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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武: 中國沒有"比爾.蓋茨"的根本原因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1-5 07:5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經濟觀察|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也許這就是一個浮躁時代的表現：一年前全國各地還在大談招商引資以及吸引國外先進技術的發展戰略，而今天我們卻迸發出所謂自主創新的某種萌動。一個響亮的口號是否真的會帶來根本性的影響？當我們無比羨慕大洋對岸那群依靠新技術獲得巨大財富的新貴時，是否曾做過這樣的思考：我們的科技新貴為什麼少？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長江商學院訪問教授陳志武對此做了充分的研究，本刊就此採訪了這位資深教授

《國際融資》記者周程

記者：現在，在很多人看來，競爭力似乎主要是經濟領域的競爭，衡量的標準主要是經濟表現：GDP增長率，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基礎設施，等等。

陳志武：這是可以理解的，人們與生俱來的一個偏好，就是喜歡看得見、摸得著、一目了然的東西，增長百分點、統計數字滿足了人們的這種心理需求，而制度似乎太抽象了。況且，在一些制度建設長期沒有突破的國家，過多談論制度本身就是很敏感的事情。不僅如此，更有很多人認為，談論制度的重要性是套話，是老生常談，太過主觀了。事實上，制度的影響是實實在在的。

從微觀層面看，即使在制度機制最不利於信用交易的國家，證券交易和借貸還是可以出現，甚至也會有股票市場。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這些證券市場能夠深化、能夠發展得長久興旺。在中國，人們的積蓄已經很多，資本供給可以很多，但由於金融證券市場所需要的制度架構不規範、不到位，資金始終無法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資金的供給方與需求方之間不容易發生交易，進一步的經濟發展就很難發生。從國家層面看，日本、韓國的商界和政治結合得太過緊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結構，要摧毀這個利益格局是非常困難的。所以，日本經濟的困難其實是政治制度的問題。

記者：歷年來，在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和世界經濟論壇兩大權威競爭力報告中,香港一直名列前茅，您如何評價香港的成功?

陳志武：弗里德曼一直認為，香港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典範，在世界其他地方已經不太容易找到類似的版本。香港的成功在於其有利於市場交易的制度：明晰的產權制度和契約執行架構、法治觀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權力和廉潔高效的公務員隊伍，以及政府堅持對經濟不積極干預的原則。所謂不干預經濟，並不是說政府無所作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說香港政府在整個市場中擔當裁判性的中間人角色，致力於制訂遊戲規則、建立並維護公平的交易平台，致力於解決糾紛、維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辦大量的政府企業與民爭利。香港是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充分發揮了其制度優勢。

記者：近年來，有關香港邊緣化的討論很多，相關討論的一個重要依據是香港在資訊科技方面的落後和科技創新在支持經濟持續發展方面存在的缺陷，您的看法如何?

陳志武：談到創新，人們認識上的一個最大的偏差就是：將創新限定在科技領域，一提到創新，想到的就是電腦、太空梭、生物技術等等；而忽略了金融技術創新對社會進步的推動作用。在觀察工業革命以來的人類發展史時，許多人只看到了蒸汽機、電話等科技產品的作用，而沒有意識到債券、股票、風險基金等金融產品和有限責任公司這類企業治理結構的發明所產生的深刻價值。許多經濟史學家認為，500年前發明的股份有限責任公司以及其相配的「股票」這一金融技術，為後來的工業革命和美國式的資本主義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礎，沒有它就沒有現代企業制度，沒有現代企業制度就沒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

從香港的情況來看，90%左右的GDP來自服務業，而其服務業有相當部分又是金融、保險這類金融服務。所以，香港要追求創新，不應把精力放在計算機、資訊和生物等這些「硬技術」領域的創新，而應該因地制宜，著力於金融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在這一領域，香港因為有其獨立的法律體系和長期的法治傳統，有大量受過嚴格訓練的法律人才和優質的軟性制度架構作保障，條件得天獨厚，最有利於金融技術上的創新發展。事實上，開拓創新也是香港銀行業、金融業長期以來保持旺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因素。前幾年香港銀行業建立起世界上首個推行外匯交易同步交收服務的機構，通過美元兌港元在亞洲時區內的即時同步結算，避免外匯交易上的結算風險，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也於2001年年底開始接通。這種無紙化的即時支付系統，大大改善了風險管理並提高了效率。另外，考慮到大陸的實際情況，香港金融界為大陸的企業和個人推出各類金融證券品種、基金品種，使其金融業不斷增長。

