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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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興衰的制度經濟學－－盛洪博士北大講座整理稿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1-5 07:4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經濟觀察|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研究國家興衰的各個流派它都有一定的假定，一個假定就是研究一國的興衰，比如奧爾森（Olson）的《國家的興衰》，講的是一個國家內的利益集團，利益集團的互動之形成的合謀，形成的「院外集團」影響了一國，和其他利益集團間的互動最後形成的一些結果，這是奧爾森的一個假定，假么諾斯（North）的理論其實也有這種假設的含義。他雖然是放在西方的歷史背景下講，但他講的主要是任何一個國家，就象英國。那麼他只假定這個國家是怎麼興起的，他不考慮這個國家和其他國家之間的互動關係，或是很少考慮。所以，到目前為止，制度經濟學對歷史的解釋有一個假定，一般假定是一國，它討論經濟發展，國家興衰它第一個假定是一國，這是一個假定。

第二假定是什麼呢？即使假定了有多個國家存在，那麼多個國家間存在一種競爭關係，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在考慮這些國家的時候，經濟學叫國際經濟學，當然現在還有一門叫作國際政治經濟學，這可能更接近我所講的這個東西。但是可以這麼講，經濟學考慮國際問題時它只假定國與國之間進行和平的競爭。所以，這兩個假定有很多問題，第一我們的歷史面臨有多個國家的存在，多個國家在進行互動，他們之間要碰撞，要交易，要戰爭，多國間的競爭不僅是和平還是非和平的、暴力的，一旦我們將這些因素考慮進去，我們的結論可能就會非常不一樣。在討論一國時，假如一國處於沒有國家和他互動的情況下，制度經濟學和公共選擇學派認為國家就是一個提供公共品的大公司，公共物品就是保護產權、維護秩序和調解糾紛和其他一些，那麼它只考慮國內的公共物品，這是第一個特點。第二個特點就是它的這種國家權力是壟斷性的，沒有人和它競爭。我們知道，在壟斷的情況下，產品的供給者在制定價格時擁有極大的優勢，它能夠左右這個價格，這是一國模型下的特點，一旦到了多國，如果我們假設只有和平競爭方式，而沒有暴力競爭方式存在，那麼我們知道情況將發生變化，將出現多國之間的競爭。競爭是多樣的，例如今天的貿易。我所要講的是一種國家政府和國家政府之間的競爭，用孟子的一句話講就是「百里可王」。「百里可王」的意思是說我有一百里的土地就可以稱王，那麼孟子怎麼解釋這個現象呢？你為什麼百里這麼小片土地就可以稱王呢？因為要施行仁政。什麼又是仁政呢？用我們今天的話講就是好好為人民服務，並且徵收較少的稅賦，也就是「行仁政，輕稅賦」，在多國同時存在的情況下，老百姓就會彙集到你這裡來，你就會強盛。那麼他描繪的是一種和平競爭的情況，在和平競爭的條件下，我插入一句，政府對價格沒有控制優勢，所謂政府的價格，這裡是指稅收的稅率，輕賦稅是指多國模型下國家對稅收的控制較一國模型下要小。那麼你可能稅率降得非常低，如果我們考慮國與國之間進行武力鬥爭的話，我們又要做出另一個修正。政府除了提供國內的公共物品以外，還要提供對付國外的公共品，這就是國防和對外戰爭的功能，這是與和平競爭不一樣的，在這種情況下的政府和和平下的政府就存在一個量上的差距，它在稅率上可能會更高。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就是這樣一個典型，我們稱之為多國戰國模型，簡而言之就是戰國模型。那麼假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考慮一下互動對於國與國之間和國家興衰會有什麼影響，比較簡單的講就是用一個囚徒困境模型：兩個國家互相競爭，有兩種競爭方式，一種是和平的競爭方式，一種是戰爭的。這種競爭方式不僅適用於國和國之間, 同樣也適用於人和人之間。這兩種競爭方式各有各的規則。但是國與國之間的競爭不僅包含競爭策略，它本身也是競爭規則。比如說我就是和平談判或就是要戰爭，戰爭可以使用什麼樣的武器不能使用什麼樣的武器，投降要白旗，戰敗要賠款等等，形成了一套制度，所以說這兩種策略既是策略，又是規則。國家間的競爭既是策略的對抗又是規則的對抗。這可能稍微有些複雜。如果兩國都採用和平方式，那麼雙方都取得和平紅利；當甲採取和平策略時，它稅賦很低，但在與乙發生戰爭時就要失敗，就是割地賠款，這要蒙受損失，反之亦然；如果雙方都採用戰爭手段，擴軍備戰，各方都不會有收益，這個說法比較客氣了，是有負的福利損失。不同的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策略、競爭規則他就導致這麼樣一個結果。那麼，這個過程還沒有結束，作為一個囚徒困境，它有一個多次博弈的結果，老是打，有走向和平的，比如兩伊戰爭和阿以衝突，這是一個美妙的前景，是很樂觀的，世界問題就都解決了。但是事實往往不是如此，有一個問題，被博弈論所忽視，只有少數作者提到，這裡是合作解，合作平衡；這裡是不合作解，不合作平衡。戰爭就是不合作，和平就是合作解。被忽略的問題是一個國家在我現有的武器裝備的基礎上，對我的武器裝備進行改進，對我的軍事組織進行改進，投入更多的資源來壯大我的軍事力量，它就會獲得對於其他國家的優勢，它就可以通過主動的形式打破這一均衡，所以在一方面存在很長時間的競爭，我們稱這種情況為不合作博弈，不合作非均衡。這是我剛想出來的一個詞。兩國間還有另一種策略就叫作不合作升級，我不僅不和你合作，而且我要升級我的武器，打破和你在軍事上的均衡，我就可以獲得我的戰爭紅利，這可能會是一個很長的發展方向。我們現在看到了這種傾向，但居於主導地位的文化對於這件事是輕描淡寫的。但是在短短的兩三百年內，我們人類從簡單的大刀長矛一直發展到了原子彈、核武器這個事實表明人類正是循著上述道路走下來的，而更為先進的武器還在研製之中，對此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約束。所以，這是個明顯的事實，但經濟學家都不把這數百枚核彈頭，這個人所共知的事實納入考慮，而這是一個太經驗化的的事實了。

