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張木生：關於重慶模式的幾句大實話（已經說明，僅供參考！） ...

作者：張木生  時間：2012-01-08   本文為作者在2011年12月23日召開的「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研討會上的發言。

　　發言之一：楊帆：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研究中國模式與重慶模式

　　發言之二：蕭功秦：超越左右兩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

　　發言之三：陳子明：從包裝策略和憲政秩序生成的視角看重慶模式

　　未經本人修改

　　張木生：我聽了蕭功秦教授講、紀蘇講、子明講，有很大的啟發，我特別承認蕭教授的求實精神，他不僅是一個有心人，而且是一個特別有功力的人。他沒有一個主題先行的東西，而是從實踐中多用歸納法，少用自己形成固定概念的演繹法。我覺得這種方法是特別值得提倡的。

　　我對重慶模式的觀察，和我們發展組的老傳統一樣，就是抓兩頭，所謂兩頭一個就是最基層的，一個就是重慶最高層的。在這點上我覺得我有一點優勢， 重慶搞片子，重慶衛視讓我做顧問，讓我去講四次，其實我就去講了一次，贏得了重慶領導層的一定信任，所以黃奇帆召見了我們五六個人，跟我們細談了兩次。

　　另一頭就是從基層，這個基層我有一個比較好的條件，就是在我們家幹了11年的阿姨是重慶梁平縣人，我從這個阿姨這兒講起，這個小姑娘從16歲一 直在我們家，幹了11年，我原來從她嘴裡，前幾年我就沒聽她說過什麼好話，全是壞話，而且都說得很實，比如說他在梁平的一個鎮子里，離他們家七八里路，村 離這個鎮子很近，原來沒有路，他們一家三個姑娘，沒有一個兒子，這三個姑娘前幾年的遭遇確實可以看出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一個是經濟上確實發展很快，另一個就 是連一些最基本的民生問題都不給人解決。我們家阿姨的兩件事使我當時對重慶印象非常壞，一個就是她和鄰村的人結婚了，那個人在漠河當兵，漠河的部隊給開的 證明，允許他們結婚，生了一個孩子，結果她抱著這個孩子回老家，人家是部隊批准的，出示了一切手續，結果把她爸抓到鄉里吊打，計劃生育，罰款兩萬。最後他 們家總算把這個錢湊出來了。另一個，在鎮上，她姑姑的院子里，給自己兩口子蓋了一個小房，又把她爸她媽抓去，說要交稅，她問我，我們在自己家院子里蓋一個 小房，是屬於什麼稅？我這個搞稅的人也想不出來有這樣的稅種，又罰兩萬。她給我講了，當時我都不信，說一個鎮子里，就有三個地皮流氓、土匪惡霸，尋釁滋 事，經常打人，而且打死了人，因為交了錢，竟然這三個人沒有多長時間又回到這個鎮上為非作歹，而且更加招搖。我說不可能吧，中國司法再壞，也沒壞到這樣， 她說確實就是這樣，我不會騙你。

　　七年前，她的一個妹妹被賣到深圳大倉庫，其實就是囤積婦女的一個窯子，那年我找了陳慕華，最後去抄，去了八百民警，抄出450個年輕姑娘。她們家三個姑娘在重慶都有遭遇，所以我覺得那個地方確實太壞了，感覺像是水深火熱。原來我就覺得重慶太差勁了。

　　這幾年家裡馬路修通了，家裡安電話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他們的宅基地，新村建設之後，騰出的老宅基地和新建的耕地都放到地票市場進行交易了，家 里通過這個收入拿了幾十幾萬，所以她也不在我們家幹了，拿了這個錢和兩姐妹買了公租房，而且在重慶就業比其他地方容易了，而且比給我們家干收入要高。

　　我還有一個親戚是重慶的老革命，叫劉榮華，是雙槍老太婆三個原型之一，當過重慶市副市長，她們家孩子原來也沒跟我說過重慶什麼好話，雖然他們的 身份都很高，一個是經委主任，一個是五十鈴汽車廠董事長。但是這幾年發生了很大變化，所以我想說的，重慶的打黑對於中國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政治行動，很多領 導對我那句話不滿，我說現在中國已經形成了「貪官搭台、奸商唱戲、權力市場化、執政產業化、地方政府黑幫化」，中央也有人能接受，所以我覺得重慶後面的一 切好事，名聲上的好事、民主政治發展上的好事，打黑是前提，是基礎，而且你見到王局長了，王立軍之前帶著兩位上將參觀重慶的打黑展覽的時候，當時兩個上將 問，重慶之黑，你是從東北來的，究竟黑到什麼程度，你能不能給一個評價。他說重慶之黑在全國只是屬於中下，比重慶還黑的地方還真多，而且很多還是發達地 區。

