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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卡根：美國的合法性危機

作者：大西洋人於 2007-9-2 09:25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 羅伯特•卡根
（趙晨譯）

【原文編者按】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是美國卡內基基金會高級研究員，是美國著名的新保守主義學者和時事評論員，也是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的堅定衛道士。2002年夏，在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前，他就曾在《政策評論》雜誌6-7月號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歐美關係的文章，引起很大轟動，題目叫《強大與虛弱》(Power and Weakness)。其中有一句名言，說歐洲人來自金星，美國人則來自火星。指出歐美戰略文化不同，美國人崇尚武力和強權，勇於選擇戰爭；歐洲人則重視和平信條，信奉外交手段和國際組織。美國和歐洲幾乎在一切根本性的問題上都持相反觀點，認為歐洲人和美國人還生活在同一個世界里是一種幻想。美國認為冷戰後仍然是一個無政府狀態的世界，國際法、國際協定都是靠不住的，確保美國自由和安全的只能是擁有和使用軍事力量；而歐洲憧憬康德式的「永久和平」，設想一個類似歐盟式的世界--一切都通過相應的機構、規則來進行，其理想就是把歐盟作為模式推廣到全世界。他認為，這是歐美分歧的根本所在。此文是卡根又一篇論述跨大西洋關係的文章，登載在美國《外交季刊》2004年3-4月號上。文章不僅對歐美矛盾又有了新的闡釋，同時也是美國新保守主義智囊鼓吹拋棄世界現有秩序，實現其「民主帝國主義」的一篇宣言。 ( http://www. )

大西洋兩岸的觀念衝突

「我們想要一種什麼樣的世界秩序？」2003年3月德國外交部長菲舍爾在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前夜提出這個問題。很多歐洲人今天仍然認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導致大西洋兩岸出現分歧的標誌--而大多數美國人自伊拉克戰爭之後就不再認為這是一個問題了。 ( http://www. )
但是美國人還不能就此放棄對此問題的思考。伊拉克戰爭引發的歐美爭論根源於對世界秩序的不同認識。的確，美國人和歐洲人在薩達姆是否構成嚴重威脅、戰爭是否是合適手段這兩個問題上存在分歧。絕大多數美國人對這兩個問題的回答是「是」，但大多數歐洲人的答案則恰好相反。正如法國外長德維爾潘所說的，與其說這是有關伊拉克的爭執，還不如說是「兩種世界觀」的較量。歐美對伊拉克問題的不同態度，不僅僅是政策上的不同，更是對世界理解原則上的不同。 ( http://www. )
各種民意調查(包括戰前、戰爭期間和戰後所作的)顯示，歐洲和美國的民眾似乎是生活在戰略和理念完全不同的兩個行星上的人。超過80%的美國人相信這場戰爭有可能帶來正義，而只有不到一半的歐洲人同意這種觀點。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究竟應當扮演怎樣的角色，國際行為中的合法性是什麼，在這些問題上，美國人和歐洲人都持不同意見。這些分歧在伊拉克戰爭爆發之前，甚至在小布希當選總統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伊拉克戰爭更是使得大西洋兩岸的關係裂痕深化，並且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個長久現象。 ( http://www. )
今天的西方陣營內部已經出現哲學意義上的根本分裂，而且這種相互對抗已經開始威脅到跨大西洋共同體雙邊的穩定。此時一旦有新的危險和危機擴散的話，這種裂痕將給我們自身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可是僅僅在幾年前，類似的問題還是不可想像的。冷戰后，政治理論家福山曾經說世界其他地區將隨同我們一起走向歷史的終結，最終相對和諧地統一生活在自由民主的世界中。因為民主國家間共享自由的原則，所以它們「不存在相互競爭合法性的基礎」。衝突可能發生在西方與其他地區之間，但決不可能發生在西方陣營內部。但是現在這個結論開始受到質疑了，今天正是合法性的問題分裂了美國和歐洲--不是政治體制的合法性有問題，而是雙方對於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導致的。 ( http://www. )

