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文慧
2008年是中國電視建立五十周年,電視近十多年的成長速度超過了以往的30多年。期間,地方強台突破區域局限,完成了從地方向全國性媒體的戰略轉變。
十年前,曾被戲稱為「農民台」的湖南電視率先突圍,以敢為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開中國娛樂風氣之先。湖南衛視《超級女聲》引發選秀風潮,創造了始料未及的國際影響。
美國《時代》周刊封面刊登「超女」冠軍李宇春,成為影響重大的文化事件。同樣的角逐出現在繁華的上海都會:明星舞蹈秀《舞林大會》在華東區的收視率一度超過央視(CCTV)《新聞聯播》。
著名雜誌《新周刊》近兩年連續將「新銳年度電視傳媒」獎頒給湖南衛視和東方衛視,可見地方廣電集團憑藉選秀拓展了市場份額及社會影響力。
然而,隨著競爭成本升級與准入門檻提高,真正有實力在全國舞台上唱主角的省級衛視不多。
一段時期內,擁有行業壟斷地位的央視、憑藉境外體制優勢的鳳凰衛視、以娛樂為主打的湖南衛視及背靠200億元(人民幣)本地廣告市場的東方衛視,將有可能在全國電視娛樂市場上四雄並爭,形成健全、多元的媒介生態,讓人們驚喜之餘關注幾許。
選秀挑起地方台與央視利益之爭
中央電視台作為唯一的國家台擁有12套節目,擁有地方媒體無法匹敵的政策、財力、人才及廣告優勢。「超女」的收視神話卻使中國電視娛樂再次洗牌,央視《夢想中國》等同類節目影響力遠不如「超女」,其優勝者後續發展不詳,往往在央視舞台短暫亮相之後幾乎回到原點。
欄目在低收視率及導演辭職等負面新聞中,較早停播。「超女」以每15秒11.25萬元的廣告收入超過央視電視劇貼片11萬元的最高記錄。
《夢想中國》的冠名商青島啤酒轉而與湖南衛視簽署了連續三年的合作協議,讓中國電視霸主嗅到地方戰火狼煙四起。
央視組織其主持人以綠色收視率之名集體討伐「低俗」節目,挑明了和地方衛視行業利益之爭,顯示權威體制和市場體制並存中常有的明爭暗鬥。
近幾年,網民、學界對央視頗有微辭,不少媒體力挺湖南衛視。「我的電視,我做主」,掌握遙控器的年輕觀眾往往並不欣賞央視的「高雅」,更青睞於貼近大眾、貼近生活的地方台節目,地方娛樂強台還成為了公眾自我表現的快樂平台。
地方台利用地緣性和接近性取長補短,娛樂新聞、民生題材及輕鬆的播報風格讓觀眾喜聞樂見。同時,地方台易於與境外團體(包括媒體)及名人交流合作,比起時而號稱"封殺誰"的央視老大,地方台更具平等互利的姿態。
筆者曾牽引地方頻道與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合作,從中得知,一旦政策有所突破,新華社更願為地方電視提供獨有的國內、國際音像資料,地方台的競爭力將大大增強。
正如體育娛樂市場的轉變,央視直播體育大賽的慣例被打破。央視在中超聯賽的轉播權上第一次輸給了東方衛視。而央視沒有轉播權的英超聯賽在地方體育節目中收視第一,對央視形成強大衝擊。
接著,CBA聯賽及東亞四強賽也被地方電視聯盟奪走。除了ESPN,廣東、東方衛視成為央視的強大對手。
地方台的靈活機制催生了大批勁壓央視風頭的明星主持人,甚有央視主持人相繼跳槽至地方強台。區域風情化、個性化的親民風格,比央視慣用「深度抒情」的自我中心格調更獲觀眾追捧。
地方選秀跨區域的影響力也使地方主持人成為家喻戶曉的明星,在全國十大優秀主持人評比中,湖南衛視接二連三中舉,鳳凰、東方衛視雅俗共賞的主持人與電視台在雙贏中蜚聲遐邇。
