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印度人覺得自己很幸福？zt

　　一場影響六億多人、當代社會極其罕見的大停電，再一次曝顯了印度的落後和時代差距：這是一個每天都會停電、至今三分之一的國民沒有電力供應的國家（幸好印度在倫敦奧運會是打醬油的，否則這麼精彩的比賽看不到多麼遺憾啊）。套用北京暴雨之後的一句流行語：印度和世界隔著一個（電能帶來的）光明。

　　當然，印度和這個世界的差距太多了，我們還可以說：印度和世界隔著一個溫飽、和世界隔著一個男女平等、和世界隔著一個識字率、和世界隔著一個廁所、和世界隔著一個高速公路甚至和世界隔著一枚奧運金牌。

　　然而，儘管印度和這個世界有如此明顯的差距，但卻令人驚奇的保持總體、長期穩定，而且更令人驚嘆的是它的幸福指數相當之「High」，遠遠高於中國。這和經濟危機后美國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加拿大發生「魁北克之春」、歐洲大規模的抗議示威、阿拉伯社會革命動蕩大相徑庭，堪稱印度式奇迹。

　　貧窮落後而又長治久安的奇迹，自然不會被自由派學者放過。出身哈佛的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先生曾撰文把這個功能歸於印度實行的民主制度。然而，放眼世界，這顯然是個特例。

　　人類的歷史一再證明，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建立起的民主制度往往脆弱，極不穩定——遠的不說，中國的近鄰、軍事政變頻頻發生的泰國和菲律賓就是實證。而經濟發達基礎上建立起的民主制度才會穩定，如亞洲的韓國和日本。

　　民主是否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世人並無定論，但經濟發展可以產生穩定的民主卻是共識——不過話說回來，任何制度都不例外，非民主制度所獨有。中東超級富裕國家沙特就能不費吹灰之力地將阿拉伯之春拒之門外。

　　如果能夠以學者客觀、冷靜的心態研究一下印度的歷史和文化，就不難發現，真正令印度落後而又穩定、人民還倍感幸福的根源是它的宗教：印度教。

　　從信眾數量的角度來看，印度教堪稱世界第三大宗教，僅次於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整個印度80%的人口——也就是九億五千萬印度人——信奉印度教。

　　印度教有兩大核心教義：一是種姓制度，一是人生輪迴。

　　所謂種姓制度，就是以血統為標準、以世襲為原則，將人分為不同的等級。不同的等級從事不同的職業，享受不同的政治和經濟權力。各個等級不得通婚，不得跨越階層工作。任何違反者將受到嚴格的懲罰。印度教經典、聖經之一《薄伽梵歌》（意為「神之歌」）有如下「聖訓」：「做你份內的事，即使你的工作低賤；不做別人份內的事，即使別人的工作很高尚。為你的職守而死即是生；為別人的職守而生即是死」。因此幾千年來，對於印度教的信徒來講，他們的職業，他們在社會中的位置是神定的，是不能違抗的。（我有時常想，究竟什麼是邪教？難道一個核心教義規定由於出身和血緣而世世不平等的宗教不是邪教嗎？）

　　和佛教的人生輪迴不同，印度教的輪迴是指現世的行為決定未來輪迴的形態。低種姓的人只有安於現狀，欣然接受當世的不公、不義和痛苦，逆來順受，才能有來世的幸福。

　　無論是種姓制度還是人生輪迴，它們對印度社會都起著共同的作用：無條件承認和接受現實，絕不反抗，社會從而保持超穩定狀態。所以看看印度的歷史，絕少有中國式的農民戰爭和革命，就是面對英國殖民者的掠奪、殘酷統治，其反抗也不過是非暴力不合作。這才是印度在社會十分不平等、貧富差距極其巨大、貧困人口高居世界第一的情況下，卻依然能夠保持和諧、快樂的真正原因。

　　印度教在印度發揮強大「維穩」積極效應的同時，也阻礙了印度的進步，是印度長期落後的文化根源。經濟學上有一個術語：印度式增長，就是指印度傳統和長期的緩慢增長。

　　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和前行，根本還是取決於政治精英的素質和作為。政治精英集團如果要保持「先進性」，一是要有開放性，二是要有競爭性。但由於種姓制度的存在，印度精英階層即缺乏開放性，更缺乏競爭性，實際上是一個世襲式、封閉型、排他型的政治精英團體——儘管它外面還有一層民主的光環。不同的社會階層幾乎不存在流動性。

