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抗戰中的大學：浙江大學烽火煉就求是魂

　　 2015年夏天，又有一批浙大師生從杭州出發，沿著抗日戰爭時期浙江大學的西遷路線，重走了一遍「文軍西征」路。七十多年過去了，回首這段波瀾壯闊的歷史，依然令人刻骨銘心：在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中，浙大師生在竺可楨校長的率領下，舉校西遷，穿越江南六省，行程五千餘里，最終抵達遵義湄潭。浙大西遷辦學歷時7年多，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為中華民族保留和培養了一批科學文化精英，在沿途的窮鄉僻壤播撒下現代文明的種子，留下長遠的影響。學校不僅沒有潰散，而且發展成為最著名的幾所全國性大學之一，被譽為「東方劍橋」，在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中國科學文化界共赴國難、堅忍不拔的濃重一筆。

　　 而湄潭的縣史上，從此也烙下浙大的痕迹。前輩們散落在這座小城的故事，成為浙江大學新的精神家園，無數人回到這裡，獲得了隔代的養分。

　　 生死存亡，嘔心瀝血西遷路

　　 跨進浙江大學玉泉校區的大門，沿著林蔭道一直向前，在圖書館大樓前有一尊銅鑄的塑像。塑像比一般人略高，一個清癯的老人站在第五教學樓和第六教學樓之間的草坪上，面色從容，目光平和，右手彎上搭著一件風衣，似乎是在散步，又似乎是剛剛從遙遠的地方歸來，迫不及待地到校園中走走。早晨或者傍晚，常常可以看到一些鬢髮已白的老人，有的三五成群，有的在子女或者學生的攙扶下，在塑像前徘徊，拍照留影，他們大多是離開學校多年的校友，那尊塑像就是老校長竺可楨。

　　 從1936年4月到1949年全國解放，竺可楨在浙江大學擔任校長長達13年之久。抗戰期間，他率領浙大師生舉校西遷的歷程，使他成為一位在浙江大學辦學歷史上永遠讓師生緬懷和紀念的校長。浙大的西遷，可謂歷盡艱辛，途經浙、贛、湘、桂、閩、粵、黔七省，先後落腳在浙江天目山、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廣西宜山，於1940年1月到達貴州，在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堅持辦學，直至抗戰勝利於1946年5月返回杭州。

　　 1937年11月11日，在敵機空襲下堅持了兩個多月的浙江大學踏上西遷辦學的漫漫長途。領導這樣一所大學在戰火紛亂中數次搬遷，那麼多著名教授學者拖兒帶女跟隨學校一次次踏上漫漫長途；那麼多學生因戰火阻隔與家人失去聯繫，只能以校為家；車船沒有著落，經費得不到保證，人員、儀器、圖書常常耽擱途中，讓人牽心掛腸；敵機空襲，土匪劫道，小人行騙，旅行中隨時都有危險和陷阱；每到一地，師生還要立刻投入教學和研究，保證教學時間和效果……竺可楨當年肩上責任之重可想而知。

　　 在西遷中，竺可楨身先士卒，事必躬親。搬遷地址的選定，沿途舟車安排，宿營地的接洽，上與教育部力爭遷校經費，下和各地軍政聯絡周旋，還要爭取地方鄉紳的協助，他都要親自出馬，東奔西走，處處求人。

　　 1937年12月29日至1938年1月8日，西遷江西的浙大師生被困於江西玉山的風雪之中。竺可楨親自出面，每日與線區長官、浙贛路局、機務段和車站打交道，終於在難民如潮、兵車頻繁的極端困難情況下，爭取到14節車廂，使全校師生乘車抵達貴溪，再轉樟樹、南昌，最後平安到達吉安。

　　 1938年6月30日，竺可楨又一次離開時在江西泰和的浙江大學，為學校的下一步搬遷勘探合適的校址和遷移路線。這一次，他輾轉武漢、長沙、衡陽、桂林等地，為時20多天。也就在他離開的這段日子，西遷中最慘痛的打擊降臨到這位恪盡職守、為浙江大學的存亡和發展殫精竭慮的校長身上：他的次子竺衡病亡，夫人張俠魂也已經進入病危狀態。1938年8月3日，張俠魂與世長辭，魂斷泰和。半年之後，竺可楨將積蓄1000元作為基金，設立「俠魂女士獎學金」，獎勵家境貧寒且學業成績優秀的二、三、四年級女生。

