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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中國政治改革的內外部壓力正在迅速增加。就內部來說，中國的社會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已經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說法，經濟基礎變化了，政治上層建築也必須跟著變化。這個說法在當今社會還是真理。
歷史上許許多多政權，就是因為不能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最終導致解體。
在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改造現行的政治體制，使之不僅能夠適應新的社會經濟形勢，更為重要的是要強化現行政治體制的能力，來繼續引導或者領導社會經濟的發展。
這后一點，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黨不同。在民主國家，政黨往往通過選舉而得到統治權，就是說選票是政黨的合法性基礎。但在中國，共產黨是通過領導社會經濟的發展，通過為民眾提供福利和服務來取得合法性的。
中共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如何在新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更新自身的執政能力。這顯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
此外，儘管很多年來中共採取了很多反腐敗措施，但是黨政幹部中間的腐敗依然嚴重。如果腐敗不能得到遏制，共產黨的實際執政能力及其內外合法性基礎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
有改革路線圖壓力會小得多
如何從制度上遏制腐敗也是政治改革的問題。沒有體制上的革新，腐敗難以根除。在這一點上，中共黨內應當說已經有足夠的共識。
外面的壓力也在迅速增加。這裡又有幾個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國的巨大利益。經過數十年的開放政策，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上的重要一環。一旦中國內部出了問題，全球經濟體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響。
全球資本對中國的政治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全球資本進入中國，在促進了中國內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得中國和外在世界整合與相互依賴。
另一方面，全球資本也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國政治朝著它們認為是「正確」的方向發展。最近幾年來，西方流行的所謂的「中國不確定論」就反映了資本對中國內部政治變化的關切。
外在的壓力也表現在歐美領導層的變化上。在美國，如果民主黨上台，其對華關係的重點必然會轉移到貿易，並且會把人權、民主和貿易聯繫起來。
但即使共和黨繼續執政，美國政府也不會忽視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因為中國缺少美國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經濟貿易甚至戰略問題很容易被政治化。
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德國、法國和英國的領導層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環保、人權和民主在這些國家的對華貿易中會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
應當指出的是，正是因為中國和全球經濟體之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互相依賴程度，西方國家相信他們有能力來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經濟體內部的主要成員國中，中國似乎是唯一不是民主化的大國。儘管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也不時地對俄羅斯表現出不滿，但俄羅斯畢竟已經民主化。俄羅斯所需要的只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質。
這種情況對中國顯然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如何應付可能來自於民主化國家個別的或者是集體的壓力？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這對中國會是個挑戰。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並非沒有政治改革，在這方面實際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在機構改革、法制和公務員制度建設等方面。只不過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並不是西方世界所定義的那種。
西方對中國政治變化的不理解，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在政治改革方面沒有自身的「話語權」，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加以理解的「話語」。
這說明，中國需要確立面向國際社會的政治改革「話語」。中國至少必須說明為什麼到現在為止的這些改革對中國最終的民主化是相關的。無論是機構改革還是法制建設，都是現代國家建設的一部分。
中國不僅要發展民主，更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制度是民主的制度基礎。
須強調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
無論內外部，人們對中國政治改革的不解在於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一個政治發展的路線圖。所謂的路線圖，簡單地說，就是要確立類似孫中山先生從前所強調過的政治發展階段論。
當然，現在時代變了，不可再去重複孫中山的階段論。但是如果中國能夠呈現這樣一個路線圖，那麼各方面對中國政治變化的理解會容易得多，中國所面臨的壓力也會小得多。
因為中國是發展中的民主，這樣一張路線圖並非不可能。筆者在各個場合強調，中國的改革實踐已經表明中國的改革是可以分階段進行的。
改革大體可分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個階段，改革的重點可以是不同的。中國改革的第一個階段，可以說從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經濟改革是主體改革。
在經濟改革為主體的階段，中國也進行了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不過社會和政治改革是輔助性的，是為了支持經濟改革。
在第二個階段，社會改革成為了主體改革。十六大以來，社會改革已經逐漸成為主體改革。社會改革一方面是為了消化由經濟改革帶來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深化經濟改革。而社會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
沒有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很難推行得下去。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社會改革一直會是中國的主體改革。在社會改革基本完成之後，中國才會進入一個以政治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