所以，不管人們是否喜歡、願意，香港在未來很長時間裡都將是中國最主要和最可靠的金融中心和資本中心。

記者：由不同機構做的競爭力報告，同一經濟體的排名會有很大不同，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陳志武：各種排名的不斷推出，是全球化圖景的一部分，它們提供了國家之間的直接比較，會逼著許多國家查找不足，多做努力，這是好事。排名的不同是由於各種報告所選擇的影響競爭力的指標的不同，以及這些指標的權重大小的不同造成的。很多指標的選擇是很主觀的，比如法治水平的高低，世界可能沒有兩個法學家會對此有完全一致的看法。所以，這些報告只是一種參考，不是絕對的指標。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這些因素並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有很強的聯動關係。比如政府效能和企業效率，如果政府效能高，審批的手續比較少，公務員也比較廉潔，就會提高辦事與契約執行的效率，最終，企業的效率也會提高。這裡特別想強調的是，中國在2006年國際競爭力排名上比2005年前移12位至第19位，成為上升最快的國家和地區。中國的軟競爭力也有了提升和發展，但整體上看，「軟環境」競爭力不足，還是影響中國進一步提升競爭力的關鍵方面，如何改進仍然需要我們作出巨大努力。

中國目前一個最重要的競爭力，就是大量便宜的勞動力。勞動力也是一種硬性資源，也就是說，中國目前的競爭力是靠眾多便宜的勞動力而來的，並不是靠有利於市場交易的制度獲得的。許多人會說，「我們不管競爭力的上升是靠什麼來的，只要它升高就行」。我要說，靠大量便宜的勞動力建立的優勢，沒有什麼好自豪的。我們應該多想一想，為什麼我們的勞動力這麼便宜？西歐人每年平均工作1400小時左右，而中國人是一年2200小時，但人家的人均收入是我們的很多倍。那麼誰的絕對競爭力更高呢？他們不用賣苦力就能掙很高的收入，而中國人即使工作連軸轉賺不了那麼多錢。誰的絕對競爭力高是不言自明的。

「中國有大量便宜的勞動力」是一種「優勢」，這聽起來倒像是一種悖論：正因為中國的制度機制歷來不利於市場交易的發生，所以為了簡單地生存，我們不僅要生很多勞動力，而且收入再少也得苦幹，這使我們的勞動力總是很便宜。本來是因為制度機制的欠缺而被逼出來的既大量又便宜的勞動力，應該說反映的是一種劣勢，但到今天這反而變成中國競爭力的核心。為什麼中國的勞動力總這麼便宜？在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上，或許，統治者為了達到對社會的控制，有意地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安排上設置了很多障礙，這些制度障礙讓人們無法把單位小時工作的生產力提高，讓人們無法經商、無法個人創業，使技術進步不能加快，使人們的收入不能提高。這樣一來，中國幾千年都沒能解決好溫飽問題，人們就只能為了生存而賣命，不得不沒日沒夜地工作以求得溫飽。對於統治者來說，總是處於為溫飽而賣苦力狀態的老百姓是最好統治的，所以歷代朝廷也沒有真正地激勵把人們從為溫飽的掙扎中解脫出來，於是就總要維持不利於市場交易發生的制度，總要抑商。在生產技術因制度的障礙無法進步的情況下，人們逐漸地就只好提倡「勤勞是美德」這種價值觀，以簡單勤勞來彌補制度的不足，沒有別的選擇。過分強調這種?

