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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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烏印象：一個尋找中國神話和奇迹的好地方

作者：廣南子於 2007-10-22 08:22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作者分類:經濟觀察|通用分類:其它日誌

文/亦忱

前言

在中國的網際網路上，有一句話是很多網民經常說的：中華民族是一個神奇的民族，什麼人間奇迹都可以創造出來。雖然經常說這句話的人，不少是從消極的意義上來調侃和傳達其難以言表的意思，但是，今天我卻要從最積極的意義上來使用這句話作為這篇文章的開頭。因為我所講的故事，確實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一個可稱為真正的神話和奇迹的故事。

對此，有人或許會不假思索地說，你要講當代中國的神話，最好是到南海邊的深圳去講講「春天的故事」。不錯，這話確實有點道理：因為深圳這個當年的漁村，只用了短短一代人的時間，就平地長起無數高樓而成了南中國一個著名的大都市。然而，任誰都能看到，這個神話源於毗鄰活力四射的香港，則是一個舉世公認的事實。若是沒有香港的輻射作用，深圳雖然不會還是個漁村，但也絕對不會是現在這般繁華的樣子。所以，深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神話，其成色是不夠的。

還有人或許會提醒我，你要是講當代中國的奇迹，最好是去黃浦江兩岸的上海講。這話也不錯，對此，我有保留地予以認同。前不久，當我站在浦東的東方明珠電視塔上，環視十里洋場時，那種紐約的恢宏、巴黎的浪漫、東京的繁華、倫敦的矜持，幾乎可以被上海的格局所包容的感覺，確實是令我這個老土頓生看到夢幻般奇迹之感。然而，當我回顧中國近代歷史后，得知上海的奇迹是被老牌的殖民主義者建設了100多年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就對東方世界這個改革開放中誕生的奇迹不怎麼感到驚奇了。因為早在1949年，上海這個冒險家的樂園，就已經是東方世界最著名的大都市，就連東京在它面前都有點自慚形穢，更遑論所謂香港和新加坡了。

自然，還有人或許會說，你要是講當代中國的神話和奇迹，最好是去北京講。這話絕對說的十分正確。正因為北京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的權力中心和謀划中心，所以，所有的中國神話和奇迹，在紫禁城裡，在中南海邊，在三里河畔，都能找到其源頭之所在。北京既出神話又出奇迹，乃世人皆知。若是我這個中國的村野匹夫在窮鄉僻壤也敢拿北京來說事，我作為遠離當代中國神話和奇迹的設計者、締造者雲集之處的鄉間小民，被北京的侃爺譏為痴人說夢話到是小事，關鍵是我隔靴搔癢撓不到癢處，只會徒留笑柄，所以，我對發生在北京的神話和奇迹也就沒有什麼可說的了。

今天，對一個中國草根而言，要說說近3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的神話和奇迹，只要拿一個地方來說事，我絕對相信，讀者們一定能夠從中找到中國式的神話和奇迹究竟神在哪裡和奇在何處。

這個地方，就是浙江省中部的縣級小城——義烏市。

在我看來，義烏市作為一不靠邊，二不靠海，三不靠近大都市的浙中農業小縣，既無工業基礎又無旅遊資源，能經歷短短不到30年的發展，而成為全球商界矚目，以「小商品海洋，購物者天堂」式的超級市場名揚天下，而引來世界各地的萬商雲集，這無疑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產生的一個令人驚嘆的商業神話，一個毋庸置疑的經濟奇迹。

一，你只有去過義烏才會知道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哪裡

我想，那些沒有來過義烏市的人，恐怕永遠不會感到自己手裡擁有的人民幣會有美金那樣值錢，也永遠不會知道「中國製造」的小商品價廉物美到了什麼程度。自然，他也做夢都不會想到美國人不斷地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原因在哪裡。

比如說，去年，我曾用200元人民幣買過由玉石項鏈、珍珠耳環及水晶胸針組成的5份首飾禮品，分贈給從外地來我家鄉和相鄰的婺源縣旅遊的五位朋友。結果，我後來居然從這些朋友手裡，收穫了價值絕對超過2000元人民幣的禮品回贈。

事實上，你不去義烏市位於福田村的國際商貿城逛逛，你就是到死也不會知道，你早先在沃爾瑪、家樂福和宜家等世界知名的超級市場里所形成的所謂商業帝國的概念，其實與小商小販幾乎沒有什麼兩樣。根據我的經驗，那些初次來義烏市國際商貿城溜達的人，若是沒有嚮導，鮮有不在這座城中之城裡迷路的。據義烏市的朋友告訴我，若是在該市最大的國際商貿城觀光購物，你若在這座商業城中近3萬個攤位上，每個攤位停留5分鐘，按每天逛8個小時計算，恐怕得走一整年，才能看完這座城中之城裡的所有攤位。若是你還想把義烏市全城的商業攤位都走一遍，我敢打賭，你就是逛上3年都逛不完。如今在義烏市，無論是中國商人還是外國商人，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觀念：只有你想不到的日用小商品，而沒有你買不到的小商品。

