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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綏銘：中國的性革命已經基本成功
新世紀周刊記者劉巍、張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潘綏銘被媒體稱為「性學第一人」、「麻辣教授」，然而這些詞在潘綏銘眼中都是不嚴謹的，並且馬上需要修正。事實上，在採訪潘綏銘時，記者的語速放緩了，開始了字斟句酌或者「磕巴」的過程。不過潘綏銘很寬容，他解釋說「嚴謹」是他的社會學職業病。
潘綏銘和他的同事們最近發布了他去年主持完成的系列調查報告——《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歷史發展2000 -2006》——這被稱為世界上第一次進行的「性」的歷史比較調查。這次調查是在2006年7月至11月進行的。此前潘綏銘主持的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於2000年完成了「中國人的性生活與性關係」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200 0年完成的調查是中國第一次的同類調查。
從2007年5月1日開始一直到7月3日，這一組報告以簡報的形式，在長達三個月的時間段內連續發布。必須承認，幾乎沒有人會真正看完總共22個「簡報」，或許只是「簡報」一開頭層層疊疊的「寶塔式」標題就能嚇跑很多人。但潘綏銘認為總會有人認真看這組報告，為此他於7月23日在新浪網開設了博客，以方便有人查詢獲取。
潘綏銘的嚴謹表現在各個方面，他甚至提及新聞報道的普遍問題：生活是平淡無奇的，而新聞報道往往是精彩過度而且帶有太多的邏輯性。他也提到他未來可能的傳記，「如果我70歲的時候寫回憶錄，你不要相信」，理由是「作者都會不由自主地重新解釋自己的一生，他自己也必然如此。」
在大學生當中，2006年與2001年相比，無論男生還是女生，認為愛上過異性的人都顯著地減少了，其中男生減少7.7%，女生減少10.9%。為什麼呢？難道21世紀是愛情的墳墓？大學依然是戀愛的天堂。但標準越來越高了，現代中國，包括全世界都一樣，個人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因此標準越高，符合你標準的就越來越少，這是全世界共同的情況，尤其在受教育多的人的地方。不是說他(她)不想戀愛，而是說他(她)戀愛成功率越來越低。他(她)看不上了！
什麼叫愛情？中國傳統上只有夫妻恩愛。浪漫情愛，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公元11世紀，法國普羅旺斯省出現了第一個歌頌浪漫愛情的游吟詩篇《羅蘭騎士之歌》，在那之前沒有這東西，在西方經過1000年的成長，五四之後傳到中國。現在但凡讀書人，受過點教育的人，都信仰這個。那麼在浪漫情愛出產地西方，為什麼出現了性愛分離？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愛情難於實現哪，這不就是這麼簡單嗎？
西方性革命為什麼首先從大學生中刮起來，尤其在美國特別明顯，跟這個有相當大的關係——愛情的幻滅。美國進入性革命的第三階段，性和愛分離了。目前在中國還少有，表現是比較隨便，其實是把愛情與性愛分開了。中國怎麼沒這個問題？中國夫妻恩愛的標準，相對來說它低呀，尤其在精神層面上。要求沒那麼高，就容易實現，所以就不容易被別人顛覆。你二十多歲浪漫愛情，三十多歲自然而然地就開始想夫妻恩愛，至少對你來講，這也不能拋棄吧，也是有價值的，它的標準沒那麼高哦。你越崇拜愛情，你把它鼓吹得越純真越高尚，最後你實現的可能越來越低，這不是最簡單的道理嗎？
