣賞自由教育，事實上在南開大學的課程表中看不出自由教育來，他的定向是鼓勵職業的、實際的和技術性的學習。"

　　晚年的張伯苓逐漸認識到人文精神養成的重要性，8年的西南聯大歲月，也給了南開更開闊的視野。1946年後，南開增設中國文學系。

　　上世紀20年代，張伯苓經歷一生中最困難的時刻。1924年，南開大學商科學生寧恩承，向學生會主辦的《南大周刊》投稿，名曰"輪迴教育"。"輪迴"就是轉圈子。作者指出，有兩個等級不同的圈子，一是國內升學圈子，從中學到大學，又從大學再轉回去教中學；另一為出國留學圈子，先到美國去，在美國混上幾年，然後再從美國轉回來，回國教大學。作者進一步問道："這樣轉來轉去，老是循著這兩個圈子轉，有什麼意思呢？學問嗎？什麼叫做學問！救國嗎？就是這樣，便算救國嗎！"

　　這篇文章的確切中近代新式教育的兩大弊端：第一，學校所教授的內容，嚴重脫離社會實際。在張伯苓的刻意追求下，南開學校的歐美化傾向十分嚴重。1924年前後，南開學校的學制來自西方，教科書不是英文原本，就是英文譯本。據說南開大學生物課上解剖用的蚯蚓也要美國貨，只有這樣，才能和美國生物課本上的蚯蚓一致。

　　第二，教育改造社會的功能沒有完全發揮出來。以南開1931～1933年 畢業生之職業調查為例，從事教育的高達33.12%。

　　文章一出，全校教師嘩然。一些留美歸來的教師，對此種言論大為不滿。為了調解師生間的這場爭執，張伯苓召集學生代表開會討論。雙方僵持不下。張伯苓以退為進，出走北京。師生間的爭執還在繼續。"現雙方各走極端，學生們仍按時上課，秩序井然。惟無教員到班教授。於各種罷課中，此類罷課辦法，尚屬創聞。"

　　1925年初，在南開學校董事會調停下，師生雙方達成諒解。學生會致函張伯苓，向校長道歉，明確表示願意做出某些讓步。

　　"輪迴風波"告一段落，但餘波未平。1925年4月，南開的80餘名同學聯名上書校長，要求張伯苓改變教育方式，除了外語課以外，所有的課程應該一律改為國語講授。

　　張伯苓開始深刻反省自己的教育思想："此種教育既非學生之需要，復不適於中國之國情，等於小販經商，行買行賣。"

　　1929年，他先後訪問美、英、意、法、瑞士、德、丹麥、挪威等國，歷時9個月。這次考查，是他學習西方教育的轉折點。他說，以前是研究學校的組織和外形，"現在考察教育便是考察社會"；以前覺得美國"樣樣都好，恨不得樣樣都搬到中國來"，現在知道，人家好是人家的，"教育宗旨不可仿造，當本其國情而定"。"土貨化"改革拉開序幕。新的《南開大學發展方案》重新定位南開：宗旨是"知中國，服務中國"。

　　改革之後，南開風氣為之一新。何廉領導的南開經濟研究所，開始發布享譽中外的"南開指數"，包括"華北批發物價指數""天津工人生活費指數""天津對外匯率指數"等。

　　當年何廉的研究生、後來擔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的楊敬年回憶說："比如何廉講的財經學，講的都是中國財政，而我在大學讀的英文教材，講的是印度的財政學，所以南開大學的教材都是結合中國的，比如編寫天津物價指數啊，研究中國經濟的問題了，理論結合實際，結合得非常密切，這個是在當時一般國立大學都很少有的。"

　　從師法日本，到仿效歐美，再到"土貨化"，此舉一出，連蔡元培也嘆服。此前，談到張伯苓，他曾兩肩一聳，做不置可否狀:他么？辦中學還可以，辦大學么……★

　　

　　蔣夢麟的為與不為

　　

　　蔣夢麟在北大的"為"，把握了北大的航向，為西南聯大的成功奠定了基石。而他在西南聯大的"不為"，則成就了三校九年的"強強聯合"，是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精神合作的一個縮影

　　

　　★ 本刊記者/言詠

　　

　　蔣夢麟，從1919年代蔡元培掌印北大，到1930年出任北大校長，再到1937年以北大校長的身份而成為西南聯大三常委之一，這番書寫濃墨重彩。

　　"對本國文化了解愈深，對西方文化了解愈易"

　　蔣夢麟1886年出生在浙江餘姚蔣村一個小康之家。自幼在舊式家塾中啟蒙，為科舉考試做準備。父親覺得家塾的教育是不夠的，就把蔣夢麟送到離村約40里的紹興府，進中西學堂。這年蔣夢麟11歲。

　　這是蔣夢麟最初接觸西方學問的地方，他知道了地球是圓的，而不是平的；雷不是雷神擊鼓所生，而是"陰電和陽電撞擊的結果"。

　　也是在這裡，他遇到對他一生有重要影響的蔡元培。蔣夢麟入學第二年的秋天，蔡元培辭去翰林院編修的官職，回到故鄉紹興，應知府之邀出任中西學堂監督(相當於校長)。這是蔡元培任職於新式學校的開始。

　　蔣夢麟後來回憶初見蔡元培的場景："一個秋月當空的晚上，在紹興中西學堂的花廳里，佳賓會集，杯盤交錯。忽地有一位文質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風流、韶華三十餘的才子，在席間高舉了酒杯，大聲道:'康有為，梁啟超，變法不徹底，哼！我！……'大家一陣大笑，掌聲如雨打芭蕉。"