冷戰時期的跨洋聯姻

在整個冷戰期間，不存在這種關於合法性的爭論，美國權力的合法性及其世界領袖地位是被自然而然地承認的。大多數歐洲人，雖然有時候也會對美國的統治發發牢騷，並對美國在越南、拉美或是其他什麼地方的行為批評批評，但歸根結底還是願意接受美國的領導的，認為這是一種必要。 ( http://www. )
對歐洲人來說，當時美國的合法性是建立在蘇聯共產主義存在的基礎之上的。由於蘇聯對西方世界構成的戰略壓力--事實上成千上萬的蘇聯軍隊就部署在中歐--而且只有美國擁有遏制蘇聯的實力，所以對大多數歐洲國家和大多數美國在亞洲的盟友來說，對抗蘇聯威脅主角的身份給美國的霸權地位披上了一件合法性外罩。甚至當它們認為美國的一些行徑很愚蠢或者是不道德的時候，比如在越南，大多數歐洲國家還是選擇繼續接受美國的霸權和領導地位。實際上，冷戰期間美國之所以能在西方內部享有合法霸權，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它的盟友們為了追求自我利益所致。 ( http://www. )
冷戰結束了，美國的合法性支柱也隨著柏林牆轟然而倒。直到現在，也還沒有什麼合適的替代品。好戰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在以恐怖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的時候雖然很孔武有力，但還代替不了共產主義以意識形態的形式對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構成的威脅。后冷戰時代的各種分散和模糊的威脅更是無法代替蘇聯為美國霸權塑造出來的合法性源泉。 ( http://www. )
從柯林頓時期起，大多數歐洲人就不太理解美國對伊拉克、伊朗、朝鮮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問題的關注。他們也不認為「9·11」之後的危險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國際恐怖主義有所關聯，歐洲人也不相信那些武器有朝一日將對準他們。而且大多數歐洲人現在不再盼望由美國來保護他們免遭危險了。他們生活在他們的地緣樂園裡，根本不懼怕外面的叢林世界。他們不再歡迎來保衛他們大門的衛士了。相反他們問到，現在有誰來保衛美國這個衛兵呢？ ( http://www. )

冷戰後的單極窘境

什麼是「單極窘境」呢？它並不是美國哪一項政策或者是哪一屆政府的產物。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前所未有的全球實力成了被攻擊的對象。菲舍爾在伊拉克戰爭開始后問，「在我們最重要的盟友拍板認定我們正處於極度危險之中的時候，我們究竟還能做些什么？」歐洲人感到他們喪失了控制美國行為的能力，這是以前沒有出現過的新情況。冷戰期間，即使美國是統領，它也得聽歐洲的意見，因為這時候的美國政策首先是要保衛歐洲的安全和加強歐洲的力量。現在，很大程度上歐洲已經喪失了這種影響力。歐洲在越來越安全，在不太可能變成受害者的同時，與美國的盟友關係也越來越疏遠。冷戰時，美國要仔細估算它的每次行動會如何影響歐洲的安全，但今天它就無需太多擔心了。 ( http://www. )
這就是為什麼歐洲人現在關注美國不受制約的權力，以及開始試圖像它曾經做過的那樣，重新對美國加以控制的原因。由於長期以來習慣於幫助塑造世界，歐洲人不情願坐在後座上，讓美國做所有的駕駛工作，特別是當他們認為美國正在危險地開車的時候。 ( http://www. )
20世紀90年代發生巴爾幹衝突時，歐洲人不得不無助地等待遲疑不決的柯林頓政府最終決定加以干涉，他們這時敏感地發現他們已經喪失了對美國的控制。當1999年美國在科索沃真的開始動手時，歐洲人卻尷尬地發現在自家後院，自己卻只能無奈地觀看由一位美國將軍領導這場戰爭。所以說無論美國總統是老布希、柯林頓還是小布希，國際結構的新變化已經把歐洲人推到一個無法嫉妒的位置上，歐洲不得不相信現有的惟一超級大國能夠作出明智的判斷和行為。 ( http://www. )
除了表明歐洲降級之外，一個單極世界還提出今天世界秩序的基本問題。首先，它檢驗了美國的政治和道德合法性。現代自由精神認定一個單極的霸權國必須受到約束，所以無論美國總統採取何種外交政策，自由民主的精神都會反作用於霸權統治的觀念，即便這個霸權是仁慈的。雖然布希政府在處理與歐洲--華盛頓最親密的朋友--的關係時手法過於僵硬，但冷戰後的歷任美國政府對追求美國的霸權地位都非常心急。20世紀 90年代，柯林頓和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宣布美國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國家」，很快中、法、俄三國外長就宣稱美國領導下的世界將是一個危險和不公正的單極世界。塞繆爾·亨廷頓那時就警告說美國的政策是「傲慢」的「單邊主義」，可當時小布希還只是得克薩斯的一位州長。 ( http://www. )
歐洲人最擔心的事情終於在2001年9月11日發生了。自這次襲擊之後，布希政府和全體美國人開始在保衛他們自己，對抗新的威脅對手的時候，毫不遲疑地使用美國的武力。歐洲起初對美國在阿富汗的行動表示支持，北約歷史上第一次作出共同保衛美國的集體決議，其中含有歐洲還想要在美國對恐怖主義進行反擊時仍能保有一定影響力的考慮。無疑，華盛頓對這些援助的冷淡態度令歐洲人老大地不高興。 ( http://www. )
當美國開始將視線超越阿富汗，瞄準伊拉克和「邪惡軸心」的時候，歐洲人意識到他們已經喪失了控制權。很明顯，冷戰時期大西洋兩岸的合作關係現在已經逆轉。冷戰時美國曾一度冒著自己的安全危險捍衛受到威脅的歐洲的重要利益，可是現在受到威脅的美國就只關心自己，而忽視了許多歐洲人認為重要的道德、政治和安全利益。 ( http://www. )
美國的霸權現在已經成為歐洲人特別煩惱的難題，原因是歐洲人不能對它施加什麼影響。90年代之後，一個多極世界的希望逐漸破滅了，今天幾乎每個人都不得不承認美國的實力在幾十年內都將無人能夠匹敵。而且那些可能成為競爭者的國家，如中國和俄國，對大多數歐洲人來說都不是什麼好的選擇。同時，歐洲自己的軍事實力與美國相比較，也處於持續下降之中。法國想要創立一個與美國相抗衡的歐洲的抱負也一直被更有勢力的後現代歐洲觀所壓制--後現代的歐洲厭惡軍事、權力政治以及勢力均衡的觀念。法國的野心同時還被其他一些因素所中和，比如害怕被強大的美國疏遠，懷疑法國在歐洲擁有「軟霸權」以及一直揮之不去的對德國軍事力量復活的擔心。 ( http://www. )
不過，歐洲人總歸不會尋求以通常的權力對抗的方式制衡美國，因為他們知道美國霸權不是傳統的權力式霸權。歐洲人知道，美國霸權不會威脅歐洲的安全或者它的自主權。歐洲人並不害怕美國會設法控制他們，他們害怕的是他們將要喪失對美國的控制，進而會顛覆他們對世界事務的引導權。在與美國的對抗中，歐洲人相信合法性是他們擁有的豐富資源，他們把合法性看作是自己的比較優勢--已經失衡的美歐關係中的平衡器。 ( http://www. )

