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安部長王芳憶六四：我將成為歷史罪人

曾任國務委員兼公安部部長的王芳，是一位傳奇式人物：早年，他擔任鋤奸科長、保衛部長、敵工部長；中共建國后，杭州是毛澤東主席最喜歡去的地方，當時王芳擔任浙江省公安廳廳長，肩負保衛工作重任，成了毛澤東的「大警衛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因經手偵破「18號案件」——揭發江青匿名信案件，熟知江青不可告人的醜史，被江青點名押解北京、武裝看管審查達七年之久；經毛澤東親自批示，王芳這才獲得自由。「四人幫」倒台之後，王芳擔任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檢察員，后出任中共浙江省委書記；1987年重履公安，擔任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兼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第一政委。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風波中，王芳坐鎮公安部，是鎮壓學生的實際執行者之一。他在其個人回憶錄談到這段時期自己的所作所為時，曾說「回顧我一生的政治生涯，每當遇到重大政治運動和風波，不管鬥爭多麼尖銳，形勢多麼複雜，我始終抱定一條原則，就是堅定地站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如果是正確的，毫無疑問，這是我應盡的責任；如果是錯誤的，我將成為歷史罪人」。本文選自《王芳回憶錄》，作者王芳。

《王芳回憶錄》封面

預料可能要出事

這場政治風波發生在1989年，但種種先兆在1988年已顯露。

正如鄧小平同志所說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多少年來，西方和境外的一些勢力，一直把社會主義中國列為他們搞「和平演變」的重要目標。20世紀80年代以來，他們利用我國改革開放之際，加緊了這個戰略的實施。在國內，極少數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和搞政治陰謀的人，同海外的這種戰略相呼應，內外勾結，興風作浪，妄圖顛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共和國。

1987年冬在北京、上海、合肥、南京等地高等院校發生的學潮，雖然很快平息，但深層次的問題並未解決。學生包括一部分教師的思想相當活躍，在校內外以研討為名集會發表演說，公開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校內的秩序也比較混亂，打架鬥毆事件層出不窮，南京河海大學和浙江農業大學非洲學生，為一些生活小事，毆打教職員工、扣留校方人質，呼喊過激錯誤口號，罷課鬧事；高校周圍的治安秩序也不好，一些流氓滋事生非，與學生發生衝突，擾亂學校教學秩序，等等。

綜觀形勢，我們已意識到，可能要出事，出一些亂子。

1989年2月15日，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召開的黨組擴大會議上，強調指出面臨的治安形勢相當嚴峻，國外敵對勢力加緊滲透，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加。這些不安定因素是當前社會矛盾的綜合反映。容易一觸即發，需要引起高度警惕。我要求市公安局密切注意和切實掌握社會動態，特別是高等院校的情況，要察之事發之前。

4月1日，我接受《法制日報》和《人民公安報》記者採訪，也談了當前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當然，沒有預料到會發生這樣大規模的政治動亂和首都的反革命暴亂。

4月2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密切掌握社會動態嚴防有人在「四五」、「五四」期間製造事端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近來一些地方發現少數資產階級自由化頭面人物、非法組織成員、幫派殘餘勢力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蠱惑群眾，煽動鬧事，企圖在「四五」、「五四」期間製造事端。《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抓緊做好情報信息工作，講究鬥爭策略，制訂和完善處置各種事件的預案，加強值班報告和備勤制度等項工作。

公安部起著非常作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同志因病逝世。當晚，中共中央發表訃告。

4月16日，廣大人民群眾以各種方式悼念胡耀邦同志，表達自己的哀思。這時，部分高校的學生相繼貼出一些輓聯、標語、大小字報，其中夾雜著極少數人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煽動鬧事的內容。北京、上海等地少數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反對腐敗」、「反對專制獨裁」等口號。

當日，公安部注意到這一不尋常的動向，立即發出《關於在胡耀邦同志治喪期間若干問題處置原則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嚴密掌握社會動向，妥善地做好工作，嚴防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借題發揮，製造事端。

