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的《財富的革命》

　　汪丁丁  簡介 知識社會與知識資產問題

　　在我撰寫這篇中譯本序言的時候，我注意到這本著作的英文版將於2006年4月25日在北美公開發行，一個月之後，我們將讀到它的中文版。顯然，譯本與原作出版的時間差距極大地縮短了。這一特徵符合托夫勒在其新著內闡述的三項深層原理——財富生產的時間原理、空間原理、知識原理。托夫勒關於這些基本原理的系統闡述，我覺得，尚未完成。據此，我預期他將繼續寫作。

　　與托夫勒以前的三本著作均已有了中譯本著作一樣，這部新著旨在探討知識社會的「財富」問題。這一問題的提出，就托夫勒而言，至少可以回溯到1991年，那一年，他出版了《權力的轉移》。但是，托夫勒對這一「千年變局」的表象分析，又可進一步上溯到1984年。那一年，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那是一本在中國引發了普遍的閱讀興趣的著作。借用托夫勒的語言，所謂「第一次浪潮」，約始自1萬年前並且延續至今，被稱為「農耕時代」。在這一時代，財富的基本形式是關於「種植」的知識——這一知識的積累與折舊。所謂「第二次浪潮」，約始自17世紀末並且延續至今，被稱為「工業的時代」。在這一時代，財富的基本形式是關於「製造」的知識——以物質資本的形態和以人力資本的形態，積累與折舊。

　　所謂「第三次浪潮」，約始自20世紀50年代後期，被稱為「服務業的時代」——因為，由各國統計數據表明的趨勢是，在這一時代，農業勞動人口將只佔總人口的2％以下，工業勞動人口將佔總人口的28％以下，服務業勞動人口將佔總人口的70％以上。如此眾多的服務業勞動者，他們從事的主要工作是什麼呢？就表象而言，他們從事「現代服務業」——管理、法律、會計、金融、電訊、醫療、教育，以及政府部門內的相關服務。更深入的考察表明，與「傳統服務業」的那些在洗衣房和貨運碼頭工作的勞動者截然不同，現代服務業的勞動者都是所謂「知識工作者」，他們在第二次浪潮中被稱為「白領」。在大約1970年，在美國，他們的人數首次超過了「藍領」的人數。

　　在《第三次浪潮》的巨大衝擊下，托夫勒被多次邀請訪問中國。他告訴我們，中國大約有9億人可以被稱為「第一次浪潮人口」，因為他們仍生活在農耕時代的財富創造過程中。同時，中國大約有3億人生活在「第二次浪潮」的世界里，他們從事的主要工作是「製造」。最後，中國大約有1000多萬「第三次浪潮人口」，他們從事現代服務業。在2001年的一次訪問中，他被詢問「中國是否可以跳過第二次浪潮，直接進入第三次浪潮」。他的回答是：歷史是不確定的，所以，沒有誰可以確切預測中國的歷史進程。另一方面，他指出，中國可能有跨越式發展，這一跨越必須以成功的「教育」為前提。就這一目的而言，寬頻網路很可能為中國提供成功教育和跨越式發展的契機。

　　1970年，托夫勒發表了《未來的衝擊》。他預言，人類心理深層結構難以適應因不斷加速的創新而迅速變化的生存環境，並因此終將導致一次總體性的危機。這次總體性的危機的降臨，被命名為「未來的衝擊」。在這部著作面世36年之後，我們回顧這位「未來學家」當時對現在所做的預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托夫勒預測的不準確性。例如，他完全沒有預見到網際網路的普及和它的革命性作用。因此，他當然也沒有預見到網際網路生活對「數字一代」的人類的思維方式與情感方式所發生的重要影響。但是，我不認為這些重要的忽略改變了托夫勒最深切的預見——即人類在數億年演化中形成的從而不可能在數十年內有所改變的深層心理結構，能夠容忍的環境變化速率將低於人類創新活動所誘致的環境變化速率，從而引發一次深刻的總體性危機。

　　在介紹了托夫勒以往的思想軌跡之後，現在，讓我們繼續探討托夫勒在《財富的革命》里試圖表述的那種思想——為刻畫這一思想，托夫勒使用了一個新詞「prosumer」，多達145次；作為對比，被托夫勒當做這本書的標題的關鍵詞「revolutionarywealth」，在書中出現了63次。