何謂合法性？

從美國企圖發動伊拉克戰爭開始，歐洲的答案就指向安理會。「聯合國是制定國際規則和合法性產生之處」，法國外長德維爾潘在2003年3月安理會會議召開之前宣稱，「因為它代表著各國人民」。歐洲人如此信仰聯合國的權威，以至於連華盛頓最堅定的盟友，英國首相布萊爾也相信聯合國的授權對發動伊拉克戰爭是絕對必要的，惟有這樣才能使英國公眾滿意。 ( http://www. )
如民意調查所顯示，美國人也對聯合國一直抱有尊敬。當然，他們對聯合國的支持更為慎重，考慮到更多的條件限制。在伊拉克問題上，大多數美國人就支持繞過聯合國。不過美國人對聯合國的支持，還是使得布希總統在動武前首先尋求安理會的批准，並在伊拉克重建工作中不斷在聯合國內爭取國際支持和國際合法性。 ( http://www. )
但安理會真的像歐洲人所堅持的，是國際合法性的最終保管人嗎？如果這樣的話，那國際生活也太簡單了。事實證明，自從大約60年前創立以來，安理會就從沒有如滿懷理想的聯合國創立者們所設想的那樣發揮過效用。它從來沒有被人們，包括歐洲人認可為國際合法性的惟一來源。歐洲人現在要求在伊拉克問題以及未來一切戰爭中美國應尋求聯合國的授權，這只是一個革命虛幻式的倡議。 ( http://www. )
在冷戰的40年中，安理會由於美蘇兩大集團相互敵視，互投否決票而處於癱瘓狀態。蘇聯垮台，冷戰結束后，安理會才出現了可以作為國際權威和合法性惟一源泉的可能性。但是它並沒有取得成功。大多數觀察家都承認，安理會的權威在冷戰後的十年中是在衰落而不是增強。1994年，柯林頓政府沒有得到聯合國的准許出兵海地；1998年，它又冒著法國和俄羅斯在安理會的反對發動「沙漠之狐」行動轟炸伊拉克。 ( http://www. )
美國並不是違反聯合國決議的惟一罪犯：歐洲在追求自己目標的時候同樣繞過聯合國行事。在科索沃問題上，歐洲人(與美國人一道)是在沒有得到聯合國決議允許的情況下走向戰爭的。不過這並未妨礙歐洲人說科索沃戰爭是一場合法戰爭。他們相信他們有特殊的道義責任去阻止在本大陸上發生的種族滅絕行為，這給了他們特殊的許可權。如菲舍爾所說，1999年發起戰爭的最有力的理由是，在此案中歷史和道義勝過了傳統的主權和不干涉原則。德維爾潘說，美國和英國把科索沃戰爭看作是「沒有聯合國授權基於人道主義進行干預慣例的起始，我們則把它看作是一個例外，它是在面臨一場刻不容緩的人道主義災難並獲得廣泛國際支持情況下的一個特例」。 ( http://www. )
但是這種例外可能是致命的，特別是當它被施用於脆弱且經常被違犯的關於使用武力的國際法的時候。事實證明科索沃戰爭並不合法，不僅因為它缺乏安理會的授權：塞族並沒有入侵任何其他國家，而且這一干涉違反了聯合國憲章規定的一切國家主權平等這一最重要的國際法原則，它是幾個世紀以來的國際法的基石。在科索沃戰爭中，亨利· 基辛格曾警告「突然放棄國家主權概念」將使世界冒沒有秩序和法制的危險。許多歐洲人那時反對這種說法。那個時候歐洲人並不相信國際合法性僅僅存在於安理會、聯合國憲章或者是傳統的國際法原則之中，他們更願意相信的是，合法性存在於他們共同的后現代道德價值觀之中。 ( http://www. )
就在國際法學家們為建立判斷人道主義干涉的新原則而工作的時候，歐洲的領導者們卻因為害怕新原則可能被應用到其他不利於自己的情況上，而決定要把這個口子封死。當伊拉克危機在2002年底發生的時候，他們中的許多人就又簡單地把觀念轉回到傳統的國際法和合法性上來了。他們鑿沉了他們自己在科索沃戰爭中使用過的道德原則，開始要求僵硬地遵循聯合國憲章。在面臨美國即將進攻伊拉克的前景之時，菲舍爾向後一個大轉彎：提出要無條件拒絕「武裝干涉和超越國家主權」觀念，即使「出現大的違反人權事件」也不例外。菲舍爾警告說，如果對他國事務進行干涉變成新原則的話，「將會出現太多的後來者」，這恰和基辛格1999年所言相對應。「什麼樣的原則才是適用的原則呢？誰適用才是合法的呢？」這是兩個切中要害的好問題。不過在1999年這兩個問題也同樣精彩。 ( http://www. )