　　黃紀蘇：他說或者最窮的地方，或者最富的地方。

　　張木生：東北和廣東就比重慶黑得多，重慶之所以能打動黑，第一，重慶的黑沒有和中央的黑掛鉤，第二，重慶的資本家也好，企業也好，還是比較土的，屬於沒有和世界500強這種特別大的掛鉤的，所以一個薄熙來去了就能打得動，要是再高層次的，有很多是打不動的。

　　只實行經濟改革，不實行政治和文化改革，使改革變成了一種瘸腿的改革，已使國家岌岌可危，再發展下去，我常說西方找不著北，中國自己也找不到北了，就說我們的黑現在已經黑到什麼程度了。打黑是重慶所有能夠做實事的基礎。

　　重慶實際上黃奇帆也好，薄熙來也好，他們給我們介紹的時候說我們真不想叫做重慶模式，但已叫起來了，他說其實我們就是重慶探索。他說重慶探索的 實際目的就是要把瘸腿的改革變成一種全方位的改革。我因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基本都是從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膠東半島這些沿海開放地區做的，但是我們是想 拿到內陸的尤其是大西南、大西北這樣地方的改革的高地，我們這幾年的實驗取得了幾個成功，一個是我們改革的60%的精力用在了怎麼對待農村、農民、農業， 這是我們費精力最大的。我們在這個改革過程中使農民不僅耕者有其田，而且耕者有其產。重慶從原來的七百多萬畝耕地，經過這幾年的建設變成了一千萬畝。所以 我們政府手中才能有了這十五萬畝可以城市化，而且我們這個過程是使農民確實無論多麼偏遠秀山、彭縣等這樣遠的農村，農民的土地變成一種城市土地市場的地， 進行交換之後，比在當地的價格提到了8-12倍。所以農民可以帶著產、帶著錢進城。第二，而且買了廉租房，我們馬上就給他轉換身份，而且使農民有遷徙自 由，遷徙自由是基本人權。而且我們有意識地縮小城鄉差別、這種二元經濟結構，我們的目標就是經過幾年的努力，使農村和城市人口倒三七，現在是70%還是農 民，30%是市民。我們現在基本上已經做到了5：5，甚至城市是52%，略大於農村。但是我們在做這個過程中，使整個重慶的基尼係數是下降的，我們現在也 實行了對於全國各地現在都願意來重慶就業的大學生的定向培訓，都有公共教育的平台，都受過大學專科本科的教育，但是不一定實用，來到我們這兒，我們都給他 一個免費的定向的培養教育，教育之後他很快就可以進入就業崗位。因為重慶的財政，別的地方都是兩級財政，兩種財政來源，我們是三種，我們的國有企業現在能 大力提供上交利潤，而不是變成像很多地方的國有企業比如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動、中國通信那麼高的壟斷利益，但是這幾年才上交5%-10%，我們是 30%，國有企業是我們的第三財政，剩下的我們有和其他地方不同的土地財政，我們有和其他地方一樣的就是所謂的稅收分成和中央的轉移支付。

　　比如重慶和上海比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上海公務員的收入大幅度降低了。重慶讓幹部動起來、大幅度提高待遇。

　　黃紀蘇：原來警官在辦公室里打麻將，後來到大馬路上站崗放哨，一般都漲了一兩千塊錢。

　　張木生：他說我不用通過中央，也不用常委會集體討論，第一次拿出50億，下一次再接著拿，因為有這個財力，使處級幹部能夠拿到七千多塊，局級干 部能拿到上萬，一般幹部也得有五千塊錢左右。這樣就使幹部感到不僅能夠付出，而且只要為人民干好事就可以得到。重慶的渝新歐大陸橋的建設，最難打通的一段 就是俄羅斯一千多公里，現在貨物可以直接到阿姆斯特丹港，俄羅斯是最實惠的也是最硬的，就是通過那一段，讓俄羅斯入股，給了它25%的股份，現在深圳、上 海出海關，竟然要到重慶去報關。它的開放，到今年為止，每年能夠進一百多億美元，然後投出一百多億美元，形成了非常大幅度的對內對外的改革開放，而且都是 到阿根廷、巴西去買中國最缺的資源，比如土地。它在那兒加工的豆油進入中國市場的時候，只相當於我們從美國和巴西進口的一半價格就能做到。

　　重慶敞開胸懷，說真正中國的下一個內需型的改革開放和結構的調整，什麼騰籠換鳥、輸血式的定向的發達地區對落後地區的支援都不是好的方法，最好 的方法是像上海、廣州、浙江、山東這樣發達地區，可以到內陸來直接包地區、包縣、包省，人財物全來，屬於你管。用這樣一種梯度轉移，形成新的開發。

