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談微博與公共空間

按：我很贊同該文對意識形態和信仰爭論中，理是說不清的觀點的，所以支持尊重對方的表達自由，進而堅決反對自以為是的道德傲慢，更鄙視把不同觀點者的人格拿出來踐踏的行為。

以下摘自《東方早報》2012年5月12日報道《趙鼎新談微博與公共空間》， 記者黃曉峰。 　　

2011年是中國的網路微博大發展的一年，各種公共事件在微博上被反覆地披 露、討論、發酵。可是，伴隨著微博席捲網際網路的熱潮，也出現了各種亂象，一 方面人們可以在各個領域發表意見，另一方面，對意見不同者肆意辱罵、群起攻 之，而買粉絲、網路水軍等具有微博特色的「妖孽」也在興風作浪。我們應當如 何看待這個大雜燴一般的虛擬空間呢？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趙鼎新先生為研究 中國的微博，特地穿了馬甲加入微博大軍，他運用社會學的概念、框架，對微博 與公共空間的關係作出了自己的解讀。 　　

黃曉峰：在您看來，中國的微博與美國的Twitter有什麼不同？ 　　

趙鼎新：為了了解中國的微博，我近幾個月來穿上馬甲註冊了一個微博，在 裡面悄悄觀察。同時，我還對美國的Twitter做了一些觀察，以比較兩者的區別。 　　

中國的微博和美國Twitter的確有不少區別：美國Twitter沒有長微博功能， 一條只能寫一百四十個英文字元，短之又短，基本只能寫一句話。中國的微博是 一百四十個字，能表達更多的意思。美國Twitter的轉發數字顯示有限制，最多 只顯示「50+」，評論只能顯示五條；而中國的評論和轉發的數字都能精確顯示， 沒有限制。 　　然後是水軍問題，我曾經在谷歌上搜索「新浪微博粉絲」這幾個字，結果出 來的居然是一堆刷粉絲的廣告：這個保證「優質微博粉絲永久不掉」，那個報價 「新浪微博粉絲兩元一千，十七元一萬」，另一個個鼓動你撥打某某粉絲熱線， 說是「今日特價」等等。在中國，只要一個人掌握著大量的金錢或者某種技術， 就能通過僱用水軍把自己的聲音做大，造就虛假粉絲團，而美國的Twitter則沒 有聽說有什麼水軍活動。 　　

這些性質不但使得中國的微博有替代博客的趨勢，而且更容易湧現出強勢意 見領袖和網路紅人，而網民也有了更大的被操縱的危險。 　　

最近有研究文章列出微博上的前二十位意見領袖：潘石屹、馬雲、任志強、 李開復、郎咸平、李承鵬、陳游標、李稻葵（以上是商界、經濟人士），於建嶸、 王小山、孔慶東、慕容雪村、五嶽散人、羅永浩（以上是政治性意見領袖），方 舟子、賈平凹、賈樟柯、芮成鋼、張鳴（已退出）、袁岳。 　　

我做了個小實驗，在芝加哥大學拿這二十人的名單問我的一門課中的六個中 國學生對這些人的熟悉程度。我沒想到他們每個人都清楚地知道其中的任何一個 人，包括其中一些我認為在微博中人氣並不是特別大的人。後來我在網上找了一 份美國的著名微博意見領袖的名單給我的美國學生看，結果是他們基本上都不知 道這些人。 　　

以上結果可能是出於以下兩個相輔相成的原因：一是中國微博更容易形成強 勢意見領袖和網路紅人，二是中國的名人更喜歡在微博中發表意見。無論哪一種 場合，微博在中國的重要性要遠大於Twitter在美國的重要性。 　　

美國的意見領袖首先會選擇把自己的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華盛頓郵 報》、The Nation、 The New Republic 等傳統媒體。美國有些意見領袖甚至沒 有自己的博客或者Twitter。 　　

在美國的自媒體中，博客的重要性又要大於Twitter。美國博客討論的質量 比較高，特別在美國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經常有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博客中積 極加入討論，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太可能發生。 　　

