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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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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克魯格曼：全面剖析弗里德曼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1-5 07:1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經濟觀察|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第一章

20世紀的經濟思想史就像16世紀的基督教史。在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年出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以前，經濟學---至少在說英語的世界---基本上由自由市場的正統觀念所主宰。雖然異教徒偶爾跳起來一下，但很快就被壓制下去了。凱恩斯1936年寫道，古典經濟學「徹底控制英國就像宗教裁判所（Holy Inquisition）控制西班牙一樣。」古典經濟學說對所有問題的答案就是讓供求關係發揮力量。

　　但是古典經濟學既沒有對大蕭條提供解釋也沒有提供解決辦法。到了1930年代中期，對正統思想的挑戰已經無法遏制了。凱恩斯扮演了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角色，讓異教徒感受到令人尊敬的智慧力量。雖然凱恩斯決不是左派分子，他是要挽救而不是要埋葬資本主義，他說不能依賴自由市場提供充分就業，為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活動提供了新的邏輯依據。

　　凱恩斯主義是經濟學思想的偉大改革。隨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對改革的反動。有相當多經濟學家在1950年到2000年古典經濟學的偉大復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與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如果凱恩斯是路德，那麼弗里德曼就是耶穌會（the Jesuits）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像耶穌會一樣，弗里德曼的追隨者充當了紀律嚴明、忠實可靠的先鋒部隊，對凱恩斯主義異教徒進行了反轉和回歸，雖然不是很徹底。多虧了弗里德曼，到了世紀末，古典經濟學已經重新獲得影響力，雖然沒有贏得從前的主宰地位。

　　我不想過分運用這個宗教比喻。經濟學理論至少企圖成為科學，而不是神學，是關於現實世界的，不是關於天國的。凱恩斯理論開始流行是因為它比古典正統理論更好地解釋了我們周圍的世界，而弗里德曼對凱恩斯的批評影響巨大是因為他正確地指出了凱恩斯主義的弱點。需要清楚的是，雖然本文認為弗里德曼在某些問題上是錯誤的，有時候對讀者不誠實，但是作者認為他是偉大的經濟學家，也是偉大的人。

　　第二章

　　米爾頓·弗里德曼在20世紀思想界扮演了三個角色。一個是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研究消費者行為和通貨膨脹技術性和非政治性分析；一個是貨幣主義（monetarism）的政策倡導者，他花費幾十年鼓吹這個理論，親眼目睹它在1970年代末期被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和英國銀行採用，幾年後發現不起作用又被放棄；一個是自由市場信念的偉大宣傳家。

　　這個人同時扮演了所有角色嗎？可以說是也可以說不是。從所有這些角色中都可以看出弗里德曼對自由市場經濟學的古典真理的忠誠。而且，作為宣傳家的弗里德曼之所以有影響力部分在於他作為思想深刻的經濟理論家的崇高威望。但是專業經濟學家嚴謹著作的說服力和公共知識分子觀點的鬆散的，甚至讓人懷疑的邏輯之間存在非常大的區別。儘管弗里德曼的理論著作受到專業經濟學家的普遍尊重，但是他的政策主張尤其是他的通俗化宣傳存在許多矛盾。必須指出的是，在他面對大眾講話的時候，他的誠信是受到嚴重質疑的。

　　不過我們暫時把讓人懷疑的材料放在一邊，集中討論作為經濟學理論家的弗里德曼。在過去兩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經濟思想受到經濟人（Homo economicus）概念的主宰。假設的經濟人知道他想要什麼，他的優先選擇可以通過「效用函數」（utility function）像數學一樣精確表達出來。他的選擇是有如何最大化功能的理性算計所驅動的：消費者是買爆米花還是買脆麥片條，投資者是選擇股票還是債券等決定都建立在對「邊際效用」的對比上，或者在得到少量可能的備選項目的時候，購買者可能得到的附加利益。

　　人們很容易嘲笑這個故事。包括獲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在內，沒有人真正用那樣的方式做決定。但是許多經濟學家包括作者本人確實發現經濟人的概念非常有用，明白他是個我們真正想要做什麼的理想化代表。人們確實有優先選擇，即使這些優先選擇不能真正通過精確的效用函數表達出來。人們做出理性的決定，即使他們不一定把效用最大化。或許你會問，為什麼不代表人們真實的情況呢？答案是那個抽象的，策略性的簡化是我們能夠給經濟生活的複雜性上添加智慧順序的唯一方法。理性行為的假設是非常有成果的簡化方式。