從4月18日開始，一些高校學生借悼念之名，進行的非法活動轉向政治動亂。北京有數千名學生到天安門非法遊行，有些人發表煽動性演講，併到人民大會堂前和中南海新華門靜坐、請願，少數學生還多次衝擊新華門鬧事。一些高校相繼宣布成立非法學生組織。上海、西安、武漢、南京等地部分高校學生到省、市人民政府門前遊行示威，有些人還衝擊省、市人民政府。一些大小字報、標語、傳單大肆攻擊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有的高校甚至出現了「打倒共產黨」的反動標語。

有些人借公安幹警、武警戰士驅散衝擊新華門的學生一事大肆造謠，聲稱發生了所謂「新華門血案」，煽動學生罷課抗議。天津、武漢等地少數學生開始到北京串聯，擴大事態。而海外敵對勢力電台則連篇累牘，造謠煽動。

我們發現，一些人的活動，竟直接聽命於海外電台。公安部先後發出《關於預防高校學生互相串聯借悼念之名煽動鬧事的通知》、《關於北京市公安局採取果斷措施整頓中南海新華門前秩序的情況通報》、《關於部分高校學生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活動中出現的一些情況的通報》。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密切注意本地的社會動態，針對發生的問題及時採取對策，對學生鬧事必要時可參照北京市的做法處理。

從這時開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黨政主要負責同志就更注意他們的案頭，陸續收到公安部發出的情況通報之類的重要參閱文件，他們也藉助這些文件，聯繫當地情況，處理各種問題。情況緊急時，有的省里的負責同志就直接與我通話，溝通情況和切磋處事辦法。在這非常時期，公安部起著非常作用。

為了預防和處置突發事件，公安部於4月18日至21日緊急召開座談會，到會的有17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負責人和部分武警總隊參謀長、省會市公安局長等。我和副部長俞雷在會上講了話，進一步嚴明職責和紀律，要求為黨分憂，為民解困。我強調在關鍵或危難時刻，我們公安機關一定要聽命於黨，做到一聲令下，拉得出，用得上。

社會秩序陷於混亂

4月22日，胡耀邦同志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

22日當晚，西安、長沙發生騷亂事件。西安幾所高校的部分學生和一些社會青年衝擊陝西省人民政府，一些暴徒推倒圍牆，沖入省檢察院、省法院，瘋狂進行打砸搶燒。150多名值勤公安幹警、武警官兵被打傷，12輛機動車和20餘間房屋被燒毀。在長沙，兩所大學的部分學生衝擊湖南省人民政府，並上街遊行，造成交通堵塞，一些暴徒趁機在五一廣場打砸交通崗樓和汽車，並洗劫了附近的20餘家商店。

4月23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堅決制止少數犯罪分子藉機進行打砸搶燒活動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對西安、長沙發生的情況引以高度重視，對聚眾鬧事、打砸搶燒等違法犯罪活動，要堅決依法處理。公安部還派出工作組赴西安了解情況，並協助處理騷亂事件。

北京少數高校學生於4月23日，成立非法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

4月24日，北京40所高校近6萬名學生罷課。一些人到市內交通要道、繁華地段演講、募捐，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恣意造謠，攻擊社會主義制度與黨和國家領導人。有的人還在高校貼出大字報，妄圖煽動工人、農民起來推翻政府。

事態越來越嚴重。處於第一線的公安幹警受到嚴峻的考驗。

26日，《人民日報》發表《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非法組織「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於4月26日舉行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宣布該會的成立，並公開進行非法活動。他們煽動學生反對黨中央制止動亂的決定和《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公然抵制北京市公安局於4月26日發布的關於遊行示威和維護正常交通秩序的兩則《通告》，繼續組織成千上萬的學生到市區和天安門非法遊行，中斷交通，煽動罷課。

緊接著，27日，公安部發出《關於貫徹中央指示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通知》。通知指出，胡耀邦同志追悼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高校學生竭力製造事端，擴大事態，局勢發展嚴峻。

