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的十七大新政氣象 北京官場時興看《羅斯福傳》

亞洲周刊紀碩鳴/通過十七大，胡錦濤力推人事新政，打破主要領導以工程師為主格局，文科政治精英已佔政治局半數。北京官場時興看《羅斯福傳》，新政成議論熱點。同時，中國政治生態正走向民生經濟、反對市場權貴的道路。

集黨政軍權力於一體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率領十七大新的常委班底亮相中外媒體，意味著中共通過黨代會確立的新政治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將正式開始運轉。胡錦濤未來五年以更注重民權、民主、民生為號召推出新政。在組織路線上，胡錦濤也集中了五年的執政影響力，力圖推進人事新政，形成中共新一屆的理論、權力、政治和財經班底，不僅是人員變動，更是知識結構和專業結構的變化。

十七大領導層最值的關注的是，政治局常委中不僅首次有博士進入，而且打破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共主要領導以工程師為主的結構，習近平是法學博士，李克強是經濟學博士。二十五個政治局委員中，文科類的政治精英有十二個，其中有四位博士。無疑是開啟了中共幹部知識及專業結構轉型的新時代。香港安邦集團首席分析師陳功表示，可以看出，十七大的台前幕後有著與以往不同的特點，這種特點最鮮明的地方就在於領導核心的四套班子非常齊全。「可以從人事布局中看到胡錦濤的理論班子、權力班子、政治班子和財經班子，每個班子都有具影響力的核心人物，與以往過於分散或是過於集中的局面有著很大的不同，這是非常有趣的一點。」

五年執政，胡錦濤形成了他的思想理論體，也在十七大前後完成了他幹部系統的配置，其最重要的理論智囊來自中央黨校，黨校副校長李君如　王偉光是這個班底的領軍人物；胡錦濤三次要安置令計劃進入中辦，在十七大前終能如願，中央警衛局、公安、國安部都重新換將，形成權力的新班底；習近平掌控書記處，控制政治班底；李克強進國務院，成為財經班底主管。中共十六大以後，主要的財政官員基本上還是朱容基時代的技術官僚，隨著十七大實施胡錦濤的「共享」路線，中國的經濟政策會作相當大的調整，改革開放初遺留的權貴經濟將被民生經濟所替代，十七大后，國務院的財經班底會有調動。

十七大新的人事調動的布局確被海外的媒體看破，總部在美國的多維媒體公司董事長、資深傳媒人何頻，早在十七大開幕前一個月推出中共十七大九人常委的名單，與十七大選出的常委完全吻合。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何頻表示：「中共十七大的最後領導人選，這是一份機器開出的名單，江胡曾個人影響都不是絕對的，它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指定的，這是獨特的中國模式。」何頻指出，多維經過多方資料匯及研究，很有把握的作出判斷，實際上是對中共現有體制和制度的把握和反映，「這是一個制度化的結果。」

何頻指出，所有的判斷主要來自吃透中共的原則、規則：就是穩定，不能破壞既定的規則，規則就是年齡、學歷、經歷、職位、黨內接受程度等。「有的版本還說：曾慶紅會留，賈（慶林）、李（長春）會下，那才是驚天震地，所有黨內規矩都要重改，衝擊力太大。」

北京學界不少人同樣認為，十七大沒有重大突破，也不可能有重大突破。獨立學者劉軍寧表示，思想路線是個人的，看十七大報告並沒有新東西，把一些觀點寫入黨章，也意味著還有五年的籌命，五年以後又有新人接班，又要重新換。劉軍寧認為，不管講的有多漂亮，老百姓想看的是實實在在的落實。他認為，十七大的組織路線是各種力量的平衡，充分體現的是執政黨的路線，「四套班子，各種力量都有，不是誰的人選，而是執政黨的人選，五湖四海就是承認有派系存在。」

習近平，李克強進入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治局常委中首次出現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出生的幹部，而且都是博士，劉軍寧說，意味著中共四十年代出生，六十年代大學畢業，完全接受共產黨正統教育的一代開始退出歷史舞台，改革特定時期的工程師背景的黨的幹部退出歷史舞台，中共幹部結構開始發生變化。