國際社會的現實常常被形容為「拳頭中出權利(might makes right)」。但並不是所有的情況都如此。歐洲和美國的現代自由主義者都信仰公正和道義，致力於保護每個個體的權利，所以不能也不應該接受這種現實的道德相對主義。在二戰期間，民主國家組成的盟軍宣稱在道德和正義方面要優越於希特勒德國和日本帝國。在冷戰期間，自由西方世界的立場要比蘇聯集團更引人注目。在科索沃戰爭中，北約宣稱他們的道義要高於米洛舍維奇和葉利欽的俄羅斯。換句話說，一個沒有國際法通行標準的世界並不是就沒有道德和正義。也就是說，過分僵硬地尊重國際法原則只能妨礙追求道德和正義，歐洲人在科索沃戰爭中已經承認過這一點了。 ( http://www. )
合法性實在是一個太模糊的概念。想要搞清楚歷史中某個時刻的合法性是什麼，是一種藝術，而不是可以簡化成國際法律讀本的科學。目前對合法性的探尋已經成為自由主義的基本難題之一。現在國際事務中的自由主義有兩大分支。一方面，自由主義很高興享受自啟蒙運動以來不斷自我加強的國際法律體系。此體系的成功，取決於這樣一種認識，即所有國家，無論大小，無論民主還是專制，人道還是野蠻，都是平等的主權國家。格老秀斯、漢斯·摩根索以及其他諸多思想家在過去幾個世紀一直在追問，如果某些主權國家以擴展民主、人權或者為了其他道德上善的目的而侵犯其他國家的主權，那國際法將如何維持呢？ ( http://www. )
另一方面，現代自由主義又非常珍惜個體的權利和自由，而且認為保護全球公民的權利和自由是一個偉大的歷史進程。在目前凸現的民主和自由變革中，要實現這一目標，只能採取強制手段。為了使獨裁暴政的國家變得更人道些，必要時也可以施以武力。 ( http://www. )
康德的「永久和平」說從理論上根本解決了自由主義面對的這一難題，他的前提條件是所有國家都是不受約束的自由共和國。不過聯合國憲章卻明文規定「所有成員國一律主權平等」，即便各成員國政府的本質有極大的差異。換句話說，目前的國際法律結構，沒有並且不能遵從自由主義的目標，它不具備保護所有個體權利的條件。 ( http://www. )
現在的歐洲已經超越威斯特伐利亞秩序而走向一個後現代的、超國家的體系，它可以說是康德思想的奇迹。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雖然歐洲人自己已經創建出超越聯合國之外的權威，但它們還仍舊宣稱國際合法性就是嚴格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尊重安理會。作為一個自由國家的聯邦，歐盟各國可以相互轉讓各自主權，歐盟更多遵從的是康德的思想而不是格老秀斯的思想。後現代歐洲秩序的政治和道德基礎完全不同於聯合國建立的基礎。 ( http://www. )
在科索沃戰爭期間，布萊爾曾經說歐洲必須「為建立一種新的國際主義」而奮鬥，「在這種國際主義中，將不再允許野蠻壓迫其他族群，那些犯有罪行的人將無處藏身」。如果這是「新國際主義」的話，那麼聯合國憲章所代表的「舊國際主義」就死亡了。歐洲人將不得不選擇他們真正想遵循的自由國際主義。無論他們做還是不做，他們至少必須認識到這是兩條不同的道路。 ( http://www. )
對美國人來說，選擇起來要更容易一些：美國在這個問題上一向比歐洲人分歧要少。無論在實際中、傳統上，還是意識形態領域，美國都更喜歡在威斯特伐利亞外交之上提升自由的原則。儘管美國幫助創建了聯合國和聯合國憲章草案，但美國從未完全接受聯合國組織的合法性以及聯合國憲章對主權國家的教條限制。雖然美國極端強調保護自己的自主權，但是它並不太關心其他國家主權的神聖性。它為自己保留了在任何地點干涉他國事務的權利。雖然這經常被其他國家看作是自私的偽善行為，但美國通常都把干預看作是保衛自由主義的必要行為。 ( http://www. )
美國實際上是一個革命國家，它總是扮演現狀破壞者的角色。從立國的第一天起，美國就把外國的專制暴政政體視為註定要被自己的革命共和主義力量所推翻的短命政體。美國人把敵對的暴政政權看作理所當然的靶子，與之相近的獨裁政權也會被美國人認定不具合法性。可是歐洲人正沉浸在自己大陸上的急速變化之中，他們冀圖尋求一個可預見的未來，所以美國就一再被看作是現有國際社會中的危險角色。 ( http://www. )