4月28日晚上，「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的頭頭吾爾開希、王丹等人開會，決定將非法組織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高自聯」）。策劃繼續進行對抗活動。

4月29日，《人民日報》再發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國務院和各部委、北京市委負責同志分別出面和學生對話、座談，做宣傳教育工作，指出有人幕後策劃煽動、挑起社會動亂，號召複課。

5月1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對「五四」期間高校學生遊行的處置原則的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勸阻非法遊行，防止打砸搶燒犯罪活動，清除反動標語和大小字報。

5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會見在北京出席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22屆年會的亞行成員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趙紫陽在談到中國國內局勢時，發表了同中央立場和方針不同的談話。在已經出現政治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現在北京和其他某些城市一部分學生的遊行仍在繼續，但是，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遊行隊伍中絕大多數學生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端改掉。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剋制、秩序，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

趙紫陽是4月23日訪問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其間，他都是同意中央的決策的。4月30日返回后，情況不同了，趙紫陽態度改變了。動亂策劃者從中受到鼓舞，更加放肆，煽動組織更大規模的非法遊行和請願。已經複課的廣大學生重新捲入學潮。新聞輿論出現支持學潮和動亂的錯誤導向。

北京和各大中城市遊行示威的人數越來越多，罷課的學生也越來越多。首都新聞界數百人也上街遊行聲援。社會上謠言四起，有的十分離奇。動亂策劃者通過非法組織頭頭提出要求：公開糾正《人民日報》4月26日社論的錯誤，承認「高自聯」等為合法組織，立即給《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復職等。一些人秘密串聯，參加「民主沙龍」等活動，發表煽動性演講，竭力擴大事態。動亂策劃者陸續拼湊「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等非法組織，也組織人上街遊行示威。

面對嚴重的形勢，5月12日，公安部發出《關於當前形勢和工作意見的通知》。通知指出，4月中旬以來，全國近30個大中城市先後發生了高校學生罷課和上街遊行事件。絕大多數學生主要是出於對一些腐敗現象和黨政工作中的失誤不滿而參加遊行的，但確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幕後活動，企圖藉機製造混亂，以達到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還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混水摸魚，趁機搞打砸搶燒等犯罪活動。各種矛盾交織一起，情況十分複雜。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在黨委、政府領導下，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根據當地當時情況，抓緊做好各項工作，控制事態發展，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妥善地處理好這次事件。通知就加強對遊行的管理工作和做好安全警衛工作等提出了具體意見。

動亂的策劃者玩弄兩面手法，一面表示願意同政府「對話」，一面於5月13日開始，煽動和組織幾百名學生先後到天安門廣場絕食，把他們當作「人質」，作為其實現政治陰謀的「籌碼」。學生絕食引起社會上很大震動，加上輿論的錯誤導向，前來聲援的人從幾萬發展到幾十萬之眾。

「高自聯」頭頭成立了「絕食請願指揮部」，拒絕一些領導同志的勸說，並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等，堅持無理要求，擴大影響。嚴家其、蘇紹智、包遵信等人，還多次到天安門廣場發表演說和散發傳單，進行煽動。

一些外地和香港的學生也趕來參加遊行。部分靜坐學生在天安門廣場周圍設置封鎖線，阻塞交通，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混亂。

「英雄所見略同」

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策當時我們不了解，但公安部黨組同志5月17日開會，星夜趕寫了《關於儘快平息動亂幾點建議的報告》。報告綜述了動亂髮展的嚴重態勢，建議中央、國務院迅即召開中央、國務院、軍委各部門、首都新聞單位、各高等院校及各群眾團體負責人緊急會議，統一對這場動亂的性質及嚴重危害性的認識，並提出明確具體的要求，特別要重申黨紀、政紀、軍紀、警紀，做好各級幹部和群眾的思想工作；要採取有力措施，加強正確的輿論引導；在此基礎上，採取果斷措施，在北京實行局部戒嚴，制止動亂。