　　但是，關鍵在於這個假設要走多遠。凱恩斯沒有全面攻擊經濟人，但是他常常利用貌似真實的心理學理論而不是仔細分析理性決策者可能的決定。經濟決策是被「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所驅動，決定消費者決策的是花費增長的部分收入的心理學傾向，工資糾紛的解決是通過公平意識來驅動等等。

　　但是把經濟人的作用降低到這個程度真是好主意嗎？弗里德曼說不，他在1953年的文章「實證經濟學方法論」（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中說經濟學理論不應該通過心理學現實主義來評價，而應該通過它們預測未來行為的能力來評價。弗里德曼作為經濟學理論家的兩大勝利來自把理性行為假設用在其他經濟學家認為超越界限的問題上面。

　　1957年的著作《消費函數理論》（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沒有嘩眾取寵的標題，但是內容非常重要。弗里德曼指出決定儲蓄還是花費的最好辦法不是正如凱恩斯曾經做的利用鬆散的心理學理論，而是思考個人作出理性計劃如何在一生中花費自己的財富。這不一定是反對凱恩斯觀點的，實際上，偉大的凱恩斯派經濟學家弗蘭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同時和相互不知情的情況下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阿爾伯特·安多（Albert Ando）的著作中對理性行為關注地更多。但是它確實回歸了思考的古典方式，而且確實起作用了。細節問題專業性太強，但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和安多---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life cycle model）解決了收入和支出關係中的幾個明顯的矛盾，至今仍然是經濟學家思考花費和儲蓄問題時的基礎。

　　弗里德曼對於消費行為的研究本身就已經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但他更大的學術成就來自他把經濟人理論用在通貨膨脹問題上。1958年，紐西蘭出生的經濟學家菲利普斯（A.W. Phillips）指出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歷史上的相關關係，通貨膨脹率高，失業率就低，反過來也一樣。一段時間來，經濟學家們把這個相關關係當作可靠和穩定的關係。這導致了嚴肅的討論到底在「菲利普斯曲線」的哪個點上政府應該採取措施？比如，美國政府是否應該接受高通貨膨脹率以便獲得較低的失業率？

　　但是在1967年，弗里德曼在美國經濟學協會上發表主席演講，指出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相關關係即使在數據上能夠看出來，並不表現出真正的交易關係，至少從長期看是如此。他說「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總是存在臨時性的平衡效果，但從長遠看是不行的。」換句話說，如果決策者試圖通過高通貨膨脹率的方式維持失業率的低水平，他們只能取得短暫的成功。弗里德曼說，失業率最終會再次升高，即使在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的時候。也就是說，經濟將遭受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後來所說的「滯賬」（stagflation）

　　弗里德曼是如何得出這個結論的呢？（同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埃德蒙·費爾普斯（Edmund S. Phelps）同時在相互不知情的情況下得出同樣的結果）正如他在消費者行為方面的研究一樣，弗里德曼採用了理性行為的思想。他說經過了一段時間的通貨膨脹后，人們將把對未來通過膨脹的期待添加在自己決策的考慮因素中，抵消了通貨膨脹對就業的任何積極影響。比如，通貨膨脹提高就業率的一個原因是雇傭更多的工人是有利可圖的，當價格增長快於工資增長的時候。但是當工人明白他們的工資增長由於通貨膨脹損害了購買力的話，他們就會事先要求提高工資，以便工資隨著價格的增長而增長。結果，在通貨膨脹繼續一段時間后，就再也不能推動就業率提高了。實際上，如果通貨膨脹沒有能達到預期，甚至導致失業率的上升。

　　就在弗里德曼和費爾普斯提出這些觀點的時候，美國對持續通貨膨脹沒有多少經驗。所以這實際上是預測，而不是試圖對存在事實的解釋。但是到了1970年代，連續不斷的通貨膨脹證實了他們的假設。果然，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的歷史相關關係如他們所預測的那樣失效了。1970年通貨膨脹率增長到兩位數，失業率仍然居高不下，甚至高於價格保持穩定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通貨膨脹最終在1980年代得到控制，但是經過了字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高失業率的痛苦時光。

