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之前若干年,筆者還在歐洲當記者。有一次在北約總部採訪時,英國駐北約代表團的一名外交官和我聊起香港的前途,並提出了兩個十分悲觀的觀點,至今還是印象深刻。
第一種觀點在當時的西方社會非常流行,那就是,英國撤離香港之日,便是香港的政治自由走向終結之時,「因為共產黨不可能容忍政治異己的存在」;第二個觀點是,即便中央政府有誠意保持香港既有制度50年不變,內地居民和地方政府也不一定願意給予積極的合作,因為「一國兩制」是不平等的政策,其他省份的中國人和地方官員必定希望擁有與香港同等的權利。
政治櫥窗作用已充分發揮
香港回歸已經十年,西方人當年的種種悲觀論調,包括某些惡意的詛咒,都早已不攻自破,包括上文提到的兩種觀點。
一方面,雖然中國共產黨和西方任何執政黨一樣,不可能鼓勵和邀請任何形式的政治挑戰,但在回歸后的香港,原來的反共勢力及其言論不僅繼續存在,而且還似乎比較活躍;另一方面,「一國兩制」在實施初期雖然遇到了不少困難,但內地居民和地方政府不僅沒有感到「不平等」,反而還自願地支持和配合這一政策。至少到目前為止,要求與香港「平權」的意識,在內地依然沒有出現。
以現實利益來衡量,中國收回香港十年以來,不僅沒有從中得到實際利益,反而是倒貼了不少。這是因為,香港對中國的最大價值不是現實利益,而是不可量化的長遠政治效應。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香港是中國面對國際社會的政治櫥窗,第二,它對整個中國社會的進步具有潛在的示範效應。
因此,在過去十年裡,北京方面之所以能夠最大限度地自律和自製,最大限度地容忍香港的異己勢力和不同的政治立場,甚至不惜代價地為港人利益而犧牲內地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為顧及到香港的政治櫥窗作用。
而從結果來看,這個櫥窗無疑是成功的。「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毫無疑問地已經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國恪守承諾的政治信譽,體現了中國人也能管理好資本主義國際大都會的智慧、能力和實力。
然而,香港的政治櫥窗作用,畢竟是階段性的,是局部的,也是表層的。香港成功模式的最大價值,只能在中國內地社會才能得以實現。事實上,「一國兩制」政策在設計之初,不只是考慮到了香港的利益,而且也考慮到了整個中國的長遠發展目標。因此,過去十年,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保持了穩定和繁榮,無疑是一次史無前例的成功試驗,但它必須逐步走出實驗室,超越香港,促使整個中國更快地前行。
對整個中國的價值還未體現
要準確分析香港模式的成功之處,還有待政治家、理論家和學者們去研究和總結。但從中國社會現階段的發展狀況看,至少有兩個重點可以給人們以啟示。
啟示之一,中央政府嚴格遵守自己對港人作出的各種承諾,並且有高度的自律意識,慎重對待自己的權力和言行。把視野延伸到內地,假若中央政府和各級政府對內地人民也是如此地恪守承諾,善用權力而不是濫用權力,嚴於律己又寬以待民,那麼,中國社會進步的潛力就將無可限量。
啟示之二,最大限度的政治寬容並沒有導致香港政局不穩和社會動蕩,更沒有引發內地社會的不安。既然連資本主義制度和反共勢力都可以容忍,中國社會還有什麼不可以容忍?既然連性質不同的政治體制都無法動搖中國的國本,那還有什麼人、什麼主張、什麼思想、什麼言論,足以顛覆中國執政黨的權力根基?
包容不同的觀點,容忍異己之見,允許各種價值觀的存在,尊重不同的思維模式,想香港人之所想,急香港人之所急,這就是「一國兩制」成功的關鍵所在。既然在香港能夠做到,為何在中國內地不能做到?既然在香港能夠成功,為何說在中國內地就不能成功?
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國兩制」無論如何都是權宜之計,但就中國的現實看,它依然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因此,在政治制度的層面,中國內地還要繼續摸索和總結,務實地走自己的發展道路。
但是,在價值觀上,兩地必須有意識地逐步趨同。這是兩地居民的責任,更是政治家們的責任。假如說一國之內存在兩種發展制度是迫不得已的現實需要,那麼,兩地人民在價值觀上長期存在著明顯的分歧,那就將成為中國領土上最大的不和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