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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雙贏合作需要全新戰略
溫家寶總理今日開始的對日本的正式訪問是繼日本首相安倍去年踏上對中國的「破冰之旅」后的又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融冰之旅」。雖然「破冰」需要膽略，但是「融冰」更強調實質性的成果，需要開創一個全新的富有建設性的合作戰略。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的今天，中日兩國的經濟和金融合作關係對雙方來講尤其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因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和「七七」盧溝橋事變70周年之際，能否抓住雙方首腦互訪契機，使兩國關係擺脫政「冷」經「熱」的制約格局，是推動中日經濟關係發展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事實上，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存在很大的空間和發展的必要性。這是因為我們雙方不僅面臨著共同的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而且我們各自需要解決的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也可以通過廣範圍的合作來加以克服。
比如，在老年化時代的經濟環境制約下如何維持一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日本走出漫長經濟低谷后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本來就資源稀缺，再加上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資本積累開始進入疲軟階段，日本經濟更是需要發展技術的優勢和技術轉化為經濟效益所需要的良好國際市場環境；而處於發展中國家階段的中國正在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對外依存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從能源的約束，產業結構的升級，維持良性循環所需要的環境保護問題,到培育中小企業和防範匯率和金融風險等問題，都需要和在這些領域具有明顯比較優勢的發達國家進行合作，日本在與中國經濟進行廣範圍合作中一定能夠擺脫增長的「瓶頸」問題。
今天，區域間的金融合作是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戰略。它在中日經濟合作關係中將顯示出越來越大的戰略意義，這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大方面加以體現：
一、「雙贏」合作
日本積極倡導的東亞金融合作戰略對日本經濟擺脫增長瓶頸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日本經過高度經濟發展階段，利用技術及生產管理上的比較優勢取得了經濟增長不可忽缺的實物資本積累。但是，隨著老年化時代的到來，資本積累會受到約束，如何將現有的實物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是日本為其今後可持續發展所需做的「儲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亞金融合作為這種儲蓄開拓了十分理想的空間。
其次，步入老年化時代后，日本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將越來越明顯，無論是貿易和服務的提供，還是在海外市場上的資本運作，都會給日本帶來更大的匯率和金融風險，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直接威脅日本的發展模式，所以，東亞金融合作是日本規避風險的一個重要的制度保證。
再者，從日本政府所倡導的國家安全戰略上看，日本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東亞金融合作戰略是實現這種國際政治地位的媒介和物質保證。
另一方面，中國在與日本的金融合作中也能解決一些燃眉之急:
首先，隨著中國金融業的不斷開放，要保證匯率制度改革有條不紊地進行，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會越來越大。為了防範外部投機資本對我國金融體系的衝擊，我們需要和日本這樣有外匯實力的發達國家建立一個貨幣互換或一攬子匯率組合的防禦體系。
其次，日本如何從過去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走向今天市場型間接金融體系模式，這其中的經驗教訓有很多我們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而且，中國金融體系的運行機制和日本有很多共同和互補的地方，加強金融業務的合作不光有利於各自金融體系的發展，而且更有利於兩國經貿關係的深入。
第三，在人民幣匯率改革、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更有很多需要我們借鑒日本經驗的地方，雖然目前出現了一種競爭關係，但是，我們還是需要對自己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因為「權利」和「義務」總是被要求對等的，所以在合作中謀求發展是我們現階段應該採取的合理對策。
