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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發展視野中的中國經驗 鄭永年
前不久受邀到哈佛大學參加由肯尼迪政府學院主辦的第13次國際發展會議。因為是強調發展，會議的焦點自然落在與發展有關的主題上，包括增長與整合、治理與制度、教育與發展、環境與可持續發展以及衛生與發展等。
主辦者希望能夠總結出一些普遍性的經驗供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參照。整個會議只有一場討論集中在個別國家的（特殊）經驗，這個國家就是中國。
中國經驗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中國過去將近三十年的發展經驗儘管有其特殊性，但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關注。將來發展得好，中國有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可以借鑒的模式。
應主辦者的要求，我作了一個題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中國經驗」的演講。如果把中國的經驗放在國際發展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國的確有很多經驗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所借鑒。
總結中國的經驗自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同時，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國國內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一個重要問題。
所以，這裡借用這個專欄的空間，把演講提綱和問答筆記整理出來，供讀者討論。中國的經驗有很多，但從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來說，主要可從如下五個方面來討論。
不能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
首先，我不同意國際學術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的所謂「中國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的看法。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如果沒有政治改革，很難想象經濟發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難解釋當代中國政治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政治之間的巨大區別。關鍵在於如何定義政治改革。
在不同發展中國家，因為內部情況的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內容。同時，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政治改革也會具有不同的內容。如果光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類似於中國那樣的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改革，那麼很多寶貴的內容就會輕易忽視。實際上，單單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人們經常會得出悲觀的結論，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改革往往反反覆復，很少有一帆風順的。
西方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進行民主化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民主是一種能夠幫助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最有效的制度。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不僅僅是民主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問題。西方社會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備的現代國家制度，但多數發展中國家顯然還沒有建立起這樣一套制度。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首要的任務就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從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民主化並不能夠幫助它們建立現代國家制度，但現代國家制度建立以後，民主化則是有可能的。
國家制度建設就是中國過去將近30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國領導層一直強調的機構改革就屬於這個範疇。民主化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其中一個目標，但不是唯一的目標。
除了民主化，中國還有其他很多同樣重要的目標，如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等。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轉型往往給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帶來莫大的壓力。
消解壓力靠漸進和有序
在一些國家，政府面對多重壓力無能為力。在中國，多重壓力主要是通過兩個方法來應付和消解的。
其一，是改革的漸進性。漸進改革表明改革並非革命。中國沒有採取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急進改革方法，而堅持改革的漸進性。改革的漸進性使得中國有時間和空間來不斷調整政治體制以適應不斷變化中的經濟和社會。其次，中國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階段，在每一階段，各方面的改革優先次序不同。
簡單地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中國改革的主軸就是經濟改革。但這並不是說就沒有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了，而是說在經濟改革是主導地位的這個階段，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是輔助性的。
沒有各種輔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經濟改革就很難進行。自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以社會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社會改革的焦點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等方面。
社會改革一方面是為了消化由經濟改革帶來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進一步的經濟改革營造一個更好的社會基礎。當然，沒有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也難以發生和發展。有序的社會改革還是要以政治改革來保障的。中國還沒有進入一個以政治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這個階段什麼時候來就取決於社會改革和進一步經濟改革的進展情況，但這個階段一定會到來。
第二，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秩序。沒有這個秩序，正常的經濟活動就很難進行。這個命題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幾十年前出版的《變革中社會政治秩序》中的一個主要觀點。
這個觀點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還是適用。全球化時代的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如果一個國家處於封閉狀態，那麼很難得到發展。
國際資本已經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動力。如果不開放，國際資本就不會進來。但光開放還不夠，還需要秩序。秩序是資本和商業活動的基本條件，尤其對國際資本更是這樣。
實際上，如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印尼的經驗所表明的，一旦失去基本的政治社會秩序，原有的發展成果也會很快付諸東流。前蘇聯的經驗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
