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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時語]
《老子》第五十八章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2008年的中國大陸，再次顯示先賢這一哲理包含的睿智。
先是中國舉國上下對今年夏季北京奧運的巨大期望，尤其是北京官方將這次奧運看成是展示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提高自身威望的百年良機，為此動用了各種宣傳手段，將近年來在國際上已經非常商業化的奧運（最新的希臘游泳名將興奮劑醜聞是其明證）高度神聖化，並且大規模擴展國內外的奧運火炬接力活動，將其提升為帶有宗教意味的「聖火」，使得中國公眾的期望值無以復加。
「福兮禍所伏」，北京如此寄予提升國家形象厚望的奧運，卻被國際藏獨勢力藉機利用發難，在拉薩及其他藏族地區發動大規模騷亂之外，更在歐美等地導演了抵制和破壞奧運「聖火」接力的「群眾運動」，在原本旨在提高中國國際形象的北京奧運會前夕，造成這一形象近年來的最大損失。
事發后中國公眾在國內外自發組織的反對「藏獨」的民族主義示威活動，固然向歐美各國展示了以「藏獨」來打擊中國的高昂外交代價，畢竟也加劇了中國與西方社會之間的某種「對抗」局面，尤其是使得中國在歐洲公眾心目中的形象顯著下降，而無助於中國的外交和經貿利益。歐美媒體因此幸災樂禍地評論中國在海外「軟力量」的顯著倒退。
近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固然是無比慘重的禍難，災區巨大的生命損失，尤其是大批中小學學生的傷亡，更令人傷心欲絕。但是「禍兮福所倚」，這場人力無法避免的空前天災，對倖存者和中國而言，在難以估量的人命和精神損失之後痛定思痛，還是蘊含了若干正面契機。
在國際上，這場大地震除了帶來了普遍的同情和援助，還明顯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而這一局面的出現，同時歸功於中國政府和公眾。
向世界展現善良人性
首先北京全力以赴的救災努力，和溫家寶總理在第一時間內親赴震區坐鎮，贏得海外媒體的一致讚揚。雖然若干人士對海外救援隊的遲到不無微言，連《華盛頓郵報》都讚揚中國政府在救災時的不遺餘力。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北京在震災報道中對海內外媒體的全面開放，這樣的透明度固然不免暴露若干不足之處，卻贏得了海外傳媒的信任和大量正面報道。
其次是中國公眾空前的自發救災和捐助活動，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善良人性和心懷。《紐約時報》21日特地為此發表評論，正面報道說中國的新一代並不是在前些時候反「藏獨」抗議活動中被普遍描述的排外民族主義「憤青」。對中國民間積極和慷慨參與救災活動，以及震災中的動人故事的報道，也頻頻見於美國傳媒。
順便提一下，據我觀察，歐陸傳媒對震災雖然不乏客觀報道，例如前些時候曾經借「藏獨」大作文章的法國《解放報》，也承認在震災中全中國上下展現了「空前的團結（solidarite sans precedent）」。可是歐洲傳媒不僅在報道廣度上不如美國媒體，更常常顯露對中國的有色眼鏡，而且因此罔顧事實。
例如在中國傳媒已經在廣泛討論震災暴露的學校校舍建築質量問題時，德國《明鏡》周刊駐上海記者Wieland Wagner還在說這是在中國電視上聽不到的一個問題。法國《世界報》20日發表署名社論，以「天人感應」為題激烈批評北京，大言不慚地聲稱四川地震的遇難者「主要為流動打工者（travailleurs migrants）」。真不知此公是否來自月球。這次四川震災報道顯露的美國和歐洲傳媒差異，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新現象，此處暫且不論。
「公民社會」的浮現
汶川大地震「禍兮福所倚」的主要方面，還是在神州本身，這便是民間自發的救災活動。從民營企業到普通公民紛紛慷慨解囊，巨額私人捐款一時居然超過政府撥款。
此外大量民間義工紛紛前往災區，盡個人和非政府組織之力，直接參加救災，出現了許多感人的故事。這些民間力量，儘管在程度上不如政府組織的行動，卻具有歷史性意義，成為這場空前災難中最重要的正面發展。
一言以蔽之，四川大地震之後的全民救助活動，體現了一個「公民社會」正在中國浮現。而這樣一個公民社會，是所有現代成熟發達國家穩定發展的必由之徑，應驗了老子「禍兮福所倚」的預言。
這一社會現象也證實了中國古代先賢的另一哲理，這便是《管子·牧民》篇所說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中國大陸近三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初步產生了一個小康社會，民間財富空前增長。儘管貧富差距的加大引起不少「為富不仁」和「道德淪喪」的社會批評，一個雛形的公民社會出現在四川震災之後，卻顯示民間財富的增長，如管子預言，最終還是會帶來正面的社會效果。
