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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崛起策四：中國對美大戰略的初步探討

作者：大西洋人於 2007-2-14 15:07 發表於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Liu Tao, July 24, 2006 @ 10:42 pm · Filed under News & Politics

讀到美國學者布熱津斯基的«大棋局»，亨廷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文明的衝突»以及美籍日裔學者福山的«歷史的終結»的時候，無論讀者是否完全贊同其觀點，都不得不佩服這些作者站得高，看得遠，能從汗牛充棟的千千萬萬的書籍、思想和觀點中看到問題的核心和本質，能從一個很高的宏觀的角度看到絕大多數人看不到的根本性的和戰略性的東西。以上的人名和書名還可以繼續羅列下去，美國不僅出戰略學者，還出高瞻遠矚的戰略家、出色的戰略研究智庫和卓有遠見的政治學者，美國之所以強大，僅僅從這個角度來思考，是有其必然性的，一個能不斷產生傑出戰略家、理論家和研究者的國家一定是一個具有龐大綜合國力的國家，其民族也一定是一個能洞見明天和未來的民族。

當今世界一超多強，除了美國是超級大國以外，其他強權分別有俄羅斯，中國，日本，印度，巴西和英法德。真正能夠對美國超級大國地位構成挑戰的是歐洲聯盟、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其原因在於當今世界的大國或是超級大國一定要有比較遼闊的幅員、龐大的人口和較為寬闊的戰略縱深。龐大的人口在過去往往被視為現代化的障礙和羈絆，在進入市場經濟和全球化時代這樣的觀念被大大地改變了，因為一個國家能夠合理承載的龐大人口往往也意味著龐大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龐大的市場和龐大的經濟產出和容量，西德和日本追趕美國最終沒有追上的原因主要不在於德日的國家經濟戰略上有什麼失誤，也不是德國人和日本人不如美國人，相反從經濟增長速度和個人經濟產出的角度來說德國和日本都達到了一個象他們那樣大的國家的極限，日德之所以沒有能夠超越美國其根本原因正如筆者在策一中所指出的那樣，人口規模較小，國內市場規模狹小，市場容量容易達到飽和線是日德後繼乏力的根本原因。歐洲聯盟整合最初的主要目的也在於要消除關稅壁壘，消除進出口的市場障礙，統一貨幣，這樣，狹小的德國市場、法國市場、英國市場、義大利市場、西班牙市場等就延伸為一個四億人口的歐洲大市場。現在國際上熱談的金磚四國（BRIC countries，分別指的是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因為四國開頭的英文字母拼寫出來正好是英文中的金磚的意思，故此四國被稱為金磚四國，意為四國金光閃閃，是世界經濟的新希望）正好都是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其中俄羅斯是地跨歐亞兩洲的大國，巴西是南美大國，印度是南亞大國，中國則是東亞大國。中國1979年實施了改革開放國策；俄羅斯、東歐和其它獨聯體國家1990年通過政治變遷融入了世界；印度1991年放棄甘地和尼赫魯以來的蘇聯社會主義模式而採取了市場經濟，以上的事件從未來的歷史角度來看都具有世界歷史意義，中國、印度、俄羅斯、東歐和獨聯體有近30億人口加入了世界市場，而這一段時期也正好是歐盟加速整合、全球化方興未艾並且繼續蓬勃發展的時期。以上提到的這些能對美國超級大國地位構成挑戰的國家，其中又可以再繼續劃分，對美國霸權地位最具挑戰性的是歐盟、中國和印度，因為從幅員、人口和潛力的角度來看這三個區域和國家都具有非常大的經濟潛能。一旦歐盟能完全整合成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歐洲合眾國，那麼歐洲馬上就能終結美國單極單超的地位，因為歐洲聯盟25國的經濟產出合在一起已經超過了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在高科技研發能力上歐盟略落後於美國，但卻完全具有趕超的實力；文化和軟實力上歐盟一點也不輸給美國，歐洲關於社會福利、環境保護和尊重人權的思想對世界各地已經有了很大的影響力；只有在軍事上和國防上歐洲聯盟仍然遠遠輸於美國。鑒於歐洲已經統一了貨幣，從而邁出歷史性的一步，美國防範歐洲建立獨立防務體系真正走向世界一極的戒心是很重的。美國通過分化歐洲內部，人為地區分所謂的老歐洲和新歐洲，與歐洲一些國家的右派執政政府建立起親密的關係，再加上歐洲民族國家歷史上的衝突和矛盾以及文化價值觀的不同，歐洲要真正地邁向一個歐洲合眾國，成為真正獨立的世界一級還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其未來有太多的不確定性。（筆者將開闢專文談中國的歐盟策略。）