　　其實，我在這篇中譯本序言里能夠提供的，只是我在閱讀這部作品的英文版和中文版的時候受激發而想到的與托夫勒的論題相關但或許更深刻的思想線索。例如，博依索特（M.Boisot）於21世紀初，晚至2004年底發表的關於「知識資產」概念的一系列作品，德魯克（P.Drucker）於20世紀90年代提出並給予系統闡釋的「知識社會」和「知識工作者」概念，斯蒂格勒（G.Stigler）和貝克爾（G.Becker）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提出的「消費者－生產者」概念，以及貝克爾於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且至今在經濟學界響應者寥寥的「勞動分工、協調成本與一般知識」問題，最後，貫穿了兩千年以來西方經濟學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幸福」、「價值」、「財富」。

　　斯蒂格勒和貝克爾1977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辦的權威刊物《政治經濟學雜誌》發表論文，捍衛經濟學關於「口味的穩定性」假設，為此，他們引入了所謂「家庭生產函數」。幾乎與此同時或稍早，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蘭開斯特（K.Lancaster）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發表了關於「生產者－消費者」（producer-consumer）理性選擇的論文。由此，以往經濟分析中的「理性選擇模型」被擴展為所謂「生產者－消費者」理性選擇模型。

　　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要把馬歇爾提出的單純的「消費者理性選擇模型」和單純的「生產者理性選擇模型」合而為一，用來刻畫那些僅以自己的消費為生產目的的生產者的理性行為。我在為《體驗經濟》中譯本撰寫的序言里專門介紹了這一模型，此處不贅。基於經濟分析傳統內的斯蒂格勒和貝克爾的「生產者－消費者」概念，托夫勒提出的「prosumer」概念應當被譯為「生產者－消費者」，但於漢語不雅，故可譯為「消費生產者」（本書中譯為「產消合一者」——編者注）。

　　托夫勒的「消費生產者」概念特別適用於「知識社會」和「體驗經濟」。此時，我們每一個人的消費和生產都是個性化的——目前流行的所謂「DIY」（由你自己拼裝）電腦、傢具、住房等商品，就已經體現了這一理念，而DIY組件的標準化則表明消費生產者尚難割捨「規模經濟」的好處。作為充分發展的「個性化生產」的一個方面，或者，如馬克思預言過的，勞動作為「人的第一需要」，我們看到，勞動將日益成為「義務的」而不是「僱用的」。托夫勒指出，此處「義務」一詞，僅僅表示不收取貨幣形式的報酬，志願者從義務勞動可以獲得足夠豐厚的精神形式的報酬。

　　時光流轉，當年與老師一起發表那篇論文的學生貝克爾，與他的老師一樣，已成為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勒1982年獲獎，貝克爾1992年獲獎）。獲獎那年，貝克爾與自己的學生聯名在哈佛大學經濟系主辦的權威刊物《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似乎與「消費生產者」模型不相關的論文，題目是「勞動分工，協調成本與知識」。雖然我不很贊同貝克爾對社會科學基本問題的解答（參閱我和貝克爾教授的談話，收錄於高小勇、汪丁丁主編《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朝華出版社，2005年），但我非常讚賞他在這篇論文里提出的基本問題：如果人類社會進步依賴於勞動分工，如果勞動者的自我意識隨分工發展而逐漸強化並把社會帶入「個人主義的時代」，又如果在個人主義的時代，協調分工著的勞動者需要支付日益增加的成本，並且這一成本的上升最終抵消了勞動分工的全部收益，那麼，社會將如何持續發展呢？

　　作為對比，讓我引述托夫勒在《財富的革命》里發表的看法：「在某一點上，一體化的成本可能超過這種超級專業化的價值……新的財富體系要求完全的重新組合，在整個經濟進程中，將越來越臨時的技能組合用于越來越臨時的用途。對於財富創造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更深層、更根本的了。」

