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不是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晉中市榆次區杜家山村這個在地圖上找不到位點的一個方圓不到1萬平方米的小自然村,可能就湮滅在深山中了,人們只能在書本中了解這個曾經的「中國第一知青村」的往昔。
如果不是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晉中市榆次區杜家山村這個在地圖上找不到位點的一個方圓不到1萬平方米的小自然村,可能就湮滅在深山中了,人們只能在書本中了解這個曾經的「中國第一知青村」的往昔。
杜家山村,1966年12月,北京長辛店鐵中高二女生蔡立堅在「紅衛兵串聯長征」時經過這裡,有感於山區人民生活艱難,毅然決定留在此處當農民,她是我國知青史上第一位主動要求插隊的紅衛兵。此舉經1968年7月《人民日報》報道后影響擴大至全國,成為全國「知青」運動的先聲。1968年底,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之後,全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達到高潮。
1976年「文革」結束后,杜家山村的知青紛紛返城,杜家山村歸於平靜。上個世紀末,山村最後一戶人家搬走,杜家山村,就此消失在行政版圖中。2009年8月,記者跟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小組,尋找這個已經消失在人們視線中十多年的村莊。
A憑藉一點線索尋找知青村
閻震,晉中市榆次區文物旅遊局副局長。2009年6月的一天,他接到上級電話,要杜家山村的資料。對屬地的文保單位,他了如指掌,但杜家山村這個名字還是讓他思考了半天。 這是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地名,熟悉的是,他想起小時候聽到的知青故事,了解「杜家山村」是北京知青蔡立堅上山下鄉的地點,是全國知青運動的開端。陌生的是,「文革」后,這個地方一直沒什麼動靜,聽說也沒人住了,具體在哪,村裡還有什麼,他拿不準。
近現代重大事件的見證地和遺址是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一項重點內容,閻震經過精心準備,8月,他帶上幾名工作人員,準備上山尋找「杜家山村」。
文物局的大部分工作人員是上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杜家山村名震神州時,他們還小,大家都說不出路線。榆次區文物旅遊局有一個司機是西河村人,根據地圖看,離杜家山村不遠,但他並不知道杜家山村的具體位置。好在,總算有了點線索,閻震帶著這個西河村的「嚮導」和幾個工作人員上路了。根據方位,杜家山村離縣城最多45公里。閻震本以為可以很快找到這個小村子,但上路后發現,這並非易事。
車開到西河村后,到處是齊腰高的灌木,道路已被灌木封死。曾經的「知青聖地」封在了大山之中,當地農民告訴閻震,這些年只有零星的幾個村民放牧或者採藥時到過山裡面去,遠遠看到過那些知青住的窯洞,可具體怎麼走,沒人說得上來。
B路上巧遇老知青
閻震和工作人員繼續沿著老鄉指的方向前行。車穿梭在灌木包圍的小土路上,一個轉彎,司機沒看清路中的大石塊,「咚」的一聲,汽車拋錨了。車上的人都下來推車。這時,司機看到不遠處有一座樓房好像有人住,大家趕緊跑過去尋求援助,沒想到,在這裡找到了杜家山的「門」。
這是一個兩層的小樓,一位老者正在擦拭牆上的照片。閻震一眼看到,牆上許多都是知青勞動時的老照片。閻震趕忙上前請教,老者一口標準的普通話,「我就是杜家山村的老知青」。
老者叫周山湖,正是當年第一批來到杜家山村的知青,曾任杜家山村團支部書記,后成為山西省的著名作家,擔任過《黃河》雜誌主編,電視劇《一代廉吏于成龍》《趙樹理》的編劇。因他難忘杜家山村的青春歲月,在此買了座房子。這次,他正巧從北京回這裡暫住。 在周山湖的帶領下,兩個小時后,他們走進了杜家山村。如今的杜家山村,已經沒有人居住。站在村口,只剩下幾排石窯洞和整齊的磚排房。村口,有座紀念碑,是為了紀念蔡立堅,當年杜家山村的知青掏錢修的。碑後面的文字已經有些斑駁。「我是1968年10月10日正式到杜家山村落戶的,當時,《人民日報》7月份發表了蔡立堅的事迹。我的一個同學8月份帶我來杜家山村參加了一次夏收,在杜家山呆了10天後,我就想和他們一樣,來杜家山鍛煉自己。」周山湖告訴閻震。
當時,周山湖是山西大學政治系的學生,他覺得這種與工農實際結合的路子值得去奮鬥,於是背了一個書包,裡面放著毛主席語錄和日記本,就來到了杜家山村。