愛情，從趨勢來講，只能是越來越少。如果標準不變的話，成功率當然越來越高，因為交往越來越多，溝通技巧越來越發達。問題是標準提高了。中國人有種誤區，總以為是因為道德敗壞。最高層次的愛情應該也可以達到，但絕不是現在、絕不是馬上、絕不是那麼容易。那麼低層次愛情也可以接受，這個在西方學術史上是表述得很清楚的，只是在中國沒有人和大家介紹。你聽聽流行歌曲，全世界都是唱失戀。愛情，經過1000年發展之後，尤其是現代傳媒的吹捧，越來越可望不可及。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社會學是解決群體的問題，而不是解決個體的問題，有一千條規律，也未必符合每一個人的經歷。早在1987年，一位女學生就在課堂上問你：你老是說「婚前性行為」，那麼就沒有「愛前性行為」嗎？哪一個更不符合道德？當時你是怎麼回應的？當時我沒有回應，而是在第二堂課上做了回應。
她這句話深刻在哪？中國傳統的道德永遠是以婚姻為標準來判斷性行為好不好，可是現在有了愛情。你可以說「不能以愛情來判斷性行為」，那得講出來為什麼嗎？沒有理由，沒有根據，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非婚性行為，這些全都是以婚姻為界線，那麼有沒有愛情(為界線)？這個女同學是這個意思。但是這兩個標準，在社會上都存在，我認為這是一個信仰問題，就如同不同的宗教信仰一樣。宗教信仰很難區分對錯，你說這個宗教好還是那個宗教好？不是理性問題，不是道德修養問題，而是信仰問題。
另一個引起關注的是中國男人「找小姐」的總體情況。報告中反映「找小姐」與「多伴侶性行為」之間是反比例關係。在最近6年中，後者顯著地增長了，從而抑制了男客總人數的增加。簡單一句話：性產業的天敵，其實並不是禁娼的法律，而是性解放。根據你的報告，是否可以預測性產業最終會走向衰落？
大俗話講，如果不花錢就有，你幹嘛要花錢買呢？全世界發達國家都是這樣一個規律。娼妓業最興盛的時候，是19世紀中後期，20世紀以來，是減少的趨勢。他不花錢，甚至還有感情、還有愛情。為什麼還要找小姐。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中國也逃不出世界的發展規律。
目前在中國，無論「小姐」還是嫖客，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罰款是5000元，同時拘留最多15天，還要通知家屬。在這短短的6年裡，覺得「處罰小姐重」的人增加了將近1倍，現在有四分之一強的人並不同意目前的政策。但是如果公開的表達，這種寬容是否還存在呢？
那當然就不會出現寬容了。全中國人都知道，這就是群體的壓力、社會的壓力。私下的意見與公開表達的意見會不一致，這表明公開表達不同的意見渠道不暢，缺乏這樣的社會條件。現在的好處是發表不同意見不一定會產生後果，比如在網上回帖，可是對於引起後果的恐懼依然存在。所以大家都潛水，都不跟帖。
要了解中國人的真實想法，你只能這樣做(採用私密方法進行調查，比如讓被調查者單獨在筆記本電腦上回答問題)——凡是中國的社會調查，凡是注意質量的都採取這樣的方式，大約十年前，李強教授在學術界早就提出來，中國人是兩副面具，兩張皮。這是很有道理的。
為什麼調查結果有時和我們想象的不一樣呢？比如大學生總體的性行為發生率要比同年齡非大學生的要低。每一個人總是根據個人經歷來做出判斷，這無可厚非。中國大學生的住校環境在世界上是比較特殊的，都有一個圍牆，有校衛隊，有宿舍管理員，中國是一個軍營式的大學。同質性、特殊性的人群，封在集體宿舍當中，客觀上形成了禁錮，禁止校外租房，禁止進入女生宿舍樓，都是奇異的做法，西方人恐怕無法理解。
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來判斷是每個人的本能選擇，認為調查結果與自己想象的不一樣是正常的。事實上這正是社會學家所要做的工作，那就是對於社會群體行為進行觀測並做出相應的解釋，而個體的問題是心理學家負責回答的。有人特別注意您關於多性伴侶的調查數據，調查顯示「2006年，約1/4的中國成年男女曾跟不只一人發生過性行為」。人民網一篇評論對此發出疑問：「多伴侶」是性革命還是性放縱？
