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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Morici
上周五，美國商務部(Commerce Department)公布美國2月份商品及服務貿易逆差為584億美元。這個數字低於1月份的589億美元，但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仍在5.2%左右。2月份的小幅下跌基本上是因為石油進口量的暫時減少。實際上，非石油貿易的逆差增加了30億美元。
石油貿易的逆差從1月份的218億美元降至183億美元，而非石油產品的貿易逆差則從418億美元上升到448億美元。
2月份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從1月份的213億美元降至184億美元，不過4月份很可能會出現回升。對中國的逆差額接近石油貿易逆差，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美國貿易逆差規模、GDP規模和就業增長前景的影響幾乎與油價對它們的影響一樣重要。
2月份汽車產品的逆差從1月份的105億美元降至103億美元。
自2001年12月以來，美國月度貿易逆差增加了318億美元。這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大量外債，減緩了經濟增長速度。能源政策的缺陷、美元估值過高及國內汽車廠家面臨的競爭壓力都是造成這些問題的重要原因。
為了填補貿易逆差，除了外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外，美國人的借貸額達到了6萬億美元，每年的償債額約為3,000億美元。
由於減少了對高技能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以及美國產品及服務的需求，貿易逆差使美國的GDP下降了2,500億美元左右，由於研發投資和工人技能的下降，貿易逆差使潛在年經濟增長率從4%降至3%。
石油、中國和汽車產品三項佔到了美國貿易逆差的85%左右，如果不重點解決這些領域的問題，任何方案都是蒼白無力的。
石油產品在2月份的貿易逆差中佔183億美元。自2001年12月以來，進口石油的平均價格從每桶15.46美元增加到50.7美元，石油的凈進口額也增加了128億美元。
重新調校常規汽油引擎和傳輸系統、混合動力系統、輕鋼及其它材料、替代能源等技術可以大大降低美國對海外石油的依賴程度。加快實施這些解決方案要求國家的宏觀領導，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領導人都未能倡導建立一個可能明顯取得成效的政策框架，從而大大降低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和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與中國的貿易逆差2月份為184億美元，而2001年12月時只有55億美元。雙邊貿易逆差之所以居高不下，原因是中國低估了人民幣匯率，導致中國出口產品人為地保持低價，而美國產品在中國的價格卻過高。
儘管中國在2005年7月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1:8.28升至1:8.11，並宣布將根據一籃子貨幣調整匯率，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約為7.73，在20個月中升值約4.8%。現代化和生產率的提高讓人民幣的內在價值每年上升約5%，人民幣兌美元目前仍至少低估了40%。
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在全球外匯市場上引發了對人民幣的巨大需求；不過，為了限制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和推低人民幣兌歐元匯率，中國央行每年會購買相當於2,000多億美元的美元及其它貨幣和證券。這約合中國GDP的9%左右，相當於其出口額的23%左右。購買這些外匯相當於為外國消費者提供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於購買中國出口產品，等於為向海外出口中國產品提供了23%的預算外補貼，甚至是為中國進口海外產品設置了更高的隱形關稅。
此外，中國提供了名目繁多的稅收優惠和退稅以及低息貸款，以鼓勵出口和用國內產品替代進口。這些做法明顯違背了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的義務和當初加入這一組織時所作的取消這些措施的承諾。布希政府已經向WTO提出要求中國放棄這些做法，否則就將面臨WTO許可的懲罰性關稅，以抵消這種影響。
在WTO的規則之下，美國最近決定對受到補貼的中國進口產品適用反補貼稅，就像其對待日本、韓國等大多數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一樣。此舉將允許受到中國出口補貼損害的美國私人企業提起訴訟，申請獲得補償，而且可以比WTO的投訴程序更快，更容易採取行動。
不過，布希政府向WTO提起的申訴中並不包含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和干預外匯市場的內容，儘管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主席本•貝南克(Ben Bernanke)一直將中國這些做法視為鼓勵出口的補貼措施。匯率補貼是中國應用於出口的最大單一補貼，而出口補貼被認為是最嚴重的違反WTO準則的行為之一。