除去歐盟之外，中國很自然的成為美國戰略防範的重中之重。在這裡，我們要區別兩個重要的不同的概念，那就是美國當前的地緣政策的重點和美國戰略防範的重點。

美國當前的地緣政策的重點不在中國，也不在東亞。美國人往往是從全球（global）的角度出發看待世界的。布熱津斯基非常精確地闡述到，世界的中心不在美國所處的美洲，而是在亞歐大陸。那麼亞歐大陸的中心在那裡呢?如果我們翻開一本世界地圖冊仔細觀察，在兩大洲中間粗粗丈量一下，我們會發現亞歐大陸的中心大約在近東小亞細亞一帶。恰恰這裡是世界三大文明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發源地，這一帶可以說是世界文明的核心區域；這裡也恰恰是當前世界衝突熱點地區，美國入侵伊拉克、伊朗核武器問題、以色列和黎巴嫩的軍事衝突都發生在這一地區；同一區域恰恰也是全世界重要的產油區，沿波斯灣形成了一個環形的產油帶，這裡也是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所在地；同時，這一地區也是全球幾條最重要的核心咽喉要道所處的地區，如霍爾木茲海峽、達達尼爾海峽和蘇伊士運河等。中東無疑是美國當前地緣政策的核心樞紐，亞洲大陸和歐洲大陸則是護衛美國這個地緣核心區域的兩條重要支柱，在亞歐大陸之外美國又各有一個鐵杆的島國盟友英國和日本，作為具有相當實力的軍事和防務夥伴牽制和平衡亞歐大陸上的偏離美國國家利益的陸權國家。

美國的長遠戰略防衛在於阻撓全球範圍內出現挑戰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國家，根據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美國長遠的軍事戰略，中國自然而然成為美國戰略防範的重點甚至是核心。一般認為如果中國能夠按照現在經濟增長的規模和速度持續發展下去的話，並且中國在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注意到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制度，注意到經濟、社會和環境保護的和諧發展，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按照購買力計算（考慮到經濟增長時期貨幣升值的因素）將在未來20到30年趕上美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當然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是多方面的，我把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差距定義為經濟鴻溝、金融市場鴻溝、高科技鴻溝、體制鴻溝和軟實力鴻溝。中美間的經濟鴻溝將是隨著中國的崛起第一個被填平的鴻溝，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大幅度躍升中國也一定會建立健全的金融市場，成為國際金融資本投資的重鎮；中國也必定會經歷技術創新和高科技的崛起，不過這兩個鴻溝被填平的時間要略晚於經濟鴻溝的填平。差距較大的是體制鴻溝，美國有著健全的法律制度、民主監督制度和權利制衡機制，美國也有著全世界最好的管理制度（比如健全的企業管理、金融管理），中國如何按照自己的國情漸進地、穩定有序地進行行政體制改革將是保證中國能夠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的關鍵。筆者認為體制鴻溝將是第四個被填平的鴻溝。最後一個鴻溝是最難被填平的一個鴻溝，美國儘管因為伊拉克戰爭和其單邊霸權主義在全世界的形象大大受損失，道義資源有所下降，但是美國依然擁有強大的軟實力，美國在全世界所推廣的市場經濟、民主政治以及法制和人權雖然帶有單邊主義色彩，但依然不失為一種良好的現代化模式，是地球上絕大多數國家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無法繞開的重要話題。大家反感的是美國的霸權主義的侵略行徑和不顧各國歷史、宗教和文化的複雜性而推行強行輸出，但很少有人會反對美國模式的本身，譬如說很少有國家或學者會提出一種模式，完全反對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制國家，也沒有一種新的現代化發展模式超越了上述制度安排。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也是在向國際公認的現代化目標發展。我們能否在硬實力趕上和超越西方后，既按照國際公認的現代化模式進行進一步的體制接軌，又能綜合東方的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進行制度創新和制度超越，在現有國際規範的基礎上創造出中國的現代化模式?如果我們能作到這一點，那麼中國的現代化就具有了真正的世界意義，中國的崛起不再只是在現有西方現代化路徑和框架之內的「趕超型」現代化，而將成為一種「創新型」現代化，中國將參與形塑世界文化，或者說中國的文化或模式不再只是中國的，而是世界的（not only Chinese, but global）。要達到這一目標，我們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因而軟實力鴻溝將是最後一個被填平的鴻溝（筆者將專門談論如何建構中國的軟實力）。無論如何，美國維持了超過半世紀之久的絕對霸權優勢將在各個領域受到崛起的中國的衝擊，這是美國從1945年以來從來沒有遇到的全新的局面。