這是價值判斷，它並沒有說調查的數字不真實。這是一個信仰問題。而我主張多元平等的社會，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同樣的在一個國家，一塊在這個社會中生活，我為什麼一定要說服人家，為什麼呢？多元平等的選擇才是最適當的。
為什麼說性革命在中國基本成功了？目前中國人在性的方面變化太快，一般來講，6年做一次性的歷史比較調查，在時間上是比較短的，但符合中國的情況。在2000年的上一次調查，就已經發現中國的性革命在向前發展，2006年，從一些重要的方面判斷，這個性革命已經基本成功，這就是一個總體上的判斷。
為什麼說成功？大概是這樣幾個因素：一是參加「這些活動」的人比例比較高，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是總人口中的多數。比例高，說明他們不像以前政治語言所描述的那樣是「極少數人」。「這些活動」，是指什麼？這都在報告中有。比如說多伴侶性行為和婚內性生活的多樣性。
另外一方面為什麼說它成功呢？是說反對它的力量越來越小。性革命不同於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的成功是建立一個新政權，而它沒有這種指標。它只能說，越來越多的人不反對了。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成功標誌。有人沒有感覺到，這是因為性革命並不一定涉及到你，這只是說全中國人的情況。對於曾發生性革命的國家，我們真的和它們一樣嗎？
誰說性革命要和外國一樣了？革命、革命，它說得是一個變化程度。一個是短時間內，一個是急劇變化，這就是革命。以前當然也有變化，但它是緩慢的。那麼在這場性革命中，有沒有人因此受到損害？性革命，沒有人組織，無領袖，是個體湊成的一股潮流。有人認為，性革命會損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它促成青少年的保護，那就是《未成年人保護法》。性革命，實際是一個權利意識的革命。但對未成年人，是不能這麼套用的。
在走向上，性革命會一直延續下去，當然這有一個前提——社會在總體上的走向依然不變。十年前，為出版研究中國地下性產業的專著《存在與荒謬》，潘綏銘隻身闖入廣東某地的紅燈區，在調查過程中遭遇了一些風險，這些細節被媒體反覆引用，然而潘綏銘卻不以為然。他說，其實他們既不了解中國社會，也不了解調查的真正困難所在。
最大的困難不在於它的危險，一個研究者不是記者，不會觸動性產業經營者的利益，「沒有人管你的」。最大困難在於調查本身的枯燥性，生活本身平淡無奇，是無序的、無邏輯的。因此從平淡與無序中發現規律與有價值的東西是對人的天性的折磨與挑戰。每一天，在現場你都會想——我為什麼要坐在這裡？有時，你會認為自己完全是在浪費時間。這種心理上的折磨外人是不會了解的。「給你煩的，連續幾天沒收穫。」潘綏銘回憶說。
中國人民大學的性社會學課程，從1985年開始，一直開設了22年，它以正式的課程名義進入選課表，每一學期人大的同學都可以在內部網上自由選修——目前為止，這在國內還是獨一無二的。潘綏銘教授被人大學生評為學校的「四大名嘴」之一，然而以往廣受同學歡迎的課程，課堂上聽課的人卻在減少。「今年選修這門課的人是50多個。過去將近200個。雖然聽課的人數有時遠遠超過選課的人數，但像80年代的那種聽課的盛況再也不會有了，在80年代最高峰時，有人要站在窗台上聽課。那時，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而這方面的知識太貧乏了。」
「其實，我的理想就是課上沒人聽課了。這意味著性革命完全成功了。」潘綏銘認為這是一個好事情。他解釋說，性的研究成功的標誌是什麼呢，或者怎麼才算達到一個理想狀態呢？就是沒有人再來採訪你了，而聽課的人就是幾十個人，不會上百人。人們不太需要你的東西了。所有的科學都是這樣的。牛頓的理想是什麼呢？那就是——有一天我不需要再講萬有引力了，人人都知道萬有引力了。
