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湘 江 之 畔 十 二 秋- 某個工農兵學員的南國生涯

  從衡器鉗工到應試考生

  伴隨著大批幹部的分配工作，特定歷史產物「五七幹校」的逐步消亡，我們這些五七幹校的「青年班、排」即日解體。1972年7月20日，我成了武漢鐵路局漢陽機床修配廠的學徒工。進廠后馬上就投入基建，拉磚、卸砂、卸煤、扛水泥、拋片石、拉鋼材，整日在藕塘回填，拋下基石，開過推土機，也在廠辦做過宣傳員寫稿。1973年春，廠里調我與兩位老師傅，兩位部隊複員兵的武漢籍青工，5人組成了武漢鐵路局衡器檢修組。

 我們5個人要負責以武漢為中心，北至廣水，南達蒲圻，西至襄樊，東到黃石，數十個大、小車站的行李室，稱重不等的磅秤的檢修調試。 當時我們手提20公斤大砝碼3 ── 4個，身背工具包，懷揣全局通行的鐵路免票，奔波於各站。

 時而一天3-4個車站，時而在中等站一干就是一整天。有時外協單位的工作也來找我們，像黃石市華新水泥廠是上萬人的大廠，還有武昌和江岸兩個大型機車車輛廠的地秤，要達到秤重數十噸而相對精確，都在師傅的指揮下努力檢修完畢。

 1973年春末夏初，全國範圍內的推薦上大學工作已逐步開始。我雖然很少在廠里，經常出差就是幾十天，但還是抽在廠休息的時間，向當時的人事部門負責人夏幹事彙報了思想，報了名。7月的一天，在襄樊市工作，師傅告我，厂部來電話要我自漢丹線儘快回廠。經與廠辦通話，告之，回廠複習、體檢、馬上要參加考試。荒廢學業已有多年，中學又是以外語等文科為主的內容。聞此消息喜憂參半。沒有幾天的準備，就到武昌某一中學的教室里完成了入學前的所謂「高考」。記得上午考的是數學，內容有中學數學和幾何。下午考的是語文，除了語文常識外，還有一篇記敘文。我考得不好。數學本來對於我來說就是弱項，估計沒有能夠做對多少道題。語文中的作文又寫成了散文，自命題為：「我愛紅旗」，將基建工地、農村地頭那激勵自己幹活兒的心態感受寫入文章，估計成績不佳。

 當時，全國範圍內已出現了張鐵生這樣交白卷的所謂典型，從形勢上看，考與不考，很難說作用效果如何？懷著不安與焦慮的等待，度過了一個多月的企盼光陰。

  支部建在班上

  1973年9月初，厂部通知我領取入學通知，被長沙鐵道學院錄取，專業為鐵道工程。將此消息告了京城的老父后，家人甚為喜悅。此際方知父親在東北大學的一位老友曾於1959年自京城調至此院，曾任院長。

 大約是9月中旬，我告別了武漢的工廠和友人們，來到了湖南長沙，在火車站乘坐學校迎新的大客車，來到鐵道學院。

 我被分配到73級2班。我們年級共六個班，約一百六十餘人，分三個大班上課。當時每個班的建制都是黨、團、行政，完全是近乎于軍事化的管理。黨支部、團支部、班委會在每班均自成體系。其下有黨小組、團小組、行政小組。我在班內系非黨人士，作為團員，身在第二行政、黨小組和第二團小組內。重大問題均由黨支部作為學生班的管理者予以實施。

 當時，第一任班長是樊勇，入學前他是海南某縣檢察院的檢察員，這在我們入學前的第一線普通勞動者看來，簡直就是「大幹部」了。作為我們的班長，后又成為了黨支書，就十分自然地有了威信和才幹。副班長塗海祿，也是海南來的學員，他兼任黨支部組織委員。黨支部宣傳委員是團支書兼任的。記得班上有7──8名黨員，二十多名團員，非團的群眾只有1──2名。正是這個集體，使自己完成了1975年12月9日加入黨組織的人生歷程。記得我們班裡先後發展了4──5名黨員，使支部黨員數達到13 ─ 14人，還發展了班內僅有2名女學生中的一名，她就是樊勇現在的妻子徐有智。

