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悔沒有用（轉貼）

   「最不願意來，卻堅持到最後」——這就是張芬在中國一個十分貧困的山村堅持生活４０年的概述。

　　她是最後的「知青」之一，猶如一塊被政治浪潮遠遠地拋到岸上的浮木。十年「文革」期間，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大約１７００萬城市知識青年被送往農村和邊疆地區，接受農民再教育。

重慶市黔江區黎水鎮黎水村，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７日。張芬家房子的後面就是她和丈夫譚順發耕種的水稻田，她在那裡養了１２隻鴨子。她右邊的房子是豬舍和牛舍。（中國特稿社記者林建楊攝）

　　與絕大部分知青不同的是，她在１９７６年毛主席逝世和「文革」結束后仍然留在農村，繼續「改天換地」。她是來自重慶市中心的一名女孩，放棄電燈照明、舒適的家和充足的食物來到農村，過著僅能糊口的生活。

　　貧瘠偏僻的山村裡，張芬坐在一座緊挨著懸崖峭壁的破舊的木屋裡，遠遠得望著她的弟弟們和孩提時的朋友享受著中國城市快速發展的成果。

　　她計劃今年年底再回重慶城區的老家看看。她上一次回城是在２００３年，重慶的變化讓她震驚，那些她曾經非常熟悉的地方已是面目全非。

　　「朝天門廣場附近是我長大的地方，我卻完全不認得了，高樓大廈一座挨著一座，抬頭一眼都望不到頂。馬路上車來車往，簡直就像外國，我是驚訝啊。」張芬一邊說一邊比劃，吃驚的表情依然寫在臉上。

　　朝天門廣場往西走１０多分鐘，就是她家那座二層樓的老房子，不過已經被一座１２層的高樓取代。而在１９８９年，老房子還在，重慶市區才剛開始出現變化。

 重慶渝中區，大約１９６８年。張芬於１９６９年１０月離開渝中區前往黎水公社並成為一名知青，這是她成為知青的前一年拍攝的照片。（張芬提供）

最後的知青
　　如今張芬返城一趟需要７個小時。但在１９６９年１０月，當她和另外１１名十幾歲的青年從重慶市區出發、向東前往３５０公裡外的「黎水公社」時，他們花了２天２夜。

　　此時距離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已過了１０個月。時至今日，她依然能脫口而出，準確無誤地念出那個指示。

　　毛主席的指示掀起「上山下鄉」運動的高潮。這項運動的動機包括消滅「三大差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恢復城市被「階級鬥爭」破壞了的秩序、以及減少城市青年的高失業率。

　　１９８０年中國官方宣布終止這項運動。但張芬選擇繼續留守農村。

　　「我什麼活都會幹，也必須干，比如用水牛犁地、插秧等等。」她說。在黎水，農業機械沒有用武之地。

　　她的雙手布滿皺紋，指甲縫裡還殘留著黑色的泥土。手上堅硬的老繭、變形的手指和粗大的關節，都是長期重體力勞動留下的印記。

　　「過去４０年，總的來說快樂比憂傷多。」她說。「累得時候，煩得時候，我就給自己唱唱歌，唱毛主席時代的革命歌曲，唱毛主席語錄歌，給自己解悶。」

重慶市黔江區黎水鎮，２０００年夏天。２０００年夏天，張芬的知青好友何代群重返黎水來看望她。何代群比張芬小兩歲。她們身後的木屋是她們當年一起住過的房子。（張芬提供）

　　１９５０年４月張芬出生在一個貧困家庭，父親是一名養路工人。父親用每月幾十塊錢的工資供張芬和兩個弟弟念書。「文革」爆發時，當時念初二的張芬離開學校，加入全國大串連。她先後去了上海和北京。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毛主席接見了她和其他數萬名紅衛兵。這成為她「這輩子最最難忘的時刻」。

　　儘管革命熱情高漲，但張芬拒絕離開城市來當知青。「（到農村來）我想都不敢想，也從未想過。大家都知道農村很苦，我很害怕。」她說。

　　但她別無選擇，「如果我不來，我父親單位可能會扣他的工資。」她說。
 
嫁給農民
　　張芬依然清楚記得到黎水后的第一個晚上：極度疲倦的知青們掀開被子，發現被窩裡滿是虱子和跳蚤。她徹夜未眠，恨不得馬上返城。她想念重慶的一切：馬路，電燈和食物。

