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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 中共黨內不團結之制度根源

作者:大西洋人  於 2007-12-4 11:59 發表於 最熱鬧的華人社交網路--貝殼村

通用分類:網路文摘

  前不久,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十七大報告中論述黨的建立時,特彆強調黨內團結問題。十七大一結束,新任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寫專文更為詳細地論述了黨內團結之重要性,及如何達致黨內團結。

  黨的領導層如此強調黨內團結,表明黨內不團結的情況已經到了非常嚴峻的程度,不得不加以正視了。

  近年來,中共高層一直在強調和諧社會的建設。但如果黨內不團結,社會和諧就會更難。實際上,在中共的執政經驗中,許許多多的社會衝突最主要的根源就在於黨內的不團結,或者說,社會衝突只是黨內衝突的外在反映。

  在另一些情況下,因為黨內團結本來就存在問題,一旦社會衝突產生,就會延伸到黨內。在這后一種情況下,人們可以說社會衝突導致了黨內衝突的公開化。因此,人們可以說,黨內團結就是和諧社會的前提條件。

制度不變,換人也不是辦法

  黨內不團結的形式多種多樣,其根源也各自不同。其中一種最主要的黨內衝突表現為黨和政府之間的衝突。西方學者把中國稱之為「黨國」,指的是中國的黨在政府之上、並且黨政不分的情況。

  但實際上把黨和政府看成是一體並不符合事實,因為他們兩者之間存在著很多形式的衝突。

  在中國的政治體制下,儘管從中央到地方(縣一級)的五套班子(即黨委、政府、人大、政協和紀委)之間都存在著衝突,但主要的衝突表現為黨政之間。

  大體上說,從中央到地方都存在黨、政兩個平行的系統。在中央有黨中央和國務院,省一級有省委和省政府,縣一級有縣委與縣政府,市一級有市委和市政府,鄉一級也有鄉黨委和政府。  甚至到了最基本的企業單位也有黨和政府兩套班子。例如在企業改制前,就存在著黨委書記和廠長之間的矛盾。

      在工廠改成公司以後,黨委書記換了名稱,就變成了董事長與總經理之間的矛盾。在大學也如此。從前曾經實行過校長負責制,但後來不提了,但問題還是在那邊。

  從理論上說,黨政之間是有分工的。一般原則是黨委管人,政府管事。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衝突似乎不可避免。往往形成兩套班子,甚至是兩個權力中心。

  從政治權力的角度看,各級黨委似乎要比政府有權力,但其實不然。兩套班子的行政級別是一樣的。儘管黨委管人,但在市場經濟年代,管事的政府直接面對經濟事務,掌握著經濟權力,對管人的黨委很可能不買賬。

  再者,無論是黨委還是政府,其主要成員都是上級任命的。就是說雙方都不需要對對方負責,而只要對上負責就行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同一級的黨委和政府之間根本就不存在著任何協調機制。

  黨政之間的任何協調都要依靠上級。但上級協調的功能正在每況愈下。上級所能做的就是頻繁地換人。但換人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衝突的主要根源並不在黨政官員的個人因素,而是制度因素。

  在制度不變的情況,頻繁的換人只會導致更加頻繁的衝突。

7300萬黨員無法「隱居」起來

  那麼如何解決黨政之間的衝突呢?這裡有西方式的解決方法。在西方,黨(無論是執政黨還是在野黨)都存在於國家制度之內,並且政黨基本上是個選舉動員機器。

  選舉一旦結束,政黨就「隱居」起來,所以就根本不會產生黨和政府之間的衝突。

  除非中國也發生西方式的民主政治,否則西方方法在中國沒有一點可行性。因為中國的體制是黨國,以黨立國,也以黨治國。儘管也一直在強調法治,但黨一般都在政府之上。並且黨是個實體,不可能在產生政府之後「隱居」起來。

  除西方模式,也有亞洲新加坡模式。新加坡基本上是行政主導模式。和西方一樣,在大選期間,人民行動黨也是政治動員機制。但和西方不同,儘管新加坡是一黨獨大,但一旦產生政府,執政黨也能「隱居」起來,似乎是政治領域中看不見的手調節著新加坡政治。