下面講一下人們怎麼在這種軍事力量的對抗中競爭呢？我建議大家看一下保羅·肯尼迪的《大國的興衰》，我覺得那個人很了不起，考慮了很多問題，但是沒有納入經濟學的體系來考慮。簡而言之，影響人們行為的有幾個因素，一個是技術因素, 就是我能設計出多麼先進的武器。一個是經濟因素，我能投入多少資源到我的研究製造中。第三個因素可能是組織因素，我採取什麼樣的組織形式和其他國家的軍事力量相對抗。舉個簡單的例子，曾國藩組建的湘軍和人民解放軍不一樣（笑），曾經營湘軍十年之後就腐敗不堪，曾國藩自己就不想要了。最後一個因素是文化因素，就是說這個國家的人是否適合當兵，參加戰鬥，這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國有句老話叫「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可以這麼講，中國人是不適合當兵，看不起當兵的。當然現在是要向解放軍學習的了（笑），但這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梁漱溟認為中國是個無兵的國家，不是沒有兵，而是說這個國家的人不崇尚健武。中國小說中的男主人公都是賈寶玉、張生似的人，而不是西方或者日本的騎士、武士的人，限於時間，我不展開。還有就是一國的個人能不能團結起來和外國鬥爭。

我下面著重講一下制度因素對國家間競爭的影響，技術因素我就不涉及了。核武器的發明還是和戰國模型有關的，是應戰爭需要而生成的。所謂需求是創造之母，制度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第一個是稅率，是政府的價格，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給社會，你們向我提供什麼作為回報呢？我們一個直觀的想法就是我政府應該是老百姓創造的國民生產總值中拿走更大的一塊，那麼我就可以來養更多的軍隊，製造更多的武器，壯大我的軍事力量與別國對抗。但這種方法有負面影響，一則是最佳稅率的問題，因為稅率越高，老百姓越沒有積極性去生產，如果我勞動所掙的錢被你拿去一大部分，我就不生產了，國家的生產就會下降，這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用中國話講如果稅率太高的話，老百姓就要揭竿造反了，根本不承認這個稅賦，就要換皇帝，我來當皇帝。