　　 在戰亂頻仍、民生凋蔽的歲月中，多少學子懷著科學救國的抱負投奔浙大而來，跟隨學校流亡遷徙，他們與家人失去聯繫，學校就成了他們唯一的依靠。而竺校長像一棵大樹庇佑著他們，護衛著這群未來中國的棟樑。

　　 1940年1月，正值隆冬季節，浙江大學由廣西宜山遷往貴州遵義。蜿蜒在群山之間的桂黔公路本來就破爛不堪，加上雪凇冰凌，踩踏之後一片泥濘。這天晚間，一群女生頂風冒雨，跋涉了一整天，終於趕到位於廣西、貴州交界處的一座名叫六寨的小鎮。浙江大學為了方便遷校的師生，在六寨設有接待站，但是這幾個女生到得太晚了，接待站已經住滿了人，連地面上都人擠人，地鋪也打不下了。就在走投無路之時，她們遇到竺校長。竺可楨得知她們的困難，馬上將自己的床鋪讓給女同學，自己則悄悄蜷縮在小汽車中過了一夜。

　　 竺可楨非常重視教授在學校辦學中的作用。他認為，一所大學，擁有多少圖書和儀器是重要的，校舍寬敞完好也是必需的，但大學的靈魂在於是否擁有一流的教授。他在初到浙大所作的題為《大學教育之主要方針》的就職演講中，就明確指出：「教授是大學的靈魂。一個大學學風的優劣，全視教授人選為轉移。假使大學里有許多教授，以研究學問為畢生事業，以教育後進為無上職責，自然會養成良好的學風，不斷地培植出博學敦行的學者。」

　　 在執掌浙大的13年中，竺可楨一直堅持教授治校的原則。到任后，他留用了當時浙大已有的知名教授，如陳建功、蘇步青、錢寶琮、朱叔麟、貝時璋、黃翼、孟憲承、鄭曉滄、蔡堡、周厚復、李壽恆等，又把因不滿郭任遠獨斷專橫作風而憤然辭職離校的蔡邦華、吳耕民、梁希、張紹忠、何增祿、束星北等重新聘請回到浙大，還約請他的老朋友、物理學家、原交通大學教授胡剛復一同來校，委以文理學院院長的重任；聘來原東南大學外國語文系主任梅光迪教授任外國語文系主任，禮聘物理學家王淦昌、化學家王琎、農學家盧守耕、機械學家周承佑等一批著名教授來校任教。浙江大學一時群星薈萃，聲譽日隆。

　　 讀書不忘抗戰，救國不忘讀書

　　 在從建德向江西搬遷中，學生分成若干隊，每隊都有導師一二人率領。途經金華時，剛好金華遭襲，縣城轉瞬蕭條，柴米難得，但浙大師生沒有消沉，繼續前進，700多箱圖書儀器都是師生職工親自動手裝在兵車、煤車和貨車上。抵達江西玉山後，竺可楨校長冒著嚴寒四處奔波，聯繫車輛，最後才由鐵路局幫助將圖書儀器運抵江西樟樹鎮。浙大師生轉抵吉安后，學校即開始上課，並進行了期末考試，約兩個月再遷至泰和。在泰和，師生繼續教學，科研也未停止。為了彌補搬遷期間受到的影響，各學院的課程和實驗都比以前有所增多。教職工和學生的工作時間和學習時間都自覺延長。導師制在這裡繼續貫徹。浙大的一切教學工作有條不紊，當時教育部派人到全國各地巡視，對浙大在西遷過程中的教學秩序和教學質量讚不絕口。

　　 「讀書不忘抗戰」，浙大師生為配合抗戰的需要，繼續出刊在建德開始出版的《浙大日報》，刊登國內外新聞及校聞、名著、通訊等，多次進行宣傳演出，組織捐獻等活動。

　　 師生們還積極開展社會工作。泰和地處贛江流域，夏天大雨時，當地人民必遭水害。浙大了解情況后，主動提出負責修築防洪堤的全部技術工作，竺可楨擔任堤工委員會主任委員，由浙大土木系的工讀學生在教師指導下測量水位和堤基，防洪堤修築完工後，當地人民未再遭水災。浙大師生還幫助當地人民建立了沙村示範墾殖場，創設了澄江學校。