在歷史上美國對華的關係呈現出一種交往和圍堵的循環交替，大致可劃分為1927-1945年的交往期（美國支持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並在抗日戰爭期間成為與中國並肩戰鬥的盟友）；1949-1972年的圍堵期（美國出於反共的意識形態建立戰略鏈條包圍紅色中國）；1972-1989年的交往期（出於毛主席的大戰略，中美關係得到改善，鄧小平時代的改革開放政策大大拉近了中國和西方的距離，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與中國積極地交往）；1989-2000年的先圍堵后交往期（冷戰結束和中國國內的事件導致美國重新圍堵中國，但是由於中國經濟地位的崛起和中美經濟關係日漸重要，美國在柯林頓總統的第二任期重新加強同中國的交往）。2001年到今天，美國實際上發展出了一種新型的對華「圍交」政策（congagement policy），也就是美國人面對自己眼中複雜的中國，採取了既圍堵（containment）又交往（engagement）的政策，在經濟和貿易層面美國加強同中國的交往，在軍事和戰略層面遏止和圍堵中國，防止中國成為美國的全球戰略競爭對手。為什麼會產生如此矛盾的對華政策？其根源在於美國面對一個全面崛起的新興大國—中國，自身陷入了一個巨大的困境。如何判斷中國，中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中國究竟是美國的敵人，還是好夥伴，或者是戰略競爭對手？這些問題對於美國國內的戰略學者來說不是容易回答的問題。中國的崛起不同於20世紀以來的任何一個強權的崛起，譬如20世紀上半葉軍國主義的德國和日本的崛起掀起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殘酷的一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20世紀中期蘇聯的崛起掀起了兩大軍事集團及其附屬國家近半個世紀的冷戰；1970年代以來西德和日本的經濟崛起是資本主義體制內的經濟權利版圖的重新劃分，對於美國來說沒有太大的不適應和不協調。而目前中國的崛起顯然不同於以往任何一類強權的崛起，一方面中國採取市場經濟並通過加入WTO全面融入世界市場，另外一方面中國的政治體制和西方國家還是有明顯差異。美國感到非常難以判斷中美關係及其發展前景。

美國最為傑出的對中國的判斷產生於2005年9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的對華政策講話，佐利克在這篇談話中除了按照美國的一貫立場重彈老調，敦促中國進行司法改革，保障人權，擴大中國公民的民主參與外，還提出了許多非常重要的對華政策的新思維。比如說佐利克提出中國應當在國際社會擔當「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 holder)的角色，呼籲中國不要僅僅把自己當作是國際社會的成員，而應當承擔更多、更大的國際責任。這等於是美國政府間接承認了中國世界性大國地位，美國已經認識到了中國在全球性事務中的夥伴地位，沒有中國的參與許多世界性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佐利克表示，「把中國與20世紀40年代的蘇聯相提並論是錯誤的，中國既不謀求傳播激進、反美的意識形態，也不認為自己要跟資本主義展開殊死搏鬥。」他還補充到：「最重要的是，中國並不認為它的未來取決於推翻國際體系的根本秩序。事實上恰恰相反，中國斷定，中國的成就取決於是否跟現代世界建立密切聯繫。」我想，這大概是美國的戰略學者對「中國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這一問題所作出最為精彩的回答，這段談話包含以下的新信息：（1）美國把中國與世界上激進的反美政權第一次清晰地分開了；（2）美國認識到，中國不再實施激進的革命意思形態，或致力於革命意識形態的輸出；（3）美國看到，中國的崛起不是致力於顛覆現存的國際次序和國際體系，而是要融入國際社會；（4）美國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國際貿易體系內、世界經濟體系內的「體制內」現代化，它的現代化和經濟發展與國際社會緊密相聯。最後佐利克仍然不忘提醒中國政治改革，認為真正的好朋友不能光靠緊密的經濟聯繫，還要依靠政治制度的接近和價值觀念的相同。拋開美國人熱中於輸出美國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不談，這是一篇很有遠見的宣示，非常清晰地闡明了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定義和判斷，也表示了對上升中的中國積極的態度，我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佐利克的談話都將是美國認識中國的思想基礎。我們不應當把佐利克的談話看成是一篇普通的講話，而是對華的戰略性宣言。當然，美國是一個分權制的國家，除了宣示積極引導中國加入國際社會以外，美國的五角大樓也會同時把中國視為最大的戰略競爭對手，積極的遊說美國政府軍事圍堵中國。美國在加強與中國的接觸的同時遏止中國的力度不會變弱，只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逐漸加強。「圍堵加交往」很有可能是美國在未來較長一個時期的對華戰略。