另一個是行仁政，行仁政很好，導致老百姓歸順你，但是低稅率有一個結果是你的軍事水平可能很低，你可能不會被百姓推翻，但可能被外國君主打敗，所以多國模型中合適稅率的選擇是必要的。這樣的故事可以在戰國時代、三國時代及其他中國歷史分裂時期找到。

另一點，稅率還涉及到一個可容忍稅率的問題，即老百姓可以忍受什麼樣的稅率。我記得周其仁提過一個理論, 認為稅率超過百分之十五，老百姓就造反，我是聽人轉述的，這說明當政者必須考慮到這個造反的問題。中國歷史上稅賦往往是非常輕的，比如清末，我問過的專家認為大約只有百分之五，即稅收總額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比百分之十五低許多。而英國在十八十九世紀時，根據《大國的興衰》的資料，英國政府掌握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九，接近百分之三十，這是個非常高的數字。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稅率大約是六分之一，超過百分之十五，所以這兩個民族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確實很不一樣，當然政府如何來組織的方式也是不一樣的。君主制條件下，老百姓認為稅收被用於你家天下了，而民主制大家可以來投票，大家願意多繳稅。我隨便提一下大家都知道的故事就是慈禧太后把用於建立海軍的軍費用於修建頤和園。當然當時中國正處於一種從一國到多國的轉變當中，它的政府預算中突然多出了建立軍備這一項，如果沒有鴉片戰爭、二次鴉片戰爭，那麼她這筆錢花在頤和園上是沒有人會提出異議的。正是另一些人要想辦法，要把這筆錢用於海軍建設，爭執的結果是傳統力量取得了勝利，西太后還是把頤和園蓋了起來。

還有一個因素是你的財政收入有多少用於財政支出。在西方國家中平時大約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財政收入用於戰爭方面，戰時甚至到達百分之八九十。中國的比例就要低得多了，因為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用於皇室的開銷的。

第二個方面也是涉及動員資源方面的，這就是收稅的效率，就是我定的這個稅有多少能夠收上來。我們現在都看見現在中國逃稅的人非常的多，這就是個收稅效率的問題。目前中國的平均關稅率是百分之三十九，但是如果用關稅除以進口商品總額，我們的平均關稅率只有百分之三點九，這是九四年的數據，這是非常低的，這其中有合法的減免也有非法的走私。各國的收稅制度不同，對其競爭的影響也不同。法國的包稅人制度就是其中之一，當然還有其他許多制度對競爭的結果產生影響。比如現代會計制度、現代股份公司制度。它既增強了人們對企業的信任，同時也增加了政府對企業財政狀況的控制，你想要逃稅是逃不了的。當然，現代銀行制度也是有其作用的。美國人要填很多表，其中許多是稅表，甚至三歲小孩也要填稅表，這雖然有些過份，但確保了美國徵稅的效率。我有一個在美任教的朋友說, 所謂明晰產權在美國而言就是說什麼都可以是軟的, 但稅收必須是硬的。稅收對一國的政府來說是太重要了。

第三個制度呢, 就是戰爭借款制度。如果稅率太高，老百姓會推翻你，你無法與外國成功地作戰。十六至十九世紀，歐洲大陸沒有幾天不發生戰爭。政府可以不通過稅收而通過金融借款的融資方式來籌得資金，就是平等地向老百姓去借，這是一種制度上的創新，它確保國家能以較低的價格籌集較多的資金。十八世紀英國戰爭費用中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是通過借款籌得的。英國在歐洲全國中借款是最成功的，這也是英國後來稱霸世界的一個原因。英國政府的信用很高，我們知道在現代金融制度上借款是有成本的，成本就是利息，利息與信用有關。成本與國家制度有關，議會制的承諾比君主制的承諾更為可靠。另一點是這種借款是一種風險借款，這個賭注主要押在這個戰爭是不是真的可以打贏上，仗一旦打贏，還款就沒有問題，哪個政府在戰爭中經常取勝，哪個政府的信用就較好，有一個例子是法國政府為戰爭籌款借款利益是英國政府籌資借款利率的兩倍，也就是說人們更相信英國政府會打勝仗，英國政府信用更好。