通用電氣(GE)、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通用汽車(GM)等眾多美國跨國公司已因其投資於中國一些受到政府保護的行業而獲得了巨大利潤。憑藉中國公然違背WTO規則以及提供貨幣補貼所營造的市場條件，這些跨國公司獲利甚豐；因此這些公司一直在遊說美國國會和政府不要針對中國重商主義的做法採取行動也就毫不奇怪了，它們還一直把美國支持採取斷然措施消除中國提供出口補貼所造成影響的人稱為貿易保護主義者。布希政府一貫屈從於這一壓力，它甚至拒絕承認中國通過干預匯市所造成的出口補貼，把這些跨國公司的利益放在比自由貿易原則更優先的地位。
從WTO解決稅收減免期和銀行信貸等廣義補貼所引發貿易糾紛的歷史看，美國針對稅收和貸款補貼所提出的投訴可能要拖上好幾年才有結果。即使中國最終放棄這些做法，在那之前它也早就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將其改頭換面了。真正的危險是，布希政府正在利用WTO的投訴程序來對抗國會要求對中國輸美產品徵收反補貼稅的壓力，並以此來免於對中國的貨幣操縱行為採取實質性措施。
汽車產品在美國2月份的貿易逆差中佔了103億美元；但自2001年12月以來，整車的貿易逆差只上升了7%，而汽車零部件的貿易逆差則增加了39%。
通過推出比美國競爭對手更具吸引力及更加可靠的產品，日本和韓國的生產商一直在增加其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並且不斷擴大在美國的生產業務。但與美國國內企業相比，在美的亞洲生產商傾向於更多使用進口零部件，而通用和福特(Ford)也在推動它們的零部件供應商將生產業務遷往中國。
雖然美國的汽車及零部件產業依然具有市場競爭力，但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Chrysler)的單車生產成本仍比豐田汽車公司(Toyota)的美國工廠高出2,500美元，管理不善、管理人士薪酬過高、高得離譜的員工工資、沉重的醫療福利負擔以及與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所簽勞工合同的束縛都應為此承擔責任。這些不利因素所造成的企業負擔要遠遠大於為退休藍領工人提供醫療福利等歷史遺留成本，即使在推行全民健康保險計劃后這些不利因素也將繼續存在。
如果考慮到日本經濟的低迷以及該國接近於零的利率水平，與人民幣相比，日圓兌美元的低估程度可能更加嚴重。但從根本上理順日圓兌美元匯率卻不大可能做到，因為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Paulson)已經對日圓和人民幣的價值採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
美國汽車工業急需日圓估值回歸公平價位，需要美國汽車生產商改善管理，還迫切需要本土汽車生產商能與工會達成新的用工協議，從而使自己的生產成本能與豐田等亞洲汽車企業的在美工廠處於同一起跑線上。重要的是，新達成的用工協議在績效工資、醫療福利方面的規定要與美國大多數企業相一致，並採取定額退休金給付體系。如果不實施這些重要改革，即使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阿爾弗雷德•史隆(Alfred Sloan)再世也無法使國內汽車生產商擺脫破產的命運。
貿易赤字只能通過外國人投資美國或美國人借入外債來填補。美國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只相當於填補赤字所需資金的十分之一，而美國人每月借入的外債約有500億美元。美國的外債總額約為6萬億美元，以5%的利率水平計算，美國每位就業者每年要為此負擔約2000美元的利息支出。
在高位上不斷增長的貿易逆差正在損害美國的經濟增長。貿易逆差每增加1美元，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國內需求和就業率就會降低一點。
出口型和進口替代型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平均水平至少要高50%，減少貿易逆差、增加這些產業的就業人數將促進GDP的增長。通過抑制工資和福利水平，貿易逆差還起到了降低成人在就業人口中所佔比例的作用。
如果美國的貿易逆差能夠縮減一半，那麼美國的GDP將相應增長近2,5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每位就業者多創造約2000美元的產值。美國人的工資增長率將不再低於通貨膨脹率，普通美國人將更容易找到工資更高、福利優厚的工作。
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對美國製造商的打擊尤其嚴重。經歷了2000年以來的經濟衰退和復甦，美國製造業已經喪失了320萬個就業崗位。而根據以往的經濟復甦趨勢，製造業本應增加200萬個就業崗位才對，特別是鑒於耐用品生產和整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有了十分強勁的增長。