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儘管也有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或者群體事件，但政府保證了基本社會政治秩序。自鄧小平1992年南巡以來，中國在吸收外資方面一直是在發展中國家中間領先，這應當和中國的社會秩序有關。
很難想象在社會失去秩序的情況下，外資還會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
前不久受邀到哈佛大學參加由肯尼迪政府學院主辦的第13次國際發展會議。因為是強調發展，會議的焦點自然落在與發展有關的主題上，包括增長與整合、治理與制度、教育與發展、環境與可持續發展以及衛生與發展等。
主辦者希望能夠總結出一些普遍性的經驗供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參照。整個會議只有一場討論集中在個別國家的（特殊）經驗，這個國家就是中國。
中國經驗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中國過去將近三十年的發展經驗儘管有其特殊性，但已經受到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的普遍關注。將來發展得好，中國有可能成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個可以借鑒的模式。
應主辦者的要求，我作了一個題為「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中國經驗」的演講。如果把中國的經驗放在國際發展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中國的確有很多經驗可以為發展中國家所借鑒。
總結中國的經驗自然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同時，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也是中國國內自從改革開放以來一直爭論不休的一個重要問題。
所以，這裡借用這個專欄的空間，把演講提綱和問答筆記整理出來，供讀者討論。中國的經驗有很多，但從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係來說，主要可從如下五個方面來討論。
不能說中國沒有政治改革
首先，我不同意國際學術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的所謂「中國只有經濟改革而無政治改革」的看法。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如果沒有政治改革，很難想象經濟發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難解釋當代中國政治和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政治之間的巨大區別。關鍵在於如何定義政治改革。
在不同發展中國家，因為內部情況的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內容。同時，即使在同一個國家，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政治改革也會具有不同的內容。如果光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類似於中國那樣的發展中國家的政治改革，那麼很多寶貴的內容就會輕易忽視。實際上，單單從民主化的角度來看發展中國家的政治，人們經常會得出悲觀的結論，因為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改革往往反反覆復，很少有一帆風順的。
西方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進行民主化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到目前為止，民主是一種能夠幫助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最有效的制度。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不僅僅是民主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問題。西方社會經過數百年的發展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備的現代國家制度，但多數發展中國家顯然還沒有建立起這樣一套制度。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首要的任務就是基本國家制度建設。從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來看，民主化並不能夠幫助它們建立現代國家制度，但現代國家制度建立以後，民主化則是有可能的。
國家制度建設就是中國過去將近30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國領導層一直強調的機構改革就屬於這個範疇。民主化是中國政治改革的其中一個目標，但不是唯一的目標。
除了民主化，中國還有其他很多同樣重要的目標，如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等。經濟、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轉型往往給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帶來莫大的壓力。
消解壓力靠漸進和有序
在一些國家，政府面對多重壓力無能為力。在中國，多重壓力主要是通過兩個方法來應付和消解的。
其一，是改革的漸進性。漸進改革表明改革並非革命。中國沒有採取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急進改革方法，而堅持改革的漸進性。改革的漸進性使得中國有時間和空間來不斷調整政治體制以適應不斷變化中的經濟和社會。其次，中國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階段，在每一階段，各方面的改革優先次序不同。
簡單地說，從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紀初，中國改革的主軸就是經濟改革。但這並不是說就沒有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了，而是說在經濟改革是主導地位的這個階段，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是輔助性的。
沒有各種輔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經濟改革就很難進行。自中共十六大以來，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以社會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社會改革的焦點包括社會保障、醫療衛生、教育等等方面。
社會改革一方面是為了消化由經濟改革帶來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進一步的經濟改革營造一個更好的社會基礎。當然，沒有政治改革，社會改革也難以發生和發展。有序的社會改革還是要以政治改革來保障的。中國還沒有進入一個以政治改革為主體的改革階段。這個階段什麼時候來就取決於社會改革和進一步經濟改革的進展情況，但這個階段一定會到來。
第二，經濟發展需要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秩序。沒有這個秩序，正常的經濟活動就很難進行。這個命題是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幾十年前出版的《變革中社會政治秩序》中的一個主要觀點。
這個觀點在今天的全球化時代還是適用。全球化時代的一個殘酷的現實是：如果一個國家處於封閉狀態，那麼很難得到發展。
國際資本已經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動力。如果不開放，國際資本就不會進來。但光開放還不夠，還需要秩序。秩序是資本和商業活動的基本條件，尤其對國際資本更是這樣。
實際上，如亞洲金融危機時期的印尼的經驗所表明的，一旦失去基本的政治社會秩序，原有的發展成果也會很快付諸東流。前蘇聯的經驗也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這一點。
在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儘管也有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運動或者群體事件，但政府保證了基本社會政治秩序。自鄧小平1992年南巡以來，中國在吸收外資方面一直是在發展中國家中間領先，這應當和中國的社會秩序有關。
很難想象在社會失去秩序的情況下，外資還會源源不斷地進入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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