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重建「巴別塔」 ——從王怡和五嶽散人的宗教觀說起

文章提交者：王來貴 加帖在 文化散論 【凱迪網路】 http://www.kdnet.net

重建「巴別塔」 ——從王怡和五嶽散人的宗教觀說起

??人們通常所說的狹義上的宗教信仰，是一個人對於自己靈性的定義，也是一種靈魂上的委身。它不但為人們「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樣的終極問題提供解答，也為信徒們提供一整套的生活方式及道德準則。或者說，你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你就會選擇何種信仰。
　　
　　王怡選擇了信仰基督，已經意味著這個世界在他那裡，處處都在見證著基督的神跡。而他作為信徒的責任，就是把他所看到的神跡大聲地說出來，告訴這個地上的所有人。在王怡的麥克風裡，既有他為人子、為人父的生活感悟，也有著他對公共生活的思考。但王怡在公共話題上基於信仰的言說方式，卻遭到了很多不應有的非議。五嶽散人就是他這種言說方式堅定的反對者之一。
　　
　　與王怡明確的有神論信仰不同，五嶽散人是一個不可知論者。他對王怡的反對理由是「有人要是信仰涼宮春日大神當然是自己的事，但要是他在雜誌、報紙上傳播這個信仰，我們就有權利提出質疑」。他這句話的意思翻譯過來就是，如果有人利用公共平台傳教的話，那麼公眾就有權來質疑他的信仰。
　　
　　從邏輯上來說，五嶽散人這樣的判斷是無法成立的。如果按照他的邏輯展開的話，公共媒體就只能成為一個擺設，無法發揮任何作用。因為首先公共媒體的存在並非專門為了某种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言說方式而準備，其次是這個世界上也很難找到一個毫無信仰的「純野蠻人」。如果五嶽散人真是不可知論信徒的話，那麼從這樣的「信仰」中，也無法推導出這樣的結論——既然終極問題「不可知」，你又憑什麼指責人家的「可知論」存在問題呢？
　　
　　從權利觀念來說，「質疑信仰」和「質疑某人的信仰」是截然不同的概念。無神論者張三對於有神論的質疑，這屬於「質疑信仰」。無神論者張三對於有神論者李四的宗教行為提出批評，這屬於「質疑張三的信仰」。法律表明，「質疑信仰」是每一公民的言論自由，但如果「質疑張三的信仰」的話，就無疑構成了侵權——即誹謗他人的宗教自由。試想如果有人因為五嶽散人某次參加電視節目就「質疑」持不可知論的五嶽散人是個「糊塗蛋」——就像他們「質疑」王怡在「跳大神」一樣，五嶽散人還會認為這樣的指責是合法權利嗎？如果類似的冒犯也可以視為「權利」的話，全世界的法律都應該馬上取消誹謗罪。因為誹謗罪的主要目的就在於保護人的尊嚴，如果人可以沒有尊嚴的話，那還為什麼要繼續存在？
　　
　　五嶽散人和王怡之間的緊張，正是彼此迥異的宗教觀之間的緊張。類似的緊張關係，古今中外概莫難免。即便我們不去翻十字軍的老黃曆，就是打開美國前總統卡特去年剛出版的一本自傳，裡面也大量提到了美國當前基督教不同宗派不同觀點之間的紛爭。在那本名為《永活的信心》中，吉米卡特雖然強調「細節上的差異不重要，相同的愛與虔誠才重要」，但在字裡行間，對那些把《聖經》當做天堂傳真來膜拜的「基要派」的種種觀點，依然進行了連篇累牘的批評。可見同一種信仰之間尚且如此，不同信仰之間就更不用說了。
　　
　　在《聖經舊約》里記載著一個故事，說人類原本住在一起語言相通，為了掌握自己的命運，開始建造巴比倫城和通天塔。這種違約行為使上帝感到自己的權威受到藐視，於是就使人們相互之間語言不通，並把人們分散在各地。巴別塔於是半途而廢，不能繼續。
　　