　　通過預測「滯賬」現象，弗里德曼和費爾普斯獲得了戰後經濟學的輝煌成就。即使不考慮他的其他任何角色，單單這個成就都能確立弗里德曼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的地位。

　　一個有趣的註釋：雖然弗里德曼通過運用個人理性的概念在宏觀經濟學中取得重大跨越，他也明白到哪裡應該停下來。1970年，有些經濟學家把弗里德曼對通貨膨脹的分析往前更進一步，主張即使從短期看，通貨膨脹和失業率之間也不能有效地協調平衡，因為人們將預測到政府採取的措施，因而根據以往經驗把定價和工資協商問題預先考慮。這個主張被稱為「理性期待」（rational expectations）迅速在學術界蔓延開來。但是弗里德曼從來沒有參與。他的現實意識警告這個做法把經濟人推向極端了。後來確實證明弗里德曼1967年的演說經得起時間的考驗，而70年代和80年代理性期待理論家提出的很多極端觀點都沒有。

　　第三章

　　1966年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說「任何東西都能讓弗里德曼想起貨幣供應，而任何東西能讓我想起性，但是我決不在文章中談論它。」幾十年來，弗里德曼的公共形象和聲望大部分是根據他的貨幣政策觀點和他創造的被稱為「貨幣主義」的主張而決定的。當時認識到貨幣主義像現在這樣被廣泛認為是個失敗是有點讓人吃驚的，弗里德曼關於貨幣和貨幣政策的某些觀點，和他對通貨膨脹和失業關係的觀點不一樣好像是誤導人的，或許是故意誤導人的。

　　要了解貨幣主義是什麼，首先要知道的是「貨幣」這個詞在經濟學中的意義和日常生活中的含義是不同的。經濟學家討論貨幣供應的時候，他們並不是指普通意義上的財富。他們指的是能夠直接用來購買東西的財富形式。上面有去世的總統頭像的綠色紙張—鈔票是錢，你能簽支票的銀行存款也是錢。但是股票，債券，和不動產不是錢，因為它們必須變成現金或者銀行存款才能用來買東西。

　　如果貨幣供應只有鈔票，那就可以被政府直接控制，或者更準確的說被貨幣機構美國聯邦儲蓄委員會，或者許多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控制。這些機構和政府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是分開的。貨幣供應還包括銀行存款的事實讓現實情況非常複雜。中央銀行只能直接控制「貨幣基數」（monetary base）流通中的鈔票總量，現行銀行保險庫中的鈔票，銀行在美聯儲的存款，而不是人們在銀行中的存款。在正常情況下，美聯儲對貨幣基礎的直接控制足夠對所有貨幣供應進行有效的控制。

　　在凱恩斯之前，經濟學家認為貨幣供應是經濟管理的首要工具。但是凱恩斯認為在經濟蕭條的時候，利率非常低，貨幣供應上的變化對經濟運行的影響非常小。背後的邏輯是這樣的：當利率是4到5個百分點時，沒有人願意讓現金靜靜呆著不用。但是在1935年那樣的情形下，3個月的國庫券利率只有0.14，人們沒有積極性來面臨用錢的風險。中央銀行或許通過印刷大量額外的鈔票刺激經濟，但是如果利率已經非常低的話，這些多餘的鈔票很可能被人冷落、留在銀行保險柜里，或者壓在床底下。因此凱恩斯主張靠改變貨幣供應量管理經濟的貨幣政策是沒有效果的。凱恩斯和他的追隨者相信財政政策，尤其是增加政府開支的政策是讓國家從大蕭條中走出來的必要措施。

　　為什麼這很重要呢？貨幣政策是高度技術專家型的，非政治性政府干預經濟的形式。如果美聯儲決定增加貨幣供應，它需要做的只是從私人銀行中購買一些政府債券，通過貸記銀行的準備帳戶（reserve accounts）支付債券，實際上，美聯儲只需要印刷更多的貨幣基礎就行了。相反，財政政策牽涉政府對經濟的深度干涉，常常是用隱含價值取向的方式：如果政治人物決定使用公共工程推動就業，他們就需要決定建造什麼，建在哪裡？擁有自由市場信念的經濟學家就傾向於相信貨幣政策就足夠了，而那些希望政府更加積極作為的人傾向於相信財政政策是必須的。

