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坐下來閱讀這本《第二次機會》,與布熱津斯基一道回顧1989年以來美國與整個世界的變化,我們可能很難意識到,這個世界上已有多少滄海變成桑田。
1989年2月,蘇聯軍隊從阿富汗完全撤出,老布希剛剛擔任美國總統一個月。這成了布熱津斯基在本書中給美國三位總統「打分」的時間起點。老布希接下來要面對的,是一系列幾乎超出所有人想象的劇變:東歐變色、蘇聯解體、兩極格局瓦解。在1989年2月,國際舞台上是那樣一批「玩家」:老布希、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鄧小平、霍梅尼、撒切爾夫人、薩達姆、昂納克、瓦文薩、齊奧塞斯庫,他們全都已經遠離公眾視線,不少人已經作古並逐漸被人遺忘。在1989年2月,我們的辭彙表裡還沒有下列這些現在已經習以為常的概念:互聯網、WTO、「基地」組織、歐洲聯盟、中國(印度)崛起、精確制導、全球變暖。
由於距離歷史太近,我們常常看不清自己所處的時代。很多人至今還在說我們處於一個過渡時期:舊有的世界格局早已瓦解,新的格局尚未建立。可是跟隨布熱津斯基做一個15年的簡單回顧之後,我們可能就會疑惑。究竟是我們仍在經歷一個已經近20年的超長過渡期,還是過渡早已結束,只是我們自己沒有能力來概括自己所處的時代?
所謂戰略家,是能夠探尋我們時代的基本特徵,審視本國在這個時代里的得失,並進而謀划本國如何趁勢而為的人。在美國2008年總統大選已經拉開帷幕的時候,布熱津斯基的新書《第二次機會:三位總統與美國超級大國地位的危機》就是其試圖影響美國未來戰略走向的最新努力。
戰略大家
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是當今美國最活躍、最有威望的戰略家之一。布熱津斯基出生於波蘭,其父曾任波蘭駐德國、蘇聯大使,因而幼年的布熱津斯基曾目睹德國法西斯的上台以及斯大林的「大清洗」。蘇德兩國瓜分波蘭之後,布熱津斯基一家滯留加拿大。在加拿大完成大學教育后,布熱津斯基來到美國,並在哈佛大學拿到博士學位。此後,他加入美國國籍,先後在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任教,成為美國知名的東歐政治專家。此後,布熱津斯基先後在民主黨的約翰遜政府和卡特政府服務,並在卡特政府中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是卡特不折不扣的頭號外交顧問。在此期間,布熱津斯基致力於把人權引入卡特外交當中,對蘇聯採取比較強硬的姿態,改變了尼克松-基辛格時期的「緩和」戰略。同時,他深深地捲入東歐國家事務,與波蘭「團結工會」和波蘭出身的教皇保羅二世關係密切,可以說為日後波蘭以及東歐「變天」打下了基礎。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任內的1979年1月,美國政府終於決定對台「斷交、撤軍、廢約」,中美兩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
離開政府後,布熱津斯基繼續活躍在華盛頓政界、學界。他依然任教,但眼光早已超越早年的東歐問題,而成為一名戰略大家。除了早年影響很大專業學術著作之外,他最近十幾年裡仍然筆耕不輟,每一著作都在政界、學界引起很大轟動,有趣的是,這些書的中譯本,幾乎都以「大」字開頭,大概是凸顯作者的大格局吧。1989年,他撰寫了《大失敗》一書,準確地預言了蘇聯的解體;1993年的《大失控》,呼喚美歐亞合作,重塑世界政治的道德標準;1997年的《大棋局》是布熱津斯基最廣為人知的著作,戰略家和地緣政治大師的功底在此書中顯露無遺;到2004年的《大抉擇》,布熱津斯基已經對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提出警告:美國到底是要作世界的「領導者」,還是要作支配世界的霸權?在這些著作中,布熱津斯基的思想有一個一以貫之的主線:冷戰結束后,美國應該利用其空前超強地位,鞏固美國現有的盟國體系,積極接觸中、俄等大國,共同塑造這個世界,使其朝著有利於美國利益和價值觀的方向發展。
老師「打分」
那麼這18年來,在布熱津斯基的眼中,美國做得如何呢?《第二次機會》的主體部分,就是「布熱津斯基教授」給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三任總統的外交政策「打分」。布熱津斯基對三任總統顯然都不滿意:老布希是「還不錯」,得了B,評語是「戰術層次技巧高超,可是錯過了重大戰略機遇」;柯林頓是「參差不齊」,得了個C,剛及格,評語是「潛力與表現之間存在重大差距」;小布希就慘了,布熱津斯基稱他的外交是「災難性的失敗」,得了個F,相當於零分了,評價是「簡單化的、教條的世界觀促使他走向自我毀滅的單邊主義」。話說得相當重。
