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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我很喜歡的學者經典文章----中美關係基本性質出現重大變遷

作者:大西洋人  於 2010-1-10 18:00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關鍵詞:

深化戰略互信,人民大會堂見證了《中美聯合聲明》。 
                         奧巴馬訪華的基本背景:改變了的幾大要素

  中評社香港1月10日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導時殷弘在《中國評論》月刊二零一零年一月號發表專文《奧巴馬訪華與中美關係基本性質中的重大變遷》。作者認為:「中美之間出現了一種可稱為『關係位置』(relational position)方面的變動,其表徵如前所述,是美國就更多的問題依賴中國,甚於中國依賴美國,而其直接根源是美國主要在財政金融、國際安全、『世界領導』三大方面對中國的重大依賴。這就意味著美國在這些方面的對華軟弱地位,此乃中美關係中的一項重大結構性變遷。」「中美關係基本性質中發生的變遷不僅體現在奧巴馬訪華的上述首要結果內,也由此次訪華美方的一些重大期望之未能實現反映出來。」文章內容如下:

  1. 殊非容易的認識 是美國就更多的問題依賴中國
  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首次訪華是2009年最引人注目的國際關係事態之一。僅從世界各大媒體對這次訪問的報導和評論異常密集和頻繁來看,這一點就無可懷疑。不僅如此,這次訪問產生的《中美聯合聲明》,加上兩國元首在會談結束后立即同時對新聞界作的宣布和講話,證明這次訪問與其結果無愧為更長時段內世界政治的特別重大的發展之一,對超級大國美國與強勁崛起的巨型國家中國(那也是廣泛公認的、至遲在不太久的未來除美國以外很可能最重要的一個大國)的總體關係有重大意義,並且因此對世界政治經濟乃至世界當代史方向可以有重要影響。

  然而,對於這后一方面,即奧巴馬訪華與其結果的重大涵義和可有的深遠影響,在目前具備大致全面和準確的認識殊非易事。這從西方、特別是美國各大媒體的幾乎所有有關評論中那麼強烈地表現了出來。在對奧巴馬訪華的結果評判上,它們差不多只是集中關注美國政府方面的對華緊迫期望或主要要求的實現和實現程度,連同在這次訪問期間有關的新的雙邊具體協定或協定的達成與否及其多寡,從而眾口一詞地像《今日美國報》那樣斷定「沒有突破」,「在從經濟到核擴散等一系列問題上未能立即產生重要突破」;或者用《紐約時報》的話說,「在友好的外表下,中國推回奧巴馬的要求」;換言之,儘管奧巴馬做了大努力,要將其首次訪華展示為「美國與其崛起最快的競爭者之間正在演進的關係上面向前進展的一步,但結果浮現出來的……是一幅中國更願對美國說『不』的圖景。」另一方面,儘管中國媒體的有關評論比這些偏頗、狹窄和思路老套的美國媒體評論積極得多,也正確得多,但它們多少受限於認識的廣度和深度的不足,並且礙於不便足夠坦率的顧慮和本國慣用話語的局限,因而也留有某些重要遺憾。

  因此,有必要更全面、更深入、更坦率地談論奧巴馬訪華的結果與其意義。為此目的,當然首先需要評析奧巴馬訪華的基本背景,從關於中國的力量和地位、美國的權勢和影響、中美關係的根本格局等要素的當代史比較視野出發,可以說是「改變了的」基本背景。不僅如此,美國國家領導的改變,或者說新總統奧巴馬本人,也是塑造其訪華結果的一個關鍵。在成因的這些評析之後,需要有對結果本身的透視、理解和說明——具備廣度、深度和對關鍵涵義的明確把握的說明,尤其需要說明從奧巴馬訪華浮現出怎樣的對當今中美關係基本性質的實際界定,連同中美關係的基本性質之中已有怎樣的變遷。

  與此同時,不能不談論就美國政府以及許多評論家和對外政策主張者的期望、要求、預料和猜測而言,什麼未能經奧巴馬訪華實現?還有它們為何未能實現?與此密切相連,同樣不能不談論中美兩國之間有哪些主要的爭端或局部對立依然如故,從而有助於防止對中美關係當今狀況的過於「玫瑰色」的判斷。餘下的幾點同樣至關重要:中美之間除了現已成為常識的、中美實力對比和影響力對比方面的變遷之外,還有什麼重大的變化或變更由奧巴馬訪華的「風貌」和結果表現出來,那重大得足以修改中美關係的某種基本性質?在中美兩國間業已擴展了的那些「雙贏」形勢中,還有怎樣的傳統國際政治競爭要素,或雙贏遊戲中的零和遊戲?最後,為了具備足夠的警覺和保證更多成功的憂患感,必須強調中美關係和國際政治的不息的能動性,以便牢牢記住事情(或準確地說「大博弈」)還遠遠沒有完。