　　凱恩斯革命勝利后的經濟學思想表現在保羅·薩繆爾森的經典教材的早期版本中[*]優先考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降低為邊緣性的地位。正如弗里德曼在1967年美國經濟學會發言中說的：

　　凱恩斯觀點在經濟學領域的廣泛接受意味著20多年來貨幣政策被除了幾個反動派之外的所有人看作新經濟知識淘汰掉的過時的玩意兒。貨幣不重要。

　　雖然這個說法可能有點誇張，貨幣政策在1940年和1950年代確實被輕視了。但是，弗里德曼一直努力鼓動貨幣政策的重要性，並在1963年與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合作出版了《美國貨幣史》（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雖然《美國貨幣史》是體現學術功力的煌煌巨著，涵蓋一個世紀的貨幣發展歷程，但是它最有影響和爭議最大的部分是對大蕭條時期的討論。作者聲稱駁斥了凱恩斯對經濟蕭條時期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悲觀看法。他們說經濟的「收縮」實際上「是貨幣力量重要性的悲壯證明。」

　　他們這樣說到底想表達什麼意思呢？從一開始，弗里德曼—施瓦茨的立場就好像有點狡猾。隨著時間的推移，弗里德曼對這個問題的解釋越發粗糙，最終讓人覺得他在思想上的不誠實，沒有別的方法可以解釋。

　　在解釋大蕭條的起源時，區分美聯儲可以直接控制的貨幣基數（貨幣加上銀行儲備）和貨幣供應（貨幣加上銀行存款）是非常關鍵的。貨幣基數在大蕭條早期是增加的，從1929年平均60.5億美元到1933年的70.2億美元。但是貨幣供應急劇下降，從266億美元降到199億美元。這個差異主要反映了從1930年到1931年間銀行破產的浪潮的餘波。由於大眾對銀行失去信心，人們開始把財富換成現金握在手裡而不是存在銀行里。那些倖存下來的銀行擁有大量現金，不能把它們貸出去來避免銀行經營的危險。結果貸出的款少，因而花費的錢也少，本來如果公眾繼續往銀行存款，銀行幾可以繼續把錢貸給企業。因為消費的崩潰是蕭條的大致準確的原因，個人和銀行都突然願意擁有更多現金的願望肯定讓貧困的生活更加糟糕。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宣稱貨幣供應的下降把本來可能只是普通的經濟衰退變成災難性的大蕭條，這個概念本身就引起爭論。就算我們為了辯論方便認可這個概念，我們也必須問一下畢竟增加了貨幣基數的美聯儲能否被說成造成了整體上貨幣供應下降了呢？至少剛開始，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沒有那麼說。他們說的是美聯儲本來可以防止貨幣供應的下降，尤其是通過在1930年到1931年的時候及時救助處於困境的銀行。如果美聯儲給陷入麻煩的銀行貸款，銀行倒閉的浪潮就可能被遏制，這反過來有可以避免公眾從銀行提取存款變成現金的決定，又可以避免倖存下來的銀行更願意把存款堆積起來而不願意把款貸出去。而這本來可能避開大蕭條中最糟糕情況的。

　　這裡我們舉個比喻或許有點幫助。假設流行性感冒突然爆發，後來的分析顯示疾病控制中心採取的適當行動本來可以防止疾病傳染的。那麼指責政府官員沒有採取適當行動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說政府造成了疾病傳播顯然是很牽強的，或者用疾病控制中心的失職作為展示自由市場比大政府優越是牽強的。

