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常常在想母親。最讓我不能放下這思緒的,是她這樣一個好強又堅強的人由於年齡和病痛不時流露出的無奈。母親老了,弱了,我油然生出一股深深的內疚,為了她對我的付出,和我在成年後一直離她遠遊在外,未能盡到應盡的義務。雖然我和老公已邀請父母來加拿大團聚,重溫天倫之樂並頤養天年,而實現這個願望其實非常渺茫。我不時地想象和規劃著父母到來后的生活——他們住哪間房,父親寫字作畫的案台放在哪裡,早餐吃什麼,周末去什麼地方騎車或郊遊——而一想到這些可能永遠不能實現,又彷彿聽到了心碎的聲音,母親的和我的,儘管母親是一個不允許自己被擊垮的人。
按照通行的標準,母親不是一個很有「女人味」的女人,雖然面容姣好,聲音溫婉,卻從不注重衣著打扮,語調則永遠是嚴厲果斷的。不過,從我記事起,她就有許多不同年齡、不同家境、不同職業和文化教育背景的「閨密」,不少與她一直密切交往著,一同慢慢變老。與她們在一起時,母親有著平時難以見到的神情,她會睜大眼睛表示驚訝,撇撇嘴表示不屑,還會與她們神秘地咬耳朵說著悄悄話……。這時,我覺得她像一個小孩,和我一樣。
在這裡要說的就是母親和她一個「閨密」的故事。故事發生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她給她的這位密友做了一個媒,做了一件很「女人」的事。
母親的這位好友叫袁元,又正好面如滿月,體態旖旎,就被稱為圓圓了。我叫她袁元阿姨或圓圓阿姨,反正聽起來都一樣。袁阿姨是當地一所中學的英文老師,比母親小六、七歲的樣子,留著齊耳的短髮,臉上帶著滿滿的笑容。見到我,總要把我抱在懷裡,問道「給圓圓姨做女兒好不好?」或「去圓圓姨的教室表演字母歌好不好?」文革時期,上課本來就不是「正業」;在湘西南這個偏僻閉塞的縣辦中學,學外語更是一件滑稽的事情,學生們常常因為某些字母和單詞的發音而惡作劇或哄堂大笑,因而我這個懵懂的學齡前兒童就顯得「孺子可教」,很得她的歡心。我至今記得那C大調字母歌結尾部分,中文歌詞是這樣的「……為中國人民學習,為世界人民學習,為解放全人類,學好外國語。」我純粹屬於鸚鵡學舌,唱了一遍又一遍,但到現在卻還記得。
母親很是關心袁阿姨的終身大事,責無旁貸地要幫助好朋友找到一位政治可靠、品行端正、身體健康的伴侶。幾經篩選和考驗,方叔叔勝出,最終與袁阿姨喜結良緣。婚禮那天,他們收到了被單、枕套、臉盆、熱水瓶等禮物,在學校的會議室舉辦了儀式,發了喜糖。母親這才覺得大功告成,鬆了一口氣。
母親和袁阿姨繼續著她們之間的交往,和從前沒有什麼兩樣。一天,父親從鄉下回來(他下放到完完全全的農村),母親馬上把他叫進裡屋,來不及確認我是否會出去玩,就和他低聲說起話來:
「圓圓跟我說起小方來了。」母親說。
「……哦……什麼事?」父親好像並不是那麼感興趣。
「……」母親沉默了半晌,似乎不知從何說起。
「什麼事?」這會兒父親反而追問起來。
「……她說……小方老要看她洗澡……介紹他們認識時,我可真沒看出他有這個毛病……」母親的語調充滿了迷惑和自責。
這個故事過去幾十年了。成年後,與母親相聚時,我們會一同回憶過去的人和事,這時,母親也會把我當作大人,與我平等地交流。但儘管如此,我沒敢問她現在怎麼看待方叔叔,怕她批評我。我很高興地得知,母親做媒的這段婚姻很持久、很幸福、很甜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