鑒於互聯網路上對於中美關係的策略和中美大棋局的討論已經非常豐富，而且由於中國國內對美關係的高度重視，大家對美國的了解程度很高，在這裡筆者不打算對中美關係的方方面面進行長篇大論，而只是想談談中國該有何種對美的戰略。論壇上和新聞中分析得非常多的是美國對華的戰略，而反過來，對中國該有何種對美的戰略討論得卻非常少。筆者認為，未來15到20年是中國崛起的最關鍵的時期，如何處理好同當今唯一超級大國—美國的關係至關重要，這不僅取決於美國怎麼認識、定義我們，也取決於我們怎麼認識、定義美國。美國的戰略家往往能看得很遠，可以說是深謀遠慮，我們也應當相應地建立長遠的、清晰的、全面的對美戰略。筆者嘗試著以中國過去20多年來我國對美國的政策為基礎，提出自己的一點淺見，希望有更多的有識者為中國形成長遠的對美戰略而出來為國謀划。

1．美國人可以清晰的定義中國為「利害關係人」，我們該怎麼定義美國的全球角色和中美關係？美國是全球民主的旗手，還是現代版的羅馬帝國；是一個全球的超級霸權，還是一個市場經濟和自由社會的捍衛者；是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大國，還是一個窮兵黷武的「軍產複合體」？中美關係究竟是戰略夥伴關係，還是競爭關係，還是競爭及夥伴關係？我想中國對美國的定義的難度不會亞於美國對中國的定義。

2．中國1979年以來進行了成功的現代化，其中改善中美關係是重要的一環。中國事實上奉行了「韜光養晦」的國策，不當頭，不直接挑戰美國國家的核心利益，抓緊一切有利時機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大規模衝突或是戰爭，以免破外中國現代化的大局。在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目前尚有較大差距的情況下，這樣的國策也應當繼續成為未來20年我國對美關係基本戰略。

3．中國應當在親美和反美之間奉行一條中間道路的國策。鑒於美國的國際形象由於伊拉克戰爭嚴重受損，再加上美國對國際法的侵害和破壞，特別是虐囚事件和建立秘密監獄，美國的道德感召力已經大打折扣，中國如果過於親美，將損害中國自身獨立自主的國際形象，而且可能成為極端反美勢力的靶子，不利於未來打造中國自身的軟實力。另外一方面，激進的反美國家自身的國際形象往往非常糟糕，因為激進的反美路線總是要依靠大規模的政治動員和政治運動，這很容易導致個人集權和領袖崇拜，相應的，民主和法制建設就會倒退，公民權容易受到侵犯，國家經濟建設容易被荒廢。許多激進反美政權都是國際上倍受孤立、不懂得國際規範的政權，如朝鮮，伊朗、古巴、委內瑞拉、辛巴威和以前的利比亞、伊拉克和阿富汗塔利班神學士政權，中國不宜跟這些國家站在一起反美，這無利我們建設自身的國際形象。相反，中國應當利用對這些國家的影響力敦促他們遵守國際準則和規範，融入國際社會，儘早擺脫被孤立狀態。我們最佳的策略是：與親美、反美兩極保持等距，走務實中間道路。

4．中美關係應當超越台灣問題。中國民眾強烈關注台灣問題，因為它涉及到我們民族的感情和基本利益，中國領導人都會將台灣問題列為重中之重，甚至常常列為中美會談的第一個議題。長時間來我們都將大量的時間、精力和心血花在了台灣問題上。但美國除了出手遏止了陳水扁的幾次極獨行動外，並沒有給我們更多的承諾。基本上美國是把台灣當作美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是不可能幫助中國實現統一的。中國的統一歸根結底還是要靠我們未來15到20年的持續發展，不應急於一時。在藉助美國遏制極獨的基礎上我們應當建立更加宏觀、更加有遠見的國家安全觀。全球化和中國融入世界早已讓中國的國家利益擴展到全球各地，我們應當樹立「去邊界化、去區域化」的國家安全觀，中國的國家安全絕邊界絕不僅僅在於有形的國境線，中國的國家安全也不僅限於台灣和朝鮮半島。在一個具有世界眼光的全球大國的視野里，台灣和朝鮮只是個局部問題，我們的國家安全邊界和國家利益在哪裡？我們的國家安全邊界和國家利益在伊朗、在沙烏地阿拉伯、在委內瑞拉、在奈及利亞、在衣索比亞、在剛果、在拉丁美洲……我們應當加強中美關係中其它核心議題的分量，與美國就能源問題、全球戰略問題、區域動蕩問題進行緊密的對話和合作，更大程度的捍衛國家利益，不能只拘泥於台灣問題，而缺乏更廣闊的視野。建立一種基於全球化基礎上的國家新型安全觀和全球化視野中的中美關係應當是一個重要的新課題。

