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策八：合縱連橫下的世界戰略格局

©Liu Tao, September 1, 2006 @ 6:43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文章簡介：本文從戰國時期合縱連橫的格局引出了當今世界戰略格局的問題。作者提出了自己構建的概念「叢林規則」、「文明規則」和「超國家規則」來描述當今世界政治的運行機制，並認為中國應當放棄民族擴張主義和理想主義兩種思考模式，採取國家實用主義和現實主義的立場。作者還分析了世界基本戰略格局並嘗試勾勒出美國長遠的戰略意圖和各大強權（歐、俄、中、日）在邁向世界強國征途中各自的優勢和劣勢。

合縱與連橫是戰國時代兩位著名的策士蘇秦和張儀根據當時的時局提出來的兩套針鋒相對的戰略。這兩位古代的戰略家都是奇人鬼谷子的高徒，都分別從師傅那兒學來了各種奇門數術和政治策略，之後兩人分別為不同的國家和國家集團服務。

蘇秦在當時的戰國亂象中發現了一個核心的發展趨勢，那就是秦國在各大戰國的爭戰中進行了成功的變法，國力大大增強，並攻城掠池，佔領了一系列戰略要地如楚國的房陵、魏國的西部和韓國的宜陽鐵山，甚至三奪趙國的晉陽。表面上看當時各大戰國彼此打得熱火朝天，實際上是各國互相有得有失，國「勢」都沒有增加，往往是奪去別國一塊領土，又被其他國家趁火打劫，丟失一些領土，唯有秦國國勢大增，佔盡了各國的便宜。蘇秦極其準確地洞悉了「秦國獨大，諸國臨危」的局勢，利用自己優秀的表現能力和口才說服了當時主要六大戰國，聯合抗秦。因為當時六大戰國中的五國燕、趙、魏、韓和楚國從秦國的角度來看分別從北到南呈縱向排列，唯有齊國和秦國被其他戰國和一些小的諸侯國隔開，因此六國聯合抗秦被稱為合縱。

蘇秦的同門張儀也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奇才，當他看到蘇秦已經佔盡先機，居然拿上了數大戰國的相印，串聯了六國合縱，於是張儀便投奔到剩下的一大戰國— 秦國，開始了他與蘇秦的高智商競爭。張儀向當時的秦惠文王提出了一套策略，橫向聯合與秦國不接界的戰國如齊國和燕國，向他們傳揚「遠交近攻」的理念，其中心含義是：這些跟秦國不接界的國家參加反秦聯盟撈不到任何好處，反而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其他國家反秦而奪得的秦國土地，燕國和齊國因為不接界一點也得不到，損秦的結果是長韓、魏和趙，這些與秦國直接接界的國家將自然而然國勢大增。張儀還看中了當時六大戰國中的楚國貪圖享受、害怕戰爭，因而心猿意馬，於是他採取了各個擊破的戰略。總之，張儀與蘇秦反其道而行之，採取橫向聯繫部分戰國的方式，曉之以厲害，動之以利益，目的在於打動部分戰國的心，拆散合縱聯盟，為秦國國家利益服務，他的整套戰略被稱為連橫。

應該說中國古代的文化，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的文化是一個寶庫，不同的研究者和民眾可以從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東西。合縱連橫、遠交近攻和大量豐富的外交、戰略思想直到今天依然給我們無窮的啟發和啟迪。蘇秦和張儀用今天的術語來形容可以說是超級戰略家和外交家，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很熱衷用他們的合縱連橫和遠交近攻等理論來分析當前的國際局勢。不過，我們也必須注意到當前的世界局勢並不完全等同於2500年前的戰國局勢，儘管有一些平行的相似性，但我們必需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把古代優秀的戰略思想和今天的世界局勢結合起來。正如圍棋的棋局一樣：千古無同局。我們正應當分析一下今天的世界局勢究竟是如何。

I 叢林規則、文明規則和超國家規則

分析當前世界局勢時我必須引入自己思考和構建的一些新概念，因為沒有這些新的概念就很難談清楚當前世界總體的戰略格局。

從一般的現象學角度來觀察當前國際局勢中的運行機制會立即陷於許多困惑之中：一方面國際機構和國際法構築的普遍規則的確在世界爭端中發揮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國際規則和國際慣例在某些時候被肆意踐踏和損害，而侵犯國際法者也依然可以我行我素，比如以色列對南黎巴嫩的進攻。究竟是什麼規則和機制在國際社會中發揮著作用呢？根據觀察到的不同現象也有相應的不同的解釋模式：新現實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傾向於從國家利益的角度來解釋世界政治格局，因此認為國際形式不過就是國家利益的延伸和國家利益的總和，強國依舊是世界的主宰；新制度主義則從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新制度主義者強調由國際政府機構如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等一系列國際組織構建了一套世界文化，這套世界文化包含意識形態理念、制度和具體政策，比如人權觀念、法制國家和民主制度等，它們影響著世界上各個國家，世界不再是強國的競技場，每個國家都受到制度化的國際規範的影響和約束。

