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文件:美國情報系統庸才當道
亞洲時報Dmitry Shlapentokh撰文/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海登(Michael Hayden)近日公開了多份曾被列為高度機密的官方文件。美國情報界雖然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卻未能阻止2001年「9·11」事件和抓獲拉丹,最新的解密文件正是中情局就?中原因所展開的調查報告。
同時被公開的,還有一封由中情局局長海登署名的信函。他在信中強烈反對公開這些機密文件,因為這樣做有損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他寫道,如果他有朝一日公開這些文件,那也是因為他不得不服從國會的命令。
那麽,這些文件究竟揭示了什麽不利國家安全的真相呢?那就是中情局的運作情況,與美國大多數機關單位一樣,其工作的結果往往無甚重要性。中情局的人只是在玩一場官僚遊戲,而充當一位「良好公民」,則是他們賴以生存和獲得提拔的關鍵。
外國常以為,美國在19世紀末成為工業強國以後,它向外界所呈現的形象,就是其真實的形象,這其實是一種錯誤的認識。從表面上看,美國人重視實效和結果,所以喜歡直接的對話而非複雜的形式主義。或許百年前美國剛剛成為世界工廠時,的確曾經這樣,不過今非昔比了。
筆者的一位舊識,是30多年前移居美國的俄羅斯猶太人。他之所以移民美國,是因為他相信美國人重視成果。他認為,在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統治下的前蘇聯,形式主義大行其道,他懷才不遇。
他初來乍到之時,擁有專業知識和技術的蘇聯移民是鳳毛麟角。於是他很輕鬆便在一家大型的汽車製造公司,找到了一份顧問的工作。當時這家公司正計劃與蘇聯做生意。可是他卻發現公司高層的計劃太過無知,並立即向高層反映了情況。
從美國汽車製造業萎靡不振的現狀來看,這位蘇聯學者當時的判斷應該是正確的。他原本希望為公司挽救一筆虧損的投資,並獲得相應的回報,可是卻立即遭到了高層的解僱。不久后,他又獲中情局聘用為顧問,負責撰寫有關蘇聯經濟情況的報告。儘管後來的歷史證明,他所寫的報道是準確的,但卻和那些所謂「蘇聯專家」的文章截然不同,於是他再次被解僱。
這位蘇聯學者的遭遇,和他的移民身份及學歷背景並沒有直接的關係。同樣向中情局提出逆耳忠言的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當年也被踢出了顧問名單之外。蘇聯學者和基辛格都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不是「良好公民」。關於這個詞語的含義,那些夢想進入政府機構和大型企業工作的人都深有感悟。人們不必進入中情局總部,也能想象出中情局員工的典型模?。
假設你是中情局的一名初級職員。你發現中情局整個截獲和清除「高價值目標」的計劃太過無知,於是你向上級反映了這一問題,並提出了解決對策。而且你還補充說,不斷更換昂貴的設備,和招羅不熟悉目標語言及文化的職員,只是在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隨之而來的後果是可以預測的,這和其它政府部門及大型企業一樣。通常情況下,頂頭上司首先會和你進行一次「非正式」(不作紀錄的)談話。他/她會坦言,如果你對中情局的工作感到不滿意,可以自動放棄這份工作。如果你繼續挖掘真相,或者妄想提高中情局的效率,那麽懲罰機制就要開始運轉了。
首先是正式警告,理由可能是「發現」你使用了過多的文具,打了私人電話或者未經許可私自登入互聯網。然後,可能是發現你的工作表現太差。當然你要求上級給予詳盡說明的留言或電子郵件,都不會得到答覆。
倘若你冥頑不靈,你就可能會面臨錢財使用不當的指控,而最致命的可能是被扣上性騷擾的帽子。這一控訴可以將任何人拉下馬,甚至是總統。事實上,中情局並不需要呈上你確鑿的犯罪證據,只要控訴你與所謂的「受害人」有「不恰當接觸」即可。
這不是在某個極權國家、而是在美國當今社會所發生的事。舉個例子,幾年前某中情局特工,就被指與他的「線人」發生過性接觸。這一事件鬧得滿城風雨,最終導致該特工被撤職。
不懂得安分做人的天真中情局職員,會在被解僱後面臨前途茫然的困境。首先,他/她的安全背景會失去清白,也就是說,他/她不可能再進入與情報相關的工作,甚至許多政府工作。
更重要的是,他/她不能利用曾在中情局工作的經驗,為自己的履歷加分。在那些封閉的職業圈中,流言傳播得很快。即便是有人願意聘用前中情局員工,他/她還是會被視為一個「麻煩製造者」。所以,這些人是沒有前途可言的。
換言之,那些堅持尋求真相和實效的人,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存在的。同其它政府部門及企業單位一樣,中情局的內部人員都十分清楚,現實生活與好萊塢那些歌頌英雄主義的電影情節完全不同;他們必須扮演「良好公民」的角色,嚴格遵守各項規章制度,準時參加各種會議,最重要的是搞好同事關係。
當然,若能抓獲拉丹和其他重犯當然最好不過了,但這並不是他們的首要任務。確切地說,抓獲拉丹只是中情局的「最終產品」,也是它最次要的一項任務。只有當中情局需要申請財政預算和撥款時,這項任務才會變得重要起來。
中情局的絕大多數人員,都是按照這種模式來工作的。最近被公開的幾份解密文件都承認這一點。報告承認,雖然龐大的開銷只換來極其有限的成果,但是沒有任何人需要為此負責,因為大部分中情局人員都是「良好公民」。
那麽,這種工作機制是否可以無限期的延續下去呢?很大可能是否定的。隨著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局勢惡化,以及在其它問題的刺激之下,美國社會、經濟和軍事情報等各個領域所受到的出成績、出成果的壓力正不斷增強。
總有一天,「良好公民」將失去資金支持,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言行果敢、強調成效而非規定的「實幹家」。到那個時候,人們也許才會想起,19世紀末美國崛起成為經濟強國的光輝年代。
可是,筆者仍然悲觀地推測,這種情況發生的可能性不大。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這些「實幹家」更像是1933?1945年德國納粹時代,或是1918?1953年前蘇聯時代的那一代人。
作者Dmitry Shlapentokh博士是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南灣分校文理學院的歷史學副教授,曾著有《東方對西方:第一次邂逅──特米斯托克利的生活》(East Against West: The First Encounter - The Life of Themistoc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