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民專稿：中共發起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

最近一段時間，北京執政當局從中央到地方，中國大陸從南到北，不少官員都在談思想解放。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中共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不久前的一次有關講話，以及中共高層智囊、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鴻的一篇署名文章。

汪洋要求廣東以「新一輪思想解放推動新一輪發展」，要「叫板新加坡」的說法，和施芝鴻《黨的十七大與新起點上新的思想解放》的這篇理論文章，似乎透露了中共政策的最新動態和未來中國政情的最新路向，顯示中共將在三十年前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和1992年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之後，在已經取得經濟成果的基礎上，開展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以強化中國的社會建設和道德建設，將中國的改革開放推向一個更高的台階。

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右二）要「叫板新加坡」。

汪洋是在去年12月25日中共廣東省委十屆二次全會上發表到任廣東省委書記后的這次公開講話。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思想開明的汪洋深諳中共未來政策的內情，因此這樣的講話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備而來。而作為中南海高級智囊、胡錦濤貼身文膽的施芝鴻，親身參與中共政策的調研、制訂和起草，他這篇於今年1月5日同時刊發在中共中央黨校《黨政幹部論壇》月刊和上海《解放日報》的文章，更絕非僅代表個人意見的泛泛之作，而是代表了中共官方的戰略意圖。

三句話表達中國改革目標

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汪洋的有關講話和施芝鴻的文章，在發表的時間點上，分別在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今年1月1日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發表署名文章，對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進行階段性總結的前後。大有刻意安排布置，營造輿論氛圍的痕迹。胡錦濤在文章中宣布，通過改革開放「這場偉大革命的洗禮」，「中華民族大踏步趕上了時代前進潮流」。他引用鄧小平的話：「我們要趕上時代，這是改革要達到的目的」。

這是中共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向世界宣布，中國已經大踏步趕上世界發展潮流；也清晰表達了中共現階段的三大目標。胡錦濤把中共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目的歸納為三句話：「就是要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現代化，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振興偉大的中華民族；就是要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賦予社會主義新的生機活力，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要在引領當代中國發展進步中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保持和發展黨的先進性，確保黨始終走在時代前列」。

其實，有關中共思想解放的說法並不新奇，但觀察中國政情的專家都知道中共的行事風格，即在推行某項重大的決策之前，基本上都是遵循「兵馬未動，輿論先行」的規律。將近三十年前，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在1978年發表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並在之後開啟了真理標準討論，終於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實現了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的重大轉折，實現了思想觀念的突破和理論的突破，奠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基礎。 皇甫平再扛思想解放大旗

1991年初，鄧小平到上海過春節時要求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之後不久，上海《解放日報》發表署名「皇甫平」有關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系列文章。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也在鄧小平的布局下，先行營造了輿論氛圍。1991年初，鄧小平到上海過春節，對陪同者表示：「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黨還要講幾十年。光我一個人講還不夠，我們黨要講話，要講幾十年。」他要求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點，步子要快一點」。之後不久，上海《解放日報》發表了署名「皇甫平」有關改革開放解放思想的四篇系列文章，「圍繞解放思想以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這個中心，宣傳了鄧小平的最新思想，形成了一個推進改革的完整的輿論先導系列」，開啟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並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將整個思想解放運動推到一個高潮，掙脫了當時束縛人們思想的許多重大認識問題，為之後中國經濟改革的深化和中國經濟的起飛奠定了思想基礎。

巧合的是，當年的「皇甫平」三作者之一，就是目前發表《黨的十七大與新起點上新的思想解放》的中共中央政研室副主任施芝鴻。在這篇將近一萬兩千字的長篇理論文章中，『解放思想』這個關鍵詞一共出現了46次，充分說明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這篇文章的核心目的。文章指出，「解放思想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大法寶，因此必須繼續解放思想」。而由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進入了新的歷史起點」，因此，「解放思想也必須進入一個新的更高境界」。