我在這裡吸收了上述兩種論述模式，並增加了一種模式。具體說來，筆者認為當前的世界有三種不同的機制和規則同時並存，同時在發揮著作用。它們分別是叢林規則、文明規則和超國家規則，又可以分別被稱為前現代規則、現代規則和後現代規則。叢林規則，也就是前現代規則，指的是人類社會在進入現代文明之前人類各個歷史時期通用的規則，具體說來就是一種「強者生存，弱者淘汰」和「大國決定小國命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機制，誰的拳頭硬，誰就能更好的生存。大國不斷征伐和兼并中等國家和小國，或者是以宗主國和保護國的形式出現，不會受到任何國際規則和國際法的制裁和約束。第二類規則是文明規則，也可以被稱為現代規則，它主要指通過國際機構制定的國際法、國際公約、條約和協定，這些國際文明規則和國際慣例協調著國際關係和國與國的關係。這一過程始於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聯盟和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成立。真正在全球以世界政府形式出現的國際體系則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逐步形成的，標誌性事件是聯合國的成立和聯合國下屬機構如國際法庭和人權組織的建立。國際機構、國際條約、國際法和多邊國際協商調節機制讓世界各國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約束，人類社會從總體上來說是向更加文明的方向發展。第三類規則我稱之為超國家規則，也可以被稱為後現代規則，主要是指在某些超越國家的聯盟中，比如說歐洲聯盟，國與國的關係越來越受到超國家體的影響。歐洲國家讓度出一部分主權給歐盟，同時許多國家擺脫了傳統的國家觀念、強國觀念和邊界觀念。今天法國和德國的關係就基本脫離了傳統的國家與國家的關係，雙方過去是世仇，歷史上兩國都極力削弱和打擊對方，兩國都有大國的雄心想統一歐洲。現在則實現了徹底的民族大和解，成為全天候的夥伴，也共同成為歐盟統合的發動機。另外，德國主動放棄了奧得河以東到但澤地區傳統上屬於德國、今天卻屬於波蘭的部分領土，以達成德國和波蘭永久的民族大和解，雙方承諾讓德波邊界變成永久的和平邊界。總之，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越來越脫離傳統的叢林規則，也逐步超越了二戰以來的以國際機構為核心的現代文明規則，而深深地呈現出後現代的特徵。

我們在觀察當今國際關係和國際衝突，分析國際形式時，必須注意到上述三種機制和規則是同時運行的，這是我們常常對國際局勢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根源。比如說海地危機、東帝汶的獨立、盧安達1994年發生的種族大屠殺、伊拉克1991年入侵科威特及蘇丹達富爾地區的種族衝突，在這些事件中第二類規則，也就是現代文明規則在起作用，或者是起主導性作用，因為國際社會和國際文明規則對這些事件起到了調節、約束和制裁的作用。聯合國或者是組織維和部隊，或是通過譴責決議案，或是採取斡旋和調節，以維護上述地區的和平和防止人道主義危機的爆發。而在另外的一些事件中，比如說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以及當前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軍事打擊，都體現了人類社會依然存在著第一類規則 — 叢林規則，大國或是超級大國支持下的小國可以完全無視國際法和國際文明基本規則，悍然以軍事實力和暴力進攻、侵略並佔領其他國家，而相應的世界文明體系軟弱無力，無法對這種侵略行為作出反應，更談不上阻止和制裁這樣的侵略行為。在這樣的事件中依然深刻體現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特徵，強者可以對弱者施加暴力和武力，而弱者既不具備自衛能力，也沒有話語權，無法影響任何國際規則和國際條例的制定，成為國際社會的弱勢群體，任憑超級大國的宰割。在第一和第二種規則運行的同時，在歐洲聯盟內部的確已經邁向人類歷史新階段，歐盟國家已經完全告別了叢林規則，歐洲國家對相互間關係的思考已經超越了主權國家的觀念，開始逐步進入到國家和平聯盟、組織新興國家體的階段。我們無法拿第一類規則來解釋歐洲國家的關係，也無法完全拿第二類規則，也就是二戰以後的國家文明規則來解釋歐洲國家之間的關係，歐洲聯盟的確是人類社會的理念創新。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許多國際事件和衝突並不是由單一的運行規則和機制所影響，在同一事件中往往是多種運行規則並存，比如說美國在9·11以後對阿富汗的侵略顛覆了塔利班神學士政權，這場戰爭就充分體現了文明規則和叢林規則的結合：一方面，塔利班神學士政權恢復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義統治，並禁止一切娛樂活動，禁止婦女念書，公然炸毀世界文化遺產 — 中亞的巴米揚大佛，並暗中與恐怖主義分子有牽連，早就被聯合國制裁，成為國際文明社會的大敵。美國以9·11遭受恐怖主義的襲擊為由，意圖武力進攻阿富汗，顛覆塔利班，國際社會對這樣的軍事行動雖然有所保留，但卻對美國遭受恐怖襲擊有一定的同情，對塔利班的神權統治普遍存在著厭惡，因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默許和支持了美國軍事入侵阿富汗，在這裡，現代文明規則在起部分作用，因為聯合國和其它國際機構對阿富汗的制裁早就讓阿富汗的神學士政權成為孤家寡人，經濟制裁更是讓塔利班的實力疲弱，在美國的軍事打擊下無力反抗，因此國際文明規則的制裁和國際社會的默認間接卻是強有力地支持了美國的軍事行動。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阿富汗戰爭中叢林規則依然起到了重要作用，這場戰爭依然是一場不折不扣的軍事侵略，因為直到今天我們依然不得知塔利班的神學士政權是否真的如美國宣揚的那樣參與了9·11的恐怖襲擊，美國在證據非常微弱、而且是在沒有聯合國的直接授權下軍事侵略阿富汗，就是一種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的體現。只是塔利班政權不得人心，不僅不容於國際社會，就是許多阿富汗民眾都對其非常反感，在這裡現代文明規則的運用和介入給美國的軍事侵略多多少少賦予了一定的合法性。兩種機制和規則的綜合讓美國取得了最大的國家利益，既手執明火搶了一片對自己至關重要的戰略要地，又利用文明規則沒有讓美國的侵略激起國際世界的強烈反彈，因為塔利班形象較差，甚至連當地居民都沒有強烈反抗美國入侵，美國坐收了無比巨大的地緣戰略利益。

