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的精英治國前景zt

史語: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時代？隨便抓出個劉曉波，以其帶罪之身，就可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雖在獄中，卻掌控著巨大的話語權；隨便抓出個習近平，昔日曾流放到偏遠的鄉下，出山就有能力掌控國家大權。劉與習的共同點是，他們的少年至青年時期，正值文革高峰，受教育不系統，國家動蕩不安，個人歷盡磨難，憑著激情，憑著大志向，憑著堅韌不拔的毅力，也憑著好運，脫穎而出。

精英時代

劉和習都是文革亂局中存下的精英。這樣的精英目前在中國不是幾個人，是一大批，他們大多屬於所謂的文革老三屆和文革后的前幾批大學生，是歷史大浪淘沙出來的一代精英人物。當然，從他們當中隨便抓出一個人，都可能是位傑出人物。

無論是當權派還是反對派，都由精英掌權，標誌著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了正軌。

中共執政合法性是下一步中國政改的核心

西方人熟練於操縱民主治國的理念，實則為精英治國。現今的中國和西方一樣，走的同是精英治國路線，只不過不會操縱民主政治罷了。

中共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化工作一直沒有徹底完成，其執政的合法性一直是個大問題。與西方比較，同為精英執政，近20年來中國精英們的執政能力和效績並不比諸多西方同行遜色，但中國沒有走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程序，沒有開放多黨競爭制度，沒有依據法律程序竟選領導人，從而沒有按著西方邏輯，使社會精英執政合法化。

因此，西方和某些知識分子總在質疑，中共執政是否具有合法性。執政法理不清，容易引發國家政局不穩，是國家發展的大忌，不能視而不見。中共一黨執政的合法化問題應是中國下一步政改的核心。

政治體制需要創新

最新一期的美國《時代周刊》封面文章討論如何恢復美國的活力，也就是所謂的美國夢。文章指出，美國的三權分立相互制約制衡制度，加上以兩黨競爭為主的民主選舉，嚴重損害著美國政府的執政能力。民主黨要照顧普通百姓的利益，所以強化社會福利制度，耗費大量政府支出；共和黨要照顧大公司和大財團的利益，堅持減稅，堅持國家出面拯救面臨破產的企業。兩黨相互妥協下來，達成一致意見時，國家財政已然虧空，負債纍纍，而政府已沒有財力和資源去做政府最應該為國家和人民做的事。

文章指出，美國最大的問題之一是政治體制問題，現行政治上相互制衡與制約的機制，是18世紀時人們為約束皇室所擁有的絕對權力而制定的。這一古老的政治機制需要與時俱進，需要改進和創新，以適應全球化和現代科技的發展。

對於國家政治體制，柏拉圖指出有五種類型，好壞依次為：聖人政治體制 （Aristocracy -rule by the best)；財閥政治體制（Timocracy -rule by the honorable)；強人精英政治體制（Oligarchy -rule by the few）；民主政治體制（Democracy -rule by the people), 和獨裁暴君政治體制（Tyranny -rule by one person, rule by a tyrant)。實際上，現代社會的政治體制是上述前四種政治體制的混合體，以強人精英政治體製為主，其它政治體制形式為輔。

無疑，中國政改不能跟在美國後面亦步亦趨。既然目前中共執政的體制有一定的優勢，同時存在著很多的問題，就應該在此基礎上審慎改進。

中國已建立起正常的執政交接制度，從江到胡，從胡到習，雖然不盡完美，但最高領導人的選拔和交接制度化已然成為一個模式。如何強化這一制度，保證這一制度的實施，如何選拔治國精英，如何結合現行的民主評議制度，如何借鑒西方大企業選拔掌門人的辦法等等，都有待研究和測試。但無論如何，穩健的保守主義應該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指南。

精英政治下的人權和民主

人權的核心內容是個人的平等與自由，而民主指的是民主政治，是平等與自由概念在社會和公共管理領域的延伸。所以說，平等和自由是民主之母也不為過。

按福山的理論，人性有三個方面，慾望，理性和自尊。資本主義制度，普及教育制度與現代科技已能滿足人類慾望和理性兩方面的需求。但是，唯有自尊無法得到滿足，因為自尊是純精神的東西，其本質是得到他人對其社會地位的認可。換句話說，自尊就是社會認可個人的平等和自由。

政府憑什麼什麼收稅？憑什麼照顧弱勢群體？憑什麼花巨款打造宇宙飛船？理論上講，沒有公民的同意，耗費納稅人的稅款是非法的，是對人權的侵犯。因此，政府行為需要公民的授權，該授權過程構成民主政治。這也是人權大於國家主權的理論基礎。

從馬克思到福山，許多大哲學家都認為國家政權阻礙人權的發展。抽象地講，他們是對的，人類最終要消滅國家這個壞東西。但實踐證明，現實中確實需要國家和政府的存在，無論個人是否願意，在某些情況下犧牲個人利益甚至個人生命是必須的。

必要時，為國家和社會犧牲個人利益（人權），是民主政治的死穴。美國政府目前遇到的最大問題就是這一難題。本來，現代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提出「看不見的手」之假設，認為個人自私，卻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同時讓社會和他人受益。但是，看不見的手有其局限性，本次世界經濟危機證實了這一點，必要的時候，政府不得不出面，干預個人和社會的生活。以個人為中心，排除政府干預其生活，也是一種烏托邦的想法。

杭廷頓的觀察

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在其《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有一段大意為：以儒家為代表的亞洲文化與美國文化有著根本的差別。亞洲文化中，國家的地位高於社會，社會的地位高於個人。它重視權威，社會地位，個人權利和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所帶來的價值，看重共識，避免衝突，愛面子(」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P223)。杭廷頓觀察到的亞洲集體文化，同以個人為基礎的西方文化完全不同。

杭廷頓出版此書時為1996年，當時中國經濟尚弱，日本經濟正處於高峰期，亞洲四小龍經濟蓬勃向上。杭氏的亞洲文化更多是指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文化。顯然，在杭氏眼裡，日本並不是同美國一樣的民主政治國家，四小龍的政治制度也各有特色。

新的國家政治模式

東亞文化源頭在中國，政治制度的真正代表應該是中國。中國新的政治制度正在逐漸形成之中，將來定型在何處，取決於民眾與社會精英們的互動和集體的智慧。習近平很可能以領銜發展和實踐這一新的國家政治模式而名留歷史。

人類曾經幻想自由飛翔，期望長出天使般的翅膀。這個幻想沒有直接實現，卻發明了飛機和宇宙飛船，人們間接地實現了飛的夢想，而且，更先進的飛行理念和方式還在等待著我們。筆者認為，人類的平等和自由理想也類似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