過去幾千年的制度欠缺為今天的中國造就了大量便宜的勞動力這種競爭「勢頭」，我們千萬不能沾沾自喜，這種「勢頭」與其說是「優勢」還不如說是「劣勢」。我們不能過多陶醉於大量便宜的勞動力所帶來的增長，因為如果過多陶醉於此，我們會忽視法治建設，不去建立有利於產權保護和契約執行的法制架構。為了提高中國真正的競爭優勢，就必須創造有利於各類市場深化發展的制度環境。等到中國人單位小時能創造的價值大增，使中國勞動力不再便宜的時候，那時的中國才算是競爭力強的國家。

記者：您怎樣評價中國的科技創新水平在世界上的地位，以及中國新經濟的發展狀態？

陳志武：我的小學、中學、大學都是在國內上的，1986年到了美國。這種特殊的經歷讓我對這個問題有自己的視角：四大發明已經是宋朝以前的事了，要衡量這1000多年來中國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大小和中國的科技地位，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從日常生活中去判斷，想一想每天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入睡期間，你所用、所看、所接觸的事物，是由誰發明創造出來的？事實上，汽車、火車、電話、電腦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東西都是工業革命的結果，是別人發明的。

記者：15世紀以前，中國是毫無爭議的世界科技強國，但此後，這種優勢地位轉移到西方。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為何現代科學和資本主義產生在西歐而非中國、印度和其他文明？近代以來，中國對世界的科技貢獻這麼少，其中有哪些制約因素？

陳志武：這也是我和許多人一直在探討的問題。要研究中國的科技貢獻為什麼這麼少，不如去看看西方的成就為什麼這麼大。工業革命開始於18世紀，但在16世紀，就有了伽利略這樣出色的科學家，在更早的15世紀，西方航海家就已經開始環遊世界，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中國和西方的科技地位發生了逆轉。這一切為何始於15世紀？我認為有幾個原因：第一，是否有學術自由、人們的思想是否受到約束、個人才能的發揮空間到底有多大，這對科技的發展至關重要。第二，西方的產權制度，讓創造發明的個人和企業得到了好處。第三，以股票市場為代表的快速財富兌現機器，會激發更多人投身於科學研究。英國是工業革命開始的地方，但後來被美國趕超了，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英國的激勵環境不如美國好。英國的股票市場，交易的主要是債券，而美國的股票市場，從19世紀後期開始，就掀起了鐵路、電話、汽車、電腦等領域股票交易的高峰，以往要幾十上百年才能兌現的財富，通過股票市場幾年就實現了。財富兌現周期的加快和提前，肯定會吸引更多的追隨者。

這幾年，很多中國的IT、網際網路、手機企業到納斯達克上市，就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機會，把許多年輕人的創造力在短期內變成了財富。今年8月，百度在Nasdaq上市的當天，股票價格達到120美元，李彥宏一夜之間成了擁有9億美元的富翁。不僅如此，百度員工中身價達到1億美元的有7個，1000萬美元的有100多個，而這些人中，很多都是三四年前才大學畢業的年輕人。媒體對這些事情的廣泛報道，會激發很多年輕人對科技的興趣。讓他們每個人都意識到通過創新自己也可以是下一個李彥宏，創建下一個百度。美國的蓋茨28歲時就成為幾十億美元的富翁，還有戴爾等等，因為股市創就的李彥宏、蓋茨這類故事在過去150年的美國社會已經有千萬個，你能想象其示範效果對美國創新文化的意義嗎？股市對實現財富速度的加快，其能力真是令人激動！

事實上，由於中國IT行業通過到美國上市創造了一個個財富故事，這已經使該行業的創新活力為中國各行業之首。金融全球化的效果之一是把美國的創新、創業文化帶入了中國。

記者：目前國內提出要強化自主創新。在您看來，中國目前的科技創新體制存在著哪些問題？

陳志武：中國自然科學獎曾經連續4屆一等獎空缺，國家技術發明一等獎也曾經連續6年空缺。這說明國內的科學研究缺少原始創新，缺少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大發現。這中間的問題很多，歸納下來主要有這樣一些原因：

科技管理的行政化問題。政府對科技的管理體制基本是用各種計劃，從最上游的基礎研究如973計劃到863高技術發展計劃，到下游的「星火計劃」，政府對科技活動的操縱能力空前提高，但管理手段非常傳統，計劃色彩相當濃厚，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立項-申請-研究-報獎-評獎」這樣一個過程。