要是我在此告訴你，義烏市作位當今世界最知名的小商品集產地，它在30年前，只不過是個縣城面積不到10平方公里，全縣人口有80%以上在土裡刨食，此地僅用了20年不到的時間，就實現了城鄉一體化。這如果還不算中國真正的神話和奇迹，那當代中國也就沒有什麼神話和奇迹可言了。

關於義烏市的神話和奇迹，可以說的話題自然很多。其中，我要最先說，也是最具世界意義的是，義烏市作為經濟學上所謂「中國價格」概念的出產地，從這裡流向世界各地的小商品，無論是對提升中國的形象，還是對擴大中國的國際影響，乃至對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預期，幾乎為世人所公認：因為義烏商品就是中國商品「價廉物美」的代名詞。如果說中國也擁有美國學者托馬斯·弗里德曼所說的「剷平世界的力量」，這種改變世界的力量其實不在北京，也不在上海，更不在西昌，它就在義烏。只有義烏人和他們所攜帶的價廉物美的小商品，才能夠橫行天下，攻城掠地，無堅不摧。雖然美國人可以不斷地迫使北京作出人民幣升值的決定，但山姆大叔絕對奈何不了義烏市的小商品對世界發起的強大攻勢。

二，草鞋、雞毛和商業航母

在我兒時的記憶中，上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早期，每當中秋節和春節臨近時，總有一些挑著貨擔、搖著撥浪鼓沿街喊著「雞毛換糖」的外地人，從我家門口來來去去。至於這些人來自何處，又將去往何方，於我一直是個謎。

後來，很多年過去了，是義烏的朋友們告訴我，那些當年搖著撥浪鼓去江西、安徽等地「用糖塊換雞毛」的人，幾乎全是義烏人。其中，在義烏市一個當年叫廿三里鎮，現在叫廿三里街道的地方，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過雞毛換糖的歷史。這個用糖換雞毛搞出的「雞毛產業」，實乃義烏市偉大的農民兄弟「無中生有」搞出來的第一個經典產業，一如義烏人後來「無中生有」搞出來的賓王市場、篁園市場和福田市場（即國際商貿城）等規模宏大的超級商貿產業。

如果我在此說，義烏市現今極具規模、如日中天的賓王市場、篁園市場和福田市場等超級商業航母，是義烏市廿三里鎮那些當年腳上牛屎都沒洗乾淨就上床睡覺的農民兄弟，以自己那雙粗糙的手編製的草鞋和用自家熬制的糖塊換來的雞毛給打造起來的，大家千萬不要說我是在胡說八道。

前不久，我從網上讀到一篇介紹義烏市廿三里鎮后樂村的農民們，是如何從「草鞋經濟」到「雞毛換糖經濟」，到最後發展至如今「小商品經濟」的學術文章。從中，才真正體味到，義烏市的商業神話和經濟奇迹，是如何憑藉義烏農民的創造精神才成就的，而絕對不是哪個救世主所恩賜的。這篇學術論文明白無誤地告訴我，義烏市這個當今世界最知名的小商品集產地的卓越聲譽，的的確確是義烏市的農民兄弟用一雙空空如也的手給創造出來的。

史載，當年義烏市廿三里鎮的農民們在飢餓線上掙扎時，是萬里、鄧小平等人所搞的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度，取代了捆綁農民手腳的人民公社制度，才使義烏市的農民兄弟重新獲得了耕作土地的自由、外出謀生的自由和就地經商的自由。義烏市能有今日的商業成就，是眾多像廿三里鎮后樂村那樣的農民們，在「雞毛換糖」小商小販的基礎上，從僵化的計劃經濟中，為義烏市的小商品經濟發展而別開生面，闖出一條前人從未走過的道路。

在我這個義烏市的局外人看來，自70年代末到新世紀初的義烏市的歷屆黨政領導班子，之所以令人肅然起敬，是他們順應了底層貧苦農民發家致富的合理願望和要求，在制度的創新上，在城市的規劃上，在大小市場的建設上，在小商品產業的引導上，為這些苦大仇深的農民兄弟們實現世世代代都難以實現的夢想，而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經濟環境和人文環境。