顯然，由於作者的官方地位，並且是署名文章，因此，這篇文章可以認為是在為中國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進行理論鋪墊，是中共推出新的戰略決策前的先行部署，「吹響了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在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進程中，繼續解放思想的時代號角」，開始了去年十一月以來，中共官方媒體提到的「揚起思想解放風帆，繼續改革開放民族復興的遠航」。

廣東將比新加坡更乾淨有序？

如果說，施芝鴻作為中共的理論家，從理論上為中共繼續解放思想建立論述，那麼，作為地方封疆大吏的汪洋，則要從施政實踐上，為地方的進一步發展提出具體的目標。他說，廣東過去實現跨越式的發展，都是解放思想的成果，因此，廣東要以「新一輪思想解放推動新一輪發展」。

溫家寶訪問新加坡在演講中，明確表明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學、趕、超決心。

汪洋為廣東定下的趕超目標不但要在經濟上，而且也在社會發展方面，要超過新加坡和韓國。他在和廣東官員討論廣州和深圳的空氣污染、水質污染和「城中村」治安混亂問題時，引用鄧小平的話表示，廣東要力爭用20年時間趕上「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台灣和韓國），不僅要經濟上去，社會秩序和社會風氣也要上去，兩個文明，即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要超過四小龍，「我們現在超過只是一個方面，他（鄧小平）沒有說只是經濟總量超過啊，而是兩方面都要超過」。

他說，今天的「廣東也遇到了土地制約，技術貧脊，結構難題，社會衝突，我們必須認識到再一次解放思想、銳意進取，用改革創新來解決這些問題，否則廣東排頭的地位將難以自保，全面實現小康的社會將難以實現，小平同志託付的任務將難以完成」。

顯然，汪洋認為廣東未來發展的重點，除了經濟方面要有新突破之外，更將重點放在社會公平、社會治理、制度建設和公民的道德重建上。這是中國今天發展新階段面臨的難題，也是胡錦濤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要解決的問題。據施芝鴻文章透露，中共十六大之後胡錦濤提出並要求全黨深入貫徹落實的科學發展觀，就是要解決這個難題，要「在繼續解決把中國發展起來問題的同時，著重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和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

要大膽吸收人類文明成果

對此，據稱鄧小平在1992年視察南方談話中就指出，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內地同沿海貧富差距的問題；1993年，鄧又強調，「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還說，解決12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後財富怎樣分配的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而「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年富力強的同志」。施文表示，從這樣的歷史回顧中可以看出，胡錦濤在十六大以後適時提出科學發展觀，正是為了解決鄧小平早就期待解決的這些問題，「以便實現他老人家在視察南方談話中提出的『在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繼續前進』的囑託」。

因此，在鄧小平眼中，新加坡的發展模式和社會治理模式是中國的榜樣和追趕的目標。胡錦濤和汪洋很清楚看到了這一點。在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眼中，新加坡是個「經濟發達、秩序井然、廉潔高效、環境優美」的國家，又是華人社會，有太多東西值得中國學習和借鑒。總理溫家寶不久前訪問新加坡時，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中，就明確表明了中共新一代領導人的心情，「我們要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結合新的實踐，進行新的創造，為我所用」。

一切為我所用，包括制度上的、管理上的和文化上的先進成果，這就是中共這一輪思想解放運動希望達到的目的，是中共改革「新的歷史起點」。施芝鴻文章也認為：「只有進一步解放思想，破除框框，把繼續解放思想的要求落實到這一系列重要的理念、觀念和意識的創新上來，並舉一反三、由此及彼地在繼續解放思想過程中，破除那些不合時宜的理念、觀念和意識的束縛，」才能使中國的改革開放達到歷史的新高度。為此，溫家寶總理在新加坡訪問時就表示，只有開放，先進的和有用的東西才能進得來；只有兼容，尊重不同文明，取長補短，才能使自己不斷充實和強大起來。

[ 本帖最後由 大西洋人 於 2008-1-15 23:46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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