潘綏銘：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5年，他在國內率先開設了性社會學課。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學專著《神秘的聖火——性的社會學史》問世，到2006年時，已有15本專著出版，另有三本譯著。
[ 本帖最後由 Atlantician 於 2007-9-11 07:39 編輯 ]
新世紀周刊記者劉巍、張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潘綏銘被媒體稱為「性學第一人」、「麻辣教授」，然而這些詞在潘綏銘眼中都是不嚴謹的，並且馬上需要修正。事實上，在採訪潘綏銘時，記者的語速放緩了，開始了字斟句酌或者「磕巴」的過程。不過潘綏銘很寬容，他解釋說「嚴謹」是他的社會學職業病。
潘綏銘和他的同事們最近發布了他去年主持完成的系列調查報告——《中國人的性行為與性關係：歷史發展2000 -2006》——這被稱為世界上第一次進行的「性」的歷史比較調查。這次調查是在2006年7月至11月進行的。此前潘綏銘主持的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於2000年完成了「中國人的性生活與性關係」總人口隨機抽樣調查，200 0年完成的調查是中國第一次的同類調查。
從2007年5月1日開始一直到7月3日，這一組報告以簡報的形式，在長達三個月的時間段內連續發布。必須承認，幾乎沒有人會真正看完總共22個「簡報」，或許只是「簡報」一開頭層層疊疊的「寶塔式」標題就能嚇跑很多人。但潘綏銘認為總會有人認真看這組報告，為此他於7月23日在新浪網開設了博客，以方便有人查詢獲取。
潘綏銘的嚴謹表現在各個方面，他甚至提及新聞報道的普遍問題：生活是平淡無奇的，而新聞報道往往是精彩過度而且帶有太多的邏輯性。他也提到他未來可能的傳記，「如果我70歲的時候寫回憶錄，你不要相信」，理由是「作者都會不由自主地重新解釋自己的一生，他自己也必然如此。」
在大學生當中，2006年與2001年相比，無論男生還是女生，認為愛上過異性的人都顯著地減少了，其中男生減少7.7%，女生減少10.9%。為什麼呢？難道21世紀是愛情的墳墓？大學依然是戀愛的天堂。但標準越來越高了，現代中國，包括全世界都一樣，個人的獨立性越來越強，因此標準越高，符合你標準的就越來越少，這是全世界共同的情況，尤其在受教育多的人的地方。不是說他(她)不想戀愛，而是說他(她)戀愛成功率越來越低。他(她)看不上了！
什麼叫愛情？中國傳統上只有夫妻恩愛。浪漫情愛，是從西方傳過來的，公元11世紀，法國普羅旺斯省出現了第一個歌頌浪漫愛情的游吟詩篇《羅蘭騎士之歌》，在那之前沒有這東西，在西方經過1000年的成長，五四之後傳到中國。現在但凡讀書人，受過點教育的人，都信仰這個。那麼在浪漫情愛出產地西方，為什麼出現了性愛分離？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愛情難於實現哪，這不就是這麼簡單嗎？
西方性革命為什麼首先從大學生中刮起來，尤其在美國特別明顯，跟這個有相當大的關係——愛情的幻滅。美國進入性革命的第三階段，性和愛分離了。目前在中國還少有，表現是比較隨便，其實是把愛情與性愛分開了。中國怎麼沒這個問題？中國夫妻恩愛的標準，相對來說它低呀，尤其在精神層面上。要求沒那麼高，就容易實現，所以就不容易被別人顛覆。你二十多歲浪漫愛情，三十多歲自然而然地就開始想夫妻恩愛，至少對你來講，這也不能拋棄吧，也是有價值的，它的標準沒那麼高哦。你越崇拜愛情，你把它鼓吹得越純真越高尚，最後你實現的可能越來越低，這不是最簡單的道理嗎？
