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經濟增長的秘密

許知遠

人們通常根據當下有限的理解和邏輯來設想將來，以為找到答案，其實只是暫時的替代品。

到底是什麼因素帶來了經濟增長？對於這個人們永遠在爭吵、永遠給不出確切答案的問題，博學而謙遜的查爾斯·金德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用正在行駛的火車來比喻。從未見過火車的人們，會根據自己的觀察，給出各式結論。有的人說是因為車頭頂上噴出的白煙向後的推力，有的說力量來自兩條鐵軌，還有的說是蒸汽機上下起伏的活塞……

對於世上的很多事物、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刻，我們的探索方式都是「事後諸葛亮」與「盲人摸象」的混合體。我們以為自己找到了答案，其實不過是某種暫時的替代品。在篤信了英國因為工業革命而興起一個多世紀之後，歷史學家們開始爭論是否存在「工業革命」；一個世紀前的思想家們認定是儒家思想阻礙了中國的近代化，而當亞洲四小龍和中國興起時，人們又開始在《論語》中尋找資本主義精神。

倘若回看歷史，我們經常會發現自己的愚蠢。我們只能根據當下的有限理解和設定的邏輯，來設想未來，人類社會的複雜性被幾項簡單的指標所淹沒了。

對於此刻中國經濟的成功，很多人開始認定存在著某種「中國模式」，中國將在二零二零年或二零四零年，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是不可避免的現實，還只是日後歷史學家筆下另一個嘲諷的插曲？這個疑問是雙重的，是否存在著特別的中國模式，它能夠一直如此繼續嗎？

因為對於這兩個問題缺乏答案。讓我們回到另一個相似時刻。保羅·克魯格曼在一九九四年發表論文《亞洲奇迹的神話》。儘管當時日本奇迹正在褪色，但新加坡、韓國、台灣與香港的崛起則讓西方驚呼。「亞洲系統」、「亞洲價值觀」、「東亞奇迹」的論調四處迷漫。很多人開始相信，東亞正在創造一種和美國與歐洲都不相同的增長模式。

為了回答這個疑問，克魯格曼首先回到了五零年代。關於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長的書籍與論文充斥在美國的學術與流行期刊上，很多美國學者相信蘇聯有一種不同的模式。經濟學家加爾文·B·胡佛在一九五七年的一篇文章代表了當時的流行情緒。他相信，儘管蘇聯的統計數字並不全然值得信賴，但或許「集體式、專制的政權」能比自由市場的民主整體取得更快的經濟增長，蘇聯有可能在七十年代超越美國。肯尼迪(肯尼迪)高呼，讓美國重新運轉起來，以迎接來自東方的挑戰。而赫魯曉夫不僅在聯合國總部的桌子上敲打自己的皮鞋，還宣稱要埋葬西方。

「共產主義國家的增長率顯著，卻沒什麼特殊的魔力」，克魯格曼後來寫道：「產出的迅速增長源於投入的迅速增加：勞動力的擴充，教育水平的提升，更重要的是，在硬體設施上的大量投資。」這種沒有效率的經濟增長，會伴隨著投入的減少而放緩。

克魯格曼感慨於人們的健忘。當人們在形容日本奇迹和東亞的奇迹時，再次使用了同樣的思維方式。「亞洲經濟的快速增長並非像很多作家宣稱的那樣為西方提供了學習的模式，而這種增長的未來前景也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有局限」，克魯格曼在九四年寫道。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模式，要比蘇聯有效得多。但這其中並沒有特別的秘密，它們只是遵守了人所共知的法則，他們有比西方更強的儲蓄意願，願意去犧牲當前的消費來貢獻於未來的生產。當經濟增長持續一段時間后，它們也會遇到西方同樣的增長緩慢。

克魯格曼的預言被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所印證。倘若東亞奇迹中存在著某種秘密的話，那就是它的腐敗和裙帶交易一直被更好的隱藏。

也是在這篇文章中，克魯格曼談到了中國。很多人相信，未來的中國與日本或是東亞四小龍都不相同，它的規模太大了，而且增長速度如此迅速，美國的GDP年增長是百分之二點五，而中國是百分之十。「如果中國按照百分之十增長，不到二零一零年，它將比我們的經濟體更大」，克魯格曼猜測說：「但如果中國的增長是更現實些的百分之七，它的GDP將僅僅是我們的百分之八十二。」克魯格曼想通過這種預測，來表明世界經濟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會發生如此戲劇性的變化。

二零一零年即將到來。中國的GDP總量沒有超過美國，只是它的四分之一。至於是否存在獨特的中國經濟模式，倘若你耐心比較蘇聯與東亞的例證，肯定也發現，這其中很難有秘密可言——我們消耗的資源更多，投入的勞動力更多，人們更勤勞，把掙到的錢都存進了銀行，熱火朝天的修建鐵路、公路、住宅樓……你甚至很難說，它是經濟政策的成功，有這樣的不計後果的投入，它在短期內的增長，卻是以長期的消耗為代價的。

查爾斯·金德伯格與保羅·克魯格曼的故事，或許能為此刻喧囂的中國模式提供某種參照。他們都在提醒我們，「獨特的政治與經濟模式」，不過是另一個尚待澄清的幻象。

□ 《亞洲周刊》二〇〇九年第五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