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文人書生不自由——陳寅恪與周一良

作者：劉宜慶



       積極靠攏 曾發言批判陳寅恪


　　就在恩師陳寅恪考慮南下之際，周一良也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他在回憶錄中說：「1948年秋冬之際，局面頗為緊張時，我寫信給父親徵求意見。這時大約已有地下黨和他打了招呼，所以他主張我不要考慮離開，並匯給我一筆應變費。」

　　1949年新中國成立，周一良和選擇留下來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感到歡天喜地，以嶄新的精神面貌，迎接新時代。1950年秋末，他參加了「西南土改團」，去了四川，在眉山縣太和鄉搞「土改」工作，直到1951年春間。「西南土改團」成員主要為北京大專院校的中青年教師，總團長為陳垣。1951年春，周一良聽周總理關於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報告，開始參加思想改造運動。周總理指出，知識分子除去過幾道關（如家庭等），要通過本門業務的學習來改造立場和觀點。

　　知識分子改造進入高潮時，出身大家的他陷入深深的悔恨：「我決心改造自己，力求進步。」「經過學習、討論、檢查，終於樹立起服從需要、任何地方任何工作都是幹革命的思想。」

　　弟子周一良投身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漸漸適應了用馬列主義的觀點研究歷史。人在廣州的陳寅恪自然看不慣為文套用馬列八股者，1951年有諷刺詩：

　　八股文章試帖詩，宗朱頌聖有成規，

　　白頭宮女笑哈哈，眉樣文章又入時。

　　周一良先生在他的自傳中曾說過：「我生性小心謹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思想轉變之後，他的所作所為，在陳寅恪看來就很陌生了。

　　1953年，為配合對胡適的思想批判和清算，在尹達的授意下，周一良發表「眉樣文章」《西洋漢學與胡適》，文中對胡適有污衊不實之詞。1949年之前，周一良對胡適非常尊敬，在寫關於魏晉南北朝和翻譯佛典的論文時，經常向胡適、向達、王重民等人請教。周叔弢聽說胡適研究《水經》，讓周一良把自己所藏的一冊抄本送給胡適，供胡適研究鑒定。胡適在此書題識：「三十六年一月十夜，周一良先生來看我，把他家書弢先生收藏的一本東原自定（水經）一卷帶來給我研究……周本是東原在乾隆三十年寫定本抄出的精抄本。」1948年8月，又跋云：「周本抄寫最精緻可愛，今年一良奉叔弢先生命，把這個本子送給我。我寫此跋，敬記謝意。……這個藏本也有特別勝處，李本所不及。」

　　1949年之後，周一良受輿論和形勢的影響，在家信中將胡適稱之為「文化買辦」，隨後著文批判，也就不足為奇了。為何對過去尊敬的胡適進行批判，周一良的說法頗能代表當時一批參與批判的知識分子的想法，他說：「當時確實是誠心誠意，認為自己作為新中國知識分子，應當改造思想，『不破不立』，應當根據自己的理解進行批判，即使是過去所尊敬的人。」

　　1954年，全國文藝界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展開聲勢浩大的批判，批判的矛頭仍是背後的胡適。對這一切，人在嶺南的陳寅恪冷眼旁觀，「歷史系教授陳寅恪說：『人人都罵俞平伯，我不同意。過去你們都看過他的文章，並沒有發言，今天你們都做了應聲蟲，正所謂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陳寅恪拒絕批判胡適，在中山大學，不表態，甚至公開表示反對批判胡適者，還有容庚、劉節。

　　1958年，「大躍進」時進行學術批判。這一次，周一良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恩師陳寅恪。晚年周一良以懺悔的心情回首這件事情：

　　當時我入黨已經兩年，對於黨的號召更是無不積極響應，義無反顧。黨叫我批判陳寅恪先生，我的態度和五年前批判胡適時就大不一樣，不加任何思索就執行支部的意圖，從未想到有一天萬一跟陳先生見面的話何以自處，或者見陳先生於地下之時應該怎樣。但是物極必反，這次「批陳」以後，我倒是逐漸更深刻地認識陳先生學術的偉大。

　　周一良此舉，完全背叛了陳寅恪，並對其反戈一擊。曲學阿世，師生斷誼。1963年，陳寅恪編訂《叢稿》時，將《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文前記錄陳周師弟之情的序刪掉，以示往日師生情誼不再。這種舉動，可以和古代先生對弟子的「破門」視之。

　　一個學者很難把自己分裂為新舊兩截，也無法把「舊我」從過去的土壤中連根拔起。但周一良好像是個例外。他的轉變之快、思想跟拍，令後人感到難以理解。

　　孩子不能上大學，周一良寬慰地認為不上大學才對。他拒絕與漢學家牟復禮聯名寄卡片，因為牟復禮曾是哈佛陸軍特別訓練班學員；他寫批判文章污衊費正清是美國「特務」。周一良全然放棄古代史，燒掉博士證書。妻子鄧懿被下放到五七幹校，在信中說，不習慣露天廁所，他吟詩「涼風颼屁股，冷氣入膀胱」給幹校勞動的妻子。這一切舉動，周一良像被人灌了迷魂湯，不符合一個學者安身立命的思想和情感邏輯，可是，在政治運動頻仍的年代，這樣做又是合乎時代潮流的。

　　一個志在做學問的純粹學人，在時代的大潮中，逐漸迷失了自己。「而且把早年最可貴的精神氣質都丟失了，這是很令人痛心的。」「周先生的遺憾不僅是他個人的，而且是一代知識分子的共同命運。」（謝泳語）