羅斯福新政受關注

劉軍寧提醒，值得注意的是，「習近平和李克強的出生背景截然不同，李克強的背景與胡錦濤相似。長期來，中共高層一直抵制有高官家庭背景的官員進入高官層，現在終於出現了，這應該是中共黨史中的大事。」

十七大前後，北京官場時興看《羅斯福傳》，議論美國前總統羅斯福在美國困難時期推出新政。羅斯福新政是指一九三三年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后所實行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其核心是三個R：改革、復興和救濟，在中國社會矛盾激烈、經濟發展錯綜複雜、腐敗嚴重的時刻，中國百姓和官員也期待，通過十七大胡錦濤的新政，可以使中國走上一條平穩健康發展之路。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家高放在十七大召開前，就有關黨章的修改，高放向中共黨中央提出了十條修改建議，從總書記胡錦濤所作的政治報告及「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的決議，高放高興地看到，他的部分建議得到黨中央的採納。

高放的建議主要集中在中國共產黨權力結構的問題上，高放說：「共產黨的權力結構不合理，違背了民主政黨的基本原則，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建理論。」高放指出，中國共產黨自「二大」開始制定首部黨章就規定，黨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全國代表大會」以及「中央委員會」，出現了兩個最高權力機構。高放說，中國憲法規定，最高權力機構是「全國人大」，從來沒有出現「國務院」，「因為一個是最高權力機構，一個是執行機構，不能有兩個最高權力機構。憲法是對的，而黨章的表述是錯的。」

早在一九八五年胡耀邦擔任總書記時，高放就向中央提出修改建議，當時，胡耀邦很重視，指示秘書致電人民大學黨委，說高放提出很好的意見，下次修改黨章時要採納高放的意見。

一九八七年，趙紫陽任中共總書記，又找了高放前去聽取意見，又一次肯定了高放的意見，但當時十三大沒有全面修改黨章的任務，高放的一些建議又被擱置，以後，趙紫陽也因故下台了。這次，高放又向黨中央建議，部分內容獲得採納。高放主張全國代表大會採用年會制及常任制，胡錦濤報告講，選擇一些地區試行代表大會的年會制及常任制等。還有，今後各級黨委在決定重大問題和人事安排時，要實行票決制，這也汲納了高放的意見，「過去是表決制，現在是票決制，這一字之改，民主是大有發展」。高放認為，這次黨章修改主要規納為政治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兩方面的內容，「把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提法比較巧妙」，現今，社會上有一種思潮，思想保守者不同意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表述，有一千多人聯名寫信提出反對，認為強調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思想，是丟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走向反對市場權貴

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政治思想路線，對民權、民主、民生有較多的著墨，胡錦濤在政治報告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強調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中國似乎正在迎接民主的春天。中國改革開放從經濟起步，已經進行了將近三十年，在社會呼喚政治民主的同時，中國的經濟民主仍然還有待邁步。中國經濟調控難以見效，消費指數不斷創新高，民生問題遲遲得不到關注，壟斷在中國市場司空見慣。香港安邦集團首席經濟分析師陳功接受亞洲周刊訪問時表示：「中國走在市場經濟的軌道上政治民主要從經濟民主開始，沒有經濟民主化，是很難有政治民主化的。」

陳功長期活耀在中國的經濟領域，為中國有關地區及有關部門作區域經濟發展的諮詢研究，陳功指出，可以看到十七大前後，中國的政治生態，正在日益走向注重民生經濟，反對市場權貴的道路，這其實同樣是精英主義與多元主義在經濟領域糾葛的一種表現，屬於經濟民主化進程中的一種變化。「令人遺憾的是，目前的一切，還僅僅是開始階段，從政治角度來說，只有當政治上的精英主義與代表大眾的多元主義，經過反覆，至少在經濟領域中達成某種意識形態的平衡時，經濟民主化的進程才能說是成功。」

[ 本帖最後由 Atlantician 於 2007-10-28 19:56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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