愛情，從趨勢來講，只能是越來越少。如果標準不變的話，成功率當然越來越高，因為交往越來越多，溝通技巧越來越發達。問題是標準提高了。中國人有種誤區，總以為是因為道德敗壞。最高層次的愛情應該也可以達到，但絕不是現在、絕不是馬上、絕不是那麼容易。那麼低層次愛情也可以接受，這個在西方學術史上是表述得很清楚的，只是在中國沒有人和大家介紹。你聽聽流行歌曲，全世界都是唱失戀。愛情，經過1000年發展之後，尤其是現代傳媒的吹捧，越來越可望不可及。
但是有一點要注意，社會學是解決群體的問題，而不是解決個體的問題，有一千條規律，也未必符合每一個人的經歷。早在1987年，一位女學生就在課堂上問你：你老是說「婚前性行為」，那麼就沒有「愛前性行為」嗎？哪一個更不符合道德？當時你是怎麼回應的？當時我沒有回應，而是在第二堂課上做了回應。
她這句話深刻在哪？中國傳統的道德永遠是以婚姻為標準來判斷性行為好不好，可是現在有了愛情。你可以說「不能以愛情來判斷性行為」，那得講出來為什麼嗎？沒有理由，沒有根據，婚前性行為、婚外性行為、非婚性行為，這些全都是以婚姻為界線，那麼有沒有愛情(為界線)？這個女同學是這個意思。但是這兩個標準，在社會上都存在，我認為這是一個信仰問題，就如同不同的宗教信仰一樣。宗教信仰很難區分對錯，你說這個宗教好還是那個宗教好？不是理性問題，不是道德修養問題，而是信仰問題。
另一個引起關注的是中國男人「找小姐」的總體情況。報告中反映「找小姐」與「多伴侶性行為」之間是反比例關係。在最近6年中，後者顯著地增長了，從而抑制了男客總人數的增加。簡單一句話：性產業的天敵，其實並不是禁娼的法律，而是性解放。根據你的報告，是否可以預測性產業最終會走向衰落？
大俗話講，如果不花錢就有，你幹嘛要花錢買呢？全世界發達國家都是這樣一個規律。娼妓業最興盛的時候，是19世紀中後期，20世紀以來，是減少的趨勢。他不花錢，甚至還有感情、還有愛情。為什麼還要找小姐。這意味著什麼？這意味著中國也逃不出世界的發展規律。
目前在中國，無論「小姐」還是嫖客，如果被警察抓住，最高罰款是5000元，同時拘留最多15天，還要通知家屬。在這短短的6年裡，覺得「處罰小姐重」的人增加了將近1倍，現在有四分之一強的人並不同意目前的政策。但是如果公開的表達，這種寬容是否還存在呢？
那當然就不會出現寬容了。全中國人都知道，這就是群體的壓力、社會的壓力。私下的意見與公開表達的意見會不一致，這表明公開表達不同的意見渠道不暢，缺乏這樣的社會條件。現在的好處是發表不同意見不一定會產生後果，比如在網上回帖，可是對於引起後果的恐懼依然存在。所以大家都潛水，都不跟帖。
要了解中國人的真實想法，你只能這樣做(採用私密方法進行調查，比如讓被調查者單獨在筆記本電腦上回答問題)——凡是中國的社會調查，凡是注意質量的都採取這樣的方式，大約十年前，李強教授在學術界早就提出來，中國人是兩副面具，兩張皮。這是很有道理的。
為什麼調查結果有時和我們想象的不一樣呢？比如大學生總體的性行為發生率要比同年齡非大學生的要低。每一個人總是根據個人經歷來做出判斷，這無可厚非。中國大學生的住校環境在世界上是比較特殊的，都有一個圍牆，有校衛隊，有宿舍管理員，中國是一個軍營式的大學。同質性、特殊性的人群，封在集體宿舍當中，客觀上形成了禁錮，禁止校外租房，禁止進入女生宿舍樓，都是奇異的做法，西方人恐怕無法理解。
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來判斷是每個人的本能選擇，認為調查結果與自己想象的不一樣是正常的。事實上這正是社會學家所要做的工作，那就是對於社會群體行為進行觀測並做出相應的解釋，而個體的問題是心理學家負責回答的。有人特別注意您關於多性伴侶的調查數據，調查顯示「2006年，約1/4的中國成年男女曾跟不只一人發生過性行為」。人民網一篇評論對此發出疑問：「多伴侶」是性革命還是性放縱？
這是價值判斷，它並沒有說調查的數字不真實。這是一個信仰問題。而我主張多元平等的社會，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同樣的在一個國家，一塊在這個社會中生活，我為什麼一定要說服人家，為什麼呢？多元平等的選擇才是最適當的。