我將報告直接送交李鵬總理，總理看后說：「英雄所見略同。」並給我傳達了中央政治局已經做出的決策。

當晚，公安部發出《關於當前形勢及堅決制止社會動亂的通知》。通知指出，動亂不斷升級，嚴重影響正常的生產、生活與工作秩序，導致人們思想上嚴重混亂，在國際上造成極壞影響。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和武警部隊全體幹警、指戰員要堅定信念，堅守崗位，恪盡職守，嚴格組織紀律，堅決執行黨中央、國務院將要採取的果斷措施，妥善處理這次動亂，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通知還對各級公安機關和武警部隊制止動亂的工作做了具體部署。

5月19日晚上，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鵬在大會上講話。他代表黨中央、國務院緊急呼籲：希望還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立即停止絕食，離開廣場，接受治療；希望廣大同學和各界群眾立即停止遊行活動，再也不要對絕食活動進行所謂「聲援」了。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楊尚昆接著講話。他說，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治安，恢復正常秩序，我們不得已從外地調來了一部分人民解放軍部隊。這完全是為了協助首都武警、公安幹警執行任務，絕對不是針對學生的。希望社會各界和廣大人民群眾，對此給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

5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89條16款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1989年5月20日10時起在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5月2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發布告市民書。

5月20日，公安部發出《關於採取果斷措施控制各地學生串聯活動的緊急通知》，21日，又發出《關於國務院發布戒嚴令以來的情況通報》，要求各地公安機關立即報告黨委、政府，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妥善做好平息動亂的工作，採取果斷措施，嚴禁各地學生之間通過電話互相串聯，嚴禁學生乘火車外出串聯，對於無票強行乘車、阻斷鐵路交通的，要堅決勸阻或強行帶離，以確保鐵路運輸暢通。

21日當天，公安部新聞發言人就公安機關執行國務院戒嚴令的有關問題答記者問。明確指出，公安機關要堅決執行國務院的命令，儘快恢復社會的正常秩序。並批駁了所謂「公安幹警和武警官兵準備配合解放軍鎮壓學生」的謠言。

5月22日，公安部召開直屬機關部分局級以上幹部會議，通報當前情況，統一思想認識。我在會上講話。我明確指出，青年學生的主觀願望是好的，是想反腐敗，推進中國的改革和社會主義民主進程，但很快就被極少數人掌握了。在青年學生背後插手的有「四人幫」殘餘勢力，非法組織和非法刊物、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骨幹人員以及境外敵對勢力。他們在北京有不少指揮部，採取的手法：一是製造謠言蠱惑人心；二是挑動群眾斗群眾；三是千方百計企圖引導我們製造流血事件。他們的目的是製造動亂，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關於當前工作，我說，中央決定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決不是要搞大鎮壓。我們要盡最大努力，避免流血。制止動亂的態度要堅決，措施要得當。大家都要多方面地扎紮實實地做工作。我強調在困難的時候更需要團結和諒解，我們要積極支持黨中央、國務院的工作。

我還宣布了，公安部黨組向黨中央、國務院寫信，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同志5月19日的講話和採取的措施，以實際行動恢復首都正常社會秩序，為維護社會治安竭盡全力。

5月23日，公安部將我的講話印發全國各地公安機關，勉勵全體公安幹警和武警指戰員統一思想，深刻地理解當前這場制止動亂的鬥爭的性質和黨中央決策的正確性，振奮精神，克服困難，繼續努力工作，為維護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作出新的貢獻。

我在醫院辦公

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頭幾天比較平靜。但很快起了變化，形勢急轉直下。策劃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公開表明與黨中央和政府為敵的態度，操縱非法組織，開會串聯，散發傳單，反對戒嚴，煽動人們起來推翻政府。北京「高自聯」於5月19日晚上宣布停止絕食，繼續佔據天安門廣場。非法組織「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簡稱「工自聯」）設立了臨時指揮部，和「高自聯」配合行動。他們製造、散布軍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鎮壓學生的謠言，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設置路障，阻撓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進京。一些歹徒公然打砸搶燒，圍攻、侮辱軍警人員，衝擊公安機關，不少解放軍、武警部隊官兵和公安幹警被打傷。動亂的策劃者依靠海內外敵對勢力提供的資金，通過非法組織，拼湊「敢死隊」、「飛虎隊」等恐怖組織，在天安門廣場建立「自由村」，開辦所謂「民主大學」，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樹立「民主之神」像，散發鼓吹反革命武裝暴亂的傳單。同時，繼續煽動和組織大規模的遊行示威，呼喊反政府口號，北京氣氛緊張，處於一片混亂和恐怖之中。