美國Twitter上也會出現令人遺憾的問題。比如，兩年前羅格斯大學有一個 學生通過網路視頻偷拍同宿舍同學的同性戀行為，並在Twitter上公之於眾，結 果導致那個學生自殺。這一事件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各地有許多自發的悼念活 動；美國總統、國務卿及其他政府高官對此行為進行高調譴責；美國聯邦和新澤 西州紛紛立法以防止以後類似事件的出現；肇事者遭到起訴，被陪審團認定有罪， 並有可能被重判。受這一事件的刺激，臉書網上約有一百六十萬人響應建立一個 專門的紀念日來聲援那些因為性取向而被欺辱的年輕人；約一萬人在包括 Twitter在內的各種社交網路上呼籲以更嚴重的罪名起訴肇事者。這種國家和社 會、網上和網下的一致性反應在缺乏共識的中國很難出現。 　　

黃曉峰：有人認為中國的微博上人人都可以說話，非常民主，是這樣的嗎？ 　　

趙鼎新：首先必須說明，微博上出現的大多數話題與政治關係不大，不同話 題的性質不一也難以簡單定論。就你的問題來說，我想你是要我評價一下大家曾 經抱有很大期望的微博中的政治性公共空間吧。我以下的回答也僅僅局限於此。 　　

與傳統媒體相比，微博既有報紙的性質也有電視的性質，它是全媒體。在微 博時代，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辦一份「報紙」，而你的「報紙」的影響大小將完 全取決於讀者的接受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微博的確是一個非常徹底的民主場 所。但是，微博上的民主手段又是非程序性的。在目前的中國，只要政治上不十 分出格，你在微博上想說什麼就說什麼，沒有任何程序加以限制。最後，微博又 是一個可被操縱性很強的通訊手段。玩微博的人可以通過買粉絲、水軍等多種技 術手段來炒作自己。只要有權力、有精力、有錢，你就可以在微博中發出比人家 更大的聲音。在這方面，中國的博客也一樣。曾幾何時，韓寒的博客上面只有一 個句號，一個「喂」，也會有幾十萬的點擊量。後來我了解到，這是可以通過技 術做到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微博上很容易形成虛假輿論。 　　

微博還有其他一些特質。在微博中「前台行為」和「後台行為」的界限不再 清晰。比方說，我跟一個人聊天後發覺此人人品不好。出於禮貌，我必須對他客 氣，這是前台行為；但是分別之後我可能會對他人說這個人太差了，這是後台行 為。比如幾個人到飯館吃飯，吃到一半說菜不好，要退了，服務員當面會微笑著 說對不起，到了廚房可能就會罵客人，端著換的菜出來，可能還會在菜里吐口唾 沫。客人不知道，也就吃了。前台行為和後台行為隔開來沒問題。可是如果服務 員不小心將對講機留在客人進餐的桌子上，把廚房裡說的話全傳到顧客耳朵中去， 這就會亂套了。通過這個例子我想說明的是，在真實社會中，如果前台行為和后 台行為合而為一就會造成很大的麻煩。但是微博卻把平時生活中的後台行為變成 了前台行為。現在雖然實行實名制，但是註冊名可以是假的。我穿了馬甲在微博 上觀看，幾個月後慢慢猜出其中若干個人大概是誰。通過詢問，我發覺這幾個人 在日常生活中是很有禮貌的，但是在微博中卻髒話連篇，簡直像換了個人。微博 中許多人並不在自己熟悉的圈子內混，不少人的真實面目大家不清楚。這些人因 此能在微博中動輒破口大罵，而不怕受到懲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微博空間的 出現把社會上的許多後台行為前台化了，這可能是微博政治空間中語言趨向暴戾 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還比如，微博中的許多網路寫手往往會因為在一個具體事情上站在同一立場 而建立了一定關係，但是他們之間卻很難形成現實社會關係中的親疏遠近關係， 並且由此產生持續的情感。微博的這個特點，我把它叫做「親密的陌生人」。 「朋友」之間關係緊密但卻沒有現實社會中的各種關係加以約束，這給了微博上 的人際關係很大的不確定性。不要看今天不少人會因為某一件事聯合起來，他們 明天很容易就會為了另外一件事情相互翻臉。 　　

微博的這些性質給了微博中的「社會」一個嚴重的原子化傾向。微博平台一 方面缺乏現實社會中的禮儀和權威關係的約束，從而具有明顯的反權威傾向，而 另一方面卻容易在（來自網路公司、金錢、國家等）操縱下迅速形成權威。在微 博中，人們一方面會鄙視權力，另一方面又特別崇拜權力。微博中的狂熱之士的 表現好像「文革」中的紅衛兵：一方面喊著打倒一切、懷疑一切，另一方面喊著 誰敢反對毛主席我們就打倒誰。 　　

