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口數據中總人口增長數和人口自然增長數不一致？

半個世紀以來，大飢荒在中國一直是一個政治敏感問題，而非單純的歷史學術問題；它不時激起激烈辯論，折射出不同群體對現實的不同態度。

近來，中國大飢荒重又成為爭論的話題。一年多前，徐州師範大學數學學院教授孫經先在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管、馬列所主辦的學術理論刊物《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年第6期上發表文章《關於我國20世紀60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得出結論稱，「那種認為我國1958年-1961年期間出現了全國規模的非正常死亡的說法，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所謂「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是「重大謠言」。

這篇長14頁的論文通過引用國家統計局數據和作者的數學演算，指出，造成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出現戶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減少的根本原因，並非如「一些人」認為的是由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引起，而是在1960-1964年期間，從城市到農村的人口大遷移漏報了戶籍造成的。

此後，他又陸續寫了《徹底揭露「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謠言》等數篇相同主題的文章，廣為傳播，受到中國左派人士的熱烈讚揚，並主張參評全國性的社會科學獎。

《炎黃春秋》雜誌社副社長楊繼繩曾長期擔任新華社記者，他所著《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飢荒紀實》於2009年5月由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書中提出，1958年到1962年，中國非正常死亡3600萬人。此書至今在中國內地仍屬禁書，但經過互聯網等途徑廣泛傳播，引起強烈反響。大部分反響都很積極，當然也不乏批評之聲，但據楊繼繩稱，「幾乎沒有真正下功夫研究的，大都是謾罵」；孫經先教授的文章發表后，楊繼繩認為「孫經先先生提出了一篇有一定理性色彩的批評文章」，是「經過認真研究的批評」，因此「有責任回答」。

經過近半年的研究和走訪，楊繼繩寫成《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飢荒年代的人口問題與孫經先商榷》。在文章中，楊繼繩指出，孫經先依據的原始數據並不可靠，因此從方法論上站不住腳。

孫經先依靠的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據楊繼繩在文中介紹，這一官方數據是中國公安部三局戶籍處（四處）提供的。四處當事人至今健在的還有兩個人。一位是張慶五，當年戶籍處處長，今年86歲，離休前是中國人民公安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另一位是王維志，今年82歲，上世紀50年代在蘇聯專攻人口統計學，60年代在四處從事人口統計工作，離休前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所研究員。

楊繼繩曾就大飢荒死亡人數問題採訪過他們。張慶五回答說：「我們戶籍處沒有統計，沒有形成正規的數字，也沒有上報。我個人估計2000多萬吧。」王維志的計算結果為：1959年-1961年三年裡，非正常死亡大約3500萬人。

2012年5月11日上午，楊繼繩再次採訪張慶五。為什麼人口數據中總人口增長數和人口自然增長數不一致？張慶五回答：「籠統地說，差額是由統計誤差造成的。細說起來，原因很複雜，是多種因素造成的。不同的年代產生誤差的情況和原因也不一樣。大飢荒那幾年的誤差主要是死亡漏報造成的。1960年到1961年這個差額最大，主要原因是非正常死亡。」

當時，中國人口數由基層單位（農村是生產大隊）填一個《人口及其變動情況統計表》；統計表交到縣公安局戶籍科匯總以後，報省公安廳戶籍處；省公安廳戶籍處匯總以後報公安部三局四處；四處再匯總成全國數字。在生活物資按人頭定量供應的年代，死亡漏報很多。對家庭和生產隊來說，一個人死了，如果上報了，一切生活物資供應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報，其他人還可以享用這份資源。死亡不報還有政治原因。死亡過多，對地方官員來說，難免會影響仕途。對省級和中央政府來說，死亡人數過多，有損其政治形象。

在人口統計中，有一些外人無法得知的操作技巧，如1964年在總人口中消除了800萬。據王維志透露：「當年死亡不報，並不是下一年補報，而是一年一年往下拖，拖到一定的時候就一次性註銷。……人口普查時會消除一些過去遺留的問題。」

孫經先稱其結論是「用嚴格的數學方法證明的」，即某年人口非正常變化數＝（當年歲末人口－上一年歲末人口）－（當年出生人口－當年死亡人口）。對此常識，楊繼繩與孫經先沒有分歧。但是，對於孫所宣稱的，「人口非正常變化只取決於戶籍遷移過程中所產生的遷移漏報、重報和虛報行為。」楊認為，這一論斷完全違背了歷史事實。

楊繼繩指出，在毛澤東時代，人們的生活資料都要憑票證供應。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最為緊要的是趕緊辦理「糧油關係」的轉移，而「戶口關係」的轉移是「糧油關係」轉移的前提，不辦戶口就沒有飯吃。

孫經先在他的文章中斷定當年數以千萬計的人在遷移后不上戶口。楊繼繩就此反駁：這些人吃什麼？但孫經先的文章並未回答這個問題。

楊繼繩先生的這篇回應文章長達萬字，且同樣包含許多數據和數學公式。楊繼繩說，專業的批評需要專業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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