　　但是很多經濟學家，更多的普通讀者接受了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描述認為美聯儲實際上造成了大蕭條，大蕭條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展示政府過分干預經濟的報應。正如我上文所說，弗里德曼晚年的觀點更加粗糙，就好像是故意促成這樣的誤解一樣。在他1967年的主席發言中說「美國貨幣管理當局採取了高度通貨緊縮政策」，貨幣供應下降因為「美聯儲強迫或者允許貨幣基礎的大幅度減少，因為它沒有能承擔應該承擔的責任。」這個指責非常荒誕，如果考慮到在貨幣供應下降的時候貨幣基數正如我們看到的，實際上增加了。（弗里德曼或許在指某些階段貨幣基礎曾短時間微弱下降，但即使如此，他的觀點往最好處說也是誤導人的。）

　　到了1976年弗里德曼對《新聞周刊》的讀者說「最基本的真理是大蕭條是政府管理混亂造成的。」這個觀點讀者肯定認為如果政府不橫加干預的話，大蕭條可能本來就不會發生。但是實際上，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說的是政府應該採取更加積極的管理措施，而不是更少。

　　為什麼1930年代貨幣政策的歷史爭論對1960年代那麼重要呢？部分因為它們成為弗里德曼更廣泛的反政府議題的養料，我們下文將進一步探討。但是更直接的運用是是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主張。按照這個主張，美聯儲應該保持貨幣供應在一個平穩的，低的水平上增長，比如每年3個百分點，不要偏離這個目標，不管經濟上發生了什麼情況。這個觀點是把貨幣政策放在自動駕駛儀上，擺脫政府官員的任何自行處置。

　　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部分是經濟上的，部分是政治上的。他認為貨幣供應的穩定增長將導致相當穩定的經濟發展。他從來沒有說遵照他的規則將消除所有的衰退，但是他確實說過經濟增長道路上的擺動會很小，是可以容忍的。因而確認如果美聯儲採取這種貨幣主義原則的話，大蕭條本來不會發生。伴隨這種貨幣規則下經濟穩定性的修正後的信仰而來的是如果給美聯儲官員自行處理權的話，弗里德曼對他們能力毫不掩飾的蔑視。美聯儲不可靠的第一個標誌是大蕭條的開始。但是弗里德曼能指出政策錯誤的很多其他例子的。他在1972年寫到「貨幣原則應該使貨幣政策擺脫一小撮不受選舉機制控制的人的隨意性權力的控制，也應該擺脫政黨政治的壓力和干擾。」

　　貨幣主義在弗里德曼1959年在《貨幣穩定方案》（A Program for Monetary Stability）中首次提出后成為經濟學辯論中的強大力量長達三十年。但是今天，它成為從前自己的影子，有兩個主要原因：第一，當美國和英國在1970年代試圖把貨幣主義付諸實施的時候，兩國都經受了讓人驚訝的結果：兩國在貨幣供應上的穩定增長都沒有防止嚴重的經濟衰退。美聯儲1979年正式採用弗里德曼式的貨幣目標，但是到了1982年失業率達到雙位數后基本上放棄了，在1984年正式對外宣布。從此以後美聯儲開始了弗里德曼譴責的便宜行事的適度微調策略。比如，美聯儲針對2001年的經濟衰退採取大幅度削減利率，讓貨幣供應以每年有時候超過10個百分點的速度增加。一旦美聯儲對經濟恢復成果感到滿意，採取相反的策略，提高利率，停止增加貨幣供應。

　　第二，自從1980年初期以來，美聯儲和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工作相當出色，也削弱了弗里德曼把中央銀行描述為不可挽救的笨蛋的說服力。通貨膨脹率保持低水平，經濟衰退除了日本外，（日本問題等會兒討論）相對來說短暫和膚淺。所有這些發生儘管出現讓包括弗里德曼在內的貨幣主義者感到驚恐的貨幣供應的起伏變化，他們預測可能出現災難，但是這些災難並沒有出現。正如大衛·瓦什（David Warsh）1992年在《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指出的「弗里德曼減弱了他預測1980年代通貨膨脹的鋒芒，他經常性地徹底搞錯了。」

　　到了2004年，布希政府的保守派經濟學家寫的《總統經濟報告》做出了高調反對貨幣主義的宣言說「積極的貨幣政策」而不是穩定的政策能夠減少經濟衰退的程度。

　　現在談一談日本。在1990年代日本經受了大蕭條的一種小規模重演。失業率從來沒有達到大蕭條時期的水平，多虧了龐大的公共工程花費讓人口不足美國一半的日本比美國每年花在混凝土上的錢還多。但是大蕭條時期非常低的利率條件是充分的。到了1998年活期存款利率和銀行間隔夜貸款的利率基本上都是零。

