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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1年擊敗了包括柯林頓在內的眾多候選人高調上任，到如今黯然離開，誰也沒有想到薩默斯的哈佛校長之旅只走了短短五年。當今一流大學的校長應該是什麼樣的人？應該如何行使自己的領導力？這樣的發問對今天的中國大學來說，同樣具有深遠意義。
2006年6月，哈佛大學第355屆畢業典禮在大雨中如期舉行，當時正在哈佛燕京學社擔任訪問學者的楊揚見到了即將離任的校長薩默斯。這大概是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最後一次以哈佛校長的身份公開露面。楊揚回憶著當天的情景，說：「薩默斯校長帶著感傷的語調為畢業生送行,其實也是為自己送行。」
學生愛戴、教授痛恨
從2001年擊敗了包括柯林頓在內的眾多候選人高調上任，到如今黯然離開，誰也沒有想到薩默斯的哈佛校長之旅只走了短短五年。2月23日，薩默斯在哈佛網站上對全校師生說：「我很不情願作出這樣的決定，由於我和藝術科學學院部分教員的不和，導致我不可能繼續任職，也無法繼續推進我對哈佛未來的改革議程。」
大部分哈佛學生也不情願。曾是薩默斯學生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撰文說： 「在宣布辭職那天，薩默斯從他的辦公室走出來，很多學生都上前圍著他、擁戴他，他與學生們握手，很動人的場面。」據哈佛校刊《Harvard Crimson》報道，6月底，薩默斯清空他的辦公室時，學生會召集60多人為他送行。
21歲的哈佛大學學生喬納森說：「我不認為這是發生在哈佛的悲劇，但一定是恥辱。他為這個學校做了很多。」與他持相同觀點、認為薩默斯不應該辭職的哈佛學生佔了57%。
薩默斯不僅親自為一年級本科生授課，而且對學生的發言顯得非常有耐心。旅美學者薛涌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和學生辯論各種問題。從道德倫理、幹細胞研究，到伊拉克戰爭，無所不談。他還常常光顧學生食堂、橄欖球賽、舞會，甚至被學生逼著跳舞。」
這位曾擔任過柯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校長大人還喜歡在學生的美鈔上簽字(因為在他擔任財政部長期間發行的美元鈔票印有他的簽名)，把孩子們哄得高高興興。他還制定一項政策：凡考進哈佛的美國公民，全家年收入在40000美元以下者，學校承擔全部學費和生活費，家庭年收入不超過60000美元的，學費打折。
這些「政績」都讓他在學生中深受愛戴。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Abraham Zamcheck也對本報記者說：「他對學生很好，督促教授們教學，學生們都很喜歡他。」
但就是這樣一個討學生「喜歡」的校長，還是被教授們投以「不信任」，最終辭職。
薩默斯與哈佛教授不和幾乎路人皆知。復旦大學教授陳引弛告訴記者，他最近一次去哈佛時在校園內遇到一個教授：「他是university professor，即全校級教授，很有地位，也是其中的一個系主任。我問他最近忙不忙。他說很忙，但是是在為學校效力，而不是效忠校長。言語中透露了對當時校長薩默斯的不滿。」
薩默斯和哈佛眾教授結怨始自黑人教授威斯特(Gornel West)。威斯特是研究「非洲和非裔美國人」的著名者，牌子大，脾氣也大，且熱衷於參加各類社交活動，錄唱片、寫影評、講演，似乎什麼都要來一手。薩默斯認為威斯特疏於教學，並且打分寬鬆，直接導致了學生分數「通貨膨脹」，要他「把精力放在做學問上」。沒想到威斯特一聽就火了，立馬拍屁股走人，投奔哈佛的競爭對手普林斯頓。白人校長和黑人教授之間的紛爭很容易被上升到種族問題的高度。沒多久，薩默斯又在一次內部學術討論會上發表演說，提出女性天生在某些學科領域不如男性有優勢的假設。可想而知，這一言論立刻在女權盛行的美國引發軒然大波。與會的女生物學教授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後來告訴《華盛頓郵報》的記者Michael Dobbs說：「(當時)我幾乎快暈了，彷彿胸口受到了重擊，呼吸不暢，感到心煩意亂。」
