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新聞周刊》以年終特刊的形式大幅報道中國。無獨有偶,美國《外交》雜誌也以「中國」為2008年1月-2月號的關鍵詞。
該雜誌通過一系列文章分析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對世界秩序造成的衝擊和新的外交政策,指出「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既可以保持主導地位又可以整合進更加強大的中國,前提是華盛頓現在開始加強雙邊秩序」。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向早報記者指出,專題主筆是清華大學經濟和管理學院及全球領導力項目負責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L.桑頓,他的觀點與曾經推動中美建交的基辛格和提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佐立克一脈相承。
中國民主在進步
專題一開始就發出疑問:「中國的政治開放能夠走多遠?它的經濟和軍事力量能夠成功地被整合進現有的世界秩序中嗎?」
在題為《長此以往》的主打文章中,桑頓首先肯定了中國政治的「進化」。「中國領導人守著對人民承諾了百年民主誓言」。儘管中國領導人不以西方人的方式看待民主,文章承認,他們的確支持地方選舉、司法獨立和對官員的監督。
桑頓認為,西方需要更好地理解中國民主化進程今天所處的確切位置。十多年來,全國農民持有選舉村幹部的選票。
文章進而闡述了中國地方選舉制度近年來的發展並列舉一些例子,表示「公開推選」系統是一種在選舉地方領導人時引入競爭和透明措施的方式。
文章還指出,中國領導人近年來在黨內推廣競爭性選擇上也作出了努力。一些專家相信「黨內民主」的發展對於中國的長期政治改革比地方政府的選舉實驗更有意義。
司法更獨立
在談到中國司法的章節中,文章稱:「中國的司法系統在過去三十年邁出了很大步伐,但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隨著法官和檢察官素質的提高,中國律師的地位也得到了改變。私人律師事務所的發展促使司法系統整體的進一步專業化。大多數觀察者認為官員對司法程序的干擾正在減少。
另外,中國頒布了相當數量旨在保護公民利益的法律,比如《公務員法》、《國家賠償法》和《行政訴訟法》。
在談到對官員的監督時,文章列舉了中國在反腐敗上的多重機制。而隨著中國經濟的二十多年來的迅猛發展,官員瀆職的機會也在增加。同時,中國媒體的商業化和學會挖掘讀者的興趣也是一股給人以希望的趨勢。
「引起許多中國人注意的一個做法是,政府決定允許外國記者從2007年1月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在中國境內自由的活動和從事報道工作。」文章說。此外,網際網路和手機開始挑戰傳統媒體。
「選舉、司法獨立和監督是伴隨著三十年急速經濟改革和發展的中國社會轉變和個人自由擴大的一部分,」文章總結說,「是向更基於制度的系統的轉變的一部分,是中國社會繼續開放和多元化的方式。」
對於桑頓的評述,袁鵬指出,如今美國內部在對話政策上存在四種聲音:中美合作論、對華接觸論、接觸無效論和遏制中國論。「桑頓屬於第一種聲音。最後一種聲音有所削弱,而第一種聲音在加大。」
擁抱中國西方才有未來
專題另一篇文章探討了中國崛起的問題。
這篇題為《中國崛起和西方未來》的文章開篇指出:「中國的崛起毫無疑問會終結美國的單極時代,但這並不意味著一定會有暴力鬥爭或西方制度被推翻。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可以既保持主導又整合更加強大的中國———但前提是華盛頓現在開始加強雙邊秩序。」
對此,袁鵬表示,美國主流已經接受中國崛起既成事實。「當今中美關係所處的背景是,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一個無法逆轉的國際事實,中國正在融入國際社會且不會破壞現有的國際秩序,美國正處於戰略下滑階段並面臨自身的一些困境,」袁鵬說,「和中國協調合作是對美國有利的。」
至於怎麼協調,文章建議說,美國應當記住它對西方秩序的領導使其塑造了一個讓中國作出關鍵的戰略選擇的環境。如果想保住領導地位,華盛頓必須努力強化支撐這個秩序的規則和機制,使其更容易融入、更難顛覆。「如果21世紀的決定性較量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展開,中國有優勢」,所以對西方而言,明智的選擇不是試圖阻止中國的崛起,而是讓它順利地融入現行國際體系。在中美間的具體爭端方面,專題刊發了《重新考慮人民幣再估值》的文章,指出華盛頓的政治家叫嚷著要中國升值人民幣來扭轉貿易逆差,但強勢人民幣也不是解決方案。所有人都應該轉而關注中國如何恰當地融入全球經濟。
中美關係主導權轉移
在另一篇分析中國新外交政策的文章中,作者的觀點是:中國現在可能更願意幫助西方應對緬甸、朝鮮和蘇丹等國帶來的問題———但在一個限度內,因為中國從內心仍然傾向於把不干涉別國內政作為總體政策。
「中國支持———在某些情況下幫助創造———讓這些國家走上合法化道路的程序,比如六方會談。」文章提到,「把這稱之為中國的新外交政策主義還太早了,但一個新的外交政策實踐正在浮現。」
作者認為,中國已經在一系列之前陷入僵局的議題上創造了取得進展的可能性,比如伊朗核問題和緬甸問題。
明年,美國將舉行總統大選。《新聞周刊》上周提出:「2008年是中國的,美國是時候制定長遠的對華政策了。」
對此,袁鵬表示:「在未來,美國兩黨的總統候選人將繼續深化和細化佐利克於2005年提出的『利益攸關方』框架,中美合作在未來的三到五年內是可以期望的,前提是中國不挑戰美國的核心利益和戰略紅線。中美關係發展的主導權第一次從美國轉到了中國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