  三0五室的同窗

  我被分配住在四舍305室。當時學生的宿舍一共有一、二、三、四個宿舍樓。一舍是女生宿舍，二舍是外語系和運輸系的男生，三舍是機械系的男生，四舍是工程系的男生。305室是四舍三層朝南的一間寢室，僅有十四平方米左右，放置3付雙層床，住5個人。有一張靠門的上床，放置大號的箱子等雜物。每個人有一張學慣用的小桌，學慣用品、書籍作業、教材講義均可存放在桌內。每個寢室還有一個1.5米高的鐵架子，同樣放雜物、洗臉盆、餐具等。我們房間里有2位廣西來的同學海強、建松，一位湖南隆回縣的同學智夫，還有1名長沙市的同學赤光，再就是我。大家一同學習一同生活，共同度過了三年的時光。

 青年大學生的生活是清苦的，每月要交納十二元左右的伙食費，每天早餐是稀飯饅頭，中晚餐是米飯。每天菜肴是葷素各一勺。記得當年的肉菜是很少的，我們都開玩笑地講，空心菜是「無縫鋼管」，一來特別硬，二來是刮腸油。每天午、晚餐后都要打開水，開水房不大，往往要排上4─5層的人牆才能輪到你打上開水。南方來的同學都是堅持每天晚上打上2桶熱水，泡泡腳。而我仍然延續著自去河南五七幹校而開始的冷水浴，這在當時的班裡、年級內都很少有人能做到。

 在我住的宿舍隔壁，隔著有陽台的大房間，306室是組成我們班第二黨小組的另一半。這裡有一位來自海南某農場來的職工田志，他是北京四中老高一的畢業生，作為北京的老鄉，在學業上又頗有造詣，我們都稱他為「老田」，儘管他只比我大一歲。而在302室亦有一位與我十分要好的「老鄉」，他就是大偉，他來自襄樊鐵路機械修配廠，是我們在河南五七幹校的朋友，真沒想到在長沙再度重逢，他在一班，我在二班。我倆幾乎有2年左右，在每周六的晚上，到學校門口小飲食店吃上一碗肉絲麵，再各來一碗甜酒。這幾乎成為我們倆當年不成文的規矩，也是自我改善生活的途徑之一。

重逢與聚會

 在大學里，常去拜訪父親在該院的老戰友，一位是前面提到的1959年調來籌建的文舫前院長。另一位是副院長，當年仍在工作著的懷鵬副院長，他告訴我，外語系有一位我幼年時的朋友，我們兩家是世交，當年在瀋陽，父母工作都很忙，因此我們兩家的老人，互相幫著帶小孩，常常是一位老人牽著5 ─ 6個小孩去另一位家裡玩耍，作為兩三歲時就相識，而一別在二十多年後又重逢的確是十分難得的。好像是在食堂附近找到外語系的同學，尋到雁光。開闢了大學里的又一塊新天地。當時我們這些「狐朋狗友」們，由雁光牽頭，組成了一個友人聚會的俱樂部。有西安鐵路局來的慧毅，福州來的榕生。還有武漢來的沈生，鄭州來的「大車」，都來參加我們的聚會，在周日，採買食品，大吃一頓，並暢所欲言，以補充生理和心理上的「營養」。得天獨后的他們倆，不知怎麼控制了一間兩人住的宿舍，為我們的聚會提供了場所。……後來我們的隊伍里又有了杜珉，這位自部隊來的學生。他來自錦州鐵路局軍運處，我們為他起個別名叫「中尉」，連排幹部嘛！　

 當時我們這些朋友在一起無話不談，上至國內外時局和院內動向，下至個人隱私。記得有一次，大家共同去迎接雁光的女朋友楊＊來長沙，大家開著玩笑講，這時的雁光連蚊子飛過是公是母也能分得清。還有慧毅的女友小鴻，作為朋友們也是極力促成這個滬籍女孩與西北小伙的姻緣。