還有一個與戰爭制度有關的制度，就是歐洲一直實行的戰敗賠款制度。這個制度不僅保證戰勝者獲得利潤，而且保證槍炮、戰艦等戰爭成本都能得到戰敗者的補償，這一制度更鼓勵人們去參加戰爭這種遊戲，而這些賠款沒有被近代各國經濟發展史所考慮進去。舉例而言，《馬關條約》規定中國對日本賠償兩億兩白銀，相當於清政府兩年半的財政收入。我國目前年均GNP是五千億，兩年半的GNP就是一萬兩千五百億。在一國經濟騰飛時獲得如此大的不義之財對其經濟發展會起到多麼大的作用。這是一個在宏觀上起到作用的巨大數字，而這一數字沒有被給予足夠的重視，有人說鴉片戰爭中國之所以打敗是因為太弱小、太落後，我可以給一個數字，中國當時製造業只佔世界製造業的29.8%, 現在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GDP佔世界GDP的24%，中國在當時還不是超級超級大國？但為什麼戰敗了呢？當時英國佔全世界的9.5%, 這是因為雙方動員的資源不一樣, 中國稅率是5%, 英國呢, 16%的稅收加8%的戰爭借款, 大概是24%, 由此可見英國在國內徵得的用於戰爭資源是中國的近5倍。你在產值上是它的3倍, 它的徵用比例是你的5倍, 它的總額是比你大的。所以這個問題並不象表面上那麼簡單, 我們知道鴉片戰爭, 中國人賠了它(英國)的槍炮錢還賠了它的鴉片錢, 它是賺了純的戰爭利潤。當然《大國的興衰》也指出, 英國成功的奧秘, 那就是英國保持了可以忍受的稅率而又支撐了有優勢的軍事力量並又保證了經濟增長, 這一點非常重要, 這在後來美蘇對抗中蘇聯垮台, 美國相對取勝中也得到了反映, 當然所有剛才講的這些不過是小術, 雕蟲小技, 為什麼呢? 因為它們沒有解決囚徒困境的方向, 而我們要的是這種戰國模型的結果是什麼。如果我們執迷於此, 我們越聰明, 結果就可怕。我們面臨幾種出路, 一種出路是中國歷史上的戰國－帝國－后帝國模型，也就是中國歷史上的戰國－秦－漢的模式，為什麼我稱秦為帝國呢？因為秦時就只有一個國家了，中央政府在定價時就具有優勢，可以制定壟斷價格。秦始皇時徵稅就很高了，阿房宮、秦始皇陵、萬里長城幾件事情同時做，最終導致了秦帝國的崩潰。這之後是漢，漢初實行3%的輕稅賦, 價格比較低, 老百姓休養生息經濟發展很快, 另外一個因素就是戰國時代諸子百家湧現出了一批傑出文化思想和哲學思想家, 其中包括孔孟、老莊、墨法等等, 但當時孔孟勸說仁政, 墨子鼓吹「兼愛」「非攻」都失敗了, 只有講耕戰的法家, 也就是秦成功了。但是到了漢, 儒家復興了, 這個復興奠定了后帝國輕稅賦、大統一, 不講國別區別的后帝國文化, 有的學者所稱的天下主義的文化, 這是一種路徑。

還有一種路徑是戰國－帝國－戰國的模式這是歐洲的模型，至今依然如此沒有擺脫出來，沒有辦法解決。

在我們現在的選擇時，我們能夠用武力統一全世界嗎？這種路徑結果可能是戰國－核大戰－人類毀滅，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還有一條就是從戰國直接到后戰國，這是一條想象中的路，也是一條我認為最好的路。

