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末任秘書的坎坷人生

洞庭湖北隅，是一片良田沃土，在這裡，坐落著一個大型國營農場——湖南益陽大通湖農場。

60多年裡，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來到這裡，在此處紮根，種田、畜牧、打漁，他們自給自足，生活平靜。

從湖南漢壽來的余家是遷入農場的其中一戶人家。1968年，余家的三兒子余剛在此出生。

1987年，19歲的余剛考上北京的大學，畢業後進入中央機關工作，成為農場所有人的驕傲。

又過了一些年，在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三局工作的余剛成為一位中央領導的秘書，此後一路相隨。

整整27年後，余剛46歲的時候，他出現在中央紀委的通報名單里。

2014年7月2日，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的一則通報打破了農場的寧靜：中央政法委辦公室原副主任余剛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通報稱，經查，余剛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收受巨額賄賂；與他人通姦。

余剛的三叔余則運聽說了這個消息，顯得十分痛苦，十多年前，他已經失去了自己的兒子，如今，侄子也深陷囹圄。

余剛的二叔的女兒、堂姐餘輝聽到消息后的第一反應卻是「高興」。

她告訴澎湃新聞，自從去年12月聽說余剛被調查以來，她一直擔心再也無法聽到弟弟的消息。

軍人家的孩子

大通湖農場成立於1951年。

當年4月，大通湖特區人民政府成立，與蓄洪墾殖管理處合署辦公。1952年1月，大通湖農場升格，與特區政府、管理處形成政、事、企三位一體的聯合組織，直屬湖北省政府領導。

其後，大通湖農場沿革不斷，歸屬調整頻繁。

2000年10月，在原大通湖、北洲子、金盆、千山紅四個國營農場和南灣湖軍墾農場及大通湖漁場的基礎上，撤場建鎮設區，大通湖區由此成立，由湖南省益陽市直管。

大通湖農場建成后，首批遷居來此的是一批退伍軍人家庭。余剛家就是其中之一。

余剛的父親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他曾參加抗美援朝，是個威嚴的老軍人，性子火爆，對兒女十分嚴厲。餘輝笑稱自己的大伯甚至有「軍閥作風」，對孩子就是「打呀」，就連最老實的余剛，也沒少挨父親的打。

退伍后，余剛的父親成為了不折不扣的「農民」。早些年，余剛父親的工作是趕馬車，馱運豬飼料，隨著農場生產技術提高，馬車逐漸被淘汰，余剛一家人便被調到大通湖農場四分場的畜牧隊餵豬。

當年，大通湖農場有5個分場，每個場里有畜牧隊、副業隊、機耕隊等不同的分隊，余家在當時屬於四分場五分隊。

余剛一家六口人，除父母之外，他還有兩個哥哥，一個妹妹。這一家人要養一百多頭豬，儘管父母勤儉持家，家裡條件依舊很貧困。家裡還要供四個兒女讀書，壓力更大。

餘輝向澎湃新聞回憶道，要養活四個兒女，光靠養豬還不夠，需要自己種些糧食。見這一家人忙不過來。余剛的叔叔嬸嬸們便喊上自家的鄰居、廠里的同事，專門去余家幫忙插秧。大家還會帶上買好的菜，給余家送去。

在鄰居的眼裡，余剛的母親是個賢惠、溫和、好客的人。

一位柴姓村民也向澎湃新聞回憶，當年，大家在田頭勞作、餵豬，累了，就在余剛家門前休息，余剛母親會燒茶，為鄉親們解暑。聚在一起嘮嗑喝茶，也是當時大家工作期間的一件樂事。

余剛成為整個家族的驕傲之後，余剛的母親依舊很低調。「他媽媽從不向外界說什麼，也不炫耀自己的兒子。」餘輝告訴澎湃新聞。每當鄰居們稱讚余剛母親有個優秀的兒子，她總是回答：「是黨教育得好，我就是生了他。」

在餘輝看來，余剛從小是個懂事的孩子，對父母，對叔叔嬸嬸都很孝順，深得長輩們的喜歡。

從小看著余剛長大的鄰居張漢東回憶著當時的少年：「余剛年輕的時候，長相很幼稚，像小孩兒一樣，獃獃的，總是笑眯眯，見到長輩就會問好，討人喜歡。他長得像他爸爸，現在四十多歲了，還是當年那個樣子。」