　　 為勉勵師生，使師生牢記「救國不忘讀書」，校務會議決定以「求是」為浙大校訓，並決定請著名學者馬一浮撰寫校歌歌詞。浙大師生在廣西宜山的生活非常艱苦，既受瘧疾肆虐，又遭空襲威脅，吃、穿、住、行也很困難，但師生們以苦為樂，教學活動照常進行。各年級的課時安排，都按原定計劃完成。據統計，當時各學期的實際上課日數，超過了教育部的規定要求。師生們還積極開展實驗教學。宜山的地質、氣候、風物、人情、經濟、疾病等具有特殊性，浙大各系師生，如史地、化學、教育、園藝、農經等系都在和自己有關的學科方面結合實際加以科學研究。浙大師生將這些研究和探討成果以文字或實際成果表現出來，貢獻給當地。如養蠶的示範、工程的經營，都帶動了當地各方面新的發展。幫助當地普及教育，開展愛國宣傳活動，也是他們的必定項目。

　　 1939年11月25日，日軍長驅直入，南寧陷落，浙大於次日籌備再次搬遷。經實地考察，學校決定遷至貴州遵義、湄潭。1940年，浙大在貴州的校舍準備就緒，總體布局是：文學院、工學院和師範學院的文科系設在遵義，理學院、農學院和師範學院的理科系設在湄潭，一年級設在永興。浙大遷到遵義不久，竺校長就明確提出：「浙大抗戰時期在貴州更有特殊之使命——但以一千餘師生竭盡知能，當可有裨於黔省。」

　　 儘管當時條件極其簡陋，沒有電燈照明，但是教師們積極創造條件開展科學研究。文學院對遵義的地理、歷史進行了研究，開展了考古和地質野外考察，寫出一些極有價值的研究論文。農學院的科研走的是和當地生產相結合的路子，如盧守耕的水稻育種和胡麻雜交，吳耕民的甘薯、西瓜、洋蔥等蔬菜瓜果新種在湄潭的試植和推廣及湄潭胡桃、李梨之研究等等。理學院、工學院、師範學院的研究均處於當時的科學前沿。這段時間，浙大在科研上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其中一些居世界領先，在國際學術界有口皆碑，比如物理系王淦昌教授關於探測中微子的研究，就對中微子的發現產生過重大影響；還有一批國內首創、在學術界獨領風騷的研究成果，如著名史學家張蔭麟教授編著的《中國史綱》等。

　　 1944年，英國著名的科學史專家李約瑟博士曾先後兩次參觀浙大。李約瑟對浙江大學在戰火紛飛中堅持辦學，尤其是在非常艱苦的條件下，學術空氣之濃厚，師生科研水平之高十分驚嘆。盛讚浙江大學是「東方的劍橋」。

　　 浙大師生一方面刻苦求知，另一方面竭力普及科學知識，啟發民智。如浙大工學院曾在遵義東門外舉辦展覽，供當地父老參觀，展出的有飛機殘骸及電話、電燈、柴油機等。在扶植當地教育事業方面，浙大曾將當地的中等教育作為浙大師範學院的所屬輔導區，對教師的培訓計劃、教學大綱的制定和教學示範，都作了許多具體工作。還開辦教師進修班、輔導工業、農業職業教育，組織「社會教育推行委員會」等，浙大師生還在遵義、湄潭、永興3處的師範和中小學任課。在浙大師生的影響下，當地青年求學之風日盛。農學院則積極從事農業推廣工作，農學院設有農業推广部，先後進行馬鈴薯、番茄種植的推廣等，農業推廣工作直接影響著當時遵義地區的農業生產格局。浙大對遵義地方工業發展也做出了重要貢獻，浙大史地系發現了團溪錳礦，直接促使當地錳礦企業的產生和發展。