我現在想講一下中國在這一路徑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中國是一個很特別的國家，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它本身就是世界，有統計表明在中國古世界人口比例最高時，這個比例達到了百分之四十。世界上有十個人其中四個就是中國人。近代以來，它有一段不平凡的，可能也是經典的模型。一個模型是戰國－帝國－戰國模型，一個是戰國－帝國－后帝國模型，它的規則基本上還是和平的規則，中國在鴉片戰爭中的失例當然有很多討論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文化上的因素，中國人他就沒有想過用戰爭的方式去跟別人打，也就是打些倭寇和荷蘭人，直到英國人利炮堅船打來了，林則徐還以為那是些海盜，認為英國國王是很高尚的，不可能支持這種行為，但是它支持了，英國議會投票支持了，它就這種文化，這種天下主義的文化。英國人說中國人真笨，打仗白旗是什麼意思都不知道，當然不知道了。小流氓打架有一套規則，我一個好孩子第一天去學校當然不知道，你們就說我笨，說我不懂打架的規則，這沒什麼可驕傲的，可就是有人驕傲。中國失敗后出現了一系列人物，從曾國藩、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他們要做什麼，要學西方，要堅船利炮，這是中國現代化的邏輯，富國強兵，從曾國藩到鄧小平，中國文化就發生了變化。如果中國的男性都象張生、賈寶玉就沒法拿槍打仗，中國人是天下主義的傳統，沒有那種民族主義的血性。你打了我中國人不行，不能象重迅筆下描寫的那樣看見俄國人殺中國人面無表情，這不行，你必須向西方學習，你得尚武，你的文化必須調整，甚至可以說是革命，這其中很重要的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請進了「德先生」和「賽小組」（笑），但是他打倒孔家店的含義，就是要調整中國文化，以對付國外的不合作升級和惡意競爭，有理講不清。你秀才講理，我當兵的不聽啊，我們要強調，我們要學習西方上先進的東西。比如民主，一些是道德上的降低，秀才遇見兵了，你就得先學學怎麼打槍，怎麼打拳，怎麼當一個兵痞，這是你在文化上應有的反應。我們總講這種調整都是道德上的提升，我認為不是。順便講一下五四的這些人，當然對於他們我們是非常欽佩的，無論胡適、魯迅、陳獨秀、辜鴻銘、梁漱溟。胡適的這個「適」字就是適者生存，是達爾文主義的，用以激勵自己。因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談的最多的就是達爾文的進化論。胡適的名字就是個反映，你怎麼生存？要實現富國強兵和國防現代化，這當然又導致了中國近代以來政治上的變化。清政府的倒台有多種原因，一種原因是這種政府形式是不能征更高的稅的，所以也不能建立一支現代軍隊，後來國民黨、共產黨的崛起，正是因為它創立了一種制度，在老百姓可以容忍的稅收制度下最大限度地實現了富國強兵和國防現代化，所以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看近代中國的調整。

下一個問題是中國四九年以後經歷了毛的時代和鄧的時代，在毛的時代中國擁有了核武器和現代化軍隊，在鄧的時代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美國在戰略上形成了類似於夥伴關係的聯盟關係，經過了十幾年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在不同意義上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今天，中國正在經歷變化，我們逐漸感受到，雖然可能不如外界敏感，但可以感覺到你的國家在適應戰國模型的過程中正在發生質的變倫，象基辛格所說的潛在的超級大國出現了。

當前中國知識分子有一種觀點，認為世界領導要更替，並想分析領導更替的規律是什麼，從荷蘭、西班牙、英國、美國已有四霸了，還有五霸他就不說了，這使人想起春秋五霸，但這是中國人的理想嗎？再怎樣稱霸我們也沒有走出這條（不合作升級）路。所以我近來發了些文章，其中一篇叫作《民族主義與天下主義》，文中提到如果我們覺察了這個趨勢，那麼中國人強大后是否也玩西方的那種遊戲呢？象美國那樣充當世界憲兵，或是打英國一頓把鴉片戰爭的錢拿回來？我說這不是中國人的理想，而這也正是中國人獨特的地方。中國是唯一一個解決了、結束了戰國時代，實現了天下主義的文明，使得這個區域的人按照世界發展起來，這種發展不是藉助武力，而是依靠了一種非常豐富的文化傳統。所以中國人，因為他佔世界人口比例太大了，就有它的使命，按照我的話說就是結束戰國時代。我們返觀過去的一百年，我們振興中華為了什麼呢？是為了看上彩色電視、坐上小轎車嗎？是為了報一箭之仇嗎？我說不是，我認為中國人的使命理想就是在全球領域裡消滅戰國時代。

我覺得用一句話可以結束今天的講座，馮友蘭老提一句宋儒的話：為萬世開太平。這就是中國人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