　　幡然悔悟 真誠向陳先生請罪

　　「文革」爆發，一向要求進步的周一良也貼大字報，但被紅衛兵粗暴制止，斥責：「你不配貼大字報。」1967年，周一良被抄家批鬥，被戴上「反共老手」等帽子。即使在乘「噴氣式飛機」時，紅衛兵小將荒謬的批判讓周一良感到啼笑皆非，但他絕不會懷疑，把「文革」看作是改造社會，「對所受非人待遇甘之如飴」。（兒子周啟博語）

　　1974年1月，江青在首都體育館召開「批林批孔大會」，周一良被指定在會上講些歷史典故，名為批判林彪和孔子，他哪裡知道江青的矛頭直指周恩來？他還天真地以為自己的學識總算派上了用場。不久，成立了「清華北大兩校大批判組」，用筆名「梁效」在中央各報發表文章，周一良是「梁效」的成員之一，他學識淵博，凡有學術或歷史上的問題，他都能查明出處，圓滿解答。

　　參加「梁效」寫作組時，周一良以為是組織對自己改造成果的肯定，每每奮筆熬至深夜，欣喜於古文知識能「服務於革命路線。」1976年，粉碎「四人幫」，大批知識分子重見天日。然而，一夜之間，「梁效」寫作組成員成了江青集團御用寫作班子，參加「梁效」寫作班子的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周一良等都必須接受政治審查，再次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審查時，周一良還懵懂地說：「從未意識到批儒是指周總理，也從未聽到任何暗示。」

　　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一次萬人批判大會上，鬚髮皆白、骨瘦如柴的周一良，作為陪斗，跟「梁效」負責人遲群、謝靜宜站在一起。對「梁效」的批判和審查，直到1978年才結束。對全中國人民來說，「文革」是十年苦難，對周一良來說，前後整整十二年！

　　馮友蘭、魏建功、林庚、周一良因參加「梁效」，被知識分子詬病。舒蕪以《四皓新詠》為題，作詩諷刺他們四人。唐蘭、王利器都有和《四皓新詠》之作。

　　周一良接受審查后不久，收到一封匿名信，上款稱「周一良道兄」，信中毛筆繁體大字「無恥之尤」，落款為「一個老朋友」。無獨有偶，魏建功也收到一封這樣的信，上書「迷信武則天」。周一良對此淡然處之，付諸一笑。而魏建功對這封「老朋友」的信大動肝火。周一良則曠達地表示：「我對此公之正義感以及勇於表達的激情，始終還是表示欽敬的。」

　　1980年，魏建功病逝。「文革」結束后，魏建功和周一良一樣，接受了兩年的政治審查。政治審查期間，魏建功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心情抑鬱，健康受到影響。在魏建功的追悼會上，一句「五十年風雲變幻，老友畢竟是書生」的輓聯深深觸動周一良，使他重拾荒廢多年的古代史研究。

　　重回魏晉南北朝史學領域的周一良，遺憾的是，再也無法向恩師陳寅恪彙報自己的研究成果了。1958年，周一良批判陳寅恪的發言稿雖然未公開發表，但感覺愧對陳寅恪。晚年周一良對陳寅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1991年5月20日致函汪榮祖，信中寫道：「記得適之先生曾說，寅老有遺少味道，一良以為並非全無根據，如挽觀堂詩中『回思寒夜話明昌，相對南冠泣數行』之類，非對清室有一定感情者，不可能對觀堂有如許之同情。一良回憶兒時情況，家父雖早服膺西方學術，曾譯康德著作，但有時亦流露出『遺少』味道。渠與寅老年齡相仿，又皆為清末督撫之孫，宜其思想心態有相通之處。估計北伐之後，遺少心態始漸消失，寅老在觀堂輓詞之後，似未再流露，而家父晚年竟成共產黨之朋友矣。」

　　坐在輪椅上的周一良對陳寅恪，對50年風雲變幻的所作所為，深刻反省，並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公開表示自己的懺悔。1999年11月27日，為紀念陳寅恪誕辰110周年而舉辦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胡守為教授替周一良宣讀了《向陳先生請罪》的發言：「我相信我這個迷途知返的弟子，將來一旦見陳先生於地下，陳先生一定不會再以破門之罰來待我，而是像從前一樣……就如同在清華新西院、紐約布魯克林26號碼頭輪船上，嶺南大學東南區1號樓上那樣的和諧而溫馨。」

　　周一良去世后，其子周啟博在《噩夢醒來已暮年》文中說：

　　父親是一個企業世家兼文化世家的長子，家教是忠恕之道和謹言慎行。少年青年時潛心文史，所在學科前輩和同人對他頗為看好。如果他能按自選方向走下去，學術上當有可觀的成就。然而，中年之後，他被社會環境壓制，奉領袖為神明，把改造思想以達到領袖要求當作高於家庭、學術的終極目標。每當他未泯的人性和常識與領袖的方針衝突，他都認為人性和常識是自己未改造好的表現，「改造思想」成為他永遠追求也永遠達不到的目標，而他從不懷疑領袖有什麼不對……

　　一代知識分子的噩夢實在太長了，白髮皓首的周一良幡然醒悟，晚年寫回憶錄，一聲長嘆，「畢竟是書生」（回憶錄以此為名，周一良曾對人表示此書名引而不發的下半句是「書生上了當」），這幾個字中，包含多少滄桑與苦難，沉痛與艱辛。一生多舛看風雲，長使書生淚滿襟……（摘自《浪淘盡：百年中國的名師高徒》）




—— 原載: 共識網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