從天然資源貧瘠、地理區位毫無優勢可言的義烏市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大獲成功的故事中，我們不難發現，所謂「草鞋換皮鞋」、「雞毛飛上天」，至少在義烏市這片神奇的土地上，的的確確是一個已經發生了的神話般、奇迹般的故事。

三，「客人是條龍，不來就要窮」

2000年暮春時節，我在江西一個地級市的市委政法委員會工作期間，曾隨同我市的一位市委副書記和市、區兩級的公安局長們，前來義烏市考察過這座城市的流動人口管理工作。那幾天，在義烏市的所見所聞，不僅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記憶，而且使我對這座浙中小城保有了持續不斷的關注。

恕我孤陋寡聞，在我看來，僅就流動人口管理工作而言，恐怕當今中國沒有一個城市會面臨義烏市政府所面臨的壓力。因為，義烏市的流動人口數遠超原住居民數：在三個義烏人中，至少有兩個是外地人。這在當今中國，除了當年的漁村深圳之外，估計沒有第三個城市可與之相比。去年的數據是，義烏全市常住人口加流動客商近200萬人，其中外來人口數是70萬本地人的近兩倍，達135萬人之多，其中，僅辦理了暫住證的民工就達100萬。為什麼一個面積只有1100多平方公里土地的義烏市，能容納這麼多外來人口，並使之有業可就、有商業機會可尋？甚至連那些來自中東的阿拉伯商人都把這裡當天堂般的去處，來了就不想回去？這，就要從義烏市的文化底蘊談起了。

在義烏，有一句民諺是所有義烏人都會說的，叫做「客人是條龍，不來就要窮。」義烏市的人口管理政策，很好地詮釋了這句民諺的精髓。

早在2000年的時候，義烏市就非常有遠見地對流動人口管理政策作了相應的改革，其戶籍制度的革新恐怕一直是走在中國的最前沿。想想吧，7年前，只要你是大學畢業生，或是高中畢業在義烏市已經找到工作且有穩定住所的知識青年，義烏市都敞開大門接納你，你都可以沒有任何障礙地在義烏市獲得居留權，落戶在義烏市。敢這樣做的城市，中國還有第二個嗎？像2003年湖北的大學生孫志剛被打死在廣州收容所里的事件，在義烏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這樣的城市，她不超常地發展，不積聚起最好的人力資源，不引來世界各地的商人們雲集，反而是很難想象的。

一個在義烏市公安局當警察的朋友曾告訴我，他每逢處理外地人和義烏人之間所發生的糾紛時，無論本地人是否占理，他都要首先教育義烏人，要對外地來義烏經商、打工或旅遊的人禮讓三分，才是做一個義烏人的本分。因為人家外地人來義烏，絕對不是吃飽了沒事做，來和你這個義烏人吵架的。外地人無意中冒犯了你，你得把他當作自己請來的客人對待，你還會有什麼不可原諒的呢？

一個擁有如此文化底蘊的地方，你來了會不想留下來嗎？

四，一個義烏農民的「龍燈理論」

在義烏市，我有一些戶籍依然在農村，但卻早就在城裡建了住房並在城裡經商或就業的朋友。令我一直很驚異的是，他們無一不非常珍視自己的農村戶籍，從未想過把自己的農村戶籍轉為城鎮戶籍。這倒不是他們不喜歡當一個城裡人，而是因為他們戶籍落在農村，不僅醫保、社保和城裡人沒有什麼區別，而且，其經商、就業的機會和門檻與城裡人一般無二。

與這些朋友交往多了之後，我才發現，最令他們捨不得農村戶籍的原因是，他們作為「農民」，其身份所具有的雙重優勢是不言自明的：他們在城裡或經商或就業，與市民沒有任何待遇上的差異，與此同時，他們卻在農村可以分配到宅基地建一棟城裡人夢寐以求的私房。在農業稅被取消之後，他們所分到的責任田，如果沒有親屬代為耕種，可以很容易地轉包給外地人耕種。雖然這種農田轉包沒有什麼值得一提的收益，但是，若自己承包的責任田被城市建設徵用了，自己卻能夠一直享受農地被徵用后的長期經濟補償。在義烏市城裡工作的農民，每年從村裡領數千元征地補償的人，可以說成千上萬。所以，在義烏市當一個近郊農民的幸福指數，絕對遠遠超過大多數義烏市的城裡人。

今年春節期間，我應一位家在義烏近郊橋頭村的朋友樓先生的邀請，於正月十六日去他家做過一回客。那天，是一個晴朗的冬日。入夜後，一輪皎潔的月亮從天際線上爬起來，高懸在村裡的每棵樹梢上。