向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說再見

在歐洲人看來，危險包藏在所謂的「布希主義」之中。許多歐洲人和一部分美國人震驚於布希政府宣稱甚至要以不惜犧牲國際法和聯合國憲章的代價來謀求迫使專制國家的政府實現「體制變更」。但是從美國歷史，特別是從過去50年的歷史來看，這沒有什麼可讓人稱奇的。布希主義只是自然而然地從美國的自由革命傳統中生髮出來的。而且今天的世界的兩大特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和國際恐怖主義的興起--對美國的威脅都要大於歐洲。這就是為什麼布希政府作出如此強烈反應，包括制定「先發制人」 (「預防性戰爭」可能是更為準確的詞)原則的原因(此戰略引起了很大爭議，它促使許多歐洲人以及許多其他國家認為，美國想要發動預防性戰爭樹立了一個超級大國無視國際法和國際秩序的先例，這是它不具合法性最重要的新證據)。 ( http://www. )
在評估布希主義的時候，更應當看一看新的國際環境是否已經迫使美國人和歐洲人以及聯合國秘書長，對傳統國際法原則的態度、對合法性的定義發生了變化。甚至在布希政府2002年公開闡明其預防性戰爭政策之前，在美國和歐洲就有意見認為預防性行為有時在面對新的國際威脅時是必須的，即使它違反了主權原則、互不干涉原則以及其他傳統的法律禁令。像麥可·沃瑟(Micheal Walzer)和亨利·基辛格這樣屬於截然不同流派的思想家，都總結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遺留下來的原則已經不足以應對當今的挑戰。甚至連科菲·安南也建議聯合國的成員們應當考慮制定一種「標準，以便在處理如擁有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恐怖主義組織等類型威脅的時候，可以採取一些早期威權主義式的強制性措施」。 ( http://www. )
現在看起來很明顯，真正的問題不在於預防性戰爭是否合適，而在於應由誰來實施，誰來決定，何時、何處以及如何實施。這次在伊拉克，就像以前一樣，歐洲著意反對的不是美國的行為，而是它的單邊主義角色。換句話說，關於預防性戰爭的爭論，實質上就是：如何才能對世界上的惟一超級大國加以控制？ ( http://ww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