二、合作需要柔軟的方式
目前，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框架下的貨幣互換對中日兩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自從1997年東亞危機爆發后，東亞受害國家都看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處理資本賬戶下的貨幣危機和銀行體系的金融危機上存在著很大的缺陷，需要有一個更有效率的救助機制加以完善。日本政府當時就曾提出過亞洲貨幣基金(AMF)的構想，主要是當受害國遭遇外匯流動性不足時，亞洲貨幣基金可以無條件提供支援。後來因為美國政府和IMF提出兩種標準容易導致道德風險問題而最終沒有得以實現。
事實上，清邁協議以一個更加柔軟的合作方式──貨幣互換，打開了解決防範金融危機的大門，使得後續東亞國家之間的雙邊和多邊金融合作有了實質性的進展。另外，亞洲債券市場也是出於解決當初融資結構出現「幣種和期限」雙不匹配問題而提出的，這一發展構想也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但是，由於各國之間會計制度的透明性、信用評級機構的權威性等問題，致使這一市場的品種和投資主體過於單一，歐美成熟市場的投資者進入也十分有限，即使存在明顯的兩地收益差，還是普遍存在歐美投資者偏好本土的「home bias」現象。
近幾年來美元持續疲軟對美元主導的經貿關係和國際收支順差國家外匯儲備的結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日本政府和學界倡導的「亞元」構想也得到了廣大東亞國家的關注。東亞國家利用區域發展的活力和各自的比較優勢來克服外界可能發生的金融衝擊，這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是一個多贏的結果。但是，由於這種合作是在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狀態下──東亞區域貿易對中、對美依存度都很大的情況下展開的，再加上基於利益和風險分配機制不透明、不平衡的緣故，東亞無法像歐洲那樣有一個實質性的飛躍。另外，東亞國家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多元化和分歧，使得這種合作趨向於更柔軟的方式。但是，柔軟的方式並不意味著不進行實質性的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合作的戰略要比歐元區的合作更具有挑戰性。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正像溫家寶總理所說的那樣，「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地緣優勢和很強的經濟互補性，兩國經貿關係發展的潛力很大」。但是，中日金融合作最大的挑戰和困難根據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不在於解決合作問題的本身，而是在於如何把握「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認識和有遠見及有誠意的努力和行動。
溫家寶總理今日開始的對日本的正式訪問是繼日本首相安倍去年踏上對中國的「破冰之旅」后的又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融冰之旅」。雖然「破冰」需要膽略，但是「融冰」更強調實質性的成果，需要開創一個全新的富有建設性的合作戰略。
在經濟全球化不斷推進的今天，中日兩國的經濟和金融合作關係對雙方來講尤其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因此，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和「七七」盧溝橋事變70周年之際，能否抓住雙方首腦互訪契機，使兩國關係擺脫政「冷」經「熱」的制約格局，是推動中日經濟關係發展所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事實上，中日兩國的經濟合作存在很大的空間和發展的必要性。這是因為我們雙方不僅面臨著共同的具有挑戰性的問題，而且我們各自需要解決的制約經濟發展的瓶頸問題也可以通過廣範圍的合作來加以克服。
比如，在老年化時代的經濟環境制約下如何維持一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模式是日本走出漫長經濟低谷后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本來就資源稀缺，再加上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資本積累開始進入疲軟階段，日本經濟更是需要發展技術的優勢和技術轉化為經濟效益所需要的良好國際市場環境；而處於發展中國家階段的中國正在不斷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對外依存的經濟發展模式開始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從能源的約束，產業結構的升級，維持良性循環所需要的環境保護問題,到培育中小企業和防範匯率和金融風險等問題，都需要和在這些領域具有明顯比較優勢的發達國家進行合作，日本在與中國經濟進行廣範圍合作中一定能夠擺脫增長的「瓶頸」問題。