　　這個故事包含著兩層寓意，一個意思是說，任何試探上帝驕傲自滿的行為都必然失敗。反過來的另一個意思是說，在理性的前提下（虔誠謙虛），人類之間只要能夠語言互通消除隔閡，那就可以在彼此之間的通力協作下看得更高，走得更遠——雖然永遠也無法到達神的完滿境界，但總可以通過共同婆努力去無限接近。實際上在人們之間造成隔閡的主要原因，不正是人們的驕傲和語言上的歧義造成的嗎？
　　
　　重建巴別塔，最重要的是先放下偏見和傲慢。時至今日，科學發展得越快，人們發現未知的空間也就越大。所以距離某些網友認為科學可以代替宗教的想法也就越遠。人類對於未知空間既感到好奇，又感到恐懼。而緩解恐懼的唯一辦法，就是為自己的心靈尋找一個停泊的港口，把自己委身於一個無所不在的權威，從中汲取信心和勇氣，以超然的態度來對待這個變幻莫測的世界，「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按照那個無所不在的權威的要求做事，把那個權威當做自己的燈塔和道路，步履從容地由今生走向彼岸。
　　
　　如前所述，實際上每個人的心裡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這樣的「權威」，每個人都在按照這個「權威」的要求來塑造自己。基督徒的權威是上帝，穆斯林的權威是真主，和尚的權威是佛陀，儒生的權威是尊長。而在更多受到儒釋道浸潤的普通中國人來說，這個權威的名字就叫「良心」——如果你問五嶽散人為什麼要為諸如上訪村的人籌集物資的話，「為了良心」大概就是他的答案了。也就是說，如果五嶽散人承認人們可以藉助公共平台來宣揚「良心」而應該免於指責的話，也就沒有理由反對王怡同樣宣揚自己「良心」的行為——這就是按照公共政治中的平等原則進行邏輯推理的必然結果。
　　
　　但是五嶽散人的「良心」和王怡的「良心」畢竟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別在於，面對紛繁複雜層出不窮的現象，不同的信仰給人以迥異的情感體驗。比如在去年的大地震期間，王怡的居所在強烈的震感中飄搖時，他卻與其幼子安之若素，淡然曰，「我有平安如江河」。而五嶽散人及其朋友關不羽等，均對王怡的宗教言論感到不安，究其細底竟在於時空距離遠在中世紀歐洲的政教合一以及宗教裁判。用關不羽的話說就是「（王怡）言談中有股若有若無的硫磺味」。不同的良心體系能夠給人帶來精神安慰的差異，也由此可見一斑。
　　
　　顯然，在王怡的宗教觀中，只要他信靠救主——也就是說他只要他自己做得對，剩下的就可以完全交給上帝去安排。但在五嶽散人們那裡，自己做得對還遠遠不夠——不但自己不能做錯，也要防止別人出錯——儘管法律並沒有賦予他們這樣管理別人的義務，但基於其對未知危險的恐懼上（或者也可以說成是社會責任心），哪怕所謂的「危險」還只是個微不足道的「味道」和「傾向」（關不羽語）。
　　
　　在未知造成的黑暗中，王怡用上帝的愛來溫暖自己，幸福愜意地眯起了眼睛。而五嶽散人和關不羽們卻要在黑暗中努力地睜大眼睛，打起精神以百倍的警惕來試圖排除所有可能的潛在傷害，乃至於在不知不覺中越過了屬於自己權利的界限，把腳插進了別人的地盤上。這兩種良心關懷方式，由於我們每個都都置身於兩種類似的方式之中，所以很難從終極的角度來判斷其優劣。但哪種更從容，哪種更人性化，卻完全可以一目了然。
　　
　　重建巴別塔的意思不是要統一思想，要求一方妥協於另一方，而是要在基本的共識下爭鳴——也就是說各自在堅持自己的良心關懷方式的同時，千萬注意別把腳插到別人的田裡去。在批評對方觀點的時候，千萬別把那些有名有姓的公民本身及其信仰也一起批了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