　　但回去是不可能的，因為這有悖於革命事業，會被人唾棄。很快，張芬被分到靠河大隊，開始學干農活。

　　一年後，由於缺乏住房，她搬進譚家院。在那裡她認識了譚順發，一個拖著三個孩子的鰥夫。譚比她大１４歲，他家是靠河大隊最窮的農戶之一。譚順發小學畢業，當時還兼職當黎水公社的會計。

　　於是有人幫忙撮合他們倆。一開始，張芬不願意。但慢慢地，她開始認可譚順發的老實誠懇和熱心腸。更重要的是，他經常幫張芬干農活。尤其讓張芬感動的是，有一次她上山拾柴摔斷了胳膊，得到譚順發的細心照顧。

重慶市黔江區黎水鎮黎水村，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７日。６月２７日，譚順發與張芬展示他們的結婚證。結婚證上的日期是１９７２年４月２０日。（中國特稿社記者林建楊攝）

　　與此同時從１９７２年開始，輿論開始鼓勵知青與農民的結合。雖然兩者差異懸殊，但當時人們認為，優先考慮個人問題與革命的大目標格格不入。

　　「當時覺得沒有回城的希望，與農民結婚是必然的選擇，而且我願意留在農村。就這樣我決定跟他耍朋友。」張芬說。

　　但她的決定遭到父親的激烈反對，兩個弟弟甚至威脅要打斷她的腿。

　　更讓人吃驚的是，她還撕掉她父親好不容易爭取到的一張招工表。那張招工表意味著她可以返城工作——這是當時絕大多數知青的夢想。

　　她的做法激怒了家人，他們與她斷絕了關係，直到１９８９年她婚後第一次回城。

　　「當時大家都知道我們倆的關係。如果我走了，他們一定會罵我是騙子，貶低我。而且我的行為會給知青抹黑。」她解釋說。

　　１９７２年４月，他們登記結婚。「命運讓我們走到一起。我母親１９７０年病逝前，竟然夢見我在這裡跟農民結婚。還有，我父親比我母親大１１歲，因此我對我們倆的年齡差距並不是太在意。」張芬說。

　　婚後，張芬拚命幹活，希望改善家境。

　　譚順發說，「結婚後她很快適應了妻子的角色。雖然我是個農民，半文盲，但她從來不嫌棄我。」

　　「她能幹持家，一直很堅強，很樂觀。不管幹活有多累，我從未見她哭過。」

貧窮之痛
　　儘管如此，譚家依然很窮。直到上個世紀９０年代初，家裡才開始有足夠的糧食，收入也增加，也不再是村裡最窮的人家。這要歸功於譚順發和張芬所生的大兒子譚東富。

　　譚東富於１９９２年離開黎水，遠赴１５００公裡外的浙江省打工，並在永康市一個五金加工廠找到工作，他的月薪成為全家的最主要收入。那一年，譚東富１９歲。巧合的是，張芬也在１９歲那年成為知青。

重慶市黔江區黎水鎮，１９８０年。譚順發張芬一家攝於自家門口。譚順發左右兩邊分別是譚智林和譚智強，是譚順發與第一個妻子所生的孩子。前面兩個男孩分別是譚東富和譚紅斌，是譚順發與張芬所生。（張芬提供）

　　１９９５年，張芬被選為擁有８００戶人家的靠河村村委主任。她帶領村民脫貧，修路，通電，並鼓勵村民去大城市打工。「這裡太偏僻太落後，如果不出去打工，會出大問題。」她說。她估計黎水鎮１.６萬多人口中一半以上常年在浙江、廣東、上海等發達地區打工。