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政治民主才會有堅實的基礎。這個邏輯既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西方民主發展的邏輯。
中國也實在沒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中國民主和西方的不同，就是說，沒有必要過分強調中國特色。世界上沒有兩個民主是一模一樣的，所有的民主都是具有國家特色的。中國如果最終發展出了民主，也必然具有中國特色。
但中國要強調的是西方和中國處於一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民主是人類共同的價值，但這種價值的實現需要時間，需要社會經濟發展作為基礎。
進行政治改革主要並不是為了應付外在的壓力，而是為了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如果政治改革不可避免，那麼就必須明了中國政治發展的遠視和前景。在經過了將近30年的經濟改革后，現在的確需要確立一個政治改革的路線圖了。
歷史上許許多多政權，就是因為不能隨著社會經濟的變化而變化，最終導致解體。
在中國，政治改革的目標就是改造現行的政治體制，使之不僅能夠適應新的社會經濟形勢，更為重要的是要強化現行政治體制的能力，來繼續引導或者領導社會經濟的發展。
這后一點，中共和世界上其他很多政黨不同。在民主國家，政黨往往通過選舉而得到統治權，就是說選票是政黨的合法性基礎。但在中國，共產黨是通過領導社會經濟的發展，通過為民眾提供福利和服務來取得合法性的。
中共面臨的一大挑戰就是如何在新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更新自身的執政能力。這顯然是政治改革的主要內容。
此外，儘管很多年來中共採取了很多反腐敗措施，但是黨政幹部中間的腐敗依然嚴重。如果腐敗不能得到遏制，共產黨的實際執政能力及其內外合法性基礎都會受到負面的影響。
有改革路線圖壓力會小得多
如何從制度上遏制腐敗也是政治改革的問題。沒有體制上的革新，腐敗難以根除。在這一點上，中共黨內應當說已經有足夠的共識。
外面的壓力也在迅速增加。這裡又有幾個主要的因素。首先是西方世界在中國的巨大利益。經過數十年的開放政策，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了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上的重要一環。一旦中國內部出了問題，全球經濟體都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影響。
全球資本對中國的政治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全球資本進入中國，在促進了中國內部經濟發展的同時也使得中國和外在世界整合與相互依賴。
另一方面，全球資本也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提出自身的要求，要求中國政治朝著它們認為是「正確」的方向發展。最近幾年來，西方流行的所謂的「中國不確定論」就反映了資本對中國內部政治變化的關切。
外在的壓力也表現在歐美領導層的變化上。在美國，如果民主黨上台，其對華關係的重點必然會轉移到貿易，並且會把人權、民主和貿易聯繫起來。
但即使共和黨繼續執政，美國政府也不會忽視對華貿易的巨額逆差。因為中國缺少美國政治人物所希望的政治改革，很多經濟貿易甚至戰略問題很容易被政治化。
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德國、法國和英國的領導層都已經發生了變化。環保、人權和民主在這些國家的對華貿易中會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
應當指出的是，正是因為中國和全球經濟體之間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互相依賴程度，西方國家相信他們有能力來影響中國的政治發展方向。
在今天的全球經濟體內部的主要成員國中，中國似乎是唯一不是民主化的大國。儘管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也不時地對俄羅斯表現出不滿，但俄羅斯畢竟已經民主化。俄羅斯所需要的只是改善其民主的品質。
這種情況對中國顯然也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如何應付可能來自於民主化國家個別的或者是集體的壓力？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裡，這對中國會是個挑戰。
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並非沒有政治改革，在這方面實際上也是取得了一些成就，尤其在機構改革、法制和公務員制度建設等方面。只不過是中國的政治改革並不是西方世界所定義的那種。
西方對中國政治變化的不理解，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在政治改革方面沒有自身的「話語權」，至少是缺乏西方可以加以理解的「話語」。
這說明，中國需要確立面向國際社會的政治改革「話語」。中國至少必須說明為什麼到現在為止的這些改革對中國最終的民主化是相關的。無論是機構改革還是法制建設，都是現代國家建設的一部分。
中國不僅要發展民主，更要建設一個現代國家。現代國家制度是民主的制度基礎。
須強調不同發展階段的需求
無論內外部，人們對中國政治改革的不解在於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一個政治發展的路線圖。所謂的路線圖，簡單地說，就是要確立類似孫中山先生從前所強調過的政治發展階段論。
當然，現在時代變了，不可再去重複孫中山的階段論。但是如果中國能夠呈現這樣一個路線圖，那麼各方面對中國政治變化的理解會容易得多，中國所面臨的壓力也會小得多。
因為中國是發展中的民主，這樣一張路線圖並非不可能。筆者在各個場合強調，中國的改革實踐已經表明中國的改革是可以分階段進行的。
改革大體可分為經濟、社會和政治三方面，但在各個階段，改革的重點可以是不同的。中國改革的第一個階段，可以說從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經濟改革是主體改革。
在經濟改革為主體的階段，中國也進行了社會改革和政治改革，不過社會和政治改革是輔助性的，是為了支持經濟改革。
在第二個階段，社會改革成為了主體改革。十六大以來，社會改革已經逐漸成為主體改革。社會改革一方面是為了消化由經濟改革帶來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深化經濟改革。而社會改革也要求政治改革。
沒有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很難推行得下去。在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社會改革一直會是中國的主體改革。在社會改革基本完成之後，中國才會進入一個以政治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
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政治民主才會有堅實的基礎。這個邏輯既符合中國國情，也符合西方民主發展的邏輯。
中國也實在沒有必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強調中國民主和西方的不同，就是說，沒有必要過分強調中國特色。世界上沒有兩個民主是一模一樣的，所有的民主都是具有國家特色的。中國如果最終發展出了民主，也必然具有中國特色。
但中國要強調的是西方和中國處於一個不同的發展階段。民主是人類共同的價值，但這種價值的實現需要時間，需要社會經濟發展作為基礎。
進行政治改革主要並不是為了應付外在的壓力，而是為了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如果政治改革不可避免，那麼就必須明了中國政治發展的遠視和前景。在經過了將近30年的經濟改革后，現在的確需要確立一個政治改革的路線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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