首先，科技管理的行政化，決定了人才的評價、選拔、流動都被一些行政人員把持，科研機構普通的行政人員，應該是給專業人員做輔助工作的，卻常常能領導和指揮專家。各機構內部的財務人員，本來只是執行專業領導決策的，卻審批甚至決定專業部門的一些具體項目經費。財務人員對科技經費的影響，就變成了對科技方向的影響。世界上沒有任何重大發明是由行政官員計劃出來的，計劃和創新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事，能夠計劃出來的肯定就沒有創新。

其次，就是國有企業和國有單位的性質。目前還主要依賴國有單位、國有企業做科研創新，過去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不會有出路。一方面，國有單位缺乏足夠的激勵。另一方面，即使國有單位創造了新技術，它們也不會像百度、新浪那樣去打開創新后的市場。

第三，對知識產權的保護欠缺。一個人辛辛苦苦做出來一項發明創造，很輕易地就被人仿冒、偽造，這種行為還往往得不到懲罰，結果必然挫傷人們進行科學研究的積極性。

第四，學校教育以應試為主，不鼓勵甚至壓抑學生的創造精神。雖然國內的中學生在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中頻頻獲獎，但那是因為做了大量高難度習題后的結果，創新思維沒有得到任何提高，根本無法形成創新精神。

記者：現在有一種觀念認為，只要加強領導，集中力量，增加投入就能提高科技水平。

陳志武：這是一種典型的舊式思維方式。從洋務運動到大躍進再到「文革」，中國人奉行的就是這套邏輯。最後做成了什麼樣子？我們以前認為，要發展科技創新，一是要有科技人才，二是要有研究資金。我們現在有了千千萬萬個一流的科技人才，通過國家的投入也有了大量的資金，但卻還沒有突破性的科技創新，這到底怎麼回事？如果繼續沿用這種思維，繼續依靠公有制和國有企業來發展科技，充其量只會提高軍事、國防等領域的科技水平，民用科技不可能有大突破。歷史上，二戰前的德國、日本和前蘇聯都採用這樣的科技體制，其共同特點就是拚命發展軍事技術，忽視民用。在德國，片面的發展直接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而前蘇聯的航天技術、核技術都曾領先於世界，但現在看來，似乎沒有多少造福人類的技術是蘇聯的科技發展帶來的。而英美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很少，沒有什麼科技部、工業部。個人搞研究，就要自己去找錢，向別人證明自己的創新能帶來收益，而只有成千上萬人歡迎的技術，才會帶來收益。這無形中導致了錢主要投向那些改善人民生活的科技上。

而官僚化的科技體制，注意力往往放在官僚們所能理解、想象，能立即帶來效果的方面，而不是科學發展的真正需要和方向。上世紀80年代初我在國防科技大學讀研究生時，學校正在研發「銀河」計算機，對其成效的衡量標準完全是指標性的：一秒鐘能計算1億次。沒有人計算它的成本和後果，也沒有人有動力去開發應用軟體，發揮「銀河」計算機的潛能。這種科技發展，除了會在未來給計算機博物館多一樣展品外，沒有多少進步可言。可是，「銀河」計算機還在一代接一代地研製，國家還在大量投入，究竟為了什麼？

中國不能再犯前蘇聯的錯誤，國家對科技發展大包大攬的必然結果，就是個人的創造力被壓抑和抹殺。只有在私人無力解決的基礎研究領域，才需要國家出手。在科技發展上，國家的作用就是搭建鼓勵創新的機制和平台。為什麼許多人出國后發展得比較好，不是因為他變聰明了，而是因為那裡的平台比較好。

記者：國內目前的科技體制確實是由國家主導的，最集中的體現是由國家來分配科研經費。

陳志武：這種做法副作用很大。我自己經過觀察后發現，北京的大學、研究所得到的經費比外地的同行們多很多。廣州有些大學在某些領域的科研水平要比北京高很多，但他們得到的經費很少。就是到了上海，在復旦大學這樣的名校里，學術氛圍和老師們的自信程度都會低很多。掌握經費資源的人大多在北京，這給北京的學術機構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優勢。