　　１９９７年，靠河村在歷史上第一次實現全村通電。張芬在２８年後重新用上電燈照明。

　　也是在那一年，她遭遇人生的最大挑戰。她和譚順發的小兒子譚紅斌考上大學，但譚家卻付不起譚紅斌第一個學期４５００元左右的學費。

　　張芬既驕傲又痛苦。驕傲是因為她能在這麼偏僻的山村能培養出一名大學生；痛苦是因為她承擔不起譚紅斌的學費和生活費。

　　為了供譚紅斌上大學，譚順發和前妻所生的第二個兒子譚智強把唯一一隻耕牛賣了，譚東富貢獻了打工所得。張芬向黎水鎮信用社貸款。此外他們還被迫向人借了５００元高利貸，一個月利息２５元。這筆錢他們花了８個月才還上。

　　一家人齊心協力捱了５年，譚紅斌終於在２００２年順利畢業工作。「若不是譚東富一直打工賺錢，譚紅斌不可能堅持念完大學。」張芬說。

　　「每次譚紅斌寫信要錢，我就哭，家裡實在沒錢，指望我是不行了。記得他念大二時，有一次晚上給他回信，我一邊寫一邊哭，信紙都弄濕了。我問自己為什麼會這麼窮？」她回憶道。

　　還因為貧困，張芬在父親於１９９７年去世時，未能見上父親最後一面。「我非常想回去，但是我沒錢，路費都付不起。１９８９年那次回去，是弟弟給我寄來了路費。」

　　張芬說她感到既傷心又內疚，她不僅未能照顧父母，而且在他們去世前自己都不在他們身邊。

　　１９７０年冬天，當得知母親病危，她馬上從黎水出發回重慶。但當她在第三天趕到家中時，母親都已安葬了。她悲痛欲絕。
 
城鄉差距
　　張芬如今和譚順發單過。老兩口耕種著１畝水稻田和５分玉米地。

　　「跟４０年前相比，現在的情況好了很多。我們已經實現通電、通自來水、通電話。大部分村民家裡安裝了電視。有些人還有手機。」她說。

　　儘管如此，他們的生活依然艱辛。「我們倆都老了，我的膝蓋得風濕病很多年。重體力活我們實在干不動了。」張芬說。

　　她擔心自己萬一患上重病，掏不起醫療費。「雖然我們都加入了農村合作醫療，但還是根本付不起昂貴的醫療費。」她說。

　　中國政府於２００３年開始試點推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體系，旨在幫助廣大沒有醫療保險的農民。根據規定，一旦農村居民患上重病，新農合可以為患者報銷最高達６０％的醫療費。

　　不過包括張芬在內的廣大農民仍然擔心，一旦患上重病住院治療，仍然支付不起數千元的住院費。

　　從１９６９年起，她的四次返城之旅讓她確信城鄉差距一直在擴大。「農村走著前進，但城市是跑步前進。」她說。

　　張芬估計去年黎水鎮農民人均純收入大約３０００元，不到重慶市城鎮居民收入的五分之一。２００８年重慶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為１５７０９元，而全國是１５７８１元。

重慶市黔江區黎水鎮，２０００年夏天。這張全家福少了譚智林。譚紅斌（戴眼睛者）已念完大二，正值暑假在家。

　　官方數據顯示，作為衡量社會經濟發展均衡度的指標之一，城鄉居民收入比在去年擴大到３.３６比１。而１９７８年的收入比是２.５７比１——全國城鎮居民人均純收入３４３元，農村１３４元。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陳錫文表示，城鄉差距不僅僅體現在收入上的差距。他說，城鄉差距還體現在，由政府提供的道路、電力、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險等公共服務，也存在巨大差距。

　　張芬認為，毛主席非常偉大，但在「上山下鄉」這個問題上是錯誤的，他的指示「有點刻薄」，因為她和大部分知青當時都太年輕，無法適應農村艱苦的勞動生活。

　　她表示，毛主席「上山下鄉」的運動失敗了，原因一是城鄉差別不斷擴大，二是絕大部分知青都返城了。但她堅持認為自己是這項失敗了的運動中罕有的成功者，理由是她組建起一個團結美滿的家庭，培養了一個大學生，並「深刻體會到貧下中農的艱苦樸素」。

「不管是選擇留在這裡，還是嫁給譚順發，我都不後悔，因為後悔沒有用。（不管）什麼事情，我都不會想得太多。」張芬說。

林建楊（中國特稿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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