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時期經濟發展事實不可因政治需要而任意加以褒貶（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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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文革」時期中國經濟雖然有發展，但是假如不發生「文革」，一定會有更快的發展。

　　我們說，社會歷史從來是在曲折、跌宕中前進的，那種理想的直線發展方式從來就沒有。六、七十年代的中國假設不發生「文革」，但在期間或其之後是否會發生別的什麼動亂，誰能說得清？例如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發生「文革」而在80年代後期豈不都倒台了嗎？歷史就是過來的路程，豈可用假設來說明？問題是，「文革」期間中國經濟發展已是客觀事實，那個時代的人們幹了那麼多事情，難道能夠以假設推理去加以否定嗎？相反，歷史不是更有理由提出：如果沒有當時的建設成就，又怎麼會有後來的改革和發展呢？改革開放難道是建立在空白地上的嗎？的確，現實的中國變得更加繁榮和強大了，然而能夠以此否定前人打下的基礎嗎？

　　有人會說：難道十年「文革」對經濟建設就沒有帶來破壞和影響嗎？

　　對這個問題應該實事求是、辨證地看待。一方面，「文革」動亂對當時各方面的工作，包括經濟建設確有不同程度的干擾和影響，這主要是一個時期的派性鬥爭、無政府主義等干擾了生產、工作秩序，有些單位一度發生停工停產等。但同時還應看到另一方面，即黨和國家在「文革」前制定的經濟建設方針政策、發展規劃和目標並沒有改變，國家發展的第三、第四個「五年計劃」照常進行和實施。尤其是當時毛澤東和黨中央一直強調「抓革命、促生產」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方針，從總的看經濟建設並沒有放鬆。對「停工停產鬧革命」行為中央始終是不允許的。而廣大幹部和群眾在高漲的革命熱情推動下，夜以繼日、加班加點工作，不過節假日、星期天，而又不講任何報酬的事情更是經常的、大量的。例如，在當時長江大橋建設中，在成昆鐵路、川黔鐵路施工中，在大慶、大港油田的大會戰中，在「兩彈一星」的科學試驗中，廣大工人階級和技術人員頑強拼搏，充分發揮其智慧和力量，建設速度和效率何曾有什麼降低和影響？若講經濟效益，就當時所有建設工程都沒有吃喝浪費、貪污行賄、造假和截留工程款之類的行為，就使建設成本費用低了許多吧！

　　誠然，「文革」時期思想宣傳上一直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批判封資修」為口號的，但是對於工廠、農村的廣大群眾來說，他們絕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仍是在搞生產。設想十多年間生產隊和工廠每天都在搞運動、開批判鬥爭會那是離奇的。尤其是農民群眾，他們是最講實際的，不管你上面喊什麼口號，唱什麼高調，我還是該幹什麼幹什麼。因為這裡不同於機關、學校、事業單位.沒有人給發工資，因此，想要停止生產更加困難。因此說，從政治和人氣因素看，當時的經濟建設既有干擾又有促進，從總體上說還是按自身規律發展的。

　　本來，六、七十年代中國經濟是蓬勃發展的，但不幸的是它與那場大受爭議的政治運動趕在一起，有些人處於政治需要必須全面否定這個時期的經濟建設。歷史就這樣遭到了最粗暴的塗抹和踐踏。一種最膚淺和廉俗化的見解也被當成了真理而載於史冊。

　　當然，對於「文革」時期的經濟發展主流的宣傳並非是全部否定的，其中也有被高度肯定的年份，那就是1975年。原因很清楚：這一年是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按照吹鼓手們的說法：這一年他力挽狂瀾，使中國經濟「迅速扭轉危局」，實現了比上年增長11.5％(社會總產值)的高速增長。而在此之前和之後的74年、76年經濟都是「嚴重危機」、「全面下降」。明白人可想：短短的時間難道經濟發展就真的差別如此之大？

　　眾所周知：鄧小平是於1975年2月任「代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次年一月即被解除職務，在這期間他的確是做了大量工作，例如批判派性和無政府主義，提出「全面整頓」方針，大力恢復生產秩序等。然而這段時間畢竟很短，鄧小平當時還只是「代總理」，他並沒有改變黨和國家總的經濟方針和決策；「全面整頓」也未來得及全部實施，怎麼有可能根本改變整個發展局面？「文革」時期的經濟本是一個連續統一的發展過程，怎能把它各個年份割裂開來，得出截然不同的評價？這豈不是典型的因人而異來評價歷史事實嗎？只因為是鄧小平任代總理主持國務院工作這一年的經濟就快速發展；然而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後，周總理一直主持國務院工作，難道經濟就不是發展的嗎？