美國在另外一場戰爭 — 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則遠沒有阿富汗戰爭那麼幸運，因為美國運用的是赤裸裸的叢林規則要吞掉伊拉克，美國當然也嘗試過運用文明規則，想要說服國際社會，並通過聯合國的授權和多邊機制來消滅伊拉克，但因為不具有任何說服力和道德正當性，國際文明規則拒絕介入或是拒絕為美國的侵略提供道義資源，反而是世界各地的反戰運動嚴重動搖和剝奪了美國軍事侵略的合法性，導致美國只能單單運用叢林規則。其結果是美國得不到世界各國的聲援和支持，相反得到的是譴責和抗議，美國自身也在伊拉克陷入泥潭，遭到當地人民持續不斷地反抗，美國的道德感召力、吸引力和軟實力遭到空前的損失，美國的國際威望在全球範圍內大幅度下降。兩場侵略戰爭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不同？其關鍵在於阿富汗戰爭是叢林規則和文明規則的並用，而伊拉克戰爭中只有叢林規則和弱肉強食的邏輯，導致了國際社會普遍的質疑和反對，因而在世界公眾的眼裡美國入侵伊拉克完全是一場非法的戰爭。

我們在分析今天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的戰略形式時必須注意到叢林規則和文明規則是當今世界政治中主要運行的機制，我們必須正視這兩種規則同時並存，不可偏廢其中任何一種。如果我們只認定叢林規則，就極易陷入社會達爾文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的泥淖，中國就有可能全面整軍備戰，到處武裝侵略別國，或是收回歷史上屬於中國的土地，並把中國的經濟實力全面投入到軍事擴張中去。這是相當有害的，不僅將加強世界各國的「中國威脅論」的看法，引起其他大國結成針對中國的盟國，引起世界各國民眾對中國的反感，從而嚴重損害中國的軟實力和中國的道德感召力，進而損害中國長遠的國家利益。但是，我們也不能過於理想主義，片面地認為世界大同，天下為公，世界各國已經進入和平文明時代，天下太平無事，中國也不需要和別國進行經濟、政治、軍事和地緣戰略的競爭。這樣的理想主義錯在只看到了第二類規則 — 文明規則，而忽視了世界總體上雖然是在向文明的方向演化進步，但弱肉強食依然廣泛地存在於世界，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綜合國力一個國家依然有可能被另外一個國家欺辱和侵略。

即使在最具國際威望的聯合國內部和其它一系列國際組織和機構如世界銀行（World Bank），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中，依然是叢林規則和文明規則在共同協調運作：一方面國際政府間的機構和組織制定了大量的規定、準則、條約和法律來協調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關係和以國際法的形式來解決各國的爭端和衝突，與以前的人類社會相比，世界各國的關係出現了文明化的特徵；另一方面，規則和條約的制定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是由強權和強勢國家影響下制定的，最為嚴重的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幾乎就是美國勢力的直接體現和延伸，儘管這兩個組織是以世界國際組織的面貌出現的。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更多的是由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制定的，儘管發展中國家包括不結盟國家和77國集團要求修改不合理的國際貿易條例的呼聲越來越高，世界各國的非政府組織和市民社會不斷聲援發展中國家的正義要求，但是建立合理公正的世界經濟體系依然是長路漫漫，因為制定規則者是國際政治界和經濟界的強者，沒有他們的讓步和妥協是很難想象貿易談判會有什麼大進步的。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制度的存在本身就說明強國依然主導著國際局勢，當然，今天的大國和強國並不能完全為所欲為，也必須遵守一些最基本的國際文明準則，但是強國掌握話語權，制定規則，常常能通過政治經濟手段控制和影響小國的意志，這是不可否認的。

筆者的思考是：單純地推行叢林法則和單純地推行理想主義路線在當今國際社會都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採取國家實用主義的路線，一切從國際社會的現實和中國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發，針對不同的議題和問題採取不同的規則或是綜合運用幾種不同的規則，以爭取最大限度地謀取中國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