　　所以不管印度的制度如何改變，掌握政治權力的永遠是那些高種姓群體。這也是為什麼，印度獨立后，政治權力一直掌握在尼赫魯—甘地家族手中。正是由於缺乏開放性，精英人數稀少，更由於缺乏競爭性，精英素質難以提升。最終導致印度這個國家長期處於落後狀態。

　　反觀中國，由於實行科舉制，完全打破任何特殊利益集團對權力的壟斷。統計表明，宋朝的官員中，50%以上三代前沒有人當過官，都是來自貧寒家庭。整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兩萬名舉人，兩千名進士，43%也是來自貧寒家庭。「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上下流動的寫照。在當代，僅以中央政府一級的公務員來講，2010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了1.4萬餘名公務員，其中來自普通家庭的達93.4％。2011年度中央機關及其 直屬機構錄用了1.5萬餘名公務員，來自普通家庭的達87.1％；2012年度報考中央機關公務員的考生有15.5萬餘名，來自普通家庭的佔總人數比例超過82.3％（尚無最終錄用數字）。這在印度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儘管如此，媒體和社會批評中國上下階層流動性不足仍是不絕於耳。

　　印度教對廣泛的低種姓民眾的影響就是從內心扼殺了他們奮鬥的動力。出生和血緣的不可改變，使得任何奮鬥都變的毫無意義。這也是為什麼印度文盲率如此高的原因之一。凡是到過印度的人，看到的最多的是印度人無所事事，慵懶的坐著、躺著。極高的文盲率使得民眾更加愚昧，也更不可能從思想上覺醒進而質疑和要求改變這個不合理的制度。

　　反觀中國，自秦朝，陳勝、吳廣的「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年輕的劉邦和項羽見到秦始皇后，分別發出了「大丈夫當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慨嘆，這些都成為了中華民族的基因。在今天的中國，沒有哪個階層會因為出身和血緣而喪失奮鬥的動力和向上提升的機會。中國模式之所以不可能被他國照搬的原因之一就是「百姓太勤勞」，而這種勤勞的動力則源於對改變命運的希冀。

　　應該說，在人類的歷史進程中，各個文明都同樣出現了不同形式的等級制度。但只有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最終解決了這一歷史原罪。基督教是通過宗教改革；而儒家文明本身不是宗教，入世性代替了宗教性，易於與時俱進，因此通過幾場革命就完成了人人平等的文化和社會使命。

　　但是，不管是宗教革命還是社會革命——印度教教義本身就杜絕了革命的可能性。我們不妨想想，美國黑人是靠什麼才爭得和白人一樣的公民權力？還不是靠一場聲勢浩大的、革命色彩的抗爭運動嗎？

　　所以直到今天，雖然印度憲法上廢除了種姓制度，但實質卻沒有任何改變。

　　印度「奇迹」還造成了一個西方民主理論的一個困惑：以公正平等為核心價值觀的民主，何以卻無法解決印度種姓制度下的不平等？何以實習了六十多年的民主制度卻無法啟蒙和喚醒民眾？

　　首先，文化是制度之母。什麼的樣的文化就必然有什麼制度。不管這個制度上罩著多麼炫眼的光環。印度教已經成為印度的文化基因而深深積澱於每一個人的集體無意識，烙在每一個人的血液中。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從根本上極難改變。 就是偉大者如甘地，儘管他也是由於在南非受到種族歧視而走向獨立道路的，但他卻也完全認同種姓制度。印度教在印度生活中的決定性影響從一件小事即可見一斑。印度有少量的基督徒，基督教還是主張人人平等的（美國一度是個例外），都是上帝的兒女。然而，在印度的教堂里，低種姓的基督徒是必須坐在後排的。

　　其次，西方的民主制度伴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經歷了漫長的發展和演變。從宗教改革、工業革命、民族國家的興起、現代政黨的出現以及激烈的社會運動甚至革命——英國革命、法國大革命、美國革命，才一步步走到今天。而印度卻是一夜之間就從最落後的制度一步轉型為現代議制。隨之就出現了上層建築和社會現狀的脫節：政治制度是照搬西方的，社會結構卻幾乎仍舊是處在中世紀的。