貿易逆差長期居高不下將嚴重拖累美國的經濟增長。美國出口和進口替代業的研發支出是美國各產業平均水平的三倍，這些產業在員工技能培訓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比其他產業更慷慨。貿易逆差導致美國具全球競爭力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從而也減少了美國在新技術、新產品以及員工培訓方面的支出。
將貿易逆差減少一半將使美國每年的GDP增長率提高一個百分點，而過去20年中的貿易逆差已使美國經濟每年少增長了一個百分點。
每年減少的GDP增長率會越滾越大。由於過去10年中屢創新高的貿易逆差，美國的GDP已比實際可達到的水平低了1.5萬億美元左右。也就是說美國每位就業者少創造了約1萬美元的產值。
由於布希政府對貿易逆差造成的危害視而不見，美國經濟因此而蒙受的損害正在逐月加大。
（編者按：Peter Morici為馬里蘭大學史密斯商學院教授，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前首席經濟學家。）
上周五，美國商務部(Commerce Department)公布美國2月份商品及服務貿易逆差為584億美元。這個數字低於1月份的589億美元，但與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仍在5.2%左右。2月份的小幅下跌基本上是因為石油進口量的暫時減少。實際上，非石油貿易的逆差增加了30億美元。
石油貿易的逆差從1月份的218億美元降至183億美元，而非石油產品的貿易逆差則從418億美元上升到448億美元。
2月份與中國的貿易逆差從1月份的213億美元降至184億美元，不過4月份很可能會出現回升。對中國的逆差額接近石油貿易逆差，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對美國貿易逆差規模、GDP規模和就業增長前景的影響幾乎與油價對它們的影響一樣重要。
2月份汽車產品的逆差從1月份的105億美元降至103億美元。
自2001年12月以來，美國月度貿易逆差增加了318億美元。這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大量外債，減緩了經濟增長速度。能源政策的缺陷、美元估值過高及國內汽車廠家面臨的競爭壓力都是造成這些問題的重要原因。
為了填補貿易逆差，除了外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外，美國人的借貸額達到了6萬億美元，每年的償債額約為3,000億美元。
由於減少了對高技能和技術密集型產品以及美國產品及服務的需求，貿易逆差使美國的GDP下降了2,500億美元左右，由於研發投資和工人技能的下降，貿易逆差使潛在年經濟增長率從4%降至3%。
石油、中國和汽車產品三項佔到了美國貿易逆差的85%左右，如果不重點解決這些領域的問題，任何方案都是蒼白無力的。
石油產品在2月份的貿易逆差中佔183億美元。自2001年12月以來，進口石油的平均價格從每桶15.46美元增加到50.7美元，石油的凈進口額也增加了128億美元。
重新調校常規汽油引擎和傳輸系統、混合動力系統、輕鋼及其它材料、替代能源等技術可以大大降低美國對海外石油的依賴程度。加快實施這些解決方案要求國家的宏觀領導，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領導人都未能倡導建立一個可能明顯取得成效的政策框架，從而大大降低對中東石油的依賴和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與中國的貿易逆差2月份為184億美元，而2001年12月時只有55億美元。雙邊貿易逆差之所以居高不下，原因是中國低估了人民幣匯率，導致中國出口產品人為地保持低價，而美國產品在中國的價格卻過高。
儘管中國在2005年7月將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從1:8.28升至1:8.11，並宣布將根據一籃子貨幣調整匯率，目前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約為7.73，在20個月中升值約4.8%。現代化和生產率的提高讓人民幣的內在價值每年上升約5%，人民幣兌美元目前仍至少低估了40%。
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在全球外匯市場上引發了對人民幣的巨大需求；不過，為了限制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和推低人民幣兌歐元匯率，中國央行每年會購買相當於2,000多億美元的美元及其它貨幣和證券。這約合中國GDP的9%左右，相當於其出口額的23%左右。購買這些外匯相當於為外國消費者提供了1.6萬億元人民幣用於購買中國出口產品，等於為向海外出口中國產品提供了23%的預算外補貼，甚至是為中國進口海外產品設置了更高的隱形關稅。
此外，中國提供了名目繁多的稅收優惠和退稅以及低息貸款，以鼓勵出口和用國內產品替代進口。這些做法明顯違背了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中的義務和當初加入這一組織時所作的取消這些措施的承諾。布希政府已經向WTO提出要求中國放棄這些做法，否則就將面臨WTO許可的懲罰性關稅，以抵消這種影響。
在WTO的規則之下，美國最近決定對受到補貼的中國進口產品適用反補貼稅，就像其對待日本、韓國等大多數工業國和發展中國家一樣。此舉將允許受到中國出口補貼損害的美國私人企業提起訴訟，申請獲得補償，而且可以比WTO的投訴程序更快，更容易採取行動。