黃曉峰：微博上幾乎每天都有各種問題在討論，為什麼有時在簡單的、依靠 常識就能判斷的問題上會分歧嚴重，而在一些複雜問題上卻會出現一邊倒的情況？ 　　

趙鼎新：簡單講，除了自然科學知識外，這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數知識都屬於 對錯非常難以講清楚，或者說是屬於沒有簡單意義上的正確與錯誤可言的價值觀、 意識形態範疇的東西。既然微博上的許多討論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討論，或者 是帶有很大的意識形態性質的討論，這些討論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服從意識形態權 力的一些基本特性。與微博有關的意識形態權力的特性有兩個。第一是意識形態 層面上辯論出輸贏的不可能性：兩個信仰不同的人士辯論，結果往往是各自都覺 得是自己贏了。美國與前蘇聯之間的冷戰不是靠打嘴仗分出勝負來的。新教運動 興起后歐洲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關係和勢力分佈也不是由兩個宗教之間通過辯論 決定的。即使是被筆者視為生命的自由主義精神，它也絕不是因為它的政治正確 性而在世界上得以光大的。除非用強制性和半強制性的手段，簡單的說服是難以 改變另一個人的價值觀的。第二是價值觀社會存在的自然多樣性：一個人所持的 價值觀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他的地位、經歷和性格所決定的，不同的地位、經歷 和性格自然就會導致人們採取不同的價值觀和對同一價值觀作出不同理解。一場 爭論的性質越接近於價值觀層面的爭論，或者說越摻雜著價值觀因素，爭論出輸 贏就越不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哈貝馬斯的「交互行動」（communicative action）理論是十分理想主義和幼稚的。 　

意識形態權力的這兩個特徵決定了微博公共空間爭論的基本特點：雞對鴨講， 自說自話。比如，最近因為韓寒作品代筆問題在微博發生了一場大爭論。我本以 為這一場爭論的核心是真假問題，而不是價值觀問題，因此是比較容易說清楚的。 但是就這麼一個似乎是證據越來越清楚的問題，網上到了現在仍然是雞對鴨講、 眾說紛紜。為什麼會是這一結果呢？很簡單：許多人在參與這一爭論時加入了自 己的意識形態和信念。我這兒拿「韓寒作品代筆問題」作例子是想再次說明：一 旦加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面上的東西，就是一個十分簡單的問題，要取得共識 也是不可能的。 　　

意識形態性質決定了微博上的討論具有一種原生的混亂多樣性。但是，在不 少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層面話題上，微博中的討論有時卻能形成壓倒性的一致性意 見，這又是為什麼呢？ 　　

一見到這個問題，我們一般會有如下似乎是常識性的回答：在反覆討論的過 程中，大家逐漸找到了真理或者是正確的認識。但是，這樣的回答是極其幼稚和 有害的。必須強調的是，我這兒絕不是說公共空間中的討論沒有意義。自由討論 是非常重要和絕對必要的。因為這不是訪談的重點，所以我就不對這一觀點作系 統闡述。我這兒只想強調：自由討論的意義絕不在於要使得社會在某一種價值或 者立場上取得「共識」。 　　

一般來說，當看到一個社會中某種意識形態或者價值觀獲得強勢后，我們首 先想到的不應當是這一意識形態或價值觀如何正確，而是要觀察這一意識形態背 後有什麼強制性或者是半強制性力量的支持。在現代社會，國家是最為強大的強 制性組織，而宗教組織和學校則是兩個最為顯著的半強制性組織。從這個意義上 說，你今天如果覺得我的話講得有道理，背後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學校教育或者 是你的知識結構已經規範了你的思維方式，使你形成了很強的認知依賴。這世界 上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對社會思潮進行規範的力量，那就是「時代性思維方式」。 「女巫大量存在」曾經是歐洲社會的共識，二戰後法西斯主義聲名狼藉，「文革」 后極「左」路線和專制政治成了過街老鼠。這些都是時代性思維方式的例子。時 代性思維方式往往是以前強制性社會行動的非期然性結果，它同時也必須有強制 性或者是半強制性權力的支持才能長期維持。 　　