雖然事後薩默斯反覆道歉，但哈佛大學文理學院藉機還是以218票贊成、185票反對、18票棄權通過了對校長的
「不信任案」。
威斯特曾經說薩默斯就像是「一頭闖進瓷器店的鬥牛」。他有太多的想法要去做，又很急躁，當然容易得罪人。
與薩默斯在許多改革方案上有分歧的還有文理學院院長、中國史學家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兩人一度吵得不可開
交。今年1月，柯偉林正式辭職，這一次，在文理學院決定於2月28日再次對校長進行不信任投票前夕，薩默斯宣布了辭職。
天才的學者、高官和失敗的校長
沒有人會否認薩默斯是個學術天才，就像當時沒有人懷疑薩默斯是繼陸登庭(Neil L. Rudenstine)之後最合適的哈佛校長人選。
薩默斯出生於一個著名的學術家族，父母都是經濟學教授，伯父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和舅舅阿羅(Kenneth Arrow)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是對20世紀經濟學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薩默斯的爸爸不願意沾他兄弟的光，所以把自己的姓改成了薩默斯(Summers)。
1954年出生的薩默斯16歲就上了大學，1975年拿到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學士學位，隨後攻讀哈佛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還沒寫完，麻省理工學院就授予副教授之職。28歲又當選哈佛大學終身教授，是哈佛300多年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之一。
1991年，薩默斯出任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主席和首席經濟學家。1993年成為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 1999年榮升財長。2001年7月1日，薩默斯理所當然地被哈佛大學董事會從一百多名候選人中選為第27屆校長。
丁學良在文章中寫道：「薩默斯上任后也給我們發了一些電子郵件，很少講官話，而是講了一些他的抱負，說他想把哈佛辦成什麼樣等等，這使我們對他有很高的期待。那時，包括哈佛的教師、學生、校友以及很多媒體，都認為他有可能成為哈佛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校長之一。」
薩默斯自己也是躊躇滿志。楊揚告訴本報記者：「記得去年10月費正清中心成立50周年時,他滿面春風地來祝賀,很得意地說：中心成立100歲紀念時,我還要來祝賀。」但不到5個月,薩默斯就宣布辭職：「那時我正在猶他州講學,有一天信箱里收到桑默斯辦公室發來的郵件,說明校長任期到6月,感謝大家在他任期內對他的支持。」
薛涌認為也許是薩默斯擔任華盛頓高官的時間太久了，強悍專制的作風在等級森嚴的官僚體系中當然遊刃有餘：「可惜哈佛不是華盛頓，而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幹什麼事情，都要先取得共識才行。」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社會學二年級研究生告訴本報記者：「很多研究生，比如我，對他和其他教師院系的衝突不感興趣、也不想了解。但我在別人那裡聽說了一個謠言，說他不太關心我們社會學系，我相信這是有根據的，因為這可以從他對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的評論看出來。」
的確，身為經濟學家的薩默斯常常流露出一種經濟學家比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教授聰明、更有真才實學的態度和看法，甚至否決一些文科終身教授的提名。這很容易讓人理解成一個理科生和文科生之間的爭鬥。薛涌說：「他口口聲聲說哈佛的終身教授不應該是給一些已經沒有創造力的學者提供一個榮譽職位或養老院，而要提撥年輕人。」但人文、歷史學科的學者大都晚熟，往往要到四、五十歲才步入學術生涯的頂峰。這也是薩默斯屢屢和文理學院交惡的根本原因。