 我們當時的這種聚會，是與學院的傳統要求和正式紀律相悖的.我們的交往和友誼超過了班級、專業限制，是一種無利害影響，又有天然聯繫的交往。記得1975年夏天，我們相約去武漢玩，再北上返回各自的家。當年, 信陽地區發大水，我們就乘船自武漢順江而下。到了九江市，江西也發大水，鐵路中斷。雁光的父親親自調動了1台機車（就是火車頭），就拉1節車廂，我們倆和1位乘務員，直抵南昌市。在市郊，甩了那節車廂，我們倆就站在火車頭除障器前的踏板上到了南昌市內。那可真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這樣坐火車。

 當時，我們邊聚餐還邊談談各自學習的情況。文舫院長的夫人慶秀阿姨，文革前是學院的人事科長。慶秀阿姨與我的母親是1946年──1947年時的同學，共同求學在齊齊哈爾市＂西滿」鐵路職工學校。而我又與其子成了工農兵學員的同學。

 在我畢業留校后的1978年，文舫院長不幸病逝，全院師生去大禮堂為其舉辦了追悼會，我代替父親，以東北大學老同學、老戰友的名義致意送了花圈。十分不幸的是，次年慶秀阿姨也離開了我們。在這短短的兩年中，他們先後去世，使我經歷了向其告別，並與其子女共同來分享其悲哀的難忘場面。

 學院的黨委書記、老紅軍國棟同志，蕭宇阿姨也常邀請我們去做客。我同雁光等一些友人常去他家聚會，雖然當年的供應十分緊張，但老書記常常為我們做些豐盛的飯菜，留下我們吃飯，這在我們來說，是親切可親的聚會，絲毫沒有領導與學生間的界限。

 1976年10月大快人心的遊行后，我對老書記之子談了我們這代人的理解 -歷史觀、價值觀和社會觀，希望他能像其父親一樣，在社會上做出自己的成績。

  老院長夫婦及學院主要領導

  在校園內難得重逢、歡欣有趣聚會的同時，自己還經常去學院幾位老領導家裡，拜訪和看望這些久經世事的老人們。其中特別要提到的是老院長文舫同志。他比我的父親年長四──五歲，也是東北人，是典型的技術幹部。1959年奉調，自北京從鐵道部工務局的領導崗位上來到長沙，先在中南土建學院里任職，后開始籌建長沙鐵院。到1961年，老人親自率全院千人師生員工，肩挑手提，自河西（湘江西岸）搬遷到了市南郊的爛泥沖，開始了學院的建設高潮。當年，為了邊建校邊教學，在來不及安裝窗戶的教學樓里，教授們講課時還飄著雪花，而學生就邊作筆記邊掃雪。真有點「抗大」的味道。但如此拚命工作的老院長在1962-1963年卻被打成了右傾，進而在「文革」中又受到必不可免的衝擊、批鬥。

 我入學后，僅3─5天，老院長就不顧近七十多歲的年邁之軀，直接到宿舍來找我，詢問有何困難。爾後又約我到家中共同進餐。每年的元旦、十·一這類重大節日，我都應邀到老院長家，與其家人同聚，他的大兒子是湖南大學化工系72級的學員。而黨委書記,老紅軍國棟同志，蕭宇阿姨家, 我亦常去. 他們的兒子--- 建軍現在廣州深圳一帶工作，已成為了專業技術方面的人才。

當年在學院各級領導的關心愛護下，走完了三年的大學生涯，這不能不說是機會和厚愛。

 校園中的吟詩抒懷

 雖然我學習的是工程技術，但自幼對詩文的愛好、興趣，加上在特定的歷史年代，工農兵大學的三年中經常借古詩詞來抒發心中的感慨。就在入學后，1973年的10月前夕，在長沙湘江之畔的校園裡寫下