黃曉峰：我想您的意思是指微博的討論也受社會大結構條件的影響。您在 《倫敦騷亂》（見2011年10月15日《上海書評》）一文中指出英國騷亂的平息很 大程度上是依賴於英國人對主流價值觀的共識，那麼在中國，是否存在類似的共 識呢？ 　　

趙鼎新：中國目前不具備英國主流社會所具有的共識。其實，決定當前中國 時代性思維方式的最主要的力量就是社會基本共識的缺乏。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 大致有以下四個。第一，社會主流價值觀不彰，而又拿不出可替代的和能被廣泛 接受的價值觀取而代之。因此，不得不把合法性建立在「績效」上，欠缺了建構 一個主流價值觀的能力。第二，中國古代社會的主流價值觀是儒學。但是，儒學 賴以生存的制度性基礎和社會組織，如科舉制、宗法制、宗族組織這些，都已經 被革命洪流徹底摧毀。在當今中國，儒學漸已淪落為一個無足輕重的哲學體系或 意識形態；而其他宗教與倫理體系，即使是在中國日益興盛的基督新教，目前也 尚沒有成為整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觀的能力。第三，中國當代中學和大學人文教育 的方向不明。這兩年我們在搞人文教育、核心課程。西方搞核心課程背後的動因 很簡單：灌輸西方現代社會中佔主流的理性精神和人文主義精神。但是在中國， 我們的人文教育到底要教什麼東西，中學和西學之間應該是什麼關係，當前中國 核心價值觀的基礎到底應該是什麼，我們學校和國家的關係應該怎麼定位？在中 國，這些問題在「列強」的壓力下推動的「被動現代化」過程中都沒有得到根本 性的解決。只要這些「體用」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中國的中學和大學人文教育就 很難為建構主流價值觀作出貢獻。由此，當前中國的大學就其本質來說只不過是 學習和模仿當代西方技術的技校而已。第四，當前中國的主流媒體在若干重要領 域的報道得不到國民的尊重，他們因此也不能在這些領域為主流價值觀的建構作 出貢獻。 　　

這四個因素的集合造就了當前中國的時代性思維方式, 使得本來應該是多元 化的微博政治公共空間在反體制、反貪官、社會危機意識等等方面出現了輿論的 一邊倒。從這個意義上說，大眾心態將決定微博對中國的政治性公共空間和政治 發展的影響，而個人心理素質則決定一個人在微博中的地位。 　　

黃曉峰：您說的個人心理素質決定一個人在微博中的地位是什麼意思？ 　　

趙鼎新：在當前中國，我估計只有在罵體制、反貪污、民粹、環境質量和食 品安全等議題上人們在微博中才能容易形成共識。至於其他議題，即使是最為簡 單的，但是帶有一定價值觀性質的爭論，在微博中我估計也很難取得共識。這就 難免引起論戰。但是，論戰開始后，我先前已經總結過的一些微博的自媒體性質 就會起作用，謾罵、抹黑、惡意中傷、胡攪蠻纏等行為在微博中會大量出現。在 這個時候，只有自我感覺良好的，或者心理狀態受外界影響較小的，或者思維相 對偏執和頭腦簡單的人才能在微博論戰中堅持下來。 　　

我在微博中看到一位教授退出微博的聲明。該教授因為加入了「韓寒作品代 筆問題」的論戰而把自己置於痛苦之中。聲明中說：「自從玩微博以後，我從一 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齋讀書人，變成了社會新聞的熱情關注者，並常常對社會 事件發言。我現在發現，微博帶給我的快樂遠遠抵償不了給我帶來的痛苦，過分 的社會關懷讓自己長期處於憤怒和焦慮之中，寫完一篇社會評論后又容易失眠…… 看來，我不太適合開微博，也不宜於過分關注社會，當今中國讓人憤怒的事太多， 我自己又特別容易激動，這樣讓自己長期處於一種焦灼騷動之中。」顯然，該教 授的心理狀態已經無法承受微博中的暴戾之氣和「有理講不清」的事實。 　　

在當前微博政治公共空間中能堅持下來的意見領袖，不管他們的政治立場如 何，都需要有強烈的個性和良好的自我感覺。如果再能加上偏執的思維、簡單的 頭腦和悅民的心態，那麼該意見領袖就會永立於不倒之地。 　　