　　托夫勒的上述看法，其第一部分與貝克爾提出的分工及協調成本將導致的基本問題一致。但托夫勒所提出的解決這一基本問題的途徑，即通過分工著的勞動者之間在越來越臨時生產過程中的越來越短暫的功能性組合來降低協調分工的成本，則是貝克爾完全沒有論及的。儘管如此，貝克爾的洞見仍與托夫勒的洞見密切相關。根據貝克爾提供的解釋，決定協調分工的總成本的首要因素是「一般知識」的積累及在勞動者當中的普及程度。根據我對貝克爾思想的解釋，此處「一般知識」應當包括：（1）制度性知識，例如語言、默契、行為規範；（2）普及了的技術性知識，例如算術、化學、電子工程學，等等。這些知識的普及，使勞動者們在瞬息萬變的分工中保持協調並且保持協調成本足夠低廉。否則，他們生產的商品的價格就將隨分工的協調成本的上升而上升，最終使這一商品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

　　因此，貝克爾強調一般知識的獲取、積累、擴散，對於降低分工協調成本和擴展勞動分工範圍的極端重要性，並相信這一過程是斯密「勞動分工原理」的本質。

　　眾所周知，斯密《國富論》的主要貢獻是最終確立了這樣一項基本原理，它可以分三部分陳述：（1）國民財富增長的最終源泉是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受到市場廣度的限制；（3）貿易的自由化可以拓展市場廣度。因此，自由貿易被認為是取消對勞動分工的限制從而取消對國民財富的增長的限制的唯一有效途徑。

　　貝克爾的分工協調與一般知識的理論則導致這樣一項基本原理，它也可以分三部分陳述：（1）在勞動分工的拓展與國民財富的增長之間，最重要的中介原因是各種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的專業化；（2）勞動的專業化是哈耶克曾指出的「知識的分離」的最主要原因，並且因此而發生日益增加的協調分工的成本；（3）一般知識的積累及其在參與分工的專業化勞動者之間的分享，可以降低協調分工的成本，從而導致分工的拓展和財富的增長。

　　因此，自由貿易不再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唯一源泉，自由貿易也不再是經濟學家能夠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議。按照貝克爾的理論，一般知識的積累和分享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可以遠遠超過市場拓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因此，貝克爾理論的政策含義是：教育和研發部門的效率及知識的普及程度，是當代國民財富增長的最重要源泉。

　　托夫勒對未來分工的協調方式的預測——「臨時組合」，並不是單純基於降低協調成本，而是基於更深層的財富創造原理。這一原理的更通俗且更全面的闡釋，是由德魯克在1993年的《后資本主義社會》巨著中給出的。

　　德魯克預言，工業社會已經進入了「后資本主義時代」，「知識」將成為唯一重要的資本，從而勞動者與資產者之間的階級對立將消失，或至少發生本質性轉化，從「兩個階級」之間的對立轉化為無數以個體經驗為知識資本的專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在隨後的10年裡，直至生命的終點，德魯克繼續論述這一思想。他指出，這些因知識分工而成為職業勞動者的專家，其實應當被稱為「知識勞動者」。他們的日常工作往往同時是體力勞動的和腦力勞動的，例如，典型地，飛機維修師、計算機系統的操作員、住房環境污染程度檢測員、心理及養生保健諮詢師、提供醫療服務的專業護理人員和各類醫學呈像儀器的操作者。

　　德魯克的「知識社會」概念所蘊涵的知識社會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當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兩大基本問題是：（1）知識的定價問題；（2）知識勞動者的道德自律問題。

　　又根據我對各項知識之間關係的理解（參閱汪丁丁《知識沿時間和空間的互補性以及相關的經濟學》，《經濟研究》，1996年），德魯克所論的知識勞動者各自擁有的專業知識之間，存在著強烈的「知識互補性」。正是這一強烈的知識互補性，使分工與協調的社會網路不斷擴展從而使財富在更大範圍的不斷創造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培頓·楊最近出版的演化經濟學著作——中譯本書名為《個體策略與社會結構》（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年），已經提供了結成社會網路的知識勞動者們的知識交換過程的演化過程的分析方法。

　　把貝克爾所論的知識擴散過程嵌入社會網路，這一研究議題正凸現為當代經濟學討論的熱點之一。這一研究議題，由於涉及遠比托夫勒的一系列著作專業得多的知識，此處不予介紹。在這樣一篇短文里，我同樣不可能對上述德魯克提出的知識社會的兩大基本問題有更深入的探討。下面，也是作為這篇短文的結尾部分，我將儘可能簡短地介紹博依索特的研究論文。

　　博依索特的《知識資產》，最近有了一個出色的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故而我可以直接介紹他在提出了「知識資產」概念之後發表的最新論文——「數據，信息，知識」（《演化經濟學雜誌》，2004年，總第14卷，第43"67頁）。