此外，四川大地震也縮短了港台地區與中國大陸的民間距離。筆者希望北京能從這些正面發展中吸取經驗，給予民間在政府之外更大的活動空間，促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
《老子》第五十八章云：「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2008年的中國大陸，再次顯示先賢這一哲理包含的睿智。
先是中國舉國上下對今年夏季北京奧運的巨大期望，尤其是北京官方將這次奧運看成是展示中國經濟發展成就、提高自身威望的百年良機，為此動用了各種宣傳手段，將近年來在國際上已經非常商業化的奧運（最新的希臘游泳名將興奮劑醜聞是其明證）高度神聖化，並且大規模擴展國內外的奧運火炬接力活動，將其提升為帶有宗教意味的「聖火」，使得中國公眾的期望值無以復加。
「福兮禍所伏」，北京如此寄予提升國家形象厚望的奧運，卻被國際藏獨勢力藉機利用發難，在拉薩及其他藏族地區發動大規模騷亂之外，更在歐美等地導演了抵制和破壞奧運「聖火」接力的「群眾運動」，在原本旨在提高中國國際形象的北京奧運會前夕，造成這一形象近年來的最大損失。
事發后中國公眾在國內外自發組織的反對「藏獨」的民族主義示威活動，固然向歐美各國展示了以「藏獨」來打擊中國的高昂外交代價，畢竟也加劇了中國與西方社會之間的某種「對抗」局面，尤其是使得中國在歐洲公眾心目中的形象顯著下降，而無助於中國的外交和經貿利益。歐美媒體因此幸災樂禍地評論中國在海外「軟力量」的顯著倒退。
近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固然是無比慘重的禍難，災區巨大的生命損失，尤其是大批中小學學生的傷亡，更令人傷心欲絕。但是「禍兮福所倚」，這場人力無法避免的空前天災，對倖存者和中國而言，在難以估量的人命和精神損失之後痛定思痛，還是蘊含了若干正面契機。
在國際上，這場大地震除了帶來了普遍的同情和援助，還明顯改善了中國的國際形象。而這一局面的出現，同時歸功於中國政府和公眾。
向世界展現善良人性
首先北京全力以赴的救災努力，和溫家寶總理在第一時間內親赴震區坐鎮，贏得海外媒體的一致讚揚。雖然若干人士對海外救援隊的遲到不無微言，連《華盛頓郵報》都讚揚中國政府在救災時的不遺餘力。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北京在震災報道中對海內外媒體的全面開放，這樣的透明度固然不免暴露若干不足之處，卻贏得了海外傳媒的信任和大量正面報道。
其次是中國公眾空前的自發救災和捐助活動，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善良人性和心懷。《紐約時報》21日特地為此發表評論，正面報道說中國的新一代並不是在前些時候反「藏獨」抗議活動中被普遍描述的排外民族主義「憤青」。對中國民間積極和慷慨參與救災活動，以及震災中的動人故事的報道，也頻頻見於美國傳媒。
順便提一下，據我觀察，歐陸傳媒對震災雖然不乏客觀報道，例如前些時候曾經借「藏獨」大作文章的法國《解放報》，也承認在震災中全中國上下展現了「空前的團結（solidarite sans precedent）」。可是歐洲傳媒不僅在報道廣度上不如美國媒體，更常常顯露對中國的有色眼鏡，而且因此罔顧事實。
例如在中國傳媒已經在廣泛討論震災暴露的學校校舍建築質量問題時，德國《明鏡》周刊駐上海記者Wieland Wagner還在說這是在中國電視上聽不到的一個問題。法國《世界報》20日發表署名社論，以「天人感應」為題激烈批評北京，大言不慚地聲稱四川地震的遇難者「主要為流動打工者（travailleurs migrants）」。真不知此公是否來自月球。這次四川震災報道顯露的美國和歐洲傳媒差異，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新現象，此處暫且不論。
「公民社會」的浮現
汶川大地震「禍兮福所倚」的主要方面，還是在神州本身，這便是民間自發的救災活動。從民營企業到普通公民紛紛慷慨解囊，巨額私人捐款一時居然超過政府撥款。
此外大量民間義工紛紛前往災區，盡個人和非政府組織之力，直接參加救災，出現了許多感人的故事。這些民間力量，儘管在程度上不如政府組織的行動，卻具有歷史性意義，成為這場空前災難中最重要的正面發展。
一言以蔽之，四川大地震之後的全民救助活動，體現了一個「公民社會」正在中國浮現。而這樣一個公民社會，是所有現代成熟發達國家穩定發展的必由之徑，應驗了老子「禍兮福所倚」的預言。
這一社會現象也證實了中國古代先賢的另一哲理，這便是《管子·牧民》篇所說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中國大陸近三十年的高速經濟發展，初步產生了一個小康社會，民間財富空前增長。儘管貧富差距的加大引起不少「為富不仁」和「道德淪喪」的社會批評，一個雛形的公民社會出現在四川震災之後，卻顯示民間財富的增長，如管子預言，最終還是會帶來正面的社會效果。
此外，四川大地震也縮短了港台地區與中國大陸的民間距離。筆者希望北京能從這些正面發展中吸取經驗，給予民間在政府之外更大的活動空間，促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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