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基本事實還沒有完全出來之前,我認為給薄熙來戴上任何標籤都是草率的,無論這個標籤是「人民的好書記」還是「人民的公敵」。結論是要事實為依據的,事先給對方戴上個毛左,文革餘孽的帽子,自己號稱站在「自由主義」或「人民」的立場上打擊對方,叫預設立場,叫樹稻草人,根本就不是令人信服的方式,甚至可以認為是文革方式。
那麼我們現在就釐清一下我們已知的事實,我先說薄熙來的負面不利證據:
1.薄熙來兒子瓜瓜同學的留學費用問題,肯定不是薄宣稱的是學校的全額獎學金。薄在這個事情上撒謊肯定是有原因的。民間的調查結果指向當初薄主政的大連一些大企業主是可能的資金源頭。這條線應該深挖,如果屬實,那麼就薄就是變相受賄,也有可能有權錢交易。
2.薄在打擊黑社會時踐踏法治,傷及無辜的問題。李庄案只是一個表現,從此可以看出,在薄熙來的支持下,王志軍有構陷,刑訊逼供,違法關押等違反法律的問題。即使這些罪名最後都扣到王志軍的身上,薄作為王的直接主管領導和支持者,是必須承擔責任的。
3.王立軍叛逃美領館問題。這個是個重大的外交和政治事件,薄事先不防範,事後不補救,裝作無辜狀,完全不是一個負責任的領導者的態度。
4.薄瓜瓜的留學諮詢居然是阿斯頓·馬丁與勞斯萊斯在北京的非執行董事,作為一個中共的高級領導的兒子和一個外國背景複雜的人士如此深入的關係,難免讓人懷疑。最後,這位老兄還莫名其妙地死了,更說不清了。
5.打黑所消滅的那些和黑社會關聯的企業的資金去向不明。這種不明不白的資金消失,讓人不免懷疑掃黑變成了一個生意和斂財的手段。也或者是抓人頭面人物,跑了背後的大鯊魚。
現在再說薄熙來的有爭議的方面:
1.唱紅歌,反對的說是薄要復辟文革,支持的說是發揚主旋律。我個人認為,唱紅歌沒有什麼,只要不強迫,不打擊報復關押反對唱紅歌的人,就是言論信仰自由,並不是真的倒退到文革去,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你如果真擔心文革復辟,拿就時刻警惕著唱紅歌的以革命的名義來鎮壓不唱紅歌的就可以了。
2.行政命令搞經濟, 反對的說這樣是回到計劃經濟,支持的說是政府主導的招商引資。我認為這個經濟模式也基本是中國近30年來的政府搞經濟的模式,既不是薄熙來的首創,也不是什麼計劃經濟。這種模式有粗暴無理的一面,也有高效合理的一面。此法是計劃經濟過度到市場經濟的一個方式,只是達到目的方法,不是最終的目標,我們可以放他一馬。
3.分配原則的先分餅再做餅。茅于斌批判這個方式是荒謬的,是沒有生產哪裡來分配。我看茅才是亂批。市場經濟正是先分配然後再生產,如果沒有生產前的訂立契約講好分配的原則和比例,無論是投資者還是勞動者,誰都不會犯傻去投入資本和時間去生產。中國這些年來的分配不公的問題,就是由於只顧做餅不管合理分配,餅得之後勢力最大的集團二話不說就把99%的餅給竊走了,把%1的留給99%的人,分走的餅是很難再吐出來的,所以底層的人的不公平感和對富裕階層的仇恨也愈來愈大。這種不講契約不講合理的分配方式,不僅違背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更違背自由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完全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
4.個人風格的專橫粗暴。我不認為這個是什麼問題,是薄的個人風格問題,不應該成為評價他功過的標準。更何況薄粗暴的對象是行政司法的公務人員,而不是普通百姓,這種讓當官的有壓力不舒服是很好的,要不他們真的變成老爺了。
5.樹立個人權威。這個有點不好,有點文革的個人崇拜的味道。表現方式是和薄書記過不去就是和政府過不去,就是和黨過不去。薄書記再高明,也達不到毛主席的水平,毛主席的權威都沒有了,薄書記就不用提了。
6.有政治野心和黨中央分庭抗禮。這個很好,十分地好,就是應該在黨內實行這種民主。黨內和黨的領導層的分歧,就是應該公開出來,讓黨員和群眾來評議選擇;就是應該讓黨內有能力,有魄力,有不同政見的人來挑戰黨內的領導地位,這樣才能保證黨時刻有新鮮活力,有靈活機動的應變能力,真正獲得群眾的支持,才是真的三個代表。
我再說說我認為薄熙來的工作成績,也許不同的人對此有不同的解釋,那麼我們還是以事實說話:
1.重慶市的經濟自薄主政以來,GDP增長多年高於10%,2011年更是達到全國第一,作為一個長期落後的經濟不發達地區,在全國和世界經濟放緩的時代,了不起。
2.重慶的社會治安達到根本改善,不錯。
3.重慶堅持民生,對弱勢群體的扶持,應該;公租房平抑房價,應該。
4.重慶政建設綠化,美觀,錢花到公共建設上而不是政府自己的別墅辦公樓上,好。
5.重慶吸引投資,引入HP的投資和生產基地,好。
6.重慶金融業成為全國第三,有望成為西部金融中心,成為市場經濟的發動機,有遠見。
7.重慶成為眾多媒體和新聞的焦點,在注意力經濟時代,這個就是一種成功的營銷,高。
我看薄熙來,有魄力,有魅力,有能力,有想法,是一個好的領導。他有遠大的政治抱負,有相當的民意支持,是個有作為的政治家。但他的個人操守有重大問題,為政清廉有問題,家屬兒子有坑爹的舉動,而他所秉承的政治理念和治國方式,和很多中國知識階層的人有深刻的衝突,但未必不符合部分中國底層平民的願望。他是個複雜的人物,真的不好用好人壞人來劃分。他的鮮明的性格和政績,對比當前中國頂層領導者的無為和平庸膽怯,更讓人對他的評價矛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