國家集中分配科研經費還會產生分配不公和腐敗。據我所知，湖南、廣東等地的學術機構在暑期會給科研人員放專門的假，讓他們對掌管經費分配大權的學術委員會進行「運作」。30萬的經費，「運作」就要花5～10萬。而且，經費發放后的使用也缺乏監管，往往變成了科研人員的個人收入。我曾經問一個同行，你拉到經費后又不能給自己發工資，只能報銷，你難道需要花那麼多錢嗎？他說，很簡單，買假髮票就是了。買假髮票在國外是一種經濟犯罪，要被起訴的，但在國內卻沒事兒。北京地鐵口，到處都是賣假髮票、真發票的人，這是中國才有的奇觀。我現在經常在國內，於是經常有人往我的郵箱發信息，賣假髮票給我。如果不是因為國家壟斷科研經費的分配，情況會這樣嗎？

記者：美國研製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登月的「」計劃，都是在政府主持下進行的，最後在國內都掀起了科技革命。

陳志武：「曼哈頓」計劃和「」計劃確實是美國政府主導的，但它們的大部分實際工作是由私人企業完成的。在這種情況下，科技很容易就市場化，轉化為民用了。所以，美國人才能從登月計劃中獲得3000多項專利，並依靠空間計劃獲得的技術為美國經濟增加2萬億美元的收益。

記者：您剛才談到，應試教育不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壓制他們的創造力，但一個現實問題是，那麼多的學生，大家都想上名校，競爭的壓力始終存在，於是片面追求成績就成為理性的選擇。

陳志武：確實如此，家長逼著孩子考北大、清華，走獨木橋，產生了很多社會問題。所以，國家不能把所有的教育資源都放在公立學校，要鼓勵私立學校的存在和發展，給中學畢業生提供另外的出路。

公立學校的課程往往幾十年一貫制，缺乏改變的動力，私立學校因為有贏利壓力，課程設置會靈活很多，更能滿足社會需要。現在社會上很多機構不承認私立學校的文憑，美國就不存在這個問題，企業在招聘時，學位、學校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是能力。這是因為美國企業大多是私人的，選人時會不拘一格。隨著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以應試為主、強調文憑的教育制度會慢慢得到改變。

記者：現在高校老師的壓力也很大，他們被要求每年必須發表一定數量的文章，否則就可能飯碗不保。在耶魯大學，學校是如何評價和考核教師的？

陳志武：在美國大學，如果做到終身教授，學術論文的數量要求就很鬆了。在耶魯大學，多數人從事學術研究是因為喜愛它，陶醉於其中。這些人到企業收入會增加很多，但他們寧願留在大學里。終身教授的評選，數量不是硬指標，主要看質量，你有兩三篇有影響的論文就可以了。對論文的評價也是在學術圈子裡做的，要看同行對它的評價。教授們都很在乎自己的名聲，如果你在評選過程中行賄或拉關係，會適得其反。

記者：近幾十年來，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著重理輕文、重自然科學輕社會科學的現象，兩院院士也基本上都是從事自然科學研究的。您怎樣看待這種現象？

陳志武：過去，人們認為自然科學發展了，科技水平就上去了，沒有人重視社會科學。事實上，簡單的科學方面的知識並不能帶來社會進步。有科學知識和掌握了它們的人，這只是科技進步的前提。如果沒有社會科學對激勵和保障機制的研究，科技的發展是很困難的。政治上的不可靠，可能在一夜之間毀掉幾代人積累下來的科技成果，或者是把科技用在對社會不利的事情上。

記者：現在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些東西，如官本位、大一統等阻礙了科技進步，您如何看待文化因素在科技進步中的作用？

陳志武：為什麼會有官本位、大一統？是因為國家壟斷了所有社會資源，一方面許多事都需要行政審批，另一方面國家通過國有經商與民爭利。逼著大家都去當官，讓不懂科技的人去管理經費的分配。我倒覺得，文化不是一成不變的，國家的壟斷地位一旦改變，文化也會改變，嚮往做官的傾向性會隨之改變。一種文化只要能容忍思想自由和創新，就能將科技進步的潛力帶動出來。（原載《國際融資》）(原標題:科技新貴為什麼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