　　我看了一下，它的銀行的呆壞賬在全國比例是最低的，所以應該說重慶是一個在新的歷史時期和新的環境下一個內陸改革開放，一個政治、經濟、文化全 面改革的一個高地的初始狀況。薄熙來基本兩三點之前不睡覺的，一心一意就撲到重慶的發展上，黃奇帆他們兩個確實是「黃金搭檔」，珠聯璧合，黃奇帆不僅對國 內經濟非常懂，對金融，因為我們最缺的是金融幹部，他也是一個金融奇才。剛才你說的很多我都同意，在中國這種環境下，你如果還想發揮，你沒有選擇，要發揮 共產黨的組織資源，因為你想找一個能夠代替這個組織資源的實在是找不著，所以你在這種權威政治下，與其讓它去黑幫化，越來越霸道，還不如就像重慶這樣，扎 紮實實地給老百姓干點好事。他的唱紅其實就像黃紀蘇所說的，是想做一種文化再造，但是找不到更好的形式。什麼弘揚精神，唱念讀誦，是想在這方面摸一條路 子。

　　形式主義的東西在中國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當時跟他們交換意見，我說唱紅也好，英模團也好，這種形式主義的東西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長期存在而且 實踐證明，就像做毛主席像章一樣，會越做越大，最後像鍋蓋一樣，會起反作用，不能作為一種發展趨勢，真正當飯吃的不是這個東西，而是一種新的文化創新。

　　毛澤東在延安的時候，他提出來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民主的、大眾的、科學的，那麼小、那麼破、那麼窮的延安，當時所創造出來的延安文化，我覺得 在當時來說就是一個非常先進的文化，現在聽《黃河大合唱》、《白毛女》《太陽照在桑乾河上》，我記得我看了一個東西很受感染，也是蕭老師寫的，就是拿現在 的電影，在我們國家就算是比較健康的手機電影和《這裡的黎明靜悄悄》對比，我看了以後很有感觸。上邊花錢，一個星期給《色·戒》在中央電視台做廣告，宣傳 漢奸文化。張藝謀的破東西，都是幾個億幾個億的，都是上邊指示的，其中也有人參加分紅的，然後打造什麼華爾街。現在中國的文化墮落到極點，重慶只是一個初 始，沒有完全做好，但是他是在往這方面想。

　　他說因為我們打了黑，所以我們現在完全有條件從基層村民小組到村、到縣、到鄉，實行中華民族一個非常優良的傳統，叫做皇權不下縣，元明清之前， 這種基層的里長也好、鄉長也好，都是基層公推，推出來的基本都是比較開明的鄉紳，起碼還是比較好的。他說我們現在想因為有了這個基礎，有了這個條件，這和 我們打擊的「袍哥文化」是有直接聯繫的。

　　我覺得重慶只是在實驗，它有很多不成功的地方，比如打黑一下抓了五萬多人，最後判了一萬七千人，剩下的是放的，放的部分是不是擴大化，我就問他們這個問題，放的部分是不是就擴大化了？他們也不能不承認，說確實有一定的程度。比如李庄這個事就做得很蠢。

　　你好好翻一下從1938-1948年毛澤東所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新民主主義社會、新民主主義階段、新民主主義國家，憲政、公民社會、所有人的 自由發展和解放、所有人的個性解放，包括多黨合作，包括取消審查制度，出版、言論、結社、不分男女、種族、財產，包括遷徙等各方面的自由的設計，我覺得我 們有這個資源。只不過不同的就是我們有一個發展組的老傳統，希望我們從民間所帶動的改革能夠藉助我們黨自己的傳統資源，這個傳統資源就是新民主主義論，新 民主主義論解放之後，毛把它升格了一下，叫做初級社會主義，到56年結束，那個就比解放前的新民主主義論退了一大步。我最近論證了有七個方面的退步，就像 我們當初發展組成立提出來了引進市場機制，推行民主政治，建立法治社會，這個理想就實現了一個，就是引進市場機制，非常瘸腿，那兩個都沒有進行，也進行不 了，因為我們實驗的結果就是這個能夠和中央對話，就是怎麼搞經濟，所以從包產到戶，也是陳子明說的，杜主任就發明了一個「可以、可以也可以」，可以搞包產到 戶，也可以搞包產到組，也可以搞集體經濟，你認為哪個優越就搞哪個，我們多用歸納法，少用演繹法，不要說我們想怎麼干，而是中國的實際、國際的大環境和國 內的小環境能允許我們怎麼干我們就怎麼干，如果不和中央的要求結合起來，你們將寸步難行，而且也走不通。當時杜主任就說你看很多出發點都是很好的，包括競 選等等，由於沒有和基層老百姓相結合，也沒有和高層的接受度和允許度相結合，結果都走不遠，我們不管怎麼著還是走到了80年代末，吹了。

　　今天中國現在又到了這一步了，我們現在想設計的就是我們的老師那一輩，比如杜潤生也好，包括剛開始支持我們的鄧力群也好，後來他們兩個分道揚鑣 了，他們都沒有為我們留下一筆組織資源，沒有組織資源的背後是沒有財政資源，後來他們都變成單個。現在我們想做的事情就是我們得有財政資源，然後再形成組 織資源。像當年我們老師他們那樣，再根據中國的情況和中國的需要來搞進一步的中國的發展和改革。

                                          2012-0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