　　20多年後，蔡元培因五四運動而辭去北大校長之職南下。騎虎難下之際，蔡元培採納其同鄉，時任北京醫專校長的湯爾和的建議，讓早年的學生蔣夢麟先返京代其掌校。

　　蔣夢麟1903年考中秀才。1905年9月，有1300年歷史的科舉制度被廢除。此時蔣夢麟看清"西化的潮流已經無法抗拒"。1908年自費去美國，先後在加州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求學，主修教育，最後獲得博士學位。1916年離美回國。

　　蔡元培認為紹興中西學堂主要人物有四:馬用錫、杜亞泉、蔣炳、胡道南。1900年，杜亞泉因在校中與蔡元培一起傳播新思想，與校董會發生衝突，與蔡同時離開中西學堂。

　　到了1919年，留美歸國的蔣夢麟，與杜亞泉因為"何謂新思想"這一問題，發生兩個來回的論戰。杜亞泉說："現時學時髦的人，對於舊習慣，不論是非善惡，都主張推翻，說這個就是新思想，所以'張冠李戴''賣狗插羊'等徽章，是鄙人贈送一般假冒新思想的人。"

　　蔣夢麟則說："我說現在的'新思想'是指一個向進化方面走的態度……求新思想的劈頭一斧，就是改變我們對於生活的態度。"

　　彼時，蔣夢麟已經有了在"新思想"上的新夥伴--在哥大期間，考取庚款赴美的胡適也在此求學，他們都師從美國著名的哲學家、教育學家杜威。蔣夢麟與胡適私交甚篤，在後來蔣夢麟主政北大期間，胡適一直是他的重要合作者。

　　在美國留學的9年裡，蔣夢麟深刻體會到"對本國文化的了解愈深，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這種思想反映在他日後在北大的學科布局。

　　上世紀20年代，他代理北大校務，十分重視中西結合，文理貫通。要求入外文系者須有國文功底;入國文系者需有外文成績。把《科學概論》作為所有文學院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理科各系則把國文作為一年級學生的必修課。

　　

　　"評議會"與"選科制"

　　

　　蔣夢麟在北大的功業，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代蔡元培任校長開始的。此後的中國，稍有良知的教育家，都面臨夾在頑固強硬的政府與熱情激進的學生之間的困境。

　　蔡元培離京，北大的校務委託胡適等人負責主持。胡適在內外夾攻中疲於應付，深知蔡元培與蔣夢麟關係非同尋常，致函蔣夢麟勸駕。7月14日，蔡元培約蔣夢麟自上海到杭州，一起遊覽花塢。雨起，蔣夢麟與湯爾和留下晚餐。蔡元培在餐會上接受湯爾和的建議，決定由蔣夢麟代表他前往北大主持學校事務。

　　蔣夢麟一行從杭州北上抵達北大，北大全體學生齊集理科樓歡迎。不過，與其說是歡迎蔣夢麟，不如說是歡迎蔡元培。在北大毫無根基的蔣，此時只是蔡的影子。

　　當時北大有些教授認為蔣夢麟是江蘇教育會黃炎培的人，擔心江蘇教育會對北大的野心而反對蔣的到來。初上台的蔣夢麟很低調，也很謙虛。一次出席教職員會議時說，他只是蔡先生派來按印子的，一切仍由各位主持。

　　然而，就是這個"按印子"的人，從1919年到1926年三度代行校長職權，且長期擔任總務長，實際主持校務工作，是蔡元培的得力助手。

　　經歷過五四辭職風波的蔡元培，更加主張"組成健全的教授會，使學校決不因校長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本著蔡元培"教授治校"的構想，蔣夢麟具體實施建立新的行政組織，其中評議會為北大首創。評議會是校內最高立法機關，會員中包括由教授互選而產生的教授代表，目的是讓教授有參與學校治理的機會。

　　由蔡元培提倡，蔣夢麟貫徹實施而得以在北大出現的"學術自由、兼容並包"之風，在日後的西南聯大得以傳承併發揚光大。研究西南聯大歷史30多年的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歷史系退休教授易社強(John Israel)就認為，西南聯大不能說是"空前"，因為它接受的是北大蔡元培的影響，也受到清華、南開的影響。

　　蔣夢麟協助掌校期間還落實"選科制"改革--允許學生在規定範圍內自由選擇，修夠學分即可畢業，不拘年限。"選科制"改革1917年在北大就已開始，1919年後漸趨成熟。北大在此項改革上也可算是開"風氣之先"。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新學制，明確規定大學採用這種制度。

　　杜威的教育理念強調個性的發展。1922年新學制的制定，是杜威教育理論當年在中國廣泛傳播的直接影響之一，而胡適、蔣夢麟、陶知行等這批杜威門生對此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到西南聯大之時，"選科制"已經十分完善。1939年考入西南聯大，現年86歲的何兆武先生回憶說，他在聯大七年一共讀過四個院系，一年級讀工學院，後來覺得不是自己的興趣，就轉到歷史系，然後考了哲學系的研究生，因病休學耽擱功課後重考，這回覺得學哲學不太合適，又改行學外語。

　　"轉系很容易，寫申請書，系主任同意就可以。一年級讀普通課，學分都承認，所以轉就比較容易。"何兆武說。西南聯大學生當年轉系十分普遍，諾貝爾獎得主、物理學家楊振寧，進聯大時報考的是化學系，後來改讀物理。

　　

　　"辭舊聘新"與民主意識

　　