除了娛樂,電視劇也是央視的軟肋之一,湖南、安徽衛視利用電視劇「先地方后中央」的交易模式,發揮地方台靈活的先發優勢,推出更吸引大眾的連續劇。鑒此,央視開始財大氣粗地收購許多優秀劇目,不再發放二輪播放權,地方台將面臨一些新的考驗。
2008年是央視發揮絕對優勢的契機,但可能是地方台的危機。「全民娛樂」讓路於「全民奧運」,奧運會卻似一場大型真人秀,對於獲得轉播權的電視機構而言,壟斷收益不可估量。奧運前後,廣告和報道資源將不斷向央視聚集,這對地方廣電勢力擴張構成威脅。
內憂外患逼迫地方電視自主創新,也許打造奧運主題的「選秀」將成為雅俗共賞的「綠色節目」。
面對禁限地方選秀策略變通
《超級女聲》意義溢出娛樂範疇,電視與電信難得的合謀,意外地構築了文化民主的商業奇觀,但顛覆和創新的同時也意味著更大的機遇與風險並存。
「超女」的標本意義使各地群起效仿,山東電視代表就「跟風」問題戲言:我們一直是好孩子,可被關注的卻總是壞孩子。於是,各台競相學「壞」,形成「超越區域壟斷的影響力大眾遊戲」。2006年形形色色的選秀高達200個,導致嚴重的同質化及負面新聞。
選秀盛行的背景複雜。媒體之難,在於保證輿論導向正確的前題下,爭取到收視率。
由於眾所周知和眾所不知的原因,央視壟斷了大部分新聞資源,地方媒體缺少新聞的時效性及權威性,若把關不嚴便有政治風險。各媒體只能另闢蹊徑求生存,娛樂及民生節目也就成了絕處逢生的「熱門」。
作為亮點和賣點,選秀節目有如電視市場疲軟的一劑興奮劑,成為提高收視率的一大法寶。電視台利用選秀做品牌延伸,搶佔山頭,跑馬圈地、圈錢,一時名利雙收。
儘管狂熱的大眾參與並不涉及政治訴求,但選秀四年來的相關數據超乎尋常:高達40萬的報名人數、800萬的每場投票數,4億熱衷觀眾……選秀吸引了強大的「輿論場」,海選、簡訊投票等現象和草根民主等政治話語相連。
十七大前夕及奧運前期,穩定壓倒一切,國家干預喧賓奪主的「雜音」,消除構成群體性事件的潛在隱患。8月重慶衛視《第一次心動》因為現場評委與個性選手的失控,成為「選秀」史上第一個遭到禁播的節目。
同時,廣電總局又頒發了近似「一刀切」的禁限令,要求各級電視台嚴格把握敏感問題,反對唯收視率;全面清理與十七大精神不相符、不協調的節目,形成強勢主流輿論;選秀節目不得在省級衛視黃金時段播放;不得採用手機等任何場外投票方式;限制直播;實行行政「問責制」等。
禁限使選秀瀕臨尷尬境地,地方選秀一度採取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變通方式,以避開監管機構的硬約束。比如以「訓練營」形式實現跨地域海選,另闢專欄追蹤各地海選實況代替直播;節目打奧運競技牌,迎合主流訴求,將時尚造型及表演糅合傳統元素,利用「主旋律」資源使娛樂化設置正當化。
同時,選秀運用了網路的多樣化、廣泛性和隱秘性,拓展運營渠道。
基於與當地傳媒互為依存的政治經濟關係,地方政府扶持文化產業,甚至曾為選秀牌照調動上遊資源公關北京。但大局當前,各地紛紛表示「遵循廣電總局奧運年整體規則」,暫停新上選秀節目,以致觀眾及粉絲擔心「超級女聲」、「快樂男聲」成為絕唱。而中國14億觀眾翹首企盼順應時代需求的精彩電視節目,更期待中國電視公平、良性的競爭。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學黃金輝傳播與資訊學院訪問學者,湖南大學廣播影視藝術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