在晚宴之後，樓先生盛情挽留我們一行人觀賞了一回義烏農民的迎龍燈表演。那個觀賞龍燈的夜晚，是我這麼多年來，在義烏市度過的一個最奇妙的夜晚。

在迎龍燈的人正在集結尚未行動之前，我由於好奇，想數數參與迎龍燈的農民究竟有多少人，便從佇立在村委會門口的龍頭開始數起，順著由條凳組成的龍身走了將近2華里路，才數清了有456個農民扛了同樣多的條凳共有912盞龍燈，其組成的龍燈長度，將近800米。這可以說是我平生所看過的一條最長的龍。

按義烏市農村迎龍燈的規矩，龍燈經過誰家門前，誰家就必須燃放焰火或鞭炮，迎接龍燈的到來和禮送龍燈離去。同時，你還可以對這條巨龍許下今年希望實現的宏願。當你的願望實現之後，來年春節，則用添加龍身上的燈盞來還願，這也就是為何義烏農村的龍燈越迎越長的原因。

大約晚上8點鐘的樣子，當這條從橋頭村委會出來的巨龍游到我的朋友樓先生家門口時，樓先生的兒子和侄兒們則把擺放在門口空地上的一大片焰火和鞭炮開始依次燃放，居然整整燃放了近一個小時才放完。在放焰火和鞭炮時，這條800米長的巨龍則停在他家門前一動不動。

對此，我有點不解地問樓先生：「你家幹嘛要燃放這麼多的焰火和鞭炮？為何讓龍燈停在門前不給龍燈空條路讓它過去？」

樓先生告訴我：「我們這裡自古以來的民俗是，龍燈路過誰家，誰家都得燃放焰火或鞭炮來迎接和禮送龍燈，儘可能地讓龍燈在自家門前多停留一些時間。只有那些家境太差的人家才會點一掛小鞭炮敷衍一下。家境稍好的人家，都會燃放焰火和鞭炮迎送龍燈，這也是農民們在春節時揚眉吐氣的一種娛樂方式。至於燃放焰火和鞭炮的數量，那純屬各家的自願。按義烏農村不成文的規矩，燃放焰火和鞭炮的數量和時間，每家每戶都會掂量自己的家境在全村所屬的層次后，很自律地做出安排。像我家兄弟五個，家境尚可，不放個幾十分鐘的焰火和鞭炮，放掉2、3萬塊錢，在村裡就會一點面子也沒了。以後，我們兄弟怎麼在村裡做人？」

樓先生的回答，更刺激了我的好奇心。於是，我繼續問道：「就你所知，在義烏市農村，放焰火和鞭炮開銷最多的人，會花多少錢來湊這個熱鬧呢？」

樓先生說：「在義烏農村，迎龍燈時燃放焰火和鞭炮，放掉十萬八萬的人大有人在。因為義烏市有錢的人，大多在農村。而我們兄弟，其實已經很低調了，這根本就不算什麼。再說，我們一年到頭在城裡打拚，過年回家每個兄弟湊幾千塊錢，讓子侄們開開心，其實也屬人之常情，根本就談不上鋪張和浪費。我以為，賺錢，不僅僅是為了吃喝，也不僅僅是為了住上高樓大廈，其實，每年迎龍燈給我們全家老小帶來的快樂，不是幾萬塊錢能買來的。」

仔細想想也是，我們國家在每年的國慶節燃放那麼多焰火，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

五，關於義烏神話和奇迹的閑言絮語

據來自權威部門的數據，在1988年義烏撤縣設市時，義烏市的城區面積只有11平方公里。到了2004年，其城區面積居然突破了50平方公里。與此同時，義烏市的社會結構也開始由金字塔結構向棗核型結構轉化：暴富的人和極端貧困的人，在義烏市都是極其稀少的，而收入中等，有自己的住宅，有穩定的工作，乃至有自己的小車和工廠、商鋪等產業的人，在義烏原住民中已經成為主體。義烏市率先進入超越小康水準的和諧社會，其實已經初步具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在我看來，義烏近20年來的超常規發展，其最核心的動力和源泉，是源於義烏的主政者一貫之的「商貿立市」戰略的接力型實施，以及這一城市發展戰略所帶動的民眾生產力和創造力的巨大釋放。也正是這種生產力和創造力的巨大釋放，才把那些以前在土裡刨食而不得溫飽的貧苦農民，大都卷進了商品經濟的大潮，使致富之門毫無障礙地洞開在這些以前對市場經濟懵然無知的人面前。

