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 林
《聯合早報》4月1日言論版上林明雅的文章《慈悲的佛教有利世界和諧》,末尾寫道:「有朝一日,也許佛教將會引領中國再一次走向類似佛教如日中天時的漢唐盛世,國威聲名遠播。那時候,慈悲的種子將會撒下整個人間,為了全世界的和平,中國政府當然『擋不住』,也沒有必要去擋。」對此,本文提出商榷。
先順便指出,「佛教如日中天時的漢唐盛世」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佛教在東漢時傳入中國,魏晉之後才逐漸興盛起來,因此在漢代完全無法說是「如日中天」。
林先生的這段話似乎是說,因為佛教「如日中天」,才有了漢唐盛世,所以他期盼未來中國由佛教「引領」,再度走向盛世。對此,我想談談我的看法。不過,萬一林先生並不是這個意思,則以下內容只當作我的借題發揮,而不是對其觀點的評論。
唐代興盛靠制度與多元思想
西漢時期,佛教還未傳入中國,因此漢武盛世與佛教是沒有關係的,可以不論。至於盛唐,佛教的確是到了鼎盛時期,但唐代走向興盛卻並非佛教所引領的。
從唐初到開元盛世,唐代國力發展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在於兩方面:一、適時合理的政治經濟制度;二、開放多元的思想文化態度。
錢穆說,「要想把握住盛唐的社會情態,最好亦從當時幾項制度方面去看。」(《國史大綱》)此言可謂一語中的。
唐初實行三省六部制,建立了強大有效的中央政府機構,加強了對大一統國家的管理;實行科舉制,打破原有的門閥制度,讓更多的平民有了仕進的機會,大大地擴展了人才來源;實行均田制和租庸調製,輕徭薄賦、為民置產,提高了人民生產積極性和生活水平。
執政者個人的能力和素質,也在制度中起到重要作用。唐太宗以隋亡為戒,選賢任能,虛心納諫,一時之間,君臣上下齊心協力、共同望治。武則天和唐玄宗也先後繼續整頓吏治、發展生產。這樣,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雖然中間出現一段因宮庭鬥爭而造成的動蕩,但終於在開元年間進入全盛時期。
盛唐氣象更為人們所津津樂道並悠然神往的,是它在文化上呈現出來的雍容大度與沉著自信。唐代是在魏晉南北朝民族與文化大融合的背景下建立的,因此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有著兼收並蓄的特徵。
漢學家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芮沃壽(Authur F. Wright)就曾把唐代具有巨大的生命力的原因歸結為它的折衷主義和世界主義。(《唐朝的概觀.引言》)
在思想上,有唐一代,儘管過程中有一些波折與衝突,但總體上維持著儒釋道三教並重的局面;而其它外來宗教,如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也都受到相當禮遇。各種思想和宗教的積極成分一方面參與促進社會發展,一方面與典章制度、文學藝術、人情風物共同構成唐代多姿多彩的歷史畫卷。
佛教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達到鼎盛的。因此,是盛唐造就了興盛的佛教,而不是相反。在走向盛唐的過程當中,佛教也起到過一定作用,例如協助穩定人心、維持社會秩序等;再就是對文化本身的貢獻。但是,它也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沙門人口急劇增加,減少了社會勞力;寺院土地迅速擴張,干擾了國家經濟:所以會有後來的唐武宗滅佛事件(當然這事件也包含了佛道鬥爭的因素)。
宗教不能引領當今中國
在中國歷史上,曾有不少帝王和大臣篤信宗教,但中國從來沒有成為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除了個別地方政府或非常態的政權有這樣的特徵或傾向,前者如舊時的西藏,後者如太平天國。
因此,也從來沒有哪個宗教「引領」過中國。也許有人會提起儒教,但儒教嚴格意義上並不算宗教,更恰當的用語還應該是儒學或儒家思想。
當今中國走的是務實的世俗化道路,在物質生產和建設方面,依靠的是科學的理論和方法。在精神人文領域,應該像盛唐那樣,有著開闊的胸襟,立足民族傳統的同時,廣泛吸收不同的、新鮮的思想與文化觀念,以益世道人心。
在全球化的潮流之中,我們更應該提倡千帆競秀、百舸爭流,任何「獨尊」、「引領」都是不合時宜的。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推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近年,中國的宗教人口有不斷增加的趨勢,但這不影響宗教在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中的非主流地位。
中國宗教現狀有一個寶貴的特點:信教者與不信者互相尊重、互不影響;各教溫和自守,和平相處。這是一種難得的理念上的平衡。如果有一天,這個平衡被人為地打破,那將是一個災難的開始。到時候,中國政府不擋是不行的。
·作者是本地教育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