文理學院是哈佛的核心，教授人數佔全校一半。薩默斯大刀闊斧的改革計劃和盛氣凌人的官僚作風威脅到了這些教授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安全感。楊揚告訴記者：「薩默斯認為人文學科的東西,看不見,摸不著,純粹是花錢,都應該削減或撤消。他不知道哈佛是研究型學校,教授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教書,而是做研究。所以引發眾怒,最後請校長滾蛋。」因此，儘管薩默斯任內哈佛的股票漲了好幾倍，共籌得250億美元的捐款，教授中卻沒有人買他的賬。
這裡不禁讓人想起一個插曲：第25任校長德瑞克·博克(Derek Bok)在任時，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來訪。
博克在歡迎儀式上開玩笑地說，我和總理先生處在非常類似的位置上。我們都在治理著一群講著不同的語言、信仰著不同的宗教、誰也不買誰的賬、又都不尊重中央權威的人們。甘地應聲而笑。果然，他回印度不久就被暗殺了。
更有趣的是，哈佛大學最高權力機構(Harvard Corporation)在接受薩默斯辭職的同時，發表聲明邀請這位現年75歲的德里克·博克從7月1日開始擔任哈佛大學過渡期臨時校長，直到新校長遴選結果產生為止。
大學校長怎麼當？
那麼，有天下「第一學府之稱」的哈佛的校長究竟是一尊怎樣的「佛」？李歐梵在《我的哈佛歲月》一書中提到薩默斯的前任陸登庭校長時說，他為哈佛募到幾十億美元捐款，但是開會的時候毫無威風，很客氣地請各位教授發言。他還要能叫出許多教授的名字，這是當校長的必備條件。
2000-2001年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擔任高級訪問學者的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徐興無告訴記者說：「美國的校長類似公司總裁，由董事會任命。中國的校長則更像政府官員，由政府任命。」
中國每年都有為數眾多的學者在哈佛訪問、求學，感受兩國不同的校園文化和制度。在哈佛，校長充當的是經理人的角色，學者教授們作為一個精神共同體，對校長施加影響。這也是自從1636年建校以來就確立的傳統：教授對學校的預算、捐贈、額外收益等均有相當大的權力。1995-1996年曾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擔任高級訪問學者的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顧肅告訴本報記者：「哈佛的各級院系都設有教授委員會，它有監督管理作用，可以質疑董事會，同時又有很大實權，比如對判斷教授是否學術腐敗等事務有直接控制權。」
薛涌認為，最近二三十年，美國的大學校長變得比政客還乏味，對什麼公共事務都不發表見解，甚至對教育問題也顧左右而言他，你搞不清楚他們的思想是什麼。校長的首務是給學校募捐，思想還有什麼用？甚至學術成就和背景也越來越不重要。乃至有些學校，竟開始僱用沒有博士學位、沒有資格當教授的募捐專家當校長。
原本，薩默斯的去留應由董事會決定，教授們的投票只有象徵意義，但這一次董事會在教授和學生之間，站到了教授一邊。薛涌認為這裡雖然有種種不得已，卻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學生在學校只呆四年，教授卻要呆一輩子。」
目前在華東師範大學執教的哈佛畢業生Evans告訴記者：「美國大學的校長會邀請一年級的學生去野營之類，雖然人很多，也不可能都交流，但至少都見面了。對於一個公司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讓顧客滿意。大學的顧客是學生和他們的家長，要做到學生滿意就行了。
現在看來，教授也是大學的顧客。」薩默斯顯然不是一個甘心順從流俗、當一個沒有意見可說、不教書、不做學問、埋頭搞錢、為顧客服務的募捐人。既然他的企業總裁風格為哈佛教授們拒斥，那麼哈佛繼續成為一個學術共同體還是轉化為一個跨國公司的爭論還將繼續下去。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應該由誰領導今天的大學呢？薛涌就此提問：「當今一流大學的校長應該是什麼樣的人？應該如何行使自己的領導力？究竟誰是大學的主人？」