我相信，不管是誰，只要去義烏市小商品市場上隨便做個調查，那些從事小商品經營的守攤者，十有八九都是義烏市的農民或是這些農民招聘的外地民工。義烏市雖然還有種地的農民，但已經完全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糧農了。現在的義烏農村，農民種果蔗、種葡萄、種楊梅，什麼農作物來錢就種什麼，稻穀即使有人種植，其種植面積與20年前相比，也是微不足道了。如今，農業的產業化和集約化，在義烏市已經發展到了很高的階段。

今年初，我通過一位朋友的介紹，結識了義烏市果蔗研究所所長吳德鋒先生。他告訴我，由他所篩選培育的「義紅一號」果蔗，因為「皮薄、果脆、甜度高、水分多」而在市場上極受消費者歡迎，其種植面積已推廣到50多萬畝，是國內品種最為優良的果蔗。種「義紅一號」果蔗，一畝地所產生的效益可達7、8千塊錢。吳所長為此很自豪地告訴我，義烏市的蔗農就是單純種植果蔗也能夠獲得不比外出打工更少的收益。

義烏，這個當代中國改革開放造就的神話和奇迹，不僅能夠很好地詮釋，一個縣級政府在現行制度的框架內究竟有多大的能動性，其作為或不作為，對一個落後地區的面貌改變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促進作用，而且，最具有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的是，義烏所創造的神話和奇迹，已經開始從根本上顛覆國內外那些最牛逼的學者關於中國農民的許多偏見。

據我粗略了解，國內外有不少以研究中國農村問題而見長的學者，對中國農民面對生存環境的態度，均有過這樣的描述：當自身的生存狀況受到威脅時，其行為多表現為消極應對，大多選擇一些「內卷化」的生存方式企圖度過難關，比如「勒緊褲帶度荒」或「逃荒要飯活命」，並說這是由植根於中國農民身上的惰性和非理性所決定的；當自身的生存狀況得到改善之後，其行為又呈現好逸惡勞色彩，不想獲得更大的發展和更多的財富積累。

然而，這種傳統意義上的中國農民形象，顯然和那些具有創業精神和開拓精神的義烏農民不是一回事。對於義烏的農民來說，聯產承包責任制所帶來的不光是種田的自由，更寶貴的是人身流動的權利和尋找創業空間的自由。在那些獲得人身流動權利和自由創業空間自由的義烏農民眼裡，土地已經不再是他們惟一安身立命的基礎，而是流動的自由、創業的自由、經商的自由才至為寶貴。義烏農民之所以令人敬佩，是他們終於歷史性地抓住了這一2000年才等來的難得的自由發家致富的機遇。

從某種意義上說，義烏農民的歷史性成就，給廣大中國農民脫貧致富提供了光輝的典範：等待國家的施捨，永遠等不來富足的生活，而只能在准溫飽線上搖晃。義烏農民的非凡成就，昭示每一個中國農民：你只要做自己命運的主宰者，就是從販賣草鞋、販賣雞毛起步，其前途也未可限量，關鍵是你要當一個有腦子的農民，要因地制宜找准自己家鄉的優勢產業之所在。

對此，我相信所有來過義烏農村，與那些義烏的農民企業家有所交往的人，肯定會相信我此言不虛。

結束語

只要去過義烏市的人，一定會為義烏市街道上車水馬龍的景觀而感到驚嘆：這就是一個浙江省中部的縣級小城嗎？當我告訴那些初來乍到義烏市的朋友，那些滿街跑的賓士、寶馬、賓利、保時捷等世界名車，幾乎全是義烏市的農民在駕駛，而沒有一輛是官車，他們無不對此感到不可思議。

如果要我用一句話來概括義烏這座城市的特點，我會說：義烏是一座當今中國富起來的商人們揚眉吐氣，那些看著商人發財的各級官員們心平氣和的城市。

自然，富起來的義烏人在享受他們的富足生活時，也不是沒有值得檢討的問題。例如，前不久，義烏市發生過一起匪夷所思的「命案」：四個富婆和一個男妓玩車輪轉性遊戲時，那個沒有半點醫學常識的男妓居然把偉哥當豆子吃，一下子吃了一大把，結果死在一個富婆的肚皮上。這種挑戰人倫道德底線的案件會發生在今天的義烏，我想，它再明白無誤地給所有的義烏人發出了一個強烈的警告：在義烏進行新世紀的道德和文化建設，確實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在結束這篇文章之前，我記得一位在義烏市當局長的朋友曾告訴我，這座城市於去年獲得國務院批准，今年已經開始享受地級市的某些管理許可權了。

我認為，像義烏市這種能夠製造中國神話和奇迹的城市，真值得中央政府用擴權來加以獎賞。

（2007-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