　　 湄潭從此烙下浙大的痕迹

　　 浙大西遷辦學歷時八年多，其中在遵義湄潭定居達七年之久。而湄潭的縣史上，從此也烙下浙大的痕迹。那個叫「湄紅」的新茶，就是浙大遷到湄潭后，協助當地研發的新茶品種；湄潭的精耕細作水平遠近聞名，那是源起當年浙大農學院在湄潭設的農業推广部，培育出了7個水稻、小麥、雜交油菜良種和9個優良果樹品種，推廣了先進的耕作方式；而那個名叫「羅登義果」的貴州名果，就是以浙大農學院教授羅登義的名字命名的……

　　 1946年5月，浙大從貴州回遷到杭州。其間浙大和湄潭的緣分一度中斷，但最終，這段緣分又重新煥發出活力。1985年，浙大教授、昆蟲學家唐覺回到了湄潭。他是農學院1941屆畢業生，畢業后留校任教，在湄潭待了整整7年。新中國成立后，他一直致力於五倍子的繁殖增產及相關成果的推廣應用。回到湄潭后，他隨即在當地開始推廣五倍子的生產技術。

　　 此後，全國各地的不少老浙大人，凡出差到遵義，都會設法重訪學校舊址。

　　 陳叔平——改革開放后浙江大學培養的第一個理學博士，曾任浙大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前貴州大學校長。他說：「真正到了貴州，你才能知道一所大學究竟可以帶給一座縣城乃至一個省多大的變化。」他常在湄江邊走來走去，試圖尋找那些傑出的教育家、科學家留下的足跡，「那7年的歷史，不是一條簡單的路線圖，也不是幾千里路的概念，而是一個知識共同體、一群有學問又有精神的文化人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

　　 走在湄潭鄉間，常能看見稻田裡撐著一頂頂黑色「帳篷」。老鄉會告訴你，這就是著名的浙江青田魚在湄潭的「家」——青田縣的稻魚共生系統是亞洲入選聯合國糧農組織「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項目。浙大的老師們發現，湄潭有與青田相似的自然生態條件，便籌集20萬元，將2000畝魚苗分批運至湄潭，並與貴州大學、湄潭縣一起，組建了稻田養魚專業合作社，有效提高了當地百姓收入。

　　 張明方更一次次穿行於杭州與湄潭間。這位浙江大學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的教授，也是有名的「西瓜大王」。他研製出名為「小芳」的西瓜——個頭小，瓜皮硬，可以當足球踢，但又甜又脆，在浙江很受歡迎。張明方想，湄潭都是山路，顛簸得厲害，不正適合運輸這種西瓜嗎？於是，他送了許多「小芳」種子給湄潭的農民。他說，湄潭是一個參照系，如果成天待在教研室里，你可能會覺得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貢獻，可是在湄潭，你能深刻體會到自己「起碼可以為一部分人做很多事」的那種價值。

　　 1997年5月，浙大迎來了百年校慶。純樸的湄潭鄉親們，硬是開了幾輛卡車，長途跋涉，風塵僕僕，給浙大老師們送來了稻米、茶葉和包穀酒。「那麼遠的路，也不知走了幾天幾夜。」浙大的老師們被湄潭人的真情感動了。

　　 浙大與湄潭間的故事，近年來還在續寫新篇。學校先後在遵湄地區建立了求是精神教育基地，捐建了希望小學，設立了遠程教育中心、研究生支教點……在浙江大學，「讓新的浙大人服務第二故鄉」正成為一種校園時尚。

　　 不僅在貴州，浙大人服務西部的版圖還在拓展。雲南景東彝族自治縣是普洱市轄區北端的縣，36萬人口中貧困人口佔了10萬。浙江大學2012年11月接受國家任務，參與定點扶貧工作，承擔定點扶貧景東縣。景東縣政府將四位浙大教授聘為首席專家：魯興萌是蠶桑專家、陳再鳴是食用菌專家、余東遊是畜牧專家，尹兆正是烏骨雞專家。專家們最高興的，莫過於自己的學問在景東有用武之地。成功地馴化了當地特有的野生菌「小香覃」菌種的陳再鳴教授說，景東好東西太多了，我們有很多事可以做。

2016-03-10 17:22:07　來源：中國教育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