上海、天津和一些省市高校學生中的「高自聯」等非法組織與北京「高自聯」互相串聯、呼應，繼續組織遊行示威、靜坐、罷課、絕食等活動。太原市高校學生聽信謠言，竟然於5月22日，召開2萬多人參加的所謂「北京死難學生」追悼會，攻擊黨和政府。杭州等城市也有類似的抬著花圈憑空祭奠遊行的情況。有些城市還發生了一些高校學生衝擊工廠、煽動工人罷工；衝擊鐵路、堵截軍運列車進京等事件。社會動亂仍在蔓延。

在這非常時期，由於持續地高度集中精力處理紛繁複雜的工作，再加上睡眠的嚴重不足，常常被深夜喚醒，我的人體生物鐘被打亂，體力不支，病倒了。在持續高燒的情況下，將辦公室搬進了305醫院，因靠近中南海，可邊接受治療，邊工作。

6月2日，武警總部政委張秀夫到305醫院，向我彙報說，中央軍委開會決定，要武警部隊不惜一切代價為戒嚴部隊打開通道。我要武警部隊堅決照辦。

6月3日，部隊進城。

平息反革命暴亂

北京的事態急轉直下。當天凌晨，在部分戒嚴部隊按計劃進入警戒目標的過程中，非法組織的頭頭策動在建國門、南沿河、西單、木樨地等路口設置路障，阻截軍車，搶奪軍用物資，並且發生了焚燒軍車和殺害解放軍指戰員的嚴重事件。他們還策劃利用第二天是星期天的時機，煽動更多的人上街，進行更大規模的打砸搶燒，造成暴亂態勢，企圖一舉推翻政府、奪取政權。

在這萬分危急的關頭，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不得不下定決心，於6月3日晚，命令駐守在北京周圍的部隊強行開進，平息反革命暴亂。同時，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過電台、電視台發出緊急通告，要求市民提高警惕，堅守崗位，不要上街，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晚10時左右，各路戒嚴部隊先後開進市區。一夥暴徒大搞打砸搶燒殺，焚燒大批軍車，搶走槍支彈藥，用暴力手段殺傷和綁架解放軍戰士和公安幹警。部隊在遭受暴徒野蠻襲擊時，不得不實行必要的防衛措施，嚴懲一小撮反革命暴徒。

6月4日晨，仍滯留在天安門廣場的數千名學生在戒嚴部隊以極大的耐心和毅力勸告下，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清場工作全部完成。以天安門廣場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和戒嚴部隊全部到位為標誌，反革命暴亂被一舉粉碎。

6月4日，我從305醫院回到公安部。接著在公安部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

在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的同時，上海、廣州、武漢、西安、成都、貴陽、哈爾濱、蘭州等一些大城市，接連發生暴徒衝擊省、市政府和基層公安機關，破壞和阻斷交通、焚燒商店、殘害無辜等嚴重事件。特別是，6月5日，成都市一些暴徒放火燒毀了「全國十佳大商場」之一的成都市人民商場，損失財物時值1.2億多元人民幣，並燒毀前往救火的3輛消防車，一輛消防指揮車和17輛其他汽車。6月6日，又放火燒了人民電影院；暴徒還搶劫了一些商店。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的不少學生聽信海外電台蠱惑，上街遊行、靜坐。

