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時語] 谷歌事件」的雙輸局面

　　雙輸結局中沒有「贏家」，但是輸家也有大有小。以筆者的看法，中美兩方相比，北京是這一事件更大的輸家。這恐怕是在希拉里講話之前，中國一直試圖低調處理谷歌事件的主要原因。

　　美國輸掉的，主要是市場和經濟利益，谷歌如果真的撤出這一「全球最大的網際網路市場」，對公司的經濟收益和未來發展自然會有相當的負面影響。但是從當前贏利的角度，這一負面影響並不十分嚴重。美國《商業周刊》指出：谷歌在中國大陸市場的年度收入估計遠低於10億美元。這折成季度收入才2億出頭，這隻占谷歌最新的全球季度收入66億7000萬美元的3%上下。

　　所以谷歌一旦撤出中國的最大損失是未來發展潛力。可是信息流通是谷歌在歐美信息市場迅猛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由此可以看出谷歌表示準備放棄中國市場，也是一個經過精心核計的商業決策：如果中國政府保持目前對信息流通和傳媒業的嚴厲控制（《經濟學家》周刊批評為control freak——控制癖），那麼谷歌繼續留在中國市場發展受到相當的限制。

中國的輸局遠為嚴重

　　谷歌不惜以在中國「成仁」作為底線，不僅是與北京還價的極大籌碼，也是一旦還價不成，可以在最重要的歐美市場獲得最大政治和公關回報的「投資」。

　　與此相比，中國的輸局遠為嚴重。首先是國際公關：至少在歐美世界，北京會坐定谷歌公司口號「不作惡」的對立面。這一「惡」字（evil），是當年蘇聯瓦解之前在西方世界的形象。

　　《人民日報》近日指責美國以YouTube視頻和Twitter微博作為干預別國內政的工具。這一指責無視了這正是歐美新生代的政治環境現實。《紐約時報》最年輕的專欄作家Ross Douthat近日便將民主黨去年的選舉勝利，歸結為該黨新一代掌握的Google、YouTube和Facebook這「三大法寶」。而1月20日共和黨如筆者預警贏得麻州參議員補選之後，《華盛頓郵報》也將此歸功於共和黨新人急起直追、掌握上述網際網路工具的成果。

　　繼已經遭到北京禁止或嚴密限制的Youtube、Twitter、Facebook之後，如果谷歌退出中國，不僅增加中美新一代領袖之間的摩擦，更會大幅度加劇歐美知識界與中國政府的距離，和對中國體制的負面印象。這是因為谷歌不僅新近再次入選《財富Fortune》雜誌的十大最優僱主，更已經成為主導歐美上層建築和社會輿論的知識精英，以及其他所有受教育階層須臾難離的日常工具。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敬重中國文化的知識分子，諸如《紐約時報》的紀思道和弗利德曼，都在谷歌事件上公開「反華」。弗利德曼甚至說：如果谷歌退出中國，他會「賣空」中國的執政黨。有類似態度還有我熟知的一位著名常春藤大學漢學家。

　　如果說這些只是政治上的損失，那麼長遠的經濟後果也決不能低估。谷歌毫無疑問是全球信息資訊工業革新革命的先驅，它的退出顯然會對中國信息工業的競爭發展造成很大的負面衝擊。不妨回顧1970年代，美國受到高效率高質量日本機械和電子工業步步進逼，「日本超越美國」論甚囂塵上。但是此後美國在高科技上的創新突破重新將日本遠遠拋在後面。與頻頻出現諾貝爾獎得主的日本相比，中國更不具備像美國那樣或集現代教育、科研、融資和經營管理於一身的高科技革新體制。這也是弗利德曼會因谷歌離華「賣空」中國的原因。

　　一個已經成為世界外貿出口第一的中國，是否能夠長期以「內外有別」的理由，無視上述外部因素不論，北京在谷歌事件的最大輸局，可能不出蕭牆之外。市場分析表明：儘管谷歌佔中國市場份額有限，其使用者集中偏多於上層知識精英。「非法獻花」成為中國網路熱詞，充分顯示谷歌事件對知識精英向心力和凝聚力的衝擊，和上層意識形態權威赤字的增加。

　　這也許是谷歌事件尚有轉圜機會的一個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