為什麼說性革命在中國基本成功了？目前中國人在性的方面變化太快，一般來講，6年做一次性的歷史比較調查，在時間上是比較短的，但符合中國的情況。在2000年的上一次調查，就已經發現中國的性革命在向前發展，2006年，從一些重要的方面判斷，這個性革命已經基本成功，這就是一個總體上的判斷。
為什麼說成功？大概是這樣幾個因素：一是參加「這些活動」的人比例比較高，但這不意味著他們是總人口中的多數。比例高，說明他們不像以前政治語言所描述的那樣是「極少數人」。「這些活動」，是指什麼？這都在報告中有。比如說多伴侶性行為和婚內性生活的多樣性。
另外一方面為什麼說它成功呢？是說反對它的力量越來越小。性革命不同於政治革命，政治革命的成功是建立一個新政權，而它沒有這種指標。它只能說，越來越多的人不反對了。這其實是一個重要的成功標誌。有人沒有感覺到，這是因為性革命並不一定涉及到你，這只是說全中國人的情況。對於曾發生性革命的國家，我們真的和它們一樣嗎？
誰說性革命要和外國一樣了？革命、革命，它說得是一個變化程度。一個是短時間內，一個是急劇變化，這就是革命。以前當然也有變化，但它是緩慢的。那麼在這場性革命中，有沒有人因此受到損害？性革命，沒有人組織，無領袖，是個體湊成的一股潮流。有人認為，性革命會損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它促成青少年的保護，那就是《未成年人保護法》。性革命，實際是一個權利意識的革命。但對未成年人，是不能這麼套用的。
在走向上，性革命會一直延續下去，當然這有一個前提——社會在總體上的走向依然不變。十年前，為出版研究中國地下性產業的專著《存在與荒謬》，潘綏銘隻身闖入廣東某地的紅燈區，在調查過程中遭遇了一些風險，這些細節被媒體反覆引用，然而潘綏銘卻不以為然。他說，其實他們既不了解中國社會，也不了解調查的真正困難所在。
最大的困難不在於它的危險，一個研究者不是記者，不會觸動性產業經營者的利益，「沒有人管你的」。最大困難在於調查本身的枯燥性，生活本身平淡無奇，是無序的、無邏輯的。因此從平淡與無序中發現規律與有價值的東西是對人的天性的折磨與挑戰。每一天，在現場你都會想——我為什麼要坐在這裡？有時，你會認為自己完全是在浪費時間。這種心理上的折磨外人是不會了解的。「給你煩的，連續幾天沒收穫。」潘綏銘回憶說。
中國人民大學的性社會學課程，從1985年開始，一直開設了22年，它以正式的課程名義進入選課表，每一學期人大的同學都可以在內部網上自由選修——目前為止，這在國內還是獨一無二的。潘綏銘教授被人大學生評為學校的「四大名嘴」之一，然而以往廣受同學歡迎的課程，課堂上聽課的人卻在減少。「今年選修這門課的人是50多個。過去將近200個。雖然聽課的人數有時遠遠超過選課的人數，但像80年代的那種聽課的盛況再也不會有了，在80年代最高峰時，有人要站在窗台上聽課。那時，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而這方面的知識太貧乏了。」
「其實，我的理想就是課上沒人聽課了。這意味著性革命完全成功了。」潘綏銘認為這是一個好事情。他解釋說，性的研究成功的標誌是什麼呢，或者怎麼才算達到一個理想狀態呢？就是沒有人再來採訪你了，而聽課的人就是幾十個人，不會上百人。人們不太需要你的東西了。所有的科學都是這樣的。牛頓的理想是什麼呢？那就是——有一天我不需要再講萬有引力了，人人都知道萬有引力了。
潘綏銘：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所長、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1985年，他在國內率先開設了性社會學課。1988年，他的第一本性學專著《神秘的聖火——性的社會學史》問世，到2006年時，已有15本專著出版，另有三本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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