針對上述情況，公安部於6月5日至7日，連續發出《關於當前北京情況和各地應抓好的幾項工作的通知》、《轉發河北省公安廳〈關於對支持北京反革命暴亂活動分子的處置意見〉的通知》、《關於當前一些地區發生嚴重動亂的情況及工作意見的通報》、《關於做好重點要害部位消防保衛工作的緊急通知》。部署各地公安機關互相溝通情況，緊急行動起來，做好制止和防範動亂的工作，切實加強對黨政機關、電台、電視台、電站、彈藥庫、監獄、油庫等要害部位的保衛工作；堅決嚴厲打擊猖狂打砸搶燒殺的犯罪分子，並提出了處理鬧事問題需要注意的政策界限。各地公安機關在黨委、政府領導下，組織全體公安幹警、武警官兵和廣大保衛幹部、治安積極分子、工人糾察隊等，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和公安部的部署，從本地實際情況出發，與有關部門密切配合，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團結和依靠廣大群眾，揭露和打擊極少數策劃動亂、煽動鬧事的非法組織頭頭、為首分子，依法嚴厲懲處打砸搶燒殺的犯罪分子，保衛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堅決制止阻斷交通的破壞活動，確保鐵路、公路運輸暢通。經過各方面工作，迅速取得了制止社會動亂的勝利，全國各地的社會秩序逐漸恢復正常。

6月8日至10日，公安部先後發出《關於制止反革命暴亂分子和動亂分子外逃的緊急通知》、《關於緝捕參加反革命暴亂和製造社會動亂的嚴重犯罪分子的緊急通知》。通知指出，一些製造反革命暴亂和參加動亂的首要分子為了逃避打擊處理，企圖逃往國外或香港、澳門等地區；一些搞打砸搶燒殺的嚴重犯罪分子也紛紛逃竄，妄圖隱蹤匿跡，繼續進行破壞活動。通知提出了嚴格控制出境、防止外逃和做好緝捕工作的具體措施，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切實執行，並派副部長顧林昉趕去華南組織指揮緝捕工作。長沙、哈爾濱、成都、武漢等地公安機關相繼採取措施嚴厲打擊打砸搶燒的嚴重犯罪分子。

6月11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和制止社會動亂的通知》。通知指出，當前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取得了初步勝利，各地制止社會動亂的鬥爭也已取得重大成績，社會秩序正在逐步恢復，但鬥爭遠未結束，面臨的任務仍很複雜、艱巨。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按照公安部將於6月12日發布的通告，重點做好取締各種非法組織的工作，抓緊緝捕參加反革命暴亂和製造社會動亂的嚴重犯罪分子；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制止一切聚眾騷亂事件；及時收繳流散在社會上的武器、彈藥和各種煽動、蠱惑性宣傳品。通知還要求各級公安機關結合鬥爭實踐加強公安隊伍建設。

6月12日，公安部發出《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通告》。通告宣布取締一切煽動和製造社會動亂及反革命暴亂的非法組織，這些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到公安機關登記、投案自首，拒不登記、投案自首並繼續進行活動的，依法從嚴懲處；對一般成員，除觸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可以不予追究。對包庇、窩藏非法組織頭頭和暴亂活動首要分子的，當地公安機關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通告重申，對於聚眾騷亂的首要分子、搞打砸搶燒殺的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必須依法拘捕，從嚴懲處。人民警察執行職務遇有拒捕、暴亂、襲擊、搶奪槍支或其他以暴力破壞社會治安、不聽制止的緊急情況，應當依據有關條例、規定使用武器進行自衛和制止犯罪活動。公安部同時轉發北京市公安局緝捕方勵之、李淑嫻的通緝令。方勵之、李淑嫻參與策劃動亂，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於6月5日畏罪逃入美國駐華大使館尋求庇護。