　　1930年，蔣夢麟受蔣介石之聘，再次回到北大擔任校長。經過軍閥連年混戰的摧殘，此時的北大已經是一個"爛攤子"。

　　由於經費拮据，教授四處兼課，往往一人每周兼課到40小時。北大外文系主任溫源寧，名氣大，在五個大學有兼職，錢鍾書就是他在清華兼課時的學生。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馬勇形容那段時間"教授根本就沒有心思教書，比早幾年下海還厲害。"

　　蔡元培曾經倡導的評議會，此時在某種程度上也已成了借民主謀私利的地方。為了自己的"飯碗"穩定，評議會曾通過一個決議案，規定"辭退教授需經評議會通過"。

　　重掌北大的蔣夢麟，對原有的體製做了調整。最大的變化在於，把學術和事務劃分開來，強調層層分工，各司其職，校長的許可權有所增強。他明確提出"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方針。

　　曾經一手創辦的評議會被取消，改設校務會議為學校最高權力機關。針對教授兼職過多的現象，他實行教授專任制度，提高專任教授待遇，規定在他校兼課者薪金較專任者少，兼課時數較多者，則改為講師。同時改變過去教授第二年續聘后無任期限制的辦法，規定新教授初聘訂約一年，續聘訂約二年。

　　蔣夢麟上任，曾對胡適等各院院長說："辭退舊人，我去做，選聘請新人，你們去做"。 蔣夢麟後來回憶說："九一八事變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胡適)和孟真(傅斯年)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表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

　　在這段時間，一批舊教授離開北大，如著名史學家、時任北大歷史系主任的朱希祖1932年辭職，改就廣州中山大學及南京中央大學教授；1934年，國文系教授林損、許之衡被解聘。林損的被解聘當時鬧得沸沸揚揚，林損寫信大罵蔣夢麟和胡適，後來還把此事張揚到媒體，成為北大的一段"公案"。

　　從"教授治校"到"校長治校"，再加上辭舊聘新，打破終身教授，蔣夢麟被一些北大教授批評為"門戶之見"，甚至"獨裁"。

　　"蔣夢麟重掌北大，確實是把校長的權力用得淋漓盡致，但他受過西方民主訓練，骨子裡有民主意識。正是這原因，雖然是校長治校，但沒有走向校長獨裁，他建立的是一個有效率的行政體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馬勇這樣評價。

　　30年代北大教授依舊受校方極高禮遇。錢穆回憶可見一斑，"在北大任教，有與燕京一特異之點。各學系有一休息室，系主任即在此辦公。一助教常駐室中。系中各教師，上堂前後，得在此休息。初到，即有一校役捧上熱毛巾擦臉，又泡熱茶一杯。上堂時，有人持粉筆盒送上講堂。退課後，熱毛巾熱茶依舊，使人有中國傳統導師之感。"

　　在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經費支持下，蔣夢麟得以聘請最好的教授。他主持北大后第一次聘請的研究教授共15人，理學院包括丁文江、李四光等8人，文學院包括周作人、徐志摩等5人，法學院包括劉志易等2人。

　　蔣夢麟一貫不主張學生參加政治運動，認為這是"中國的成年人和老人不肯出來負責任的必然結果"，而"未成年的一代人應該有安心求學的權力"。在蔣夢麟擔任校長的7年裡，北大隻發生過一次值得記載的學生運動。

　　"蔣夢麟來了之後，經過一年多的調整，新北大的氣象就出來了，建了新圖書館，新宿舍。"馬勇說，"這七年之中，蔣和他的團隊把握著北大的航向，為後來的西南聯大，為後來的北大輝煌，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

　　

　　在西南聯大的"無為"和退出北大

　　

　　1938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入昆明，正式改名為西南聯大，蔣夢麟以北大校長身份任西南聯大常委。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聞一多之孫聞黎明說，三校合併之初在人員配置，科系設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較好。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里回憶到，"最初較嚴重的是北大和清華之間的摩擦，主要是由於北大資格最老，而在聯大實力不敵清華"。

　　然而，凡是遇到與清華爭利益時，蔣夢麟總是選擇退讓。錢穆在《回憶西南聯大蒙自分校》中敘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蔣夢麟從昆明去蒙自，北大師生集會歡迎。多位教授在聚會上抱怨聯大的種種不公平，如文學院院長常由清華馮友蘭連任而不輪及北大。錢穆發言表示，日後勝利復原，各校仍是獨立的，今日危難時期不要相爭。蔣夢麟聽后立即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各教授都無言。

　　"蔣夢麟在西南聯大時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馬勇這樣評價蔣的"無為"。西北聯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範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離析。

　　在馬勇看來，蔣夢麟的不爭，更多的是因為知識分子的顧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蔣夢麟是一個很固執的人，絕不人云亦云。"

　　蔣夢麟在聯大的無為，最終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滿，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他最後被排擠出北大。1944年，即將複員北平的北大，開始了一場"倒蔣舉胡"的風潮，蔣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蔣"的一分子，他們希望請尚在美國的胡適回來當校長。最現成的理由是，蔣夢麟隨著宋子文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而擔任了行政院秘書長，而1929年，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親自製定的《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官員。

　　1945年8月，蔣夢麟正式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胡適繼任北大校長，他尚未歸國時由傅斯年代理。★

　　

　　清華終身校長梅貽琦

　　

　　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建校70周年紀念大會，會場外的校史展覽中，梅貽琦佔據了開篇部分，展板上有關他的這段介紹文字已經成為傳世佳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 本刊記者/羅雪揮

　　