　　在那些情況下，正如凱恩斯在1930年代說的一樣，貨幣政策證明是無效的。相當於美聯儲的日本銀行能夠而且確實增加了貨幣基數，但是多餘的日元被儲藏起來，沒有花費掉。

　　當時有些日本經濟學家告訴我只有耐用消費品銷售還不錯，那就是保險箱。實際上，日本銀行不能像自己希望的那樣增加貨幣供應。它把大量現金投入流通，但是貨幣供應的增長有限。經濟恢復只是在幾年前他們抓住新技術的投資機會後才開始的，但是貨幣政策從來沒有起到任何牽引作用。

　　實際上，90年代的日本驗證了弗里德曼和凱恩斯關於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有效性理論，結果清楚顯示得到支持的是凱恩斯的悲觀主義而不是弗里德曼的樂觀主義。

　　第四章

　　1946年弗里德曼作為自由市場經濟學宣傳家嶄露頭角。他和後來也到芝加哥大學的喬治·施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合作撰寫了一本小冊子《屋頂與天花板：現在的住房問題》（Roofs or Ceilings: The Current Housing Problem）。這個攻擊二戰後仍然很普遍的房租控制措施的宣傳冊是在非常奇怪的情況下發表的，它是「經濟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的刊物。正如里克·波斯坦因（Rick Perlstein）在2001年出版的關於現代保守運動起源的書《風暴來臨之前》（Before the Storm）中寫的，這個基金會傳播了自由市場的福音，這個主張毫無妥協簡直就像無政府主義。」「約翰·伯熙社團」（John Birch Society）的創始人羅伯特·威爾茨（Robert Welch）是經濟教育基金會董事會主席。這次宣傳自由市場的經歷在兩個方面預兆了弗里德曼作為公共知識分子在未來60年的生活軌跡。

　　首先，宣傳冊顯示了弗里德曼要把自由市場的觀點帶到邏輯邊緣的個人願望。市場是分配稀缺資源的有效方法的觀點，以及價格控制造成供應短缺、效率低下的觀點都不是什麼新鮮東西。但是許多經濟學家擔心房租突然上升的后衝力（弗里德曼和施蒂格勒預測對於整個國家來說，上升可能達到30%），建議循序漸進的放寬控制，但是弗里德曼他們根本不考慮這些擔心。

　　在後來的幾十年裡，這種認準單一思想成為弗里德曼的商標。他再三呼籲用市場手段解決教育、衛生、非法毒品交易等問題，除了他之外的幾乎每個人都認為這些需要政府相當程度的干預。他的有些觀點獲得廣泛的接受，比如採用公司可以自由買賣的污染許可權系統取代關於污染的嚴格規定。有些觀點如教育券（school vouchers）被保守派運動廣泛支持，但是在政治上沒有多大效果。他的有些建議比如取消醫生獲得資格的程序或者廢除食品藥品管理局甚至被最保守派的人士認為是胡說八道。

　　第二，宣傳冊顯示弗里德曼是多麼好的宣傳家。文筆漂亮，巧妙感人，沒有專業術語，善於用精心挑選的現實世界的例子支持自己的觀點，從1906年地震后的迅速恢復到1946年剛從部隊退役的老兵徒勞地尋找一個體面住處的困境等。同樣的風格如果配上影碟的推動，就可能讓弗里德曼的倍受稱讚的1980年的《自由選擇》（Free to Choose）系列的標記。

　　1970年代初期出現的自由放任政策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世界的大回歸即使沒有弗里德曼也可能出現，但是他不知疲倦、異常有效的自由市場宣傳顯然幫助加快了這個過程。從任何方面評價，包括貿易保護主義和自由貿易，管理和消除管理，集體談判的工資和政府最低工資和市場決定工資，世界已經沿著弗里德曼的方向走了很遠。比在實際政策上造成的變化更重要的是他對傳統智慧的改變：許多有影響的人已經認同弗里德曼的思維方式，覺得他推動的經濟政策改變是朝向好的方向前進的力量，這是真的事實嗎？