在這三位總統中,老布希是上任之前外交經驗最豐富的一位。布熱津斯基說老布希的四年面臨的任務是史無前例的繁重,應該不算誇張。在歐洲,老布希要應對東歐劇變、蘇聯解體,既要確保搞垮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又要穩住形勢,避免發生戰爭與衝突;在亞洲,他要對「六四事件」之後的中國區別對待,在應對美國國內壓力的同時穩定中美關係;在中東,老布希拉起了世界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聯合軍事聯盟,漂亮地擊敗薩達姆,解放了科威特。這一切,都在四年中圓滿完成,顯示老布希及其團隊的確有過人的國際視野和外交技巧。布熱津斯基感到遺憾的是,老布希雖然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大戰略,卻沒能具體地加以實施,這既是因為老布希壯志未酬,幹了一個任期就黯然下台,其實也是與他小心謹慎、缺乏魄力的個性有關。
老布希是「戰術型」總統,有手腕卻缺少願景;柯林頓與小布希卻恰好與他相反。這兩位總統,實際上代表了美國近年來兩股主要的外交思潮:全球化與新保守主義。
布熱津斯基開玩笑說柯林頓是「馬克思主義者」,因為柯林頓相信「歷史決定論」,只不過這個歷史的發展方向是「全球化」而已。柯林頓相信全球化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全球化的大潮一方面能解決各國的發展問題,另一方面讓各國超越主權觀念,讓戰爭消於無形。布熱津斯基說,「柯林頓相信全球化是一列自動火車,自己會抵達終點,美國只是火車上的一個乘客。」因此,柯林頓在外交上有時候坐失良機:比如他對前南斯拉夫內戰一開始優柔寡斷,不願意干涉;對索馬利亞內戰匆匆捲入又在「黑鷹墜落」后迅速撤出;對盧安達種族屠殺坐視不理而招致廣泛批評。這一切,與柯林頓相信全球化能解決問題,不需要美國積极參与有關;與他對國內問題的重視程度超過國際問題有關;也與他後期緋聞纏身,面臨彈劾的境地有關。
小布希則是「列寧主義者」,也就是說,他堅信自己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剩下的就是要用暴力改造這個世界。布熱津斯基一直是小布希的激烈批評者。他曾說小布希是「摩尼教偏執狂」。摩尼教也就是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里提到的明教。摩尼教相信在人類初始時,存在著光明與黑暗兩種互相對立的世界,「光明之父」統治著「光明之國」。小布希宣稱「要麼在我們這邊,要麼在恐怖分子一邊」的非黑即白的理念,可能他自己就是那個「光明之父」,切尼和拉姆斯菲爾的大概就是小說里的「光明左使」和「光明右使」吧。在布熱津斯基看來,小布希軍事上陷在了伊拉克,錯過了反恐的重點,政治上加劇了世界各地的反美情緒,裂解了大西洋聯盟。由於整個布希政府的經歷都消耗在伊拉克問題上,布熱津斯基認為小布希在中國崛起、俄羅斯集權、朝鮮與伊朗的核問題、全球變暖等問題上都沒有投入足夠精力。
布熱津斯基對三位總統的評價,總體上應該算是公道。只不過「當家有當家的難處」,相信每位總統及其團隊雖然不願意對「布熱津斯基老師」的批評直接反駁,但是心裡也許也有點不服氣吧。人各有優缺長短,加上有體制限制,歷史包袱,每個總統一定會留下敗筆和遺憾。坊間已有人批評布熱津斯基「站著說話不腰疼」,指出在卡特政府期間,布熱津斯基同樣犯下諸多錯誤,比如盲目追求人權卻忽視蘇聯擴張動向,對伊朗巴列維王朝支持不夠而導致伊斯蘭革命爆發,美國從此「失去伊朗」等等。伊朗革命后發生的人質事件,實際上最後是導致卡特未能連任的重要原因。但是無論怎麼說,就事論事,布熱津斯基作為「局內人」的批評還是很有價值,他對全球化與新保守主義這兩大願景的梳理與批判,應該也算打到了要害。
問題與處方
伴隨著大選的展開,毫不誇張地說,近來華盛頓已經是一個辯論與反思之城。小布希的外交已經被多數人宣判為失敗,更多的關注轉到,2009年之後的美國應該朝何處去?這種思考不僅僅是一些政策的反思,很多人涉及到的是一些根本的問題:這個世界的時代特徵是什麼?美國這個國家的根本特徵是什麼?美國能做些什麼,符合時代潮流,也符合美國理想?民主黨人固然已經在掰著指頭算布希下台的時間,不少共和黨人也感到需要與布希的政策作一定的切割,找回共和黨的靈魂來。