　　梅貽琦話少，更少下斷言，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學生曾戲作打油詩一首，描述梅校長說話謙遜含蓄情形："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

　　陳寅恪曾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中西合璧真君子

　　

　　1889年，梅貽琦生於天津。其父中過秀才，后淪為鹽店職員，甚而失業，家境亦每況愈下，"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准無產階級了。"

　　但梅貽琦的父親始終沒有放棄對子女的教育。梅貽琦自幼熟讀經史，且善背誦。他的同仁回憶說，有一次梅貽琦表示，"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

　　梅貽琦後來成為天津南開學堂的第一班學生，是張伯苓的得意門生，也是首批清華招考的留美公費生。其同屆同學徐君陶回憶，自己在看榜時，見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憂的學生也在那兒看榜。看他那種從容不迫的態度，覺察不出他是否考取。後來在船上碰見了，經彼此介紹，才知道是梅貽琦。

　　當時人們留美都選的是中國人熟知的學校，比如徐君陶選麻省理工，梅貽琦卻單獨去到了東部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徐君陶後來才聽說那是一個有名的工業大學，認為梅貽琦的選擇確和一般人不同。

　　梅貽琦曾撰文總結自己的留學觀，他告誡行將赴美的學生，"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沿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地去研究，才是正當的辦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

　　留學歐美的經歷影響了梅貽琦。他甚至於全盤接納希臘人崇尚體育的精神。羅家倫出任清華校長，很瞧不起體育，一度把體育課的學時和任課教師砍去一半，把享有聲譽的馬約翰教授降格為"主任訓練員"。梅貽琦到任后，則給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師同等的職稱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華髮展為"體育大校"。

　　這種注重體育的校風一直延續到西南聯大。

　　

　　"王帽"與有榮焉

　　

　　梅貽琦從1931年起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霉)！"

　　清華前身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回憶，1929年他到清華教書時，清華已經有兩年大學班了，那時的清華，報名人並不太多，例如錄取150名學生，報名不過400人左右。而梅貽琦任校長，不到10年時間，清華便聲名鵲起。

　　其實早在1926年，梅貽琦就被清華教授會推舉為教務長，時年才37歲。

　　梅貽琦任校長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則。清華大學教授會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組成，其許可權包括：審議改進教學及研究事業以及學風的方案；學生成績的審核與學位的授予；從教授中推薦各院院長及教務長。教授會由校長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也可以自行建議集會。

　　盛傳梅貽琦時的清華有三難：進校門難、讀學分難、出校門難。任何一門課，59.99分的成績也要重讀，沒有補考，然而絕對公正。

　　至於另外一個機構評議會，是學校最高的立法、決策和審議機構，以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學院院長，以及教授會互選之評議員組成，也相當於教授會的常務機構。評議會的職權包括"議決各學系之設立、廢止及變更；審定預算決算，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貽琦將自己比喻成京戲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里，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校務則采分層負責制，既講民主，也法度嚴明。

　　清華校務始終井井有條。抗戰勝利后，清華復歸北平，由於日軍的嚴重破壞，圖書及一切設備，大部分需要重新購置。有許多帶有"清華"字樣的衛生設備、書籍等，還要從城內賣破爛攤子上買回。然而由接收到開學，僅僅數月，就初步恢復規模，每位教職員搬入清華園的當天，傢具、爐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達。

　　清華如此風範，在西南聯大期間，依然延續，並無間斷。

　　西南聯大時，主管校務的職能部門首長，無一不是飽學的名士。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前後兩屆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他代表學校與昆明市、昆明縣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設。

　　昔日西南聯大學生，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申泮文說，"在校領導班子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等濫竽充數，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了。"

　　

　　自由探討之風盛行

　　

　　"對知識分子心態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梅貽琦的兒子梅祖彥回憶。梅貽琦在禮聘教師方面，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做教務長時，他實際主持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院務。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先生。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即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特別是陳寅恪與趙元任，"一直保持著誠摯的友誼"。

　　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也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收殮並料理後事的。

　　延攬人才的誠意在華羅庚身上得到極好的體現，華羅庚從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先做小學教員，後為店員，被破格召進清華大學加以培養；又破格從一位系資料員轉升為助教，而且被允許修習大學課程；破格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去"訪問研究"；最後又破格未經講師、副教授階段而被聘為教授，上述過程大多是在梅貽琦的親自過問下實現的。

　　梅貽琦特別鼓勵中西學術交流，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表論文。

　　他實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

　　這個傳統在西南聯大時結出碩果：西南聯大的教師名士如雲，共開出1600門課程，且各人學術及興趣愛好迥異，互為印證。

　　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岳霖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學術自由與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里自然蔚然成風，且大大滋養了學生。

　　

　　中間立場

　　

　　梅貽琦曾在日記中表達了自己的中間立場："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

　　梅貽琦認為，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的根本。

　　長沙臨時大學期間，學校請來名人講演，各種人物都有，如陳獨秀、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等。

　　對於學生，梅貽琦一律採取愛護的態度。抗戰暴發前夕，當時的抗日情緒非常激昂。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的治下派了軍隊到清華清查，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因此竟被同學繳了械，領隊的團長也被扣留，運輸車輛亦被掀翻。當晚，竟有一師軍力的部隊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葉公超回憶，當時他和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等聚集在梅貽琦家中商議怎麼應付。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惟有梅貽琦靜默不發一言。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他還是抽著煙一句話不說，結巴的馮友蘭問梅貽琦，"校長你--你你看怎麼樣？" 梅貽琦還是不說話，葉公超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