奧巴馬訪華影響深遠,需細緻解讀。
 
  在奧巴馬訪華的基本背景當中,單獨一項最重要的要素是巨型國家中國曆經多年、「於今為甚」的迅速和強勁的崛起。從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引發中國經濟騰飛以來,這樣的崛起對中國來說已經歷時多年,從而自那時至今一直是個廣義的加速度過程,並在這個意義上可稱為「不斷騰升」。從實力增長角度說,這實際上與美國從21世紀開初三四年開始變得愈益顯著的權勢衰減(相對的和絕對的)沒有多大實質性關係。甚至可以說,即使假設沒有這衰減,一個巨型國家實力的多年不斷騰升也足以或很可能變動國際力量分佈的基本格局。然而,就中國在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公認作用和地位而言,它們在最近一年多來幾乎可稱是急劇的增進和提升,頗大程度上與美國權勢的衰減密切相聯,甚至互為因果。因為它們頗大程度上是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使然,而美國眾所周知是這危機和衰退的「始作俑者」和權勢頭等受損者。不僅如此,與中國實力騰升和中國的世界重要性顯著增進相應,在其獨自行事和多邊參與這兩大方面,中國對外政策的積極有為程度和主動進取性最近幾年來有了引人注目的遞增,從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和世界地位。

  某種意義上至少與上述騰升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迅速大發展出自中國的自主努力,在其中一項至關緊要的信仰,即相信中國特性和中國實踐與其對改革和發展的壓倒重要性,起了靈魂或思想統帥作用。中國的巨大成功和發展成就不僅恢復了中國人民在文化大革命災難之後的自信,連同在冷戰結束前後近20年美國和西方的耀眼成功面前的自信,而且大為強化了中國的精神自豪、思想自主和意識形態獨立性。特別是在全球性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背景下,隨著「西方模式」絕對和普遍優越的信條名聲大損甚或信譽掃地,這自信、自豪和精神獨立躍進到了一個新高度。它作為一項廣泛瀰漫、至關重要的民族心態和政治文化性質的動能,無疑有它的直接和間接的國家對外行為蘊涵和對外政策影響,包括在對美態勢和對美政策方面的。

  說到在當今時期的國家力量和影響的基本動態或走向,還有國家表現的成敗得失和與之緊密相關的民族自信,美國大致可謂中國的一面反鏡。世界、特別是美國人自己近年來就美國權勢相對甚而絕對衰減作了大量確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爆發以來這類談論更是如同潮湧。因而,在此不需多多重複眾所周知的東西——美國首先由於國家安全戰略與經濟金融方面的雙重失敗而來的權勢大減損。需要略加強調的是自信減損,對美國國家運行方式、「世界領導」方式乃至美利堅生活方式和西方政治經濟基本價值觀的自信心之近乎空前的減損。特別是直接的大病根之一——美國非常巨大和極難消除的超級金融赤字,無論是各級政府的還是公司企業甚或總的來說國民個人的,已被美國人自己頗為廣泛地確認為出自美利堅「民主福利帝國」的內外運行基本方式。這與一位美國政論家說的「美國已經玩丟它的道德優越感、外交不可或缺性和軍事不敗性」一起,使得——舉例來說——2009年出版的美國著名國際政治評論家法里德.扎卡里亞所著《后美國世界》成了《紐約時報》評出的最暢銷書,其要義在於美國將不再支配全球經濟,不再指揮地緣政治,不再擁有幾乎壓倒性的文化優勢;與此相應「其餘的興起」(「rise of the rest」)特別是中國的迅速發展構成「我們時代的大故事」,將重塑世界的大故事。更震撼自信心的是金融危機爆發之初美國前駐華大使芮效儉所做的當今已成常識的判斷: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自由民主制的據稱的優越性嚴重不定,人們開始大為懷疑這些是不是應對世界嚴重問題的最好辦法。