就這樣,知青們一批接著一批來了。原本只有5戶16口人的杜家山村,很快,知青的數量就超過了本村人。當時蔡立堅任知青的大隊書記,周山湖任團支部書記。在杜家山,年輕人不管之前屬於什麼政治派別,到了山上,主動放棄了鬥爭,大家以苦為樂。「那時我們自己搞生產競賽、勞動比拼,知青們主動建立起團支部,恢復了例會制度,白天幹活,晚上政治學習。」周山湖回憶道。1968年底,毛澤東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號召,當時杜家山村已經住進了20多名知青。大家很自豪,覺得自己選擇的這條路被主席肯定了。
C青春獻給杜家山村
很快,杜家山村就成了「知青運動」的典型,先期來到杜家山的知青們成了先驅者。首位來到杜家山的蔡立堅,在北京一所所中學輪流做報告。後來,這裡又成為「知青村」典範,知青一批批多起來,北京、太原、榆次……最多時,這個只有1萬平方米的小村子住進118名知青。
現在杜家山的村落遺址上,依然可以看到當年的痕迹,知青們自己動手蓋起了食堂、宿舍,平整了空地。村中現存1971年建的知青宿舍10間,1972年建的知青食堂11間,以及1976年知青學大寨而自行建造的石窯8孔。石窯上中間雕刻有五角星,兩側刻寫有「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的標語,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因年久無人居住,一些窯洞已經坍塌。
當年這裡是全榆次條件最艱苦的地區,海拔2000多米,溫差大,能種的農作物只有可數的幾樣,而且產量不高。為了多打糧食,當時的知青早上6點上地,晚上6點下工。周山湖回憶,1968年年底的第一批20個知青,不到兩年,就有一些人的身體出了問題,有的是關節炎,有的是腰腿方面的病,回去了。新的知青不斷補充進來。
「革命」的激情不但支撐著人們瘋狂地幹活,還讓人們對國家,對集體的愛完全超過了愛自己。知青們剛到杜家山的那幾年,激情變得越來越盲目,怎麼極端怎麼做。送公糧,不管老百姓的糧食是多少,自己認為多送就是愛國,哪怕自己餓肚子也要交足公糧,甚至超額交。當地農民有意見,就覺得農民是落後思想。
當時的知青成了一個小社會,每個人學一門手藝服務其他人,有的學醫,有的學藝、有的學木匠,有的學飼養。一天的農活結束,大家好像分好工一樣,各自去幫附近村子的人。赤腳醫生一個手電筒、一條狗,在附近幾個村子走十幾里山路為村民看病是常有的事。「就是那種特別純潔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周山湖說。也正是在與普通農民的朝夕相處中,知青們開始了反思。
交公糧,交了不夠吃還得和國家要,但交的時候是新糧食,要回來的是陳糧,大家就覺得不能像以前那麼交了;把多餘的食用油都交出去,老鄉們非常有意見,本來就是一天三頓粗糧,一點油水是最可憐的改善了,為此一些老鄉甚至和知青們拍桌子怒喝,「你們都是國家有保證的人員,父母有辦法有本事,由得你們胡鬧。」而知青們實際體會了幾天沒油吃的日子,也對之前的想法和舉動感到了後悔。一批又一批的參觀者一起到來的成就感,也隨著時間變成了例行公事。常常一來就是幾十個參觀者,沒有地方住,就和原先住宿已經非常擁擠的知青們擠在一個大炕上,一次嘈雜的參觀后,周山湖發現自己剛剛用一年的工分換到的60元錢不翼而飛了。
1976年,「文革」結束后,杜家山的知青全部返城。
D準備申請國家級重點文物
閻震把「杜家山村」鄭重地登記在《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的名錄中,山西省晉中市文物局的負責人告訴記者,作為全國知名的「第一知青村」,杜家山應當保護起來,他們準備申請其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杜家山村的旗幟人物蔡立堅,後任山西晉中地區團委書記,再後來在省委黨校工作。1997年,因車禍去世,時年49歲。
1976年之後,每隔幾年,周山湖就會和當年的知青相聚來到這裡,回憶當年的事。這種聚會一直持續到1997年蔡立堅去世后。周山湖和幾個親戚承包了杜家山附近的幾個山頭,他想開發這裡,再造一個「杜家山」。
面對著杜家山村遺址的斷壁頹垣,周山湖在牆角種下幾顆豆子,他說明年來看的時候,應該可以收穫了。杜家山留下的是什麼,他想了想,是一種年輕人的追求吧。不管結果如何,這種青春的理想彌足珍貴。
■專家點評
渠玉增晉中市文物局副局長
杜家山村,是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中自願插隊第一人蔡立堅的插隊地址,又因全國各地知青相聚於此而成為全國知青的精神聖地。 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從時間、知名度上,杜家山村都無愧於「中國第一知青村」的稱號。它見證了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全過程,是那段歷史的實物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