布熱津斯基在書中直言,這本書的寫作目的就是要影響2008年大選,影響布希之後的新總統。冷戰後美國大好的機會已經被三任總統揮霍,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還有第二次機會。在15-20年內,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具備挑戰美國軍事、經濟和科技的能力。「美國獨大」應該至少還有十幾年時間,因此,下屆總統還有機會重新再來。但是,布熱津斯基認為,美國不會再有第三次機會了。
布熱津斯基的反思包括三個問題:其一,在國家制度層面,美國三權分立的制度如何保證白宮和國會制定一致的外交戰略?利益集團遊說政客的制度如何保證美國外交政策不被他們操縱?其二,在社會層面,美國老百姓是否能明白,必須改變美國高消費-高能耗-高負債的運行方式?美國人如何才能增加對外部世界的知識,以適應全球領導角色?這兩個問題都是很切實的問題,其他論者也多有指出。不過「美國國情」之下,改革也決非易事,布熱津斯基雖提出問題,但對下屆總統能否改變這些問題,筆者並不表示樂觀。布熱津斯基的一些建議,如建立府會聯合諮詢委員會、讓美國人全民義務參加公民服務活動等,無論從可行性還是從效果而言,似乎都大可懷疑。
布熱津斯基提出的第三個問題,其實非常深刻,不過此一問題似乎被「打分」的新聞效應遮蔽,很多人並沒有注意。這個問題是,美國能否明白,「全球政治覺醒」這個現象對今後的美國到底意味著什麼?所謂「政治覺醒」,布熱津斯基指的,是法國大革命以來,人類對個體尊嚴的追求。這一覺醒源自法國並蔓延至整個歐洲,其後則表現在中國人民追求民族獨立的連續鬥爭、印度人民反抗英國殖民統治、以及二十世紀下半葉亞非拉各國的反殖民鬥爭中。這一覺醒在範圍上逐漸擴大到全球,深度上逐漸深入各個社會內部,近年來更藉助電視、互聯網迅猛發展。發展中國家人口年輕化的趨勢,註定這一趨勢將在東亞、中東、拉美迅速發展。除追求自由、民主外,要求發達國家尊重別國文化多樣性,表達自己文化、宗教聲音的願望是這些 「世界憤青」的主要要求,反殖民、反西方、反美是他們情緒的外在表現。實際上,近年來中東的恐怖主義和反美主義、東北亞中日韓關係的緊張,很大程度上都來自這一趨勢。
在這個問題上,布熱津斯基的觀察是具有歷史眼光的。然而布熱津斯基在此開出的藥方,又讓人頗為意外。可能是由於他長期研究地緣政治的緣故,布熱津斯基相當重視「全球覺醒」造成的國家實力對比變化。在他看來,西方國家實力相對下降不可避免,如果美國處理不好,可能會出現美、歐、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日本被邊緣化,印度和俄羅斯作「騎牆派」,在「政治覺醒」的作用下,也可能與中國聯手,從而終結美國的「領導地位」。他給這個「新問題」開出的,也是地緣政治的「老藥方」,比如說重振大西洋聯盟,把烏克蘭和土耳其吸收到歐洲;強化美日關係,讓日本在北約框架內發揮作用;繼續接觸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和八國集團之外,與中國共組真正的全球大國(如日、俄、歐、印、印尼、巴西等)參加的協商機制;停止在中東國家強行推行民主等。
從地緣政治的邏輯去看這股潮流,得出布熱津斯基設想的「最壞前景」也順理成章,其「藥方」也有不少高明之處。不過這圖景,似乎又跟我們自身的經驗產生矛盾:中國、印度的「覺醒」,並沒有造成中美、印美關係的惡化;「全球政治覺醒」如何就必定造成「民族國家間對立」?中東地區的現狀如何就適用於東亞或其他地區?幾大國共同應對「全球政治覺醒」是否會造成發展中國家新的不平等感?這些都是布熱津斯基邏輯推演當中需要回答的問題。在筆者看來,也許美國更應該聯合其他國家去作的事情,不是去實現大國力量平衡,而是如何節制這個全球政治時代的種種全球問題:例如如何調節全球化造成的各國內部經濟失衡;如何建立各國普遍認可的全球政治、安全行為準則;如何從政治哲學層次去建立文化的多樣性,而不是把文化多樣性僅僅理解為衣食住行的差異。
不過無論如何,這樣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讓這本「打分」或者「揭內幕」的書更具有了深度。在筆者看來,這些問題不僅對美國下屆總統有價值,對關注中國外交的人來說,如何順應這股歷史潮流,同時穩妥處理好國內外這股情緒。也將是一個中國崛起進程中必須思考的大問題。
Zbigniew Brzezinski,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7
[
本帖最後由 大西洋人 於 2008-1-12 03:29 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