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家的失職導致楊武故意坐視其妻被強姦

作者：劉勝， 轉載：http://blog./lsqw12as

楊武的案件使我想起了2009年同樣的一起轟動案件：雲南鎮雄縣女紀委書記刺死追求者一案。其實這兩個案件都有相同的性質，那就是弱勢者面對強勢者的騷擾、恐嚇、威脅時怎麼辦？

在中國90年代以前，這樣的事其實很好處理，就是警方把騷擾、恐嚇、威脅的一方找去，給予嚴重警告：再這樣就要判你流氓罪。但在九十年代晚期，法學家因為流氓罪中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如多名男女一起戀愛、交友也會被判流氓罪），而堅決的要求取消了流氓罪。我不反對取消流氓罪，但是流氓罪取消后，這一罪名原先管理的正當犯罪區域應及時的更新法律條款來補充，才能完善法律。可惜的是，法學家取消了流氓罪，只取代了強制猥褻、侮辱婦女罪、聚眾淫亂罪、聚眾鬥毆罪、尋釁滋事罪。卻沒有對日常行為中最常見的三種行為就是騷擾、恐嚇、威脅加以定罪。這能理解，高高在上的法學家們更多研究的是流氓罪在過去的亂判亂抓現象，他們一生可能也碰不到任何一起騷擾、恐嚇、威脅行為，也理解不到普通民眾、弱勢民眾的苦與悲。這一後果就是造成了中國無論是刑法還是民法中沒有騷擾罪和恐嚇、威脅罪。

以我在基層多年的工作經驗，雙方能力基本平等的騷擾、恐嚇、威脅行為，可能互相罵幾句或打一架也就完了。但是弱勢者面對強勢者的騷擾、恐嚇、威脅時，只有八個字：叫天不應，叫地不靈。2009年雲南鎮雄縣女紀委書記面對男方的追求時，堅決拒絕，但面對男方採用無賴式的騷擾追求時，她除了罵和打以外，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報警，警方說一是這是男女正常追求，二是男方沒有採用脫女方衣服等猥褻、侮辱行為，因此警方只能勸解，如果男方非常無賴，堅決不聽警方的勸解，警方也是無能為力的。直接導致了男方的騷擾行為給了女紀委書記巨大的困惑后，矛盾異常激化后，女紀委書記在激烈的糾纏打鬥中一刀刺死了男方，最終才得以解脫。但這位女紀委書記她的一生也從此完蛋，坐牢幾十年出來后都老了。

同樣這也是為什麼現在黑惡勢力泛濫成災的原因之一，黑惡勢力最基本的就是持續不斷的騷擾、恐嚇和威脅行為，你報警，法律沒有條款懲處這些行為，警方來了只能勸解或是口頭警告對方几句。普通人是要正常的生活，黑惡勢力可以長期持續以騷擾、恐嚇和威脅為他的本業，警察來了他走，警察走了他來，你就算拿刀拚命，可以和他們較量多長時間？你上有老下有小，還需要正常的生活，能持續的讓家人生活在擔驚受怕的狀態中，永遠和黑惡勢力較量下去嗎？一般人要遇到這種情況，要麼認輸認命，要麼自己也請一幫人與之對抗，這也是私鬥泛濫的原因之一。要在毛澤東時代，這樣的一群人早被當成流氓團伙給打掉了，這也是為什麼在基層民間不少人懷念毛時代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於基層老百姓來說，什麼民主啊跟他們隔太遠了，他們第一感覺到的就是切身利益有沒有受到侵犯，治安有沒有惡化。

再我們回到深圳楊武坐視妻子被強姦一事來，我們可以看到，楊武一家是普通的老百姓，過著極為正常的生活。而聯防隊員楊喜利是個混子，無妻，有一子由母親照顧，天天乾的工作就是與警察和各種混混打交道。也就是說楊喜利面對楊武，在騷擾、恐嚇、威脅時是處於絕對強勢的一方。楊武報警有什麼用，不要說楊喜利和警方人員較熟，就是不熟，警方對這種騷擾、恐嚇、威脅行為也沒有任何處理辦法，最多只能口頭警告幾句，除非楊武是位有權有錢人士，可以讓警方實行權大於法，強制收監楊喜利。但楊武一位普通人士，又怎麼可能讓警方為他實行權大於法的行為了。因此楊武就只剩下了一種辦法對付楊喜利，就是把事情鬧大，要麼一刀捅死楊喜利，要麼讓妻子被楊喜利強姦。在這兩種方法的比較上，很顯然楊武選擇了第二種方法，殘忍的坐視其妻子被楊喜利強姦，因為只有強姦罪才能使警方出動抓捕楊喜利。

如果楊武在楊喜利來騷擾其妻時選擇打一架或報警，那是完全無濟於事的，楊喜利乾的就是聯防工作，打架鬧事對他來說是家常便飯，你一個普通人天天和他打你受得了嗎？你捅死他，就象那位女紀委書記一樣，後半生從此完蛋，又有多少人能最終定下殺人的決心？報警，警方來了也只能勸解一下，民法和刑法上沒有任何對騷擾、恐嚇、威脅行為規定的條款。尋釁滋事罪在刑法上歸於擾亂公共秩序罪中，刑法第293條項前規定，「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才成立尋釁滋事罪，象楊武這樣的普通人受到騷擾、恐嚇、威脅行為時，很難歸於破壞社會秩序。

因此，楊武最終選擇了坐視其妻被強姦后報警，不是在基層工作多年了解基層情況的人，是不能理解他為何作出這種行為的。象前段時間轟動一時的中國留美學生翟田田「涉恐」一案也是因為中國沒有騷擾、恐嚇、威脅罪所養成的慣例，國人在爭吵時說幾句恐嚇、威脅的話已經形成了習慣，但到了外國這種行為就成了犯罪行為。楊武在其妻被強姦后流下的淚，不是他一個人的淚，是無數普通百姓、弱勢群體的權力保護被弱視被無視所流下的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