非人大不上

在張漢東的印象里，余剛從小勤奮念書，成績優秀，「他從不問家裡要什麼，只要能夠有書念，就夠了。」而這也是大家對余剛最深刻的印象。

餘輝告訴澎湃新聞，余剛不愛干農活。因皮膚敏感，余剛在田裡接觸到草，身上便會起疙瘩，癢得難受，這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他不幹活的理由。

余剛最大的愛好是讀書學習。周末時沒課，父親喊余剛下田、進豬圈幹活，「他下田沒多久，就跑回家裡，抱著書讀，」餘輝回憶說。

余剛的小學和初中都是在農場附近的小學念的，成績一直名列前茅，高中升上大通湖區第一中學。

大通湖區第一中學的前身是大通湖農場第一所職工子弟學校。1958年，農場總場決定給這所小學辦初中，之後於1962年，學校分成小學和中學兩大塊，而當年一批正在農場勞動的「右派」人員被選到該校任教，這大大充實了學校的師資力量。

在之後的二十多年裡，是大通湖區一中的輝煌時期，該校有不少學生考入北大、清華、人大等高校讀書。如今，由於師資待遇跟不上，教師們紛紛離開學校，這所中學的光環漸漸暗淡下去。

1984年，余剛進入一中就讀。在高中的三年裡，余剛讀書的狠勁兒更大了。

一位在高一與余剛同班的同學對澎湃新聞說，學校一般在晚上9點半下晚自習，同學們都準時收拾書包回家睡覺。深夜的教室里只剩下余剛一個人。他點著蠟燭，在灰暗的燭光下繼續學習，直到深夜12點才回宿舍睡覺。

這一年，余剛也因學習成績優異，性格頗受同學歡迎，連續多次被同學們和老師選為班長。

在同學的眼中，余剛不是個有架子的班長，反而低調、脾氣好，看到同學調皮搗蛋，他會站出來和氣地「批評」道：「你不要鬧了！」。

高二文理分班時，余剛選擇了文科。曾在余剛高二時教過他的老師李成英向澎湃新聞回憶，分班后，余剛也幾乎次次拿下考試第一名。

時隔近30年，李成英已經退休。在他的心中，余剛是個聽話的孩子，各方面都很優秀，性格內向，不大和人交往，待人也很和氣，低調，從不張揚自己的成績。

當年的大通湖一中副校長陳守凡教過余剛高三的語文課程。在他印象中，當年的余剛是個勤奮好學、很有定力、很刻苦、有志向的典型好學生。

當時的一件小事深深刻在陳守凡的腦海里。一次，教室外有舞隊敲鑼打鼓，十分熱鬧，同學們都跑出教室看錶演，唯有餘剛一個人旁若無人地繼續學習。「他學習他的，外面敲鑼打鼓，他不去。」陳守凡回憶道。

在高三時，余剛喊出了「豪言壯語」：「我非人大不去！」「我復讀我也要考人大！」1987年，高考成績公布，余剛成為學校里的狀元，考上自己理想的學校——中國人民大學的法律系。這個結果，也在老師同學們的意料之中。

余剛考上人大后，當時的教導主任要余剛對著錄音機，錄下自己學習的經驗和自己的志向，之後的學弟、學妹們即使無法「目染」學長的風采，也要讓他們「耳濡」一番。

國務院小余

1987年到1991年，這是余剛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四年。

這年9月，人大法學院招了兩個班的本科新生，一個是經濟法專業，一個是法學專業，余剛，就是法學班上的一員。

「他那時也算是系裡的才子了，好像還聽說是他們當地的高考狀元……」提起余剛，一位來自人大87級經濟法專業的校友這樣向澎湃新聞描述。

據他透露，大學前兩年，兩個班經常一起上公共課，住宿也是一幢樓的樓上樓下，大家自然比較熟絡。在高分考生雲集的人大，余剛不是班幹部，也不算很張揚，反倒是能給人留下一種「湖南人就是很聰明」的印象。

大學畢業后，余剛和他的大學同學，尤其是留在北京的，也時常小聚。「他似乎還是個熱心腸。」這位校友向澎湃新聞表示，曾經也有同學找余剛幫忙，一般情況下，他都會出手相助。

據李成英回憶，1991年從人民大學畢業之後，余剛面臨兩個工作分配的選擇，一個是去鐵道部下面的法律機構，另一個是國務院法制局。

國務院法制局於1986年成立，由原國務院辦公廳法制局和國務院經濟法規中心合併，屬於國務院的直屬機構，全面負責國務院的法制行政工作。

李成英很關心餘剛畢業后的去向。他告訴澎湃新聞，「當時，余剛的第一志願是鐵道部，我提出自己的建議：去鐵道部的下屬機構，對將來的發展不及去國務院這類中央機關作用大。」