　　梅貽琦隔了幾秒鐘回答："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結果當時有20名左右的同學被捕，大都是無辜的。

　　第二天梅貽琦召集全校同學講話，以極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氣，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停了一下，梅貽琦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最後梅貽琦表示："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上的獨立。"

　　西南聯大在辦學8年的歲月里，沒有因政治原因開除過一個師生員工，校中既有聞一多、吳晗等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直屬區黨部，有三青團直屬西南聯大分部，此外還有地下黨組織，有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

　　

　　兩岸清華校長

　　

　　1948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梅貽琦搭乘國民黨的飛機南下。國民黨政府再三邀請梅貽琦入閣，梅貽琦維持了一貫的中間立場，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終婉謝。

　　他依然屬意教育。

　　在為數不多的論著中，梅貽琦充分表達了自己的通才教育思想，"學問範圍務廣，不宜過狹，這樣才可以使吾們對於所謂人生觀得到一種平衡不偏的觀念。對於世界大勢文化變遷，亦有一種相當了解。如此不但使吾們的生活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務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

　　1943年，在由他擬綱，潘光旦代筆的《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梅貽琦表示，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令他憂慮的是，"近年來國內工業化運動的趨勢，似乎過去側重技術之用，而忽略了理論之用和組織之用。流弊所及，一時代以內工業人才的偏枯是小事，百年的建國大業受到不健全的影響卻是大事。"

　　1955 年，梅貽琦由美國飛台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裡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台灣的清華基礎，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

　　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病逝於台大醫院。他逝世后，秘書把他在病中一直帶在身邊的一個手提包封存了。

　　兩個星期後，在有各方人士參加的場合下啟封。打開提包一看，原來是清華基金的賬目，一筆筆非常清楚。

　　梅貽琦後來葬於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取名為"梅園"，園內有校友集資興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貽琦紀念獎章成為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畢業生的最高榮譽。

　　2007年10月27日，清華大學主樓報告廳舉行西南聯合大學建校70周年紀念大會，會場外即是校史展覽，梅貽琦佔據了開篇部分，與蔣南翔並列--後者自1952年起任清華校長14年，展板上，關於校長梅貽琦的這段介紹文字已經成為傳世佳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尋訪七十年前的西南聯大

　　

　　★ 本刊記者/秦軒(文) 劉震(攝影)

　　

　　長沙，上了不到一個星期的課便又南遷

　　

　　1937年8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令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於長沙籌辦臨時大學。11月1日始上課，至次年2月南下昆明，歷時不到半年。

　　臨時大學的總部設在當時的教會學校--湖南聖經學校。該校在韭菜園路東，解放后是省政府機關大院(現省政府大部分機構已搬遷)。院子里惟一保留的聖經學校時期的建築，只有一座辦公樓。樓前一個健身公園，樓后一座籃球場。繞樓一圈，根本無法還原當年聖經學校的舊況。1938年2月19日，臨大師生在此召開誓師大會，開始遷往昆明的旅程。

　　其次重要的建築，據說是中南大學的民主樓與和平樓。依據湖南大學一座老校舍紀念碑上的說法，這裡本來是老湖南大學的三舍，上世紀20年代建成，抗戰時期由清華大學租用作為校舍。記者到這裡時，趕上長沙小雨。樓后嶽麓山上青雲出岫，風景極好。

　　臨時大學在嶽麓書院里辦學的說法，被湖南大學校刊編輯部的老師否定。我們在嶽麓書院的歷史館內，也未見有關這方面的介紹。

　　臨大師生在長沙上了不到一個學期的課，便又南遷……就在他們抵達昆明當月，湖南大學就遭到日軍的轟炸，校舍蕩然無存。

　　

　　昆明，雲南省主席私宅成了辦事處

　　

　　1938年4月28日，在昆明東郊賢園進行簡單休整，湘黔滇旅行團團員從東門進城，經近日樓，抵達翠湖東岸的圓通寺。這是唐代南詔時期建立的寺院。在寺內，黃師團長點名完畢，將名冊交給梅貽琦先生。長達68天，3500里左右的"長征"至此結束。

　　由圓通寺門前向西，不遠便是青雲街。路口有七君子之一的李公僕先生殉難處的紀念碑。轉過去繞向翠湖的東北方向，走不遠到俊園小區。這裡原來是靛花巷，最初為梅貽琦校長在昆明的住所，而後陳寅恪、傅斯年、老舍、聞一多等都在這裡居住過。有一段時期，從南京遷過來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在這裡安家。今天這個巷子已經徹底消失，一個高檔小區拔地而起。

　　圓通寺往南，往正義路方向走10來分鐘，便是財盛巷。史料記載，當時財盛巷2號是"雲南王"、雲南省主席龍雲的私宅。西南聯大三校，最早抵達的是北大。龍雲將私宅分一半給北大做辦事處，而後這裡成為西南聯大的總辦事處。雲南借時局之利，偏安一隅，又有與南亞法屬殖民地通商之利，反倒有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此時全國各學科著名教授逃難至此安家，對於促進雲南發展絕對有利。對西南聯大是逃難，對龍雲與雲南而言，卻是福。

　　財盛巷不長，不足百米，但就是沒找到2號的門牌。反覆詢問，當地人也不知道龍雲是誰。好不容易，街旁幾位年有80的老婆婆告知，眼前的高檔住宅--龍源豪宅就是當年的龍雲私宅。老婆婆說，新樓的底座部分，完全是當年龍雲私宅的樣式。她說自己從小姑娘時就住在這裡，話應當可信。