  近年來,中國國內很多人對新加坡制度深感興趣,向新加坡學習很多經驗。但是現實地說,要具有7300多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隱居」起來似乎是個不可能的工程。

  況且,如上所說,中共是個政治實體,歷來走在中國政治的最前沿。不用說是「隱居」起來,就是連退居二線,即讓政府走在前台,也極其困難。

  黨政衝突由來已久。在毛澤東時代,黨政不分,以黨代政,釀成了個人專制和國家的政治大災難。所以,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趙紫陽時代就把黨政關係問題視為政治改革的核心和關鍵。

  當時先提黨政分工,后提黨政分開。黨政分開是個理想模式,但並沒有現實的可行性。在一黨制國家,黨政本來一體,如何能夠分開來?

  九十年代以來,就不再提黨政分開的概念,但也沒有回到毛澤東時代黨政合一、以黨代政的格局。直到現在,基本上是黨政分工狀態。

  但現在隨著黨內團結問題每況愈下,黨政關係問題又不得不加以提出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黨政分工的條件已經不存在。因為巨大的利益關係,無論是黨委還是政府都拚命往經濟利益靠攏。

  這種情況已經導致了(還在繼續導致)至少三個嚴重惡果。

  首先就是黨的官僚化和黨的政治功能的衰落。在黨政分工的情況下,黨委本來的要務就是抓政治。而最大的政治就是要保障黨永遠是人民的一部分,防止黨和人民之間的異化。但現在,很多黨委也都跑來抓經濟,做本來應當屬於政府的事情,原因很簡單,因為抓經濟

       第二,政府功能的弱化。黨委「搶佔了」政府的領域,做了政府應當做的事情,這和從前的以黨代政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儘管政府還存在著,但變成了二級政府,黨成為了真正的一級政府。
  當然,這裡也很容易看到黨政之間的衝突了,黨委和政府之間互相爭奪利益,衝突成為常態。

  第三,大面積的腐敗。黨委本來就應當管理好政府官員,但現在則過來和政府搶好處。無論是和政府競爭利益,還是和政府分享利益,還是靠政治權力壟斷利益,都是腐敗。

  在很多情況下,黨委和政府之間的利益競爭往往演變成為腐敗之競爭。口頭上都倡導反腐敗,實際上都想得到腐敗的機會。

黨委和政府部門利益應均等化

  如何解決黨政衝突?西方道路行不通,新加坡道路走不來。中國自身的實踐又告訴人們黨政合一,把兩套班子合成一套,會演變成專制;黨政分開行不通,而黨政分工也問題重重。這似乎給人們一個非常悲觀的圖景。其實也不然。

  從政治方法上來說,中共十七大提出要通過黨內民主來增進黨內團結。黨內民主所強調的黨的代表大會任期制、常任制、黨內票決制度等等,如果都能落實下來,的確都可以減少黨內衝突,增進黨內團結,這裡不再需要論述。

  再進一步,也可從經濟原理來作制度改造,減少衝突。如上所說,很多衝突都是因為利益所致。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導致衝突,導致腐敗。因此,制度的改革應當減少甚至切斷無論是黨委還是政府和經濟利益之間的關係。這一方面可以通過把黨委、政府和利益部門尤其是經濟部門隔離開來的方法來實現。

  例如朱鎔基時代實現軍商分開以來,軍隊的腐敗情況已經大為改善。

  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黨委、政府等部門的利益均等化來實現。現在的很多衝突往往是因為黨委、政府之間「接觸」利益的機會不均等造成的。
      如果無論是管人的黨委,還是管事的政府,無論是管經濟事務的部門,還是管社會事務的部門,都能獲取一樣的物質利益,那麼衝突就會大大減少。
  這並不是說,都要給所有這些部門以一樣的腐敗機會,而是說通過制度化的反腐敗,使得黨委和政府及其各個部門的利益均等化。

  其實,無論是西方制度還是新加坡制度,政府官員的物質收入只會因為不同的級別而有差異,而從來不會因為不同部門與物質利益部門的不同關係而產生巨大的差異。而這個均等化主要是通過反腐敗達致的。

  任何一個組織內部要完全消除衝突並不現實。中共也不例外。但中共可以結合政治和經濟方法,通過各種制度機制的建設來減少、控制黨內衝突,從而增進黨內團結。

·作者是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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