　　首先想想美國經濟的宏觀經濟學表現吧。我們有實際收入的數據，也就是美國家庭從1947年到2005年剔除通貨膨脹后的收入。從1947年到1976年的上半個58年，弗里德曼是在曠野中孤獨呼喚的聲音，他的觀點被決策者所忽略。但是儘管被他譴責為效率低下的美國經濟，從美國人的生活水平方面看取得了巨大進步：實際收入中位數翻了一番還多。相反，從1976年到2005年的後半個58年，接受弗里德曼思想越來越多，雖然還有很多他抱怨的政府干預，自由市場政策成為主流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不過，生活水平的改善遠遠落後於前一階段的增長幅度，2005年的實際收入中位數只比1976年的中位數高23%。

　　戰後第二代沒有第一代表現好的部分原因是緩慢的總體經濟增長率，這個事實對於那些認為朝向自由市場方向的改變能夠帶來巨大經濟利益的人來說肯定感到驚訝。但是多數家庭生活水平增長緩慢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是經濟上的不平等的顯著加大。在戰後第一代，收入增長體現在全體人口中，但是1970年代後期典型家庭收入，收入中位數只是平均收入（包括上層少數人收入的爆長）增長的三分之一。

　　這就產生了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弗里德曼常常向讀者保證要讓工人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不需要任何特殊的機構比如最低工資或者工會。在1976年他告訴《新聞周刊》的讀者說強盜資本家罪惡的故事（robber barons）純粹是瞎編的神話：

　　美國或任何別的國家在歷史上沒有別的時期，普通人生活水平在內戰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取得了這麼大的進步，在這個階段沒有限制的自由主義是最粗獷的（rugged）。

　　(二戰後佔據弗里德曼自己生涯大部分的引人注目的三十年如何？) 在他宣言后的幾十年裡，由於最低工資落後於通貨膨脹，工會在私人領域作為重要因素幾乎消失殆盡，美國工人看到的是收入落後於經濟總體上的增長。弗里德曼是否對看不見的手的慷慨過分樂觀了呢？

　　公平地說，影響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因素還有很多，我們不能把所有的責任都歸結到弗里德曼身上。但是，考慮到認為轉向自由市場政策為美國經濟做出貢獻，大大提高普通美國人生活水平的普遍看法，讓人感到驚訝的是我們很少能找到數據支持這樣的觀點。

　　同樣的，弗里德曼的觀點在拉丁美洲經濟實踐上的結果也缺乏明顯的證據支持。十年前，智利經濟上的成功常常作為人們津津樂道的例子，1973年皮諾切特上台後，從安格斯（Augus）到皮諾切特（Pinochet）時期的出身芝加哥大學的經濟顧問讓該國轉向自由市場的政策，用來顯示弗里德曼的政策使得經濟發展取得成功。但是其他拉美國家從墨西哥到阿根廷都跟隨智利取消貿易限制，工業私有化，取消政府管制，但是智利的成功經驗沒有得到複製。

　　相反，拉美「新自由主義」政策被認為是個失敗：許諾的經濟增長的起飛根本沒有出現，收入的不平等更加惡化。我沒有試圖把拉美經濟問題的一切責任都歸咎於芝加哥學派，或者理想化從前的美好時光，但是弗里德曼主張的觀點和那些從戰後初期政府干預政策轉向自由放任政策的經濟出現的實際結果之間確實存在引人注目的差異。具體到弗里德曼的一個核心目標，即他認為的多數政府管理措施徒勞，和起反作用的觀點。在紀念他曾經的合作者喬治·施蒂格勒的文章中，弗里德曼單單挑出來稱讚喬治·施蒂格勒對電力管理的批評，他的觀點管理者往往最終服務於被管理者而不是大眾。那麼放寬管制的結果如何呢？1970年代末期，取消汽車和飛機的限制后，效果不錯。兩個放寬管制雖然不能讓人人滿意，但使得競爭更加激烈，價格更低，效率更高。對天然氣的限制取消也是個成功。