  2. 中美如此一興一衰,哪怕並非固定不移,也必然改變決定中美關係圖景的一大要素:相互依賴的性質。
    中美依然相互依賴,中國依然多方面有求於美國,但是至關緊要的不對稱性問題——誰較多地有求於誰的問題——有了顯著昭彰的、並且多少可謂決定性的新內涵。美國對華依賴性幾乎急劇增進,尤其在財政金融方面:中國持續地以巨量購買美國國債和其他美元資產的方式借款給美國已成為美國的一大必需。或者更準確地說,經過金融危機,這早已是美國必需的「輸血」從多少默然的事實急劇凸現為人人皆知、人人談論的頭等事態。中國是美國依賴的最大債主和美國生活的最大外部供款人:這已成了世界談論中美關係時依據的一大前提。不僅如此,美國苦於經濟衰退和急於經濟復甦,因而比先前更加依賴中國市場;美國陷於伊朗、阿富汗、朝鮮、伊拉克等多個嚴重難題,因而在國際安全方面幾乎不知「伊於胡底」地期盼中國的更大合作;美國面對這些和其他重大國際困局或全球性挑戰,因而在華盛頓看來,巨型新興強國中國的配合成了在外表和實質兩方面維持它難捨難棄的「世界領導作用」的一大關鍵。總之,如最近《紐約時報》記者援引筆者所言,中美關係總格局中有了一個可謂史無前例的方面:「現在,論中美兩國,我們或許見到美國就更多的問題依賴中國,甚於中國依賴美國。」這就意味著美國在這些至關緊要的方面的對華軟弱地位——中美關係中的一項結構性變遷。

  奧巴馬:開啟中美關係新局的一個關鍵人物

  國家態勢和基本政策的變動往往以國家領導人物的變動為一大必要條件,而當前的美國對華態勢和政策變動就是如此,儘管在對待中美關係方面,奧巴馬對他的前任的認識和方針多有承繼。

  在美國困難重重、權勢衰減和公眾思變的大背景下,新總統奧巴馬有著對外政策方面明確的總目標和他要塑造的總特徵,那就是:(1)國內優先,對外政策首先必須服務於緩解甚而擺脫金融危機、開啟和實現經濟復甦這一緊迫的頭號任務,外加儘可能幫助維持他在贏得大選時的很高的國內民望,那是他的一切的國內政治基礎;(2)爭取顯著收縮美國在海外戰爭和其他直接軍事介入方面的過度伸展,但要不危害他意象中的美國安全,不嚴重損傷美國的根本聲譽或面子,也不引起國內輿論的嚴重分裂;(3)以與先前相比大為減小了的美國可用能力,在更為困難和更加多維的對外任務面前勉力維持美國的「世界領導」作用或地位;(4)勢所必需地接受國際力量格局的基本變化或變遷趨勢,經必要的調整去適應和利用它們,同時以有所變動的方式勉力阻滯、防範和「馴化」之。顯而易見,在所有這四大方面,中國和對華政策都是一項頭等考慮,甚至往往是頭號考慮。

  這位新總統的思想特徵、行事特徵和個人風格現在已經表現得相當顯著,與先前的幾位美國總統頗多不同,與他的直接前任喬治&#·W. 布希更是可謂截然有別。奧巴馬很明顯地是個很講求實際的國務家,相對而言在40年代中期以後的歷屆美國總統中間最少教條色彩和意識形態執迷。也因此,至少到現在為止,他的輕重緩急次序意識特別明確,「戰略集中」意願相當堅決,同時在多個問題上立場和態勢尤為靈活,包括具備與他的一些前任們相比遠為突出的「實驗精神」和創新意願。何況他自己非常明白,旨在「變革」和創新的實驗是大多數公眾選舉他為美國總統時的頭號「委任授權」(mandate),儘管他們接受所有這些的樂意或容忍程度證明是很帶選擇性和比較有限的。還有,奧巴馬特別鑒於布希政府時期美國對外政策和外交的總的顯著弊端和挫敗記錄,有著強烈的多用「軟權勢」和「靈巧權勢」的意識;同時著重將他本人的世界人望、靈巧風格、善言才能、親和風格等等用作美國的一大資產,這在美國的其他政治和威望資產嚴重減縮的情況下確實至關重要。可以說,奧巴馬的一大戰略是力圖通過親和的「吸引力」去贏,贏得便宜,贏得有效。