             入學半月有感  

手持毫筆望山河，  四海為學共飲和。

擒賊批林歸地府，  必殘鬼魅落天羅。

東方紅光敦皇極，  日月星晨奏凱歌。

虎嘯龍吟看世界，  共產一統意如何？

1974年的12月份，入學已經有一年余，懷念遠在祖國四面八方的友人 ，故拙筆賦詩抒懷：

                      共勉

數載同窗心相傾，一朝握別倍份情。

雪樹寄由珠峰外，雲浪蕩自野湖濱。

壯懷浩浩襲寒月，碧血瀝瀝書邊心。

縱使難舉鴻雁翅，化作冰川啟明星。

                      敘情

搏浪擊舟濤中傾，壯辭京城豪天情。

海南插柳天山外， 塞北惜別饒河濱。

灑血揮汗影伴月，承志繼業現丹心。

雛鷹高翔任展翅，鵬程復斜北斗星。

1975年的4月，校園裡早被時局所左右，江青等人對教育界的屢屢插手，令我們遠在這閉塞之室的靈魂感到壓抑和扭曲，不得不用古人之詩文，抒當時之情感：

賀新郎（1975年4月9日──4月13日）（致古人張之翰──送胡邦衡謫新州──之作，借其意而用之）

 如浮萍含露。

看秋芎精巧佳作，早飽眼福。

憶昔青樓歌舞場，纖纖玉手繪圖。

輕吐微言聲似虎。

情深意淺復誰知。

更別久離長亦難訴，

紅豆兩心傾肺腑。

北雁南渡相思苦，

耿懷星河望斷雲，心音尺素。

足踏萬里落何處？回首難聞別語。

曉風殘月且得行。

目盡青天懷今古，見男兒何惜拋忠骨。

英靈在，魂相依。

在校學習期間，教學實習（又稱實踐課）未曾間斷，1975年4月，在河南洛陽西的鐵門車站，選線課程的實習中，同學一行數人，有幸借五一節之機乘車西行，奔赴陝西境內的西嶽華山，當時留詩有：

                五·一游華山

崎途險關霧雨稠，  陡坎巉岩天門頭。

足踏華山千古路，  眼觀秦川群峰首。

雲海古棧太華喉，  仙掌拴馬萬人愁。

天開別眼廳景壯，  地滿峰煙彈痕留。

而在1976年的4月，我們正在江西九江──湖北黃梅的小池口地區，進行九江大橋工地的橋樑實習，恰逢世界震驚的天安 門四·五運動發生，在登廬之際，又提筆而留下憤慨之言：

                    登廬有感

對壘三番廬山巔，  忠魂九旋化青煙。

冷眼憂憂尋浩氣，  熱風滾滾漫山還。

世無仙人書御簽，  地有庶民奏本篇。

含鄱晨觀長江斷，  杜鵑啼血開萬千。

在這些詩中，引證了1966年冬，在北京，筆者參與的一位同齡女士揮筆血書上奏主席的史實，內含了當年人大附中女傑詩作 「蘭氏玉手遮天」，還有與珠峰之南麓負責監聽印巴的同窗, 與遠在西北大戈壁實驗基地的摯友之間的互勉。

 畢業后留校和二十年後的重逢

 伴隨著1976年10月的驚雷，我被留校任教。在留校的工作中，送走了最後一批工農兵學員：76級。又迎來了改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批學員，77級大學生。此期的學校工作與我們工農兵學員的學習、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學習文化知識正規嚴格系統，業餘生活豐富有趣多樣。他們經過這樣的培養，畢業后紛紛走上國家和社會各重要崗位。而我自己，幾經周折，終於在1985年底返回故里北京，結束了十二載的校園工作和生活。1996年，是我們畢業分配, 走上工作崗位后, 整整20年，在校友們的組織和邀請下，於當年11月，我們當年工程73級6個班的一百六十名學員中的近百名學員欣然聚會在母校，暢敘二十年來的收穫。望著已霜染兩鬢的同學們，大家萬分感慨，敘談各自工作中的收穫，倍感同窗的友情。有機會聚會時，同當年的黨支書樊勇同志的一張合影是十分自然和親切的。

作為工農兵學員讀大學，是特定歷史階段下的特定產物。無論世人和歷史如何去評價，自己還是感到:在自己的人生歷程中，是一段難以忘卻的珍貴歷史，是走向科學文化殿堂的起步之階。 謹以此文，獻給當年的同窗和朋友們。

                                  燕山紅場

                        原止筆於1998-6-10——7-14 北京

                          后在莫斯科的夏日修改，人名均有改動。

                                          2011/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