最後，余剛聽從了李成英的建議，選擇了國務院法制局。

工作不久的余剛還是會和老師們聊起工作的事情。余剛曾告訴李成英，在國務院法制局工作期間，他經常跟著領導去各地視察。

有一次，時任國務院法制局局長還委託余剛代表他去雲南開會，要他「只聽不表態」，回來再向局長彙報工作。

在老師們看來，這也代表了領導對他的信任。

陳守凡也向澎湃新聞回憶起余剛當年親口講的一個小故事。當年，余剛曾出差到河南鄭州，河南省委一個領導在鄭州請他吃了飯。在吃飯的時候，領導還給余剛勸酒：「小余啊，喝酒啊！」不過，那時才工作不久的余剛還不會喝酒。

在國務院法制局工作了幾年後，余剛調往國務院辦公廳秘書三局。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具體分工，秘書三局主要負責辦理教科文衛、政法民政等社會事業的文電、會務、督查，以及聯繫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和軍隊等方面的工作。

2001至2002年間，余剛也曾在廣東江門下轄縣級市鶴山市掛職副市長。之後，余剛回到中央。

據余剛多位親友回憶，大約從2005年起，他開始擔任一位已退休的中央領導秘書，直到被調查。

十八大之後，與余剛一樣正在接受組織調查的人還有中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原副總經理李華林、四川省委原常委郭永祥、海南省原副省長冀文林和已經失去聯繫的中石油國際事業有限公司黨委書記沈定成。

這五個人有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均擔任過上述已退休中央領導不同時期的秘書，因而也被媒體稱為「秘書五人組」。

細伢子變了

1998年的一天，陳守凡去北京，余剛請他在國務院門外的一個湘菜館吃飯聊天。那時候，陳守凡也覺得余剛還是那個「細伢子（小孩子）」，如當年勤奮刻苦的學生一般沒有變化。

但9年後，李成英卻有了和陳守凡不一樣的感覺——那個曾經懂禮貌、尊重長輩的好學生已經變了。

2007年，余剛已是已退休中央領導的秘書。這一年，李成英去北京旅遊，心裡還記掛著經的學生，問到余剛的號碼就給他打了過去。

電話那頭，余剛對李成英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你怎麼知道我的電話的？」

李成英理解余剛的驚訝，「畢竟他的身份特殊，一般人沒法獲得他的聯繫方式」，但同時，這句話也傷了他的心。

李成英聽說，鎮上一位科級幹部曾去北京拜訪余剛，餘熱情地接待了他，自己是余曾經的老師，卻只換來了這麼個問句。

「算了，打了這個電話我就把你電話銷了。」 李成英有些生氣。電話那頭，余剛沒有任何回答，兩人便掛了電話。

李成英不忍心刪掉余剛的電話。

李成英告訴澎湃新聞，在北京的7天里，他一直在等著余剛打來，想著自己的學生會來跟自己解釋原因。但直到李成英離開北京，余剛都沒有任何錶示。

臨走前，李成英給余剛發了條簡訊：「我來北京一趟也不容易，今後我們還要見面也很難了……」余剛依舊任何沒有回復。

李成英告訴澎湃新聞，這趟北京之行，讓他的心涼了。20年前，他把讓自己引以為傲的優秀學生介紹給人民大學的朋友。20年後，余剛連他的簡訊也不回復。

「我感覺到，余剛已經變了。」 李成英說。從此之後，李成英與余剛再也沒有聯繫。

同在2007年，餘輝想找余剛幫個忙，也遭到了拒絕。

餘輝告訴澎湃新聞，2007年，餘輝的外甥高考成績不理想，但想去北京念大學，為了幫外甥，餘輝去了趟北京。

餘輝打電話給余剛，想約堂弟出來吃個飯。電話那頭，余剛說沒時間見面。當時餘輝覺著堂弟連自己也不願意見，掛上電話后就哭了。

餘輝決定第二天就回家。

在回去前，余剛給堂姐回過來了電話，他說：「大姐你來了很不容易，我抽個時間陪你吃頓飯。」吃飯時，餘輝提到幫外甥的事情，余剛立即拒絕，說「不可能」。

回家之後，餘輝選擇理解弟弟，「他在外面不容易，我們家裡人不能影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