　　清華在西倉坡5號的教師宿舍建了辦事處。南開辦事處在文化巷8號。兩處地方都在翠湖西北，相距不過四五百米，距離西南聯大校區和雲南大學都不到1公里。尤其是文化巷，當時是兩校學生租房居住的地區，茶館林立。今天那些老房子都已經拆遷，文化巷的功能卻依舊沒變。巷子里有書店、咖啡館和各式小店，專為學生提供方便。有意思的是，在一家餐館的菜單上，還有公僕炒飯、羅庚蒸燉、一多燴飯的名錄。70年前的那些名師，大概不會想到自己會以這種方式"青史留名"。

　　聞一多抗戰後期，住在西倉坡6號的教師宿舍。這裡在今日成了雲南師範大學幼兒園。園門口有紀念聞一多的紀念亭和一塊寫著聞一多先生殉難處的石碑。碑后牆上有幅書法，原文是聞一多的名言："正義是殺不完的，真理永遠存在！"不知道為什麼，字被塗掉，改成李清照的詩："生當做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這段話和紀念碑放在幼兒園門口，顯得突兀。

　　雲南師範大學老師介紹，當時的西南聯合大學校門，在今日師範大學正門正前18米處。大門兩側的牆被稱作民主牆，是當時學生貼大字報的地方。而今，大門和民主牆因為擴道已經推倒。門前的大道被稱作"一二·一"大道。當年西南聯大師生的民主運動，由此發起。

　　大道北面是雲南師範大學和雲南大學的分校區。大道南面的雲南大學里，有聞一多當年慷慨陳詞的致公堂。聞一多在美國留學就有國家主義的理想，即使在西南聯大鑽入故紙堆，也沒有放棄對現世的關注與參與的熱情。

　　據說，學校附近到處都是防空洞，每到空襲警報響起，五華山上紅燈籠高掛，無論名牌教授還是年輕學子，都會從西南聯大蜂擁而出，跑向防空洞。現在學校里還有兩個被炸出來的彈坑，不過由梅貽琦主持修成兩片連成一體的小湖。

　　抗戰後，西南聯大的師範學院留昆續辦，解放后成為雲南師範大學。校內今有馮友蘭做碑文的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民主草坪等歷史遺跡，此外還有西南聯大的紀念館。紀念館有50多個志願者負責講解那些敘述歷史的圖文。

　　館內的布置，有些似乎是參照了瑞典諾貝爾博物館的方式。據講解員的說法，五四運動和一二·一運動紀念日來的人會多，而西南聯大校慶日倒不是很特別的日子。

　　紀念館前是一二·一運動的紀念場所，有死難者的墓和紀念碑，圍欄上系滿了褪色的紅領巾。據說是5月份來瞻仰的少先隊員留下的。

　　紀念館前有一座老校舍，樣式與西南聯大時期鐵皮屋頂的教室一樣，但似乎是仿製品。我們去時趕上學校的歌手大獎賽在旁邊的禮堂召開。老校舍前，幾個即將參賽的女學生就著手機里播放的音樂唱歌，走著台步。禮堂旁有梅貽琦、張伯苓和蔣夢麟的半身像。雕像下坐著幾個學生，手裡撥弄著吉它。

　　雲南師範大學的西南聯合大學紀念館里，羅列著當年各院系老師的名單，這張名單囊括了中國現代學術傳播史和現代學科建設中一批最重量級的人物。

　　

　　敘永，一座三根柱子的紀念亭

　　

　　沿321國道，坐大巴從昆明到敘永需要至少16個小時。這條道和抗戰時期1938年建的川滇東路基本重合。1940年，昆明成前方重鎮，國民政府教育部要求西南聯大遷往四川。經過考察，西南聯大決定在川南敘永建立分校。

　　建立敘永分校是局勢所迫，處處求生的做法。建分校必須要首先考慮必須離戰區遠，與昆明比有更多戰略縱深。其次是交通運輸，必須在較大的交通線比如川滇公路沿途，能讓學校逃難所保留的各種物資、設備以及資料運達。再次，當地又必須是一地方上的經濟、物流中心，不能太偏僻，否則學校過去，生活、醫藥、補給不能保證。最次，就是各省招收的新屆師生能夠順利抵達的地方。

　　在地圖上看，敘永恰恰處在昆明、貴陽、成都、重慶之間，是黔滇川三省的邊城。敘永分東西兩城，中夾一條永寧河，通向長江。明洪武以後，這裡是四川四大鹽岸之一，也是茶馬古道上的一個聚點。在川南地區，敘永算是水陸方便的重鎮。當時同濟大學已經搬遷到宜賓一帶，據此也不算太遠。

　　彼時，重慶方向的學生可以搭軍車，走旱路。成都的師生，可以走沱江，經瀘州轉永寧河過敘永。按史料，敘永的春秋祠和南華宮為男生宿舍。春秋祠本來為山西鹽商在當地的會館，在永寧河的西岸。現在這裡是敘永的文化場所，日常總有人泡在祠堂的後花園喝茶打牌。

　　1990年5月20日，西南聯大1940級的校友舉行50年校慶聚會，在此樹立一塊紀念碑，刻著師長姓名錄。此外還修了一座只有三根柱子的三角，是為紀念亭，象徵三校合作。

　　1941年7月4日，時局緩和，校方決定敘永分校不再續辦。次月分校撤銷。該分校只有1940級一級學生。其中有一名學生來自菲律賓，求學期間病死。據說敘永現在還有他的墳。他的哥哥曾回敘永捐助助學基金。