　　但是下一波的在電力領域的放寬限制的結果就不一樣了。正如日本在1990年代的經濟衰退顯示凱恩斯主義者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擔心決不是神話一樣，2000年到2001年加州電力危機，供電公司和能源供應商人為製造電力緊張試圖抬高電力價格，提醒我們強盜資本家罪惡故事背後的現實。儘管別的州沒有遭受像加州這樣嚴重的危機，整個美國來看，電力管理取消造成了價格的上升而不是下降，以及電力公司利潤的飛漲。

　　不管什麼原因，那些沒有在1990年代趕上取消限制這趟車的州都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最幸運的是那些根本沒有得到政府的罪惡和私人企業美德備忘錄，仍然擁有公有電力公司的城市。所有這些都顯示電力管理限制的最初理由仍然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沒有管理，電力公司將壟斷電力供應。

　　我們是否應該得出結論放寬管制在任何時候都是錯誤的呢？不，這要看具體情況。得出結論認為放寬管制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時候都是壞主意的結論恰恰犯了同樣的絕對主義思維的錯誤，這正是弗里德曼的最大缺陷。

　　1965年在評價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美國貨幣歷史》的評論中，耶魯大學經濟學家和諾貝爾獎獲得者詹姆斯·托賓（James Tobin）曾經溫柔地指責作者走得太遠了。他寫到「考慮一下下面三個觀點：貨幣不重要，貨幣太重要了，貨幣是唯一最重要的。人們太容易越過第二個觀點直接進入第三個觀點。」他接著說「雖然他們熱情和精力充沛，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隨者常常正是落入這樣的陷阱。」

　　類似的後果也發生在弗里德曼鼓吹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上。在大蕭條之後，許多人說市場根本不起作用。他擁有智慧和勇氣站出來說市場也起作用，他的表演者天賦和搜集證據的能力讓他成為自亞當·斯密（Adam Smith）以來宣傳自由市場優越性的最好代言人，但是他太容易滑向宣稱市場總是起作用和只有市場起作用的陷阱。很難找到弗里德曼承認市場可能出錯的言論，或者政府干預可能有某些作用的言論。

　　弗里德曼的自由放任絕對主義對思想界的氣候作了貢獻，在這個氣候下對市場的信仰和對政府的蔑視常常捏造證據。發展中國家迫切開放他們的資本市場，雖然警告這可能讓它們遭遇金融危機的風險。但是當危機真的到來時，許多觀察家指責所在國政府，而不是國際資本流動的不穩定性。電力放寬管制繼續出現，雖然明確警告電力壟斷可能產生嚴重問題。實際上，就在加州電力危機發生的時候，許多評論家仍然把對操縱價格的擔心當作純粹的陰謀理論。保守派繼續堅持自由市場是醫療健康危機的解決辦法，雖然有實實在在的證據顯示事實正好相反。

　　弗里德曼認為的市場優越性和政府罪惡的絕對主義讓人奇怪的地方在於在他作為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的著作中他實際上是克制的典範。正如我上文指出的，他強調個人理性的角色，對經濟學作了重大貢獻，但是他和有些同行不一樣，知道在那裡停下來。那麼，他為什麼在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時候就不能展示出同樣的剋制呢？

　　我懷疑，答案在於他陷入了基本上政治性的角色。作為偉大經濟學家的弗里德曼能夠而且確實承認模糊性。可作為自由市場旗手的弗里德曼被期待傳播真理的信仰，不容半點懷疑。所以他最後充當了追隨者期待他扮演的角色。結果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早期打破偶像的英勇行為最後淪落到竭力為已經成為新偶像的觀點辯護。

　　從長遠來看，偉大人物被人紀念是因為他們的長處，而非缺點。弗里德曼確實是個偉大的人，一個有思想和智慧勇氣的人，有史以來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很可能是向大眾傳播經濟學思想的最聰明的宣傳家。但是必須指出，弗里德曼主義不管是作為主張還是在實際應用中都走得太遠了。當弗里德曼作為公共知識分子開始起生涯的時候，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反改革時機正好成熟，所以成就了他這個英雄。但是當今世界需要的，我敢說是個反反改革的英雄。

　　原文註釋：

　　Notes

　　[*] See Paul A. Samuelson, Economics: The Original 1948 Edition (McGraw-Hill, 1997).

　　（譯自：「Who Was Milton Friedman?」 By Paul Krugman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98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