目前中國，反權威和民粹思潮成為主流，而社會又缺乏基本共識。由此，誰 敢在微博中打擦邊球「對抗國家」、訴諸民粹，誰就能通過操縱民意而做大。我 這兒在「對抗國家」上面加了引號是想指出當前出現的不少「對抗國家」的擦邊 球行為實際上只是在消費大眾思潮。說實話，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前中國政治騙子 特別多。在中國有消費國家體制的，消費自由主義的，消費民族主義的，消費左 傾思潮的，消費民粹的，消費文化保守主義的，消費儒學的。這市場實在是太大 了。 　　

可以預見，在當前中國，如果一有風吹草動，微博肯定會成為傳播信息和謠 言的陣地。在主流價值觀式微的情況下，微博的性質和社會大結構疊加在一起， 引發社會崩潰的可能也是存在的。一旦出現了這種情況，網民是不能簡單怪罪的， 畢竟，他們不是造成今天社會嚴重缺乏共識的原因。問題是，一旦出現亂象，其 後果不可樂觀。狂歡過後，我們所需面對的還是原有的人、原有的思維習慣、原 有的行事方式和政治文化。問題是，在一個主流價值觀不彰的體制下成長起來的 人們是記憶不健全和缺乏集體反思能力的。動蕩之後，「精英」們當然會進行 「反思」，甚至是對以前的天真的想法和行為表示後悔。但是在後悔的同時，他 們中的各路人馬馬上就會繼續帶著一種教主和消費民眾的混雜心態為中國的出路 繼續提出各種天真的設想，帶著更為天真、既可憐又可惡的民眾把中國從災難引 向災難。 　　

黃曉峰：您覺得在微博的這種環境下，公知或意見領袖該如何做更好呢？ 　　

趙鼎新：在當前的中國，公知幾乎成了一個貶義詞。造成這一局面的背後當 然有很多原因。比如，國人缺乏共識且不怎麼容忍。但是，公知本身的行為也是 造成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其實，中國的大多數公知多年來在中國做過許多有益 的事情，其中還有不少人在自己的學術領域中也做出過一定貢獻，即使他們今天 的所作所為也並不是一無是處。問題是，他們在近年來走入了兩個相互關聯的誤 區。一是公知近年來在中國受到了新聞媒體的過度關注。不少人在略有名氣之後 就反覆受到媒體的追捧。記者不斷採訪他們，恨不得叫某一個人在任何方面都發 表意見。二是公知在面對巨大「市場」時忘乎所以，對自己進行了錯誤的定位： 用簡單的話說就是頻繁對自己知識領域之外的問題發表意見，從而把自己轉化成 了全能型公共知識分子。 　　

美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行為與中國的完全不同。在美國，社會科學家做公知 也是有的，但是很少有人在自己的知識領域外大量發表意見。比如，喬姆斯基發 表的言論主要集中在美國的媒體和美國的外交和軍事政策兩個領域，保羅·克魯 格曼發表的言論主要集中在經濟學領域。我不是美國的公知，也算不上是中國的 公知。但是出於對中國的關心我也在國內傳統媒體發表過一些議論。但是我的議 論也主要集中在我所熟悉的歷史、社會運動、現代國家和媒體等問題上。即便如 此，比如為了寫《倫敦騷亂》那篇文章，我從收集資料到完成寫作整整花了十天 時間，並且每天工作十個小時左右。我對媒體有一定研究，我對倫敦騷亂也有追 蹤，但是當真要落筆我也不敢言之無物和言之無據。其實，即使採取了比較認真 的態度，我的每一篇文章也難免出現各式各樣的錯誤。我想說的是，態度認真， 話就不敢多說，話即使說錯也不會錯得太離譜或者對他人毫無教益。 　　

與美國的領域型公共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的公知是全能型的。我認為這是中 國公知今天遇到了麻煩的最為重要的一個原因。我把今天中國公知的聲名狼藉看 作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會幫助他們的成長並有助於中國公共空間的發展。我也希 望國人能學會容忍和原諒，在唱壞公知的同時尊重他們的存在，並給他們一個發 展和成熟的空間。我最擔憂的就是面對亂象呼籲政府部門嚴加管理。通過一定法 律對自媒體進行規範是應該的，但是過多的限制必然會得到適得其反的結果。今 天中國政治公共空間的不成熟不就是長期收緊的結果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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