　　敘永東岸，是幾條從明朝起就有商貿往來的古街。解放后，永寧河的河床抬高，商業街的功能消失，但老房子都還在，除去房上的木雕腐蝕的厲害外，和70年前沒什麼兩樣。走上去，還可以回味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在此逛街的場景。★

　　

　　尋找西南聯大

　　

　　在西南聯大，學生中流行著一幅對聯，上聯是：如雲，如海，如山；下聯是：自如，自由，自在

　　

　　★ 本刊記者/羅雪揮(文) 甄宏戈(攝影)

　　

　　"我特別欽佩西南聯大人在政治、經濟壓力下仍然能夠堅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學術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對不同意識形態和學術觀點的包容。這種價值，是最佳的中國傳統和最佳的西方傳統的相結合，它不僅是中國大學最鮮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西南聯大人使得這種原則成為了西南聯大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南聯大能夠在漫長而黑暗的戰爭年代中存在的基礎，這確實是一個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寫下了獨特的一頁。"中國史專家、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易社強說。1971年到1972年間，易社強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偶爾讀到一本題為《聯大八年》的書，這本書讓他深信西南聯大對於現代中國的高等教育有深遠的意義。

　　易社強說："他對於西南聯大的欽佩，甚至說熱愛，是多年來和其師生接觸中逐漸加強的，在一個國家生死救亡的關頭，還有人肯定學術自由以及多元性的價值，是非常了不起也非常少見的。"易社強覺得在這一點上，中國迄今還沒有一所大學能夠超越西南聯大。

　　

　　後來的命運

　　

　　1946年7月31日，西南聯大舉行最後一次常委會，標誌著西南聯大正式結束。三所大學各自複員。

　　1952年，全國院系大調整，昔日聯合組成西南聯大的高校們在這次院系調整中結局迥異--南開大學此前已由私立改為國立，調整又大力擴充；北大所有的院系不但得到保留，而且還接受當時頗負盛名的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則僅僅保留工科院系。

　　西南聯大的學生也有著不同的人生命運。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經於西南聯大就讀的何兆武，在《上學記》中總結了西南聯大學生的三種命運，大抵上一種是搞學術的，努力向學，真正有高水平，無論在國內或者在國外，現在都已是名家。一種是參加民主運動或搞政治活動的，解放后大多成為大小領導。何兆武把自己歸為普通的第三類，"或者做教師，或者做點什麼別的工作。"

　　南開大學化學院教授，院士申泮文告訴記者，據他的統計，1938年至1946年期間，西南聯大的理學院和工學院中，按教師和學生的總人數計算，平均每12位師生出產一位院士。地學(地質、地理、氣象)三系，院士成材率高達8：1。文科院系則沒有這麼幸運。1952年，社會學系被取消，1978年恢復時，健在的昔日研究社會學的學者多數都已經超過80歲。

　　

　　易社強的調查

　　

　　1973年，易社強開始有意識地在美國、台灣和香港地區搜集有關西南聯大的資料。1980年，易社強成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后第一批美國交換學者，也是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常駐昆明的美國教授。他訪問了至少100多位西南聯大人，包括學生和老師。

　　易社強的老師是費正清，他來到北京的時候，西南聯大的大師級人物還健在，比如馮友蘭、金岳霖，他們都是費正清的老朋友，易社強就揣著費正清的介紹信去拜訪。

　　令易社強覺得有趣的現象，是他想在賓館里採訪某個聯大校友，但是那時人們不願意單獨被採訪，總是帶一個朋友來，因為害怕單獨一個人跑到外國人住的賓館。當時有些地方還沒有對外國人開放，幸運的是，易社強當時的接待單位是昆明師範學院，即現在的雲南師範大學，他們幫助易社強聯絡去蒙自等地訪問，但不包括四川敘永。

　　"他們說對不起，我們是雲南的一個單位，你想去四川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易社強告訴記者，那個時候去旅行採訪非常困難，資料並不是想看就能夠看，"要看地方，要看單位，要看個人的態度，要看運氣。"

　　

　　民間收藏者

　　

　　2003年，雲南師範大學新聞系新生龍美光入學，當時，他對西南聯大的認知僅限於"一二·一"運動--作為西南聯大的有形遺產，雲南師範大學保存了西南聯大的舊址，也承繼了西南聯大的血統。

　　關於西南聯大的歷史，進校的新生人手一冊，很多同學不是很感興趣，龍美光卻悄悄地保存下來。後來則發展到專門搜集西南聯大的史料，他有一個四層的書架子，其中兩層都是關於西南聯大的書，國內出版的所有相關作品，他幾乎買齊了。

　　他還搜集西南聯大相關的物件，如今已經有50件左右，他的稿費甚至生活費都投入了進去。龍美光最心愛的西南聯大藏品是梅貽琦的一份手札，"是用毛筆字一個一個抄下來的，很工整，很有文化功底，感覺得出來。"

　　"原來中老年人知道西南聯大的人多，現在青年人也知道了。"比龍美光動手還要早20年，搜集西南聯大物品的陳立言，以前曾經任過基層修理廠廠長，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關注西南聯大。

　　陳立言告訴記者，"如今你們北京的人來旅遊，都要到昆明舊貨市場，都買西南聯大的東西。校徽、紀念冊、書、畢業證、通知書，什麼都買。手稿更不用談。"陳立言看中的《聯大八年》一書就被一個北京人買走了，令他耿耿於懷。後來終於淘到，"這麼一本薄薄的爛書，賣幾百塊。"陳立言告訴記者，他的藏品，清華大學曾有意收納。