這樣的發問對今天的中國大學來說，同樣具有深遠意義。一個好的學者未必是一個好的管理者，能出入官場打理好一個政府部門未必就能管好一堆知識分子。顧肅認為，中國的大學要改革，當然也不能全部照搬西方經驗， 「我希望的改革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由教授投票產生校長，最低目標也要建成廣泛公開的協商制度，例如教授組成的有廣泛代表性的教學紀律委員會。這樣的話，他們既沒有成為職業官僚，保存了學者的良知，但是又參與了學校管理。」
2006年6月，哈佛大學第355屆畢業典禮在大雨中如期舉行，當時正在哈佛燕京學社擔任訪問學者的楊揚見到了即將離任的校長薩默斯。這大概是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最後一次以哈佛校長的身份公開露面。楊揚回憶著當天的情景，說：「薩默斯校長帶著感傷的語調為畢業生送行,其實也是為自己送行。」
學生愛戴、教授痛恨
從2001年擊敗了包括柯林頓在內的眾多候選人高調上任，到如今黯然離開，誰也沒有想到薩默斯的哈佛校長之旅只走了短短五年。2月23日，薩默斯在哈佛網站上對全校師生說：「我很不情願作出這樣的決定，由於我和藝術科學學院部分教員的不和，導致我不可能繼續任職，也無法繼續推進我對哈佛未來的改革議程。」
大部分哈佛學生也不情願。曾是薩默斯學生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撰文說： 「在宣布辭職那天，薩默斯從他的辦公室走出來，很多學生都上前圍著他、擁戴他，他與學生們握手，很動人的場面。」據哈佛校刊《Harvard Crimson》報道，6月底，薩默斯清空他的辦公室時，學生會召集60多人為他送行。
21歲的哈佛大學學生喬納森說：「我不認為這是發生在哈佛的悲劇，但一定是恥辱。他為這個學校做了很多。」與他持相同觀點、認為薩默斯不應該辭職的哈佛學生佔了57%。
薩默斯不僅親自為一年級本科生授課，而且對學生的發言顯得非常有耐心。旅美學者薛涌在一篇文章中寫道：「他和學生辯論各種問題。從道德倫理、幹細胞研究，到伊拉克戰爭，無所不談。他還常常光顧學生食堂、橄欖球賽、舞會，甚至被學生逼著跳舞。」
這位曾擔任過柯林頓政府財政部長的校長大人還喜歡在學生的美鈔上簽字(因為在他擔任財政部長期間發行的美元鈔票印有他的簽名)，把孩子們哄得高高興興。他還制定一項政策：凡考進哈佛的美國公民，全家年收入在40000美元以下者，學校承擔全部學費和生活費，家庭年收入不超過60000美元的，學費打折。
這些「政績」都讓他在學生中深受愛戴。東亞研究所的研究生Abraham Zamcheck也對本報記者說：「他對學生很好，督促教授們教學，學生們都很喜歡他。」
但就是這樣一個討學生「喜歡」的校長，還是被教授們投以「不信任」，最終辭職。
薩默斯與哈佛教授不和幾乎路人皆知。復旦大學教授陳引弛告訴記者，他最近一次去哈佛時在校園內遇到一個教授：「他是university professor，即全校級教授，很有地位，也是其中的一個系主任。我問他最近忙不忙。他說很忙，但是是在為學校效力，而不是效忠校長。言語中透露了對當時校長薩默斯的不滿。」
薩默斯和哈佛眾教授結怨始自黑人教授威斯特(Gornel West)。威斯特是研究「非洲和非裔美國人」的著名者，牌子大，脾氣也大，且熱衷於參加各類社交活動，錄唱片、寫影評、講演，似乎什麼都要來一手。薩默斯認為威斯特疏於教學，並且打分寬鬆，直接導致了學生分數「通貨膨脹」，要他「把精力放在做學問上」。沒想到威斯特一聽就火了，立馬拍屁股走人，投奔哈佛的競爭對手普林斯頓。白人校長和黑人教授之間的紛爭很容易被上升到種族問題的高度。沒多久，薩默斯又在一次內部學術討論會上發表演說，提出女性天生在某些學科領域不如男性有優勢的假設。可想而知，這一言論立刻在女權盛行的美國引發軒然大波。與會的女生物學教授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後來告訴《華盛頓郵報》的記者Michael Dobbs說：「(當時)我幾乎快暈了，彷彿胸口受到了重擊，呼吸不暢，感到心煩意亂。」
雖然事後薩默斯反覆道歉，但哈佛大學文理學院藉機還是以218票贊成、185票反對、18票棄權通過了對校長的
「不信任案」。