  所有這些個人政治特徵和素質在他訪華以前的對華態度和政策中已有顯著表現。其中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三點:第一,一再強調對華關係是21世紀美國單獨一項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第二,直到9月11日突然宣布很不合理的對華徵收輪胎「特保」高稅為止,幾乎完全閉口不談幾年來美國政府喧嚷不休、施壓不斷的中國對美貿易巨額順差問題,特別是人民幣匯率問題;第三,大致極少公開談論和批評所謂「中國人權狀況」,甚至不顧美國國內必然的反彈,由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明確公開表示這方面的談論不得「干擾」在緊迫的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和國際安全問題上與中國的合作,並且在 10月初成了第一位在達賴抵達華盛頓后不予會見的美國總統。儘管兩國間不無分歧、爭端、猜疑和競爭,但新總統上台後初期的多個月?對華關係開局良好,甚至好於2005年秋天著名的「利益攸關者」演說后的布希政府後期,成了30餘年來中美關係史上近乎獨特的重要一幕。為何如此?至少是因為像《紐約時報》有點刻薄也有點沮喪地說的,「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外部供款人,這改變了美國與這麼一個國家的關係的核心:它是唯一有尚好的機會去衝擊其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的國家」,而奧巴馬是對這一點尤有深切意識的美國領導人,並且很懂尊重「供款人」的莫大重要性。

  3. 奧巴馬訪華的首要結果

  奧巴馬訪華的首要結果最正式、最顯著地體現於《中美聯合聲明》和兩國元首在會談結束后立即同時對新聞界作的重要講話。在人們高度關注並且已經熟悉其文句的這些宣告之中,浮現出對當今中美關係基本性質的實際界定,或者說表現出在中美關係的基本性質之中已有的變遷,加上兩國政府特別在原則上確認了的關於中美關係的努力方向。

  最為重要的是兩國元首和政府共同確認中美協調和合作的大為增進了的重要性:不僅對中美兩國各自在幾乎所有功能領域的廣泛利益至關緊要,而且對世界政治經濟和有效應對包括全球經濟、國際安全、能源使用、氣候變化等問題在內的國際和跨國共同挑戰至關緊要。這就是中國媒體在報導《中美聯合聲明》時普遍最著重的其中一個短語——「(穩步建立)應對共同挑戰的夥伴關係」的根本含義,亦即該公報強調的:在日益增多的21世紀全球性挑戰面前,中美兩國「擁有更加廣泛的合作基礎,肩負更加重要的共同責任」,「兩國應進一步加強協調與合作,為促進世界和平、安全和繁榮而努力。」與往昔相比,中美兩國先前從來沒有共同確認中國作為世界最重要國家之一,與美國一起在那麼廣泛的全球問題舞台發揮可謂全系列的重大作用。

  對中美關係的基本性質而言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多年來一向公認的中美關係兩大方面經中美兩國政府共同界定,首次有了較明確的「主次」之分。布希前總統有一句準確的名言:中美關係是複雜的關係;奧巴馬總統在此次東亞之行前夕,也對路透社記者講了一番準確的界定:中國既是美國的「至關緊要的夥伴」,也是美國的「競爭者」。近30年來的中美關係一向既有協調和合作,也有分歧、爭端、局部對立和競爭,而且今後還將長期繼續如此。然而,《中美聯合聲明》、兩國元首的講話以及奧巴馬訪華的根本氛圍實際上明顯地首次宣告:現在中美關係總的來說至少開始以協調和合作——擴展和深化了的協調和合作——為主,分歧、爭端、局部對立和競爭雖然不可避免且至關緊要,但顯而易見是次要方面,而且兩國政府將繼續努力,使之保持為次要的而非主要的方面。這並不是說未來什麼時候的中美關係不可能回到過去曾有的以分歧、爭端、對立和競爭為主的局面,或者合作與對立幾乎平分秋色、莫辨主次的狀態,而是說首次可以有把握地界定協調和合作已開始成為中美關係的主要方面,而且兩國政府實際上明確承諾努力將其保持為主要方面。

  為此的一個根本條件是經奧巴馬訪華達成的一個中美原則性共識:關於如何正確對待不可避免且至關緊要的分歧、爭端、局部對立和競爭的原則性共識。誠然,兩國政府都是對本國緊要利益負責的政府,都對有關問題有各自獨立的、往往堅定和難以更改的看法,並且都深信「公事公辦」(「business is business」),不在重要問題上隨便通融或讓步;然而與此同時,兩國政府如上所述,都確認就中美關係已有和應有的狀況而言,這些總的來說是次要方面,不能發展和激化到嚴重損傷和破壞中美關係總體的地步。