今天，區域間的金融合作是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發展戰略。它在中日經濟合作關係中將顯示出越來越大的戰略意義，這主要可以從以下兩大方面加以體現：
一、「雙贏」合作
日本積極倡導的東亞金融合作戰略對日本經濟擺脫增長瓶頸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日本經過高度經濟發展階段，利用技術及生產管理上的比較優勢取得了經濟增長不可忽缺的實物資本積累。但是，隨著老年化時代的到來，資本積累會受到約束，如何將現有的實物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是日本為其今後可持續發展所需做的「儲蓄」工作。從這個意義上講，東亞金融合作為這種儲蓄開拓了十分理想的空間。
其次，步入老年化時代后，日本對外依存的經濟結構將越來越明顯，無論是貿易和服務的提供，還是在海外市場上的資本運作，都會給日本帶來更大的匯率和金融風險，如果處理不當，就會直接威脅日本的發展模式，所以，東亞金融合作是日本規避風險的一個重要的制度保證。
再者，從日本政府所倡導的國家安全戰略上看，日本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東亞金融合作戰略是實現這種國際政治地位的媒介和物質保證。
另一方面，中國在與日本的金融合作中也能解決一些燃眉之急:
首先，隨著中國金融業的不斷開放，要保證匯率制度改革有條不紊地進行，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會越來越大。為了防範外部投機資本對我國金融體系的衝擊，我們需要和日本這樣有外匯實力的發達國家建立一個貨幣互換或一攬子匯率組合的防禦體系。
其次，日本如何從過去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走向今天市場型間接金融體系模式，這其中的經驗教訓有很多我們值得學習和借鑒的地方。而且，中國金融體系的運行機制和日本有很多共同和互補的地方，加強金融業務的合作不光有利於各自金融體系的發展，而且更有利於兩國經貿關係的深入。
第三，在人民幣匯率改革、人民幣國際化以及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方面，更有很多需要我們借鑒日本經驗的地方，雖然目前出現了一種競爭關係，但是，我們還是需要對自己有一個客觀的認識，因為「權利」和「義務」總是被要求對等的，所以在合作中謀求發展是我們現階段應該採取的合理對策。
二、合作需要柔軟的方式
目前，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框架下的貨幣互換對中日兩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都有著十分積極的意義。自從1997年東亞危機爆發后，東亞受害國家都看到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處理資本賬戶下的貨幣危機和銀行體系的金融危機上存在著很大的缺陷，需要有一個更有效率的救助機制加以完善。日本政府當時就曾提出過亞洲貨幣基金(AMF)的構想，主要是當受害國遭遇外匯流動性不足時，亞洲貨幣基金可以無條件提供支援。後來因為美國政府和IMF提出兩種標準容易導致道德風險問題而最終沒有得以實現。
事實上，清邁協議以一個更加柔軟的合作方式──貨幣互換，打開了解決防範金融危機的大門，使得後續東亞國家之間的雙邊和多邊金融合作有了實質性的進展。另外，亞洲債券市場也是出於解決當初融資結構出現「幣種和期限」雙不匹配問題而提出的，這一發展構想也得到了很多國家的支持。但是，由於各國之間會計制度的透明性、信用評級機構的權威性等問題，致使這一市場的品種和投資主體過於單一，歐美成熟市場的投資者進入也十分有限，即使存在明顯的兩地收益差，還是普遍存在歐美投資者偏好本土的「home bias」現象。
近幾年來美元持續疲軟對美元主導的經貿關係和國際收支順差國家外匯儲備的結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日本政府和學界倡導的「亞元」構想也得到了廣大東亞國家的關注。東亞國家利用區域發展的活力和各自的比較優勢來克服外界可能發生的金融衝擊，這是無可厚非的，而且是一個多贏的結果。但是，由於這種合作是在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狀態下──東亞區域貿易對中、對美依存度都很大的情況下展開的，再加上基於利益和風險分配機制不透明、不平衡的緣故，東亞無法像歐洲那樣有一個實質性的飛躍。另外，東亞國家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多元化和分歧，使得這種合作趨向於更柔軟的方式。但是，柔軟的方式並不意味著不進行實質性的合作，從這個意義上講，合作的戰略要比歐元區的合作更具有挑戰性。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正像溫家寶總理所說的那樣，「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有著地緣優勢和很強的經濟互補性，兩國經貿關係發展的潛力很大」。但是，中日金融合作最大的挑戰和困難根據以往的經驗和教訓，不在於解決合作問題的本身，而是在於如何把握「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認識和有遠見及有誠意的努力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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