威斯特曾經說薩默斯就像是「一頭闖進瓷器店的鬥牛」。他有太多的想法要去做，又很急躁，當然容易得罪人。
與薩默斯在許多改革方案上有分歧的還有文理學院院長、中國史學家柯偉林(William C. Kirby)，兩人一度吵得不可開
交。今年1月，柯偉林正式辭職，這一次，在文理學院決定於2月28日再次對校長進行不信任投票前夕，薩默斯宣布了辭職。
天才的學者、高官和失敗的校長
沒有人會否認薩默斯是個學術天才，就像當時沒有人懷疑薩默斯是繼陸登庭(Neil L. Rudenstine)之後最合適的哈佛校長人選。
薩默斯出生於一個著名的學術家族，父母都是經濟學教授，伯父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和舅舅阿羅(Kenneth Arrow)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森是對20世紀經濟學影響最大的經濟學家之一，薩默斯的爸爸不願意沾他兄弟的光，所以把自己的姓改成了薩默斯(Summers)。
1954年出生的薩默斯16歲就上了大學，1975年拿到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學士學位，隨後攻讀哈佛經濟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還沒寫完，麻省理工學院就授予副教授之職。28歲又當選哈佛大學終身教授，是哈佛300多年歷史上最年輕的正教授之一。
1991年，薩默斯出任世界銀行發展經濟學主席和首席經濟學家。1993年成為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副部長， 1999年榮升財長。2001年7月1日，薩默斯理所當然地被哈佛大學董事會從一百多名候選人中選為第27屆校長。
丁學良在文章中寫道：「薩默斯上任后也給我們發了一些電子郵件，很少講官話，而是講了一些他的抱負，說他想把哈佛辦成什麼樣等等，這使我們對他有很高的期待。那時，包括哈佛的教師、學生、校友以及很多媒體，都認為他有可能成為哈佛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校長之一。」
薩默斯自己也是躊躇滿志。楊揚告訴本報記者：「記得去年10月費正清中心成立50周年時,他滿面春風地來祝賀,很得意地說：中心成立100歲紀念時,我還要來祝賀。」但不到5個月,薩默斯就宣布辭職：「那時我正在猶他州講學,有一天信箱里收到桑默斯辦公室發來的郵件,說明校長任期到6月,感謝大家在他任期內對他的支持。」
薛涌認為也許是薩默斯擔任華盛頓高官的時間太久了，強悍專制的作風在等級森嚴的官僚體系中當然遊刃有餘：「可惜哈佛不是華盛頓，而是一個學術共同體。幹什麼事情，都要先取得共識才行。」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社會學二年級研究生告訴本報記者：「很多研究生，比如我，對他和其他教師院系的衝突不感興趣、也不想了解。但我在別人那裡聽說了一個謠言，說他不太關心我們社會學系，我相信這是有根據的，因為這可以從他對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的評論看出來。」
的確，身為經濟學家的薩默斯常常流露出一種經濟學家比人文和社會科學的教授聰明、更有真才實學的態度和看法，甚至否決一些文科終身教授的提名。這很容易讓人理解成一個理科生和文科生之間的爭鬥。薛涌說：「他口口聲聲說哈佛的終身教授不應該是給一些已經沒有創造力的學者提供一個榮譽職位或養老院，而要提撥年輕人。」但人文、歷史學科的學者大都晚熟，往往要到四、五十歲才步入學術生涯的頂峰。這也是薩默斯屢屢和文理學院交惡的根本原因。
文理學院是哈佛的核心，教授人數佔全校一半。薩默斯大刀闊斧的改革計劃和盛氣凌人的官僚作風威脅到了這些教授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安全感。楊揚告訴記者：「薩默斯認為人文學科的東西,看不見,摸不著,純粹是花錢,都應該削減或撤消。他不知道哈佛是研究型學校,教授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教書,而是做研究。所以引發眾怒,最後請校長滾蛋。」因此，儘管薩默斯任內哈佛的股票漲了好幾倍，共籌得250億美元的捐款，教授中卻沒有人買他的賬。