  維護和發展中美關係的一大前提是同意存異(agree to disagree),控制爭端,「友好」競爭(如奧巴馬東亞之行前夕對路透社記者說的那樣)。為此,中美兩國元首和政府此次明確地確認兩條原則:

  (1)「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極端重要」,或者如胡錦濤主席在與奧巴馬總統會談后特別在記者會上說到的,即他向奧巴馬強調「關鍵是要尊重和照顧對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

  (2)建立和深化中美雙邊戰略互信,或換言之努力消減彼此間的戰略猜疑,為此中美兩國政府首先重申了對對方的最大「戰略誓言」,那就是(如《中美聯合聲明》所言)「中國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不渝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致力於推動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美方重申,美方歡迎一個強大、繁榮、成功、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美國致力於與其他國家共同努力應對所面臨的最困難的國際問題。」與先前相比,特別是鑒於美國對中國的巨大、廣泛、深刻和難除的戰略猜疑——這可謂中美關係中單獨一項最大最深遠的負面因素和障礙——如此強調消減戰略猜疑頗為新穎,並且切中要害。

  4. 奧巴馬訪華未經實現的期望和依然如故的歧異

  中美關係基本性質中發生的變遷不僅體現在奧巴馬訪華的上述首要結果內,也由此次訪華美方的一些重大期望之未能實現反映出來。事情有如《紐約時報》在總結奧巴馬此次東亞之行時說的,「奧巴馬先生很快發現,在亞洲街道上的人望並不必定轉化為日本首相府門后的政策成功,更不用說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內了。」在後一個地點,就此而言如前所述「浮現出來的……是一幅中國更願對美國說『不』的圖景。」

  奧巴馬訪華前夕被評論家們預言得最多、似乎也最有把握的大事態之一,是中國接受奧巴馬政府新近塑造的一個關鍵概念——「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以此為基礎美國願和中國一起將中美關係定位為「戰略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這方面,看來最詳細的一篇報導見於11月9日《南華早報》。這家香港首要的英文報紙援引一位據稱熟悉奧巴馬訪華準備的「中國外交官」,說出於美國的倡議和「推動」,中美兩國很可能在奧巴馬訪華期間商談建立常設管道和框架,以美國所提「戰略再保證」為基礎商談和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當然,事物不足10天就證明,美國政府的這個完全可信其有的期望沒有實現。

  「戰略再保證」概念系美國常務副國務卿詹姆斯&#·斯坦伯格在2009年9月的一次演講中公開提出,顯然出自美國政府內部的進行醞釀,出爐后迅即得到華盛頓政府部門和智庫的宣揚和熱議。其主要要義,在於中國需要在言行兩方面向美國和其餘世界作關於戰略意圖和行為的「再保證」。用斯坦伯格本人的話說,「戰略再保證基於一種核心性的、即使是默然的交易」,「正如我們和我們的盟國必須明示我們準備歡迎中國的『到來』……中國必須向其餘世界再保證它的發展和愈益增進的全球作用不會以其他國家的安全和幸福為代價。」奧巴馬政府對外政策班子的兩位成員給這概念作的一項註解是,美國近年來與中國的戰略性交往太狹窄,據稱僅集中於反恐問題和朝鮮問題,「幾乎全未做什麼去對付中國的能源和環境政策,或它在東南亞、南亞和非洲的擴張」。看來華盛頓期望和要求中國以言行兩者做的「戰略再保證」是那麼廣泛,意味著中國對外政策的那麼多方面的變更,那用奧巴馬與胡錦濤會談后在記者會上差不多一開頭就講的非常寬泛的話說,是「美國歡迎中國努力在國際舞台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在這個作用當中,一個不斷增長的經濟要和一個不斷增長的責任相結合。」對此,中國政府理所當然要採取謹慎的分辨態度,堅定地婉拒至少其中那些不能接受的涵義。結果說來簡單:中國不願干,美國就幹不成。