6月12日至17日，公安部又連續發出《關於在制止動亂中加強宣傳的通知》、《關於防範反革命暴徒劫機劫船劫車外逃的通知》、《關於嚴防爆炸破壞活動的緊急通知》、《關於抓緊審結反革命暴亂和社會動亂案件的緊急通知》、《關於在緝捕參加反革命暴亂和製造社會動亂分子工作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的通知》、《關於當前緝捕工作中加強防外逃、防投靠的緊急通知》。同時，發布通緝令，通緝策劃和組織北京反革命暴亂的嚴家其、包遵信、陳一諮、萬潤南、蘇曉康、王軍濤、陳子明等7人，不給嚴重犯罪分子以喘息的機會。對絕大多數一時受蒙蔽和裹脅參加動亂活動的學生、群眾，只要不觸犯刑律，就給予教育，促使提高認識，轉變立場，改正錯誤，及時解脫。由於在黨委、政府領導下，依靠廣大群眾，整個工作抓得比較緊，僅極少數策劃暴亂的首要分子逃往海外，其餘基本都落入人民共和國的法網。

公安部黨委總結回顧

對待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時，同志們對我的表現用了四句話評價：「立場堅定，旗幟鮮明，胸有成竹，指揮若定」。

我自己認為，一是應該，二是還有不足。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平息之後，在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到了秋天，全國的治安形勢迅速得到好轉，我一直緊繃的神經也可以稍許寬鬆一下，但這時我的健康狀況非常糟糕，已經不能堅持日常繁重的領導工作。

什麼叫廢寢忘食？儘管過去也曾時常經歷，但在處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的公安工作中，我是真正體會到了。經過那場風波的人都知道，當時從北京到全國各大中城市的社會政治和治安狀況是何等的緊張和複雜。由於中央出現兩個不同聲音，相當一段時間，使中央機關和省、市地方的有些職能部門不能正常履行職責，工作處於半癱瘓狀態。誰都明白，作為保衛黨和國家安全、維護社會穩定的公安機關，其工作是一刻也不能停頓的，尤其是在這樣的非常時期。作為公安部長，我深感肩負的責任有多重！那段時間的日日夜夜，除了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我幾乎沒有離開過公安部辦公大樓，時刻關注和及時掌握北京和全國各地的動態，幾乎每天，有時一天簽發幾個電報，向全國公安機關通報各地情況，分析形勢，下達工作任務。要求全國公安幹警明確方向，切實履行職責。我知道，我當時在公安部不論黨組會上，還是機關幹部大會上講的每一句話，簽發的每一個文件、電報，向黨中央、國務院報告的每一件事，提的每一個建議和措施，在當時的複雜鬥爭和非常形勢下，它所起的作用和我要承擔的責任是非同尋常的：如果是正確的，毫無疑問，這是我應盡的責任；如果是錯誤的，我將成為歷史罪人！在這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精神壓力下，已經顧不上休息。

回顧我一生的政治生涯，每當遇到重大政治運動和風波，不管鬥爭多麼尖銳，形勢多麼複雜，我始終抱定一條原則，就是堅定地站在黨和人民根本利益的立場上，置個人生死名利於度外，認真履行職責，義無反顧，無怨無悔。我是這樣走過來的，還將這樣走下去，直到生命盡頭。任何時候，我相信黨，我對黨是無限忠誠的；我也相信自己，黨是完全信任我的。從參加革命開始，我就立下誓言，我的生命屬於黨，為了黨的利益，奮鬥終身。那場政治風波期間，我處在公安部長這個領導崗位上，面對異常嚴峻複雜的政治局面，如何承上啟下，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如何審時度勢，正確分析和判斷形勢的發展方向，如何沉著冷靜地指揮全國公安機關堅定地完成非常時期的繁重任務，這些都是我職責範圍內的事，儘管工作萬分緊張，我都能承受得了。而最讓人焦心的是我當時面對政局動蕩，形勢混亂，對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深深憂慮，真正嘗到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滋味，日夜不安的心境，真是難以言喻，也是旁人無法體驗的。由於身心過度勞累，我差一點病倒在工作崗位上。

由於健康原因，我多次向中央要求辭去公安部長職務，從崗位上退下來。中央領導同志十分關心我的身體狀況，又多次勸我繼續工作。

1990年春節后，70歲的我請假回杭州養病，拜訪了住在杭州的陳雲同志，談了自己因為身體原因，不準備再幹了。陳雲同志說，有病治病，工作不能不幹。

1990年11月，得到中央批准，免去公安部部長、黨委書記職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