這裡不禁讓人想起一個插曲：第25任校長德瑞克·博克(Derek Bok)在任時，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來訪。
博克在歡迎儀式上開玩笑地說，我和總理先生處在非常類似的位置上。我們都在治理著一群講著不同的語言、信仰著不同的宗教、誰也不買誰的賬、又都不尊重中央權威的人們。甘地應聲而笑。果然，他回印度不久就被暗殺了。
更有趣的是，哈佛大學最高權力機構(Harvard Corporation)在接受薩默斯辭職的同時，發表聲明邀請這位現年75歲的德里克·博克從7月1日開始擔任哈佛大學過渡期臨時校長，直到新校長遴選結果產生為止。
大學校長怎麼當？
那麼，有天下「第一學府之稱」的哈佛的校長究竟是一尊怎樣的「佛」？李歐梵在《我的哈佛歲月》一書中提到薩默斯的前任陸登庭校長時說，他為哈佛募到幾十億美元捐款，但是開會的時候毫無威風，很客氣地請各位教授發言。他還要能叫出許多教授的名字，這是當校長的必備條件。
2000-2001年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擔任高級訪問學者的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徐興無告訴記者說：「美國的校長類似公司總裁，由董事會任命。中國的校長則更像政府官員，由政府任命。」
中國每年都有為數眾多的學者在哈佛訪問、求學，感受兩國不同的校園文化和制度。在哈佛，校長充當的是經理人的角色，學者教授們作為一個精神共同體，對校長施加影響。這也是自從1636年建校以來就確立的傳統：教授對學校的預算、捐贈、額外收益等均有相當大的權力。1995-1996年曾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擔任高級訪問學者的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顧肅告訴本報記者：「哈佛的各級院系都設有教授委員會，它有監督管理作用，可以質疑董事會，同時又有很大實權，比如對判斷教授是否學術腐敗等事務有直接控制權。」
薛涌認為，最近二三十年，美國的大學校長變得比政客還乏味，對什麼公共事務都不發表見解，甚至對教育問題也顧左右而言他，你搞不清楚他們的思想是什麼。校長的首務是給學校募捐，思想還有什麼用？甚至學術成就和背景也越來越不重要。乃至有些學校，竟開始僱用沒有博士學位、沒有資格當教授的募捐專家當校長。
原本，薩默斯的去留應由董事會決定，教授們的投票只有象徵意義，但這一次董事會在教授和學生之間，站到了教授一邊。薛涌認為這裡雖然有種種不得已，卻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學生在學校只呆四年，教授卻要呆一輩子。」
目前在華東師範大學執教的哈佛畢業生Evans告訴記者：「美國大學的校長會邀請一年級的學生去野營之類，雖然人很多，也不可能都交流，但至少都見面了。對於一個公司來說，最重要的是要讓顧客滿意。大學的顧客是學生和他們的家長，要做到學生滿意就行了。
現在看來，教授也是大學的顧客。」薩默斯顯然不是一個甘心順從流俗、當一個沒有意見可說、不教書、不做學問、埋頭搞錢、為顧客服務的募捐人。既然他的企業總裁風格為哈佛教授們拒斥，那麼哈佛繼續成為一個學術共同體還是轉化為一個跨國公司的爭論還將繼續下去。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究竟應該由誰領導今天的大學呢？薛涌就此提問：「當今一流大學的校長應該是什麼樣的人？應該如何行使自己的領導力？究竟誰是大學的主人？」
這樣的發問對今天的中國大學來說，同樣具有深遠意義。一個好的學者未必是一個好的管理者，能出入官場打理好一個政府部門未必就能管好一堆知識分子。顧肅認為，中國的大學要改革，當然也不能全部照搬西方經驗， 「我希望的改革的最終目標應該是由教授投票產生校長，最低目標也要建成廣泛公開的協商制度，例如教授組成的有廣泛代表性的教學紀律委員會。這樣的話，他們既沒有成為職業官僚，保存了學者的良知，但是又參與了學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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