不過，布希政府向WTO提起的申訴中並不包含中國低估人民幣匯率和干預外匯市場的內容，儘管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Fed)主席本•貝南克(Ben Bernanke)一直將中國這些做法視為鼓勵出口的補貼措施。匯率補貼是中國應用於出口的最大單一補貼，而出口補貼被認為是最嚴重的違反WTO準則的行為之一。
通用電氣(GE)、卡特彼勒(Caterpillar)和通用汽車(GM)等眾多美國跨國公司已因其投資於中國一些受到政府保護的行業而獲得了巨大利潤。憑藉中國公然違背WTO規則以及提供貨幣補貼所營造的市場條件，這些跨國公司獲利甚豐；因此這些公司一直在遊說美國國會和政府不要針對中國重商主義的做法採取行動也就毫不奇怪了，它們還一直把美國支持採取斷然措施消除中國提供出口補貼所造成影響的人稱為貿易保護主義者。布希政府一貫屈從於這一壓力，它甚至拒絕承認中國通過干預匯市所造成的出口補貼，把這些跨國公司的利益放在比自由貿易原則更優先的地位。
從WTO解決稅收減免期和銀行信貸等廣義補貼所引發貿易糾紛的歷史看，美國針對稅收和貸款補貼所提出的投訴可能要拖上好幾年才有結果。即使中國最終放棄這些做法，在那之前它也早就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將其改頭換面了。真正的危險是，布希政府正在利用WTO的投訴程序來對抗國會要求對中國輸美產品徵收反補貼稅的壓力，並以此來免於對中國的貨幣操縱行為採取實質性措施。
汽車產品在美國2月份的貿易逆差中佔了103億美元；但自2001年12月以來，整車的貿易逆差只上升了7%，而汽車零部件的貿易逆差則增加了39%。
通過推出比美國競爭對手更具吸引力及更加可靠的產品，日本和韓國的生產商一直在增加其在美國市場的佔有率，並且不斷擴大在美國的生產業務。但與美國國內企業相比，在美的亞洲生產商傾向於更多使用進口零部件，而通用和福特(Ford)也在推動它們的零部件供應商將生產業務遷往中國。
雖然美國的汽車及零部件產業依然具有市場競爭力，但通用、福特和克萊斯勒(Chrysler)的單車生產成本仍比豐田汽車公司(Toyota)的美國工廠高出2,500美元，管理不善、管理人士薪酬過高、高得離譜的員工工資、沉重的醫療福利負擔以及與全美汽車工人聯合會(United Auto Workers)所簽勞工合同的束縛都應為此承擔責任。這些不利因素所造成的企業負擔要遠遠大於為退休藍領工人提供醫療福利等歷史遺留成本，即使在推行全民健康保險計劃后這些不利因素也將繼續存在。
如果考慮到日本經濟的低迷以及該國接近於零的利率水平，與人民幣相比，日圓兌美元的低估程度可能更加嚴重。但從根本上理順日圓兌美元匯率卻不大可能做到，因為美國財政部長鮑爾森(Paulson)已經對日圓和人民幣的價值採取了漠不關心的態度。
美國汽車工業急需日圓估值回歸公平價位，需要美國汽車生產商改善管理，還迫切需要本土汽車生產商能與工會達成新的用工協議，從而使自己的生產成本能與豐田等亞洲汽車企業的在美工廠處於同一起跑線上。重要的是，新達成的用工協議在績效工資、醫療福利方面的規定要與美國大多數企業相一致，並採取定額退休金給付體系。如果不實施這些重要改革，即使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阿爾弗雷德•史隆(Alfred Sloan)再世也無法使國內汽車生產商擺脫破產的命運。
貿易赤字只能通過外國人投資美國或美國人借入外債來填補。美國獲得的外國直接投資只相當於填補赤字所需資金的十分之一，而美國人每月借入的外債約有500億美元。美國的外債總額約為6萬億美元，以5%的利率水平計算，美國每位就業者每年要為此負擔約2000美元的利息支出。
在高位上不斷增長的貿易逆差正在損害美國的經濟增長。貿易逆差每增加1美元，美國的勞動生產率水平、國內需求和就業率就會降低一點。
出口型和進口替代型產業的勞動生產率比平均水平至少要高50%，減少貿易逆差、增加這些產業的就業人數將促進GDP的增長。通過抑制工資和福利水平，貿易逆差還起到了降低成人在就業人口中所佔比例的作用。
如果美國的貿易逆差能夠縮減一半，那麼美國的GDP將相應增長近2,50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每位就業者多創造約2000美元的產值。美國人的工資增長率將不再低於通貨膨脹率，普通美國人將更容易找到工資更高、福利優厚的工作。
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對美國製造商的打擊尤其嚴重。經歷了2000年以來的經濟衰退和復甦，美國製造業已經喪失了320萬個就業崗位。而根據以往的經濟復甦趨勢，製造業本應增加200萬個就業崗位才對，特別是鑒於耐用品生產和整個製造業的勞動生產率有了十分強勁的增長。
貿易逆差長期居高不下將嚴重拖累美國的經濟增長。美國出口和進口替代業的研發支出是美國各產業平均水平的三倍，這些產業在員工技能培訓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也比其他產業更慷慨。貿易逆差導致美國具全球競爭力產業的就業人數減少，從而也減少了美國在新技術、新產品以及員工培訓方面的支出。
將貿易逆差減少一半將使美國每年的GDP增長率提高一個百分點，而過去20年中的貿易逆差已使美國經濟每年少增長了一個百分點。
每年減少的GDP增長率會越滾越大。由於過去10年中屢創新高的貿易逆差，美國的GDP已比實際可達到的水平低了1.5萬億美元左右。也就是說美國每位就業者少創造了約1萬美元的產值。
由於布希政府對貿易逆差造成的危害視而不見，美國經濟因此而蒙受的損害正在逐月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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