5．正視美國的一些正面作用，樹立利用美國為中國現代化服務的思想。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當然令我們很不快，美國也是阻撓中國統一最重要的外來勢力。但是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也無形中幫助我們鎖住了一個潛在的競爭對手和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如果美軍從日本撤走，日本憑現有的經濟、科技實力絕對可以立即核武裝自己，並可以造出航空母艦，成為世界軍事大國。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存在也造成了一種動態的平衡，讓朝鮮不會立即出兵去統一朝鮮半島，讓朝鮮半島不會陷入解體性大混亂中。朝鮮半島維持現狀，其實中美兩國心中有數，在某種程度上兩國是有默契的。總之，我們不能象過去那樣，簡單的批評和否定美國，在雙方有共同利益和交集的地方，應當多加強合作，美國的一些好的制度方面的東西，包括先進的管理和健全的法律制度，我們應當持有拿來主義的思想，多加學習，樹立利用美國為中國現代化服務的思想。

6．利用經濟和貿易關係改善政治關係。中美兩國的經濟緊密融合應當成為中國改善對美關係有利的槓桿（詳見中國策一）。

7．中國既應當堅定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在伊朗問題上絕不退步，與俄羅斯在此議題上共同結盟，讓美國佔領世界核心板塊的野心無法得逞（詳見中國策2）。中國應當在自己國力的許可下與處於全球重要戰略要道國家建立多方位的聯繫，在有可能的情況下建立軍事觀察站。但是中國不應當同美國陷入全面的軍備競賽中，吸取蘇聯窮兵黷武搞軍備競賽和軍事侵略最終解體地的沉重歷史教訓。中國應當是在局部區域重點擴展，而不是與美國展開全球競爭，我們現在沒有那樣的國力。美國全球軍事基地開花，未必對美國國家利益有利。歷史上大帝國的衰亡有個共同的由盛轉衰的規律，因為這些帝國四處出擊，到處擴張侵略，烽煙四起，面鋪得太廣太，造成統治區域內反抗不斷，再加上國內問題長期被忽視，最後國內危機總爆發，國內國外因素共同造成大帝國解體。去年美國新奧爾良颶風時所呈現的危機讓人不敢相信那是在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的新保守派學者今天常常把美國比喻為羅馬帝國，不知這是美國的幸還是不幸。一張一弛乃是文武之道，這是崛起中的中國要特別注意的。

8．中國應當制訂長期政策，特別要致力於改善同美國國會的關係，因為美國國會，包括參議院和眾議院，長期以來是比較敵視中國的。不僅是因為反共的意識形態，也是因為參眾兩院內親台勢力很強大。台灣長期通過美國的「第三院」—美國的院外遊說集團影響美國的議員。台灣在蔣介石時代利用宋美齡出色的外交魅力攻勢和細緻入微的工作在美國的政、商、軍界建立了廣泛的人脈和親台勢力，台灣更是長期投入巨額資金到遊說集團和說客身上，通過院外遊說集團影響了美國許多議員，通過大量的遊說工作其他國家和地區甚至能影響到美國國會的決策，並影響國會通過有利於己方的議案（美國法律禁止利益團體直接遊說議員，卻允許利益團體通過院外遊說集團和公司遊說議員。這種遊說公司不僅對本國利益集團開放，也對外國政府開放。台灣在美的遊說工作相當有效。以色列、歐盟國家和台灣是投資到美國遊說公司最多的國家和地區）。鑒於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我們應當多去了解美國的政治運作模式，通過長期紮實有效的工作去影響美國各類不同團體，逐步培育起美國各界親中國的友好團體，建立並擴大親華勢力。只要我們今天肯投入，10年20年後一定會有收穫。積極培育美國的親中派，需要我們大量細緻、紮實、有效和長期的工作。

以上八點都是筆者的一些淺見，希望能引起更多人來重視中國對美的戰略議題。建立長期的對美戰略應該是國家的一個重要課題，需要許多專家、學者、軍事家和戰略學者群策群力地去研究，筆者深深希望，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將出現一批自己傑出的戰略理論家，以彌補中國在這一領域與美國不對稱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