　　他在這篇論文里論證，我們對世界分類時使用的那些範疇，藉助於情感與理性，已經先驗地在各種特定情境內為我們設定了意向性。如波普所論，只有藉助於習慣性的思維和行為，我們才可能生存到今天。數據之有意義，是因為接收數據的人已經積累了足夠知識來理解這一意義。數據是低耗能系統，它只改變行為意向。

　　現在，我請讀者參照任何一本經濟學入門教科書關於生產函數的部分，想象在只有兩種生產要素投入的平面內，存在一組新古典經濟學所謂「等產出曲線」——當生產者沿任一等產出曲線移動時，各生產要素以不同比率被轉化為等量產品。為生產等量產品而可以選擇許多不同的要素投入比率，這一性質被稱為投入品之間的「替代關係」。物品之間存在足夠強烈的替代關係，這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全部分析結論得以成立的基礎。如果，在諸如「知識」和「網路」這類情形中，物品之間的互補關係而不是它們之間的替代關係佔據了主導地位，則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基礎就將自行瓦解。

　　作為挽救新古典經濟分析的一種方式，博依索特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函數，就長期演變而言，應當由一條在傳統的經濟分析中出現的各等產出曲線之間跳躍並向原點不斷移動的知識路徑來刻畫。請讀者仍然想象只有兩類生產要素投入的平面，只不過，這兩類生產要素不再是「勞動」和「資本」，而是「數據」和「物質」。

　　托夫勒所謂「跨越式發展」，在博依索特的理論框架內，可被理解為生產者的「知識路徑」在各次浪潮的財富生產函數所對應的等產出曲線之間的跳躍——作為這些跳躍的結果，人類的生產從物質密集型日益演變為數據密集型。

　　為徹底理解博依索特的思想，我提醒讀者查閱伯格森的一系列著作，經典如《創化論》和《材料與記憶》。通過這些著作，讀者能夠想象伯格森在19世紀末已經想象過的生物演化與自組織創造的過程。該過程的基本特徵之一是，當生命從低級向高級演化時，它總是試圖在由記憶支撐的日益擴展的想象空間內預期其行動的各種可能後果，而不是讓直接行動把這些後果呈現給自己。讀者不難判斷，伯格森的創造性演化理論已經意味著博依索特的從物質密集型生產方式到數據密集型生產方式的演化。

　　有了以上所列的諸家理論，我相信讀者將會比較容易地理解和把握托夫勒在《財富的革命》中提出的三項深層原理——時間、空間、知識。

　　注意，博依索特的演化生產函數無法表達托夫勒所強調的知識進步的日益加速傾向。托夫勒認為，人類知識的積累已經達到這樣一種極限，此時，研究者必須通過對現象進行「量子」尺度的觀察和分析，才可能獲取新的知識。時間與空間不再是割裂的兩概念，基於「量子」概念，時間與空間演化為統一的「時空」概念。不同於相對論視角下的時空運動，量子論視角下的時空運動，由於「測不準」，表現出「非嚴格決定論」的傾向。也因此，托夫勒對中國記者所提問題的回答是：「歷史是不確定的，沒有誰可以確切預測中國的歷史進程。」

　　最後，我希望告訴托夫勒著作的中國讀者：如同人類思想史上任何一位重要作者一樣，托夫勒的主要著作，沒有哪一部是沒有爭議的。例如，對托夫勒1995年的著作《創造新文明》，亞馬遜網上書店至今保存著一份2002年5月發表的讀者評論，十分中肯地批評托夫勒的預測缺乏「建構性」——究竟如何實現與第三次浪潮相適應的政治？另一份發表於1998年6月的讀者評論，更直接批評托夫勒：「基於成問題的假設對未來加以預測」。類似地，我推測，許多中國讀者會認為托夫勒在這部2006年新著中提出的關於中國未來發展的預測，未必可信。

　　僅以這篇短文，獻給願意思考中國當代社會的基本問題的讀者們，並提供一些來自行為經濟學、社會理論、知識論與經濟學的思想線索。2006年4月24日，初稿於杭州「密雲不雨齋」，2006年5月3日二稿於夏威夷瓦胡島阿拉莫阿娜海灘，2006年5月9日終稿於美國加州聖克利門蒂「VagabondInnExec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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