  在更為具體的重大問題上,美方的迫切期望和要求首先是中國在伊朗和人民幣升值問題上對美國做大讓步,代價為改變中國在這兩個問題上的很大部分基本看法,損傷重要的中伊關係和冒險損傷本國經濟。結果也很簡單:「白宮官員承認他們未從胡錦濤先生得到他們就伊朗想要的……奧巴馬先生看來也未使中國人在人民幣問題上讓步。」在奧巴馬很可能再次提出了的兩三年來美國堅持不懈的老要求——中國在軍事上捲入阿富汗戰爭——和其他一兩個戰略性問題上,結果必定也是如此。這導致一位西方學者評論說,使北京與華盛頓「一致的往往是它們的互相依賴,甚於它們的共同點。它們不一定有同樣的利益。」至於有關奧巴馬在華活動安排的美方要求和期望,凡涉及中國政治敏感問題的似乎大都遭中國拒絕,沒有過去較多見的妥協退讓,而且這些拒絕大都得到美方的較輕易接受。作讓步的是美國人,特別重要的是在根本原則上:《中美聯合聲明》載明「雙方強調各國及各國人民都有權選擇自身發展道路。各國應相互尊重對方對於發展模式的選擇。」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偉大成功導致的一個歷史性結果,其中蘊涵了前面就力量對比變遷和民族自信心所說的一切。

  至於雖經奧巴馬訪華但仍依然如故的歧異、爭端和局部對立,則眾所周知主要包括:中國堅決反對美國對台軍售,奧巴馬則堅持對台軍售政策及其無理依據《台灣關係法》;中國堅決要求美國減少並最終取消在南海中國專屬經濟區內的海空軍活動,奧巴馬政府則堅持美國相反的所謂法理立場和「權利」;中國堅決反對外國政要會見達賴喇嘛,奧巴馬則很可能在近期內進行這先前只是被推遲的會見;中國照舊擔憂和警告美國不要搞貿易保護主義,奧巴馬則虛以委蛇,言行有別,而且在中國擔憂的美元疲軟和價值下滑問題上大致也是如此。如果與先前相比,這方面主要的變化就在於中國的反對總的來說更加有力,更為堅決,這也是中國的力量和自信增進的一個反映。

  5. 緊要的余言 國際政治是一類全面和綜合的「競賽」
  對本文第一節末尾提出的幾個問題,現在可以做出概要和鮮明的回答。中美之間除了現已成為常識的、中美實力對比和影響力對比方面的變遷之外,奧巴馬訪華的「風貌」和結果表現出一項非常重要的變化甚或變更,那可以說是非常晚近的,但歷史意義重大且深遠。中美之間出現了一種可稱為「關係位置」(relational position)方面的變動,它不僅出自「相對力量」(relative power)變遷,而且出自與先前相比一定意義上翻轉過來了的「不對稱的互相依賴」,其表徵如前所述,是美國就更多的問題依賴中國,甚於中國依賴美國,而其直接根源是美國主要在財政金融、國際安全、「世界領導」三大方面對中國的重大依賴。這就意味著美國在這些方面的對華軟弱地位,此乃中美關係中的一項重大結構性變遷。

  30多年來,中美關係大致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良好,中美協調和合作以利雙贏的天地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寬廣。雙贏和共贏在國際關係理論思想界廣泛被認作是非傳統的,但不要忘記其中仍有重大的傳統國際政治成分,即誰贏得多、誰贏得意義大、誰贏得成本低的競爭,或曰雙贏共贏遊戲中的零和遊戲。事實上,奧巴馬的敏銳、精明、靈活和親和態勢已經在國際外交的「友好」競爭中得分不少,同時美國不少人鼓吹的「兩國集團」概念正在(也許正中鼓吹者下懷)增進世界政治中其他一些重要角色對中國的戰略疑慮、心理猜忌或情感疏離。正因為如此,溫家寶總理在會晤奧巴馬時強調(並經中國媒體著重報導)反對中美「兩國集團」概念完全必要。中美關係非常重要且機會多多,同時其中的障礙、隱患和陷阱也不算少。戰略積極性與戰略警覺心永遠同時需要。

  不僅如此,還要認識到奧巴馬訪華結果在美國國內引起的反彈非同小可,他能否在今後擁有足夠的國內政治條件來堅持他至今的對華態度和主要政策需要密切觀察,並且相應地要有不同的思想和心理準備。此外,非常重要的是在當前對中國來說的好形勢下牢記兩點:國際政治是能動的,因而一國的相對下降和另一國的相對上升趨勢並非不可改變或確定不移。國際政治是一類全面和綜合的「競賽」,包含眾多分支領域內的各「硬」和「軟」的權勢方面,而美國和中國(連同其他「競賽者」)有著各自不同的長處和短處,不可簡單粗糙地評判總的力量對比和競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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