　　

　　西南聯大與 "實用主義"

　　

　　雲南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余斌是《西南聯大·昆明記憶》的作者，該書分三冊，包括《文人與文壇》、《文化與生活》、《學人與學府》。上個世紀90年代初，余斌開始研究並撰寫有關西南聯大的文章，那時的雜誌都覺得很新鮮。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聞一多的孫子聞黎明也開始查找聞一多的資料，涉足西南聯大的研究，令他意外的是，這麼輝煌的成就幾乎就沒有人總結。

　　聞黎明認為，關於西南聯大以回憶錄講故事的方式多，真正從宏觀角度研究的少。而且實用性很強，幾乎是宣傳缺什麼，就從西南聯大的歷史里找什麼。比如過去只談民主運動，現在需要人才，又談培養人才的重要性。

　　而早年的西南聯大的遺跡正在消失。當年大師們的故居，如今自然地成了廢墟或被推倒建了高樓，"大部分都已經被毀滅了。"曾經為此專門拍攝照片紀念的余斌告訴記者。

　　生於1984年的龍美光在網上建立了西南聯大虛擬的紀念碑。剛剛畢業，現在雲南民族中學擔任文秘工作的龍美光，甚至建立了一個網上的梅貽琦紀念館，他還計劃用"80后"的視野，寫一部西南聯大的書，主題是讀書到底是為了什麼？龍美光告訴記者，現在讀大學80%為了就業，有一部分人讀研，但也很功利。他想探討，在這個功利的時代，該怎麼看西南聯大。

　　

　　最後的聚會

　　

　　2007年10月27日，北京，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建校70周年紀念大會的會場，貼著"聯大精神，永放光芒"的標語。有坐輪椅來的，有老伴、兒孫攙扶來的，更多的是三五成群，白髮老人熱烈地握手。即使年紀輕的，也有80多歲。大部分人很難等到下一個10年聚首。

　　86歲的何兆武告訴記者，他參加校友聚會的主要目的就是懷舊，因為還有人叫他"小何"。1939至1946年，他在西南聯大度過整整七年，讀過四個系，那是他一生中最愜意、最值得懷念的好時光。

　　採訪中，何兆武一再謙遜地認為自己是"不成材"的那類。他把自己歸結於報廢的一代，因為他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大鍊鋼鐵""下鄉勞動"。何兆武回憶一次領導講話，那領導說："大家要注意啊，你們人在農村就要心在農村，不要心還在北京，想著哪篇文章還沒有寫完。"上個世紀80年代初，何兆武才得以開始集中精力搞研究。此時他已近60。

　　他的著述，如"歷史研究中的一個假問題""天賦人權與人賦人權"等論文都曾在學術界產生較大反響。

　　1998年，何兆武獲得首屆"正則學術促進獎"。頒發理由是："半個世紀以來，何兆武先生秉承四十年代西南聯大的學風，在極其困苦的環境下，勇于思考，筆耕不懈，為現代漢語思想學術做出了長久的貢獻。"

　　91歲的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中科院院士申泮文，正忙著寫還原西南聯大本來面目的紀念文章。計劃中的一章是"和諧校園、兼容並包、學術與思想意識的自由王國"，其第一節是《西南聯大人群思想意識狀況的分析--思想意識中庸的非黨人群占絕對優勢》。

　　除了依然堅持教學科研，開設教育博客，申泮文管的"閑事"還包括為恢復南開中學校產的努力、參與民間對日索賠。他告訴記者，他贊同西南聯大校友鄒承魯的話："知而不言有罪"。

　　接受完訪問，91歲的他騎上自行車揚長而去。自稱"強悍"的申泮文成為南開大學的著名一景，成為學生口中"上坡不下車，下坡不剎車"的騎車"九段"高手。

　　更多的西南聯大校友，默默地承擔起命運的重荷。

　　遼寧鞍山85歲的1944級校友林光民，剛剛出院，接受了記者的電話訪問。林光民早年畢業於經濟系，留美獲得碩士，曾給上海市長陳毅寫信，要求參加革命。後來分配到鞍鋼。因為曾參加"遠征軍"，林光民在鞍鋼下屬的廠子中過了20年。落實政策后，林光民回歸本行，在鞍鋼經濟研究所當了研究員。林光民在美國的兒子希望他寫下自己的這段經歷，作為家史收藏。

　　也是1944級校友，當年畢業於西南聯大的帥子鳳，住在湖南漢壽縣城關敬老院。他骨折癱瘓在床，82歲的老伴黃世惠接受訪問。現年84歲的帥子鳳，擔任過吳宓的助教，曾就職於貴州大學和武漢大學，也是昔日"遠征軍"的一員。曾被錯判入獄，後來回到原籍，從漢壽一中退休。老伴收入不高，帥子鳳退休工資只有1000多元，但堅持給雲南的希望小學捐款。老伴黃世惠表示，"當然要捐款，他是那裡畢業了的。"

　　2006年8月，由幾位80多歲的西南聯大校友自發編輯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一九四四級通訊》(終篇)問世。結尾是"更正"與"附言"，因為一年前的通訊錄已經發生不少變化。編者在"附言"中寫道：

　　"在上列變更中有15位學長去世了。說句不好聽的話，咱們誰閉上眼，都不算'短壽'了。我想，學長們都想得通！咱們的《通訊》真正就停止吧。"

　　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易社強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今年的七十周年校慶大概真的是最後一次有活著的校友參加的逢十校慶了。但是，我深信，聯大的精神不會隨著最後一位校友的離去而消失。"★

《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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