　　經驗說明，經濟發展有其自身的規律，任何時候都不會直線前進。在不同的年份、不同階段增長快慢不同、效益不同，這本是正常現象，大可不比凡事都與政治問題連在一起。

　　拿「文革」中的情況來說，個別年份經濟確有下降。如1967、1968兩年都是負增長，但在1969年以後又逐漸上升，如69、70兩年GDP增率分別達16.9％、19.4％，這不僅高出1975年，而且在建國以來也極為少見。①特別應該看到的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1977年和1978年，中國經濟建設也是發展迅速的，各項經濟指標增長幅度都很大。那兩年的GDP增長分別達到7.6％、11.7％。兩年中全國鋼鐵產量增長55.3％，原煤增長28％，原油增長19.5％，發電量增長26％，化肥增長66％。1978年糧食總產量達30475萬噸，比上年增長7.8％，超過歷史最高紀錄。其他方面：兩年中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增長16％，外貿總額增長53.7％，財政收入增長44.4％。全國農民從集體分配的平均收入增長17.7％。1977年給全國60％的職工增加了工資等等。當時的經濟形勢確實很好。但是，由於這兩年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是華國鋒主持的，因而其經濟成就也就蒙上了政治上的陰影。其理由當然不能再以「發展緩慢」、「停滯不前」問責，那就反而說是「急於求成」、「盲目性」、「搞洋躍進」，成為華國鋒的一個錯誤。

　　①《數字中國》第11、12頁，《中國GDP增長歷史波動》。

　　對於華國鋒政治上的問題這裡無意評論，然而那兩年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卻是客觀事實，這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到現在都看不出有什麼大的問題。是「急於求成」、「盲目性」、「搞洋躍進」嗎？當時沒有任何亂開發、亂圈地，沒有任何破壞自然資源和污染環境現象，沒有任何向群眾亂集資和發放國債，沒有銀行不良貸款，沒有通貨膨脹，沒有工人下崗失業，沒有重複建設和效益不好的項目，更沒有照搬外國模式和「與世界接軌」等，所謂「急於求成」、「洋躍進」之類從何說起？如果說有「急於求成」、「盲目性」、「搞洋躍進」錯誤的話，難道還比得上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之後出現的問題嗎？當時已經退居的鄧小平公開批評中央「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號召「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隔幾年上一個台階」等等。之後，中國各地立即掀起一場亂開發、亂圈地、亂集資、亂上項目的熱潮，1992年、1993年和1994年中國GDP連續劇增達14.2％、13.5％和12.6％，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經濟過熱」和「泡沫」現象。而大量銀行不良資產、重複建設、無效投資、「豆腐渣工程」由此產生；走私、造假活動猖獗、破壞生態環境的事情大量出現，官員們弄虛作假、貪污腐敗、大搞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的行為推向高潮，其中許多問題成為久治不愈的固疾，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無窮的遺害。然而對此嚴重問題有誰來認真總結和清算過嗎？有誰追究過領導決策的責任嗎？其危害之大難道是任何「急於求成」、「盲目性」、「大躍進」問題所能與之相比的嗎？

　　有人對改革之前的經濟成就任意詆毀，橫豎指責，不是說成「瀕臨崩潰」、「進人低谷」、「耽誤了二十年」，就是指責為「急於求成」、「盲目性」、「洋躍進」，幾乎達到欲加其罪何患無詞的程度。否定他人、抬高自己，開創了完全以政治需要任意扭曲歷史的先例。在這裡還有什麼黨的真理、歷史的公正可言？是非真偽還將混亂到何時！

　　寫於2003年2月

　　註：文中有關數據和資料主要援引：

　　(1)《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新華出版社出版1982年6月出版。

　　(2)《中國統計年鑒(1993)》，國家統計局編，1994年出版。

　　(3)《數字中國》，光明日報出版社2002年5月出版。

　　(4)《實事求是地看待「文革時期」經濟建設》，陳東林，《真理的追求》，1999年第10期。

　　(5)《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國第二次對外引進高潮》，陳東林，《回首「文革」》，第45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

　　(6)《五十年、三十年和二十年》，韓德強，《思潮》第142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