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曉:失衡的中國(論中國諸多經濟問題的根源)

全社會都應該清楚，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失衡，權力配置的不合理是造成諸多問題的根源，政府今天要用右手去解決的問題其實是它昨天自己用左手造成的。要真正解決問題，必須「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完善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學者的責任是做一隻「牛虻」，即基於學理促進公共政策更臻完善。從這個立場出發，筆者想從「失衡的中國」這個角度進一步探討中國各種問題的根源及其治理的根本出路，並以此來評論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

　　從報告看，今天的政府越來越像個「大善人」，要像千手觀音那樣去縫補失衡中國，使之恢復平衡。這裡面，有些「手」政府是必須伸的。比如，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去調控經濟，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避免「經濟大起大落」。再比如，「更加重視節能環保工作」，完善節能降耗、污染減排政策，普遍建立節能減排目標責任制，因為環境保護具有外部性，如果沒有政府干預，無法在市場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自動達致平衡。

　　但另外一些「手」則不是政府非要去伸的，或者還可以探求更好的辦法。比如，「加快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和自主創新  」，結構調整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幾乎年年都要講，時間久了只能讓人想到政府其實缺乏能力去解決，結構升級也罷，自主創新也罷，推動的力量應該主要來自市場，主體也應該是企業，而不應該是政府。「實施國家重大科技專項，努力攻克一批事關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核心關鍵技術，依託重點工程推進重大裝備自主化建設，力爭在重點優勢領域取得突破」這樣的提法值得懷疑，因為中國從計劃經濟時代到近年來的漢芯事件的教訓都證明，政府花錢搞科技攻關不僅效果很差，還容易導致腐敗。此外，世界各國的經歷表明，大多數產業政策都不成功，有時反而導致了更多問題。中國「產業政策」干預經濟的效果能更好嗎？

　　最關鍵的，政府應該追究那些事情的源頭，從根本上治理，而非頭疼醫頭，腳疼醫腳。報告花了很大篇幅談「三農問題」，又花了很長篇幅談政府應該如何幫助困難群體和弱勢群體，但導致這些問題的根源卻是政府的權力太大，民眾權力太少，弱勢者權力最小。因此，真正重要的不是改善民生，而是增進民權，也就是變革權力結構，就像阿馬蒂亞·森所講的，給民眾更多的自由意味著實現更好的發展，而未必非要通過「二次分配」來實現所謂公平分配。

　　從這樣的角度，筆者十分讚賞報告中對 「政府工作還有一些缺點和不足」、「政府自身建設存在一些問題」的檢討，這在各屆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是罕見的坦誠，尤其讚賞報告所提出的觀點「發展民主，健全法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內在要求。構建和諧社會，最重要的是加強民主法制建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 這樣的論述，才真正抓住了當前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本。中國的問題就在於政治體制改革長期滯後於經濟體制改革，這個最大的失衡是導致目前許多失衡的根源。

　　比如說，為什麼目前中國的消費與投資、外貿失衡？表面看似乎是一個宏觀經濟問題。然而，背後卻有其政治體制的因素。200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曾談到「十五計劃」期間，中國GDP  增長了57.3％、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增長了58.3％，農村居民純收入只增長了29.2％，而政府財政收入增長了1.36倍。很顯然，此間政府收入增長遠遠超過GDP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而居民收入增長大大落後於GDP增長，更落後於財政收入增長（今年的報告進一步坦承財政收入的超收現象）。可見，正是因為國家權力太強，強制性收入增長太快，才導致了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居民消費相對不足從而內需不足以及中國企業被迫通過外貿來解決市場出路。

　　至於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這些問題近年來被批評為市場化的失敗，其實是政府在住房、教育以及醫療資源（市場性的與公共性的）供給上的不足，其背後則是公眾對政府權力的制約不足，也就是說是民權不足才導致公共產品和服務的供應不足。

　　在所有的弱勢群體中農民最窮，則是因為農民離權力的中心最遠。試問，農民如果有與城市居民同等權力，「三農問題」還會如此嚴重嗎？所以，與其說農民太窮，不如說農民太缺乏權力。與其給農民減稅，不如給農民更多的自治權力。

　　今日中國的貧富差距懸殊，正與權力結構的高度不平衡相關。筆者的研究發現了一個「有權必有錢的怪圈」：以權力為中心，離權力越近的人越富，離權力越遠的人越窮。2000年以來，財富增長最快的三個群體就是權力者及其親屬、權力法定的國有壟斷部門群體、與權力結盟的資本代表（如房地產商）。

　　權力配置的失衡導致一些人所得是另一些人所失的「零和效應」，由此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關鍵。最近，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課題組計算了2004年的雙軌價差，結果發現比以前有過之無不及。2004年，以公共權力為背景，雙軌價差總額高達4.7萬億元，相當於當年財政收入的1.5倍。其中，地價差導致租金為5285億元， 壟斷行業壟斷租金合計為2125億元，國有資產流失為715.49億元，腐敗租金為200億元左右。據此估算，權力壟斷與權力腐敗的租金額加總為驚人的8325.49億元，占當年GDP的5.2%，相當於當年中央財政收入的55.1%！

　　如果沒有新雙軌制這種令人厭惡的現象，中國2004年基尼係數應是0.3797，然而腐敗和管制使得基尼係數迅速惡化為0.465，貧富差距衝上國際警戒線。這表明，雖然中國的市場化進程表面上在加快，但權力導致的尋租空間亦在同步加劇。這意味著，中國的一切失衡根源正是權力的失衡。這意味著，如果不改革權力，那麼就連改革其實也是失衡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出現了不平衡，市場化＋傳統政治體制的組合已經越來越不能讓中國健康地往前走了。

　　撇開經濟不平衡，就連社會的不和諧也來自權力的失范。據公安部拿出的數字，群體性事件10年間增加了6倍多，而且規模不斷擴大，涉及各個領域，行為方式激烈，組織化傾向明顯。如果正常的權力渠道能夠提供爭端解決機制，這樣的群體性事件還會如此高發嗎？

　　生產安全問題層出不窮，也是因為權力的作祟：地方官員的參與導致小煤礦等安全事故難以解決。

　　房地產的失衡更與權力的扭曲有關。地方政府官員具有強烈的發展本地經濟以及擴張本地財政的積極性，卻缺乏相應的來自公眾的權力制約和監督，這導致地方政府權力在房地產領域與資本的聯盟，住房掠奪性發展快，住房保障建設慢，地方官員公然對抗中央房地產調控。

　　失衡的中國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地步，政府工作報告大量的篇幅其實是在致力於解決失衡。然而，一般性的措施很難解決問題。不僅如此，許多失衡問題在付出艱辛的解決努力后，甚至會扯出更深層次的失衡來。在這種情況下，全社會都應該清楚，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失衡，權力配置的不合理是造成諸多問題的根源，政府今天要用右手去解決的問題其實是它昨天自己用左手造成的。要真正解決問題，必須像政府工作報告所說的那樣，「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完善人民的民主權利保障制度，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說到底，中國好比是一個巨大無比的木桶，除非能夠持續地補上短板，否則，能夠裝的水恐怕永遠都不能讓人滿意。而今天，政治體制與政府管理就是最短的那塊板。(上海證券報 作者：北京科技大學管理學院教授 趙 曉 原標題: 趙曉:失衡的中國--政府管理成了最短木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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