　　於是在印度，民主不但無法解決種姓制度，反而事實上成為繼續維繫種姓制度的工具。比如選舉時大打種姓牌，以撈取選票。印度為了提高低種姓群體的地位，向其提供不少扶助和福利措施。但這種措施是以種姓做為劃分標準的，無形中反而強化了種姓制度。2008年印度拉賈斯坦邦曾發生騷亂，造成39名警察喪生。而騷亂的原因居然是低種姓的首陀羅要求當地政府將他們納入「特殊種姓部落」。

　　印度沒能出現工業化和工業革命，原因也和印度教密不可分。印度教本身就對工商業有很多限制，也不追求消費（吃素，低碳生活），再加上種姓制度造成的高文盲率、不思進取、難以組織大規模的集體性生產（不同種姓不能在一起工作），還有土地私有制，難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所以印度只能打破人類發展常規，直接跳到信息產業。然而，人類歷史也證明了，不經過工業化，一個國家是很難實現現代化的。工業化並不僅僅是生產力的提高，更是對社會意識、社會結構和價值觀的重組和重構（工業化對傳統上的農業中國造成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假如印度能夠成功實現工業化，這個過程或許還能對印度教產生衝擊。但迄今為止，絲毫看不到有任何可能性。

　　第三，不管什麼制度，實現國家的穩定和長治久安都是其基本的職責。在印度這樣既貧窮落後又等級分化嚴重的國家，任何世俗的力量和價值觀都無法完成這一任務，只有印度教才能承擔起這個功能。所以英國人來了，要利用印度教，印度獨立了，民主了，政治精英仍然也要利用印度教。更何況，掌握政治權力的利益集團也是得益於印度教的種姓制度，怎麼可能指望他們來改變印度教，進而廢除種姓制度呢？所以儘管印度如此貧窮，民眾的生活水平如此低劣（一半人口無廁所，三分之一無電），但印度卻敢於和中國競賽耗資巨大的探月工程、和美國競賽火星探索。

　　當然利用宗教治理國家並非印度獨有。中國雖然是一個缺乏宗教信仰的世俗國家，但清朝就知道利用藏傳佛教加強對西藏的控制：用宗教消解這個彪悍民族的血性，鼓勵成年男子入寺為僧，以此減少人口。而中央王朝的政策卻完全不同：和尚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規定女子四十歲以上才能出家為尼，後來建文帝進一步將年齡升到五十九歲，而男子要出家，年齡則不得超過二十歲。從而確保生產和人力的繁衍。

　　民主制度從本質上講是各種政治力量的遊戲和博弈規則，如果一個社會只有一種政治力量，這種遊戲規則就沒有多大意義。印度雖然政黨林立，但實際上掌握權力的仍然是極少數高種姓族群。民主制度本來應該是由多數人統治，但印度這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之下，制度雖然名為民主，但掌握統治權的仍然還是少數人。沒有新的政治力量獲得遊戲權力，怎麼可能改變印度的現狀？

　　印度教是印度的無解之難題。

　　其實每個國家都有難解甚至無解的挑戰。伊斯蘭社會之所以缺少成功的民主範例，也在於此：要麼是世俗的專制軍人政權，要麼是保守的伊斯蘭政黨。無論誰上台，都不會是民主的勝利。還有美國，在其文化和制度的前提下，不可能解決持槍自由和槍擊悲劇（今年以來美國連續發生教堂槍擊案，四、五、六、七、八月每月一起）。日本人的封閉、島國心態和等級制度同樣難尋解藥。法國人的散漫、混亂、不務實也是天生難改。

　　至於中國，人情社會、官本位、缺乏規則意識亦是渾然天成，難以打破——不管左中右，皆如是。不過相對而言，中國的難題尚有解決之路。因為中國既無宗教崇拜，又無制度崇拜，只要壓力或者危機來臨，總會與時俱進，靈活調整。這就是為什麼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得出這樣的結論：在他研究的二十三個文明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傳承沒有中斷的。他在與池田大作的談話集《展望二十一世紀》里，作出了明確的表述：「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 湯因比還曾預言 「人類要想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必須要到中國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