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清真寺爭議和奧巴馬的國際戰略zt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紐約時報》的調查顯示，這一計劃在年初見於報端時，幾乎無人注意，甚至還受到個別保守人士稱讚。爭議後來爆發，顯然起於美國右翼看到了藉此在今秋國會中期選舉中，打擊民主黨和奧巴馬的良機。

　　爭議的背後是美國社會的宗教偏見，以及「反恐」戰爭以來不斷加深的「恐回症」。今年元月的蓋洛普民調，顯示53%的美國民眾對伊斯蘭教（回教）持有負面看法，31%的看法「強烈負面」。無怪今天有七成美國公眾反對紐約的清真寺計劃，並且殃及美國其他地區的伊斯蘭教清真寺。

　　有意思的是下層民眾和上層知識精英的分歧：美國大學畢業生對伊斯蘭教有負面看法的不到一半，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則超過六成。所以新近的反清真寺浪潮，與「茶葉黨」的反精英主義相輔相成，加深了實行「常春藤專政」的奧巴馬政府的內政困境。

　　但是我更關心的是清真寺爭議對美國國際政策的衝擊。

　　無論已故哈佛學者亨廷頓是否正確，新近的清真寺爭議加強了他的「文明衝突論」的影響。《華爾街日報》因此刊登了「伊斯蘭叛教者」、前荷蘭國會議員阿里（Ayaan Hirsi Ali）的文章，引用清真寺爭議來論證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文明衝突。因此不妨也在這一架構下分析美國的國際戰略。

　　在「文明衝突論」中，美國領導的西方文明面臨兩個最大的挑戰對手，是伊斯蘭文明和中國代表的「儒教文明」。換言之，美國在當今世界上「腹背受敵」，必須「兩面作戰」。

美國面對的兩大挑戰

　　我不妨再指出：由於大多數伊斯蘭教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停滯不振，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文明衝突主要在於「意識形態戰線」；另一方面，因為共產主義理論的實際破產，美國和中國的競爭，主要在於經濟和國家實力方面。

　　我數次指出：近年來美國內政的一個重要變化，便是「黨爭止於大洋岸邊」原則的終結。共和黨和民主黨不同的國內利益，導致兩黨在國際利益和政策上日益顯著的分歧。

　　九一一之後的「反恐」戰爭，加深了西方與伊斯蘭世界的「文明衝突」，可是也使得共和黨獲得巨大的內政紅利。我曾經指出，北京是美國「反恐」戰爭第二大贏家，特別見於從海南撞機事件之後的中美劍拔弩張，到布希政府後期主動抑制陳水扁政府的台獨趨向。總之，共和黨布希政府的主要「文明衝突」對手是伊斯蘭。

　　另外中國經濟發展是經濟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損害美國勞工，尤其藍領勞工的利益，卻符合美國資本的利益，兩者分別是美國兩黨的主要社會基礎。

　　奧巴馬政府的國際戰略因此明顯不同。奧巴馬上台之後，馬上取消「反恐」戰爭的說法，通過首訪土耳其和「開羅演講」，加速從伊拉克撤軍，並在阿富汗制定「先增後撤」的脫身戰略，努力與伊斯蘭世界「緩和」。華盛頓還不惜對以色列施加外交高壓，使得美以關係降到歷史最低點。

　　與此同時，奧巴馬政府全面加強在亞洲的外交攻勢：批准大筆對台軍售、改善與緬甸軍政府的關係、加深美印合作，強化美日韓聯盟、直接介入南中國海領土爭議、美越聯合軍演，直到最新批准向台灣出售軍用雷達技術。這一系列動作傳輸了非常明確的信號：奧巴馬政府急於從「反恐」戰爭中騰出手來，以應付文明衝突的另一對手。

　　在「經濟賬」上，奧巴馬的國際戰略轉向非常理智。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場戰爭中花費了數千億美元，戰略收益極為有限，還換來穆斯林世界的反美浪潮高漲和伊朗的區域霸權，稱之為「千斤撥四兩」，毫不為過。同時，華盛頓卻眼看中國坐大，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GDP大國。

　　但是紐約清真寺爭議，卻在「政治賬」上嚴重威脅到奧巴馬的「文明衝突」戰略轉向。其他不說，這場爭議暴露了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反伊斯蘭態度，包括某位基督教領袖號召的「燒毀《古蘭經》（《可蘭經》）」運動，和前共和黨眾議員提出要「轟炸麥加」；在伊斯蘭傳媒的報道渲染下，可以說完全逆轉了奧巴馬與穆斯林世界「緩和」努力的有限結果。如果共和黨在11月中期選舉中如願「增